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行为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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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平凉市崆峒区、武威市凉州区部分中小学生校园霸凌行为的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小学生、农村学生、男生、家庭经济较差的学生、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学生、住校生的霸凌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中学生、城镇学生、女生、家庭经济较好的学生、其他父亲职业类型的学生、走读生。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工作者应该给予霸凌行为较多学生更多的关注，经常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和个别咨询活动。
〔关键词〕霸凌行为;中小学;调查分析;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9）24-0009-06
一、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研究进展简述
（一）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的概念辨析
霸凌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性行为，这一术语源于英文单词Bulling，可翻译为“欺负”“欺凌”“霸凌”等，本文采用“霸凌”这一译法。最早提出校园霸凌概念的是挪威学者欧维斯（D.Olweus），他将校园霸凌定义为一名学生受到其他学生持续或者多次伤害。他认为霸凌行为具有三个特点：（1）故意伤害他人;（2）时间的持续性或次数多;（3）双方力量存在差异[1-2]。此概念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2017年12月，教育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将校园霸凌行为定义为，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霸凌事件本质上是一种攻击行为，会使受欺凌者产生自卑感，焦虑水平提高，情绪低落，甚至可能产生抑郁和自杀行为。
（二）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的研究进展
校园霸凌行为的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欧维斯对挪威与瑞典学校情境中侵犯行为的研究。父母教育方式与霸凌行为有关，父母教育存在差异或者经常使用肢体的惩罚，与儿童的霸凌行为有较高相关[3]。儿童被欺负的比例与年龄存在负相关，随着年龄增长，霸凌者的比例并未减少[4]。霸凌方式中，男孩更多是以直接的身体欺负为主，女孩则以间接欺负为主[5]。2013年9月，爱尔兰开展了“爱尔兰反霸凌行动计划”，并颁布了适合中小学生的《反霸凌行动指南》。
我国学术界对校园霸凌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1999年，部分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指出，语言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主要形式，而中部地区的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占全国欺凌事件的46.23%。广西合浦件事告诉我们，不仅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会遭受到他人欺辱，“学霸”照样会遭遇校园霸凌。受欺负者在各年龄阶段比例稳定，受欺负率随着年级升高而下降[6]。对霸凌与相关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发现，低年级、单亲家庭、身体状况、居住地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不同方式的校园霸凌行为[7]。儿童的个性特征与欺负行为倾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8]。欺负者的同伴拒绝水平高于非欺负者，被拒绝儿童的霸凌水平高于未被拒绝者，但受欢迎程度高的儿童与非欺负者无差异[9]。研究发现，实施欺负的儿童有积极的自我概念[10-11]。中学生网络欺负行为存在性别与年级差异，中学生最常遭遇及实施霸凌的方式主要是网络聊天、手机发送短信、拨打电话等[12]。研究发现，遇到校园霸凌时，部分学生采取旁观态度，不同性别与年龄之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女生高于男生，低年级高于高年级[13]。调查发现，南京市的校园霸凌行为从2013～2016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校园霸凌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职中学生的犯罪率比较高，女生的犯罪率显著提高，性侵事件频发[14]。
综合国内外关于校园霸凌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存在一般特征。校园霸凌行为在各个国家的中小学普遍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校园霸凌方式会发生改变;霸凌者、被霸凌者与旁观者构成了校园霸凌群体，校园霸凌不仅会影响被霸凌者的身心健康，而且对霸凌者和旁观者也有影响。
第二，影响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的因素有年龄、家庭教育方式、个体的自我认知、同学关系等。
第三，应通过干预，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校园霸凌行为。例如，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通过反霸凌运动，使家长、学校与社会认识到校园霸凌的严重性;部分国家已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政策来干预校园霸凌。
总之，校园霸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据网络报道，日本每年发生12万件欺凌事件。美国、欧洲校园欺凌现象更为严重。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心理学界对校园欺负和霸凌行为做了很多定量研究，但是查阅有关资料，调查数据中甘肃的资料很少甚至没有。为此，笔者作为省级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省级智库平台的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加盟课题组成员，接受了课题组开展的校园霸凌行为调查研究工作培训，参与了中心课题组第一阶段理论学习和调查活动。现将部分数据整理为研究报告，为中小学校园霸凌行为研究增加甘肅省的数据和资料，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选取甘肃省白银市、武威市、平凉市三个地区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九年级的2000名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匿名的方式填写问卷，采用周嘉颖、罗国芬[15]编制的青少年遭受校园霸凌程度量表，该量表的信效度高，克隆巴赫系数大于0.944。量表包括30个项目，从肢体型霸凌、言语型霸凌、关系型霸凌、性别型霸凌和网络型霸凌五个方面考察青少年霸凌行为方式，其中1～12题为肢体型霸凌，13～16题为言语型霸凌，17～20题为关系型霸凌，21～28题为性别型霸凌，29～30题为网络型霸凌。所有项目的作答方式均为单项选择，采用四点计分的方式，包括“完全没有”“1～2次”“3～4次”“几乎天天有”，分别赋值为“0、1、2、3”，因变量为赋值后的总分，总分越高表示遭受霸凌程度越高。整群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问卷1950份，问卷回收率为97.50%，剔除无效问卷86份，有效检出率为93.20%。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十六）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用肢体型霸凌、言语型霸凌、关系型霸凌、性别型霸凌与网络型霸凌5个变量对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多元回归，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模型，结果发现：网络型霸凌进入了回归方程，能解释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变异的100%;网络型霸凌对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有正向预测作用，网络型霸凌得分越高，中小学生校园霸凌程度越高，其余变量强制性输入方程模型。用是否为独生子女、学业成绩、父亲职业、父亲文化程度、同住人口、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是否离异、身体状况与是否住校10个变量对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多元回归，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模型，结果发现：父亲职业进入了回归方程，能解释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变异的98%，其余变量强制性输入方程模型。
（十七）甘肃省中小学生人口学变量对校园霸凌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用是否为独生子女、学业成绩、父亲职业、父亲文化程度、同住人口、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是否离异、身体状况与是否住校10个變量对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的肢体型霸凌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模型，结果发现：是否住校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能解释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变异的95%，其余变量强制性输入方程模型。
用是否为独生子女、学业成绩、父亲职业、父亲文化程度、同住人口、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是否离异、身体状况与是否住校10个变量对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的言语型霸凌、性别型霸凌、网络型霸凌进行多元回归，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模型，变量以强制性输入方程模型。
用是否为独生子女、学业成绩、父亲职业、父亲文化程度、同住人口、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是否离异、身体状况与是否住校10个变量对青少年校园霸凌行为的关系型霸凌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模型，剔除身体状况变量，其余变量以强制性输入方程模型。
三、比较分析与对策
（一）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行为比较分析
甘肃省小学生与中学生的校园霸凌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长，中学生遭受霸凌的几率显著低于小学生，肢体型霸凌行为减少，言语型霸凌增多，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5]。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平凉市的校园霸凌显著高于武威市和白银市，在肢体型霸凌和性别型霸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在学生居住地上存在差异，城市学生遭受校园霸凌水平显著低于农村学生，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的学生家长习惯将孩子之间的吵架和打架认为是普通的打打闹闹，并且农村家庭中非独生子女比重大，家长很少会留意到孩子的反常行为;其次，农村地区治安水平低于城市，社会中的小混混会经常逗留在学校附近，对中小学生产生不良影响。网络霸凌在城市与农村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前人研究一致[6]。男生遭受校园霸凌的水平显著高于女生，男生相比于女生更多的是肢体型霸凌，女生相较于男生更多是言语型霸凌。甘肃中小学生校园霸凌中男生在肢体型霸凌与言语型霸凌方面都显著高于女生。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在家庭经济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遭受的校园霸凌低于家庭经济情况差的学生。
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在学生是否住校上存在显著差异，走读的学生遭受的校园霸凌程度低于住校学生。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在父亲职业上存在显著差异性（由于父亲职业与母亲职业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只分析父亲职业），父亲职业是农民的学生遭受的校园霸凌行为程度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父亲职业。对是否为独生子女、学习成绩、是否为学校或班级干部、父母婚姻状况、父亲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在这些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通过对甘肃省白银市、平凉市、武威市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甘肃省中小生学校园霸凌中肢体型霸凌、言语型霸凌、关系型霸凌、性别型霸凌与网络霸凌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性;（2）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在年级、区域、性别、居住地、父亲职业类型、家庭经济状况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3）中小学生遭受的网络型霸凌程度远远低于肢体型与言语型霸凌;（4）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发现甘肃省中小学生校园霸凌行为可通过网络型霸凌与父亲职业进行预测，遭受的网络型霸凌水平越高，学生遭受的校园霸凌程度越高;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学生容易遭受校园霸凌。其余变量与校园霸凌之间在某种情况下存在预测作用。
（二）对策建议
（1）甘肃省市县中小学生因为经济原因和家长限制，自带手机和家庭上网机会很少，因此网络霸凌行为相对较少，肢体型霸凌行为和言语型霸凌行为相对较多，因此学校要更多关注强势学生对弱势学生的殴打和威胁等欺凌行为，采取系列措施防止学生受到伤害。
（2）小学生、农村学生、男生、家庭经济较差学生、其他父亲职业类型学生的霸凌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中学生、城镇学生、女生、家庭经济较好的学生、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学生。这类学生群体应该成为学校心理教育和辅导工作者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和个别咨询活动的对象。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教育部规划“中国本土心理学视野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测评研究”课题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FBB1505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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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541000;2.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锦州，121000;3.甘肃省武威市第四中学，凉州，733000;4.甘肃省会宁县实验中学，白银，730700;5.兰州城市学院教育学院，兰州，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