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汲江煎茶》看东坡的茶禅人生

◇谢仿贤

茶兴于唐，盛于宋。苏东坡生活的北宋中晚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宋代文人好茶成风，苏东坡尤甚，自谓平生饮酒、唱曲、下棋三不如人，却深得“茶中三昧”。他熟谙种茶、评水、烹茶、品茶之法，对茶史、茶功也颇有研究。他写过一百多首有关茶的诗词，其中五十多首是专门咏茶。他居儋州之时，百无聊赖中“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1］901，常常亲自到钓石之旁汲取深潭活水，烹茶论道，“在沉苦之时保有一腔向上飞扬的胸襟，在仕途失意的贬谪生活中依然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2］。正因如此，他的这杯以“静中无求，虚中不留”为主题的生命之茶散发出诗意的芳香。

《汲江煎茶》是苏东坡居儋时咏茶的经典之作，历来被传诵不衰，后人对此多有评论，如汪师韩评此诗“舒促雅合，若风涌云飞”［3］1851。本文通过分析诗中苏轼汲水、煎茶与饮茶的过程，解读苏东坡在煎茶、品茶的过程中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所追求的“茶禅一味”境界，品味苏东坡在坎坷失意的逆境中仍然旷达超然、随缘自适的茶禅人生。

“中国历代文人，多与茶结缘。或以茶助神思清爽，或以茶寄闲适超脱，或以茶交清谈之友，或以茶悟佛道禅理，甚至达到爱茶如命，嗜之如饴，一日不可无此君的地步。”［4］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因官屡遭贬谪，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喜欢品茗评水，凡有名茶佳泉，他都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绍圣四年（1097），朝廷对元祐党人的迫害进一步加剧。六十二岁高龄的苏东坡被放逐到“南蛮之地”的儋州，生活条件十分清苦，京城的“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5］2258（《闻子由瘦》）已不复见，在这里“饮食百物艰难”［1］643（《与侄孙元老》），“北船不到米如珠”［5］2328（《纵笔三首》其三），他写信告诉朋友程秀才，“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1］641（《与程秀才》）。生活极为凄惨，再加上政治迫害，精神备受打击，孤独寂寞时常伴随着他。在百无聊赖之时，他将茶视为自己的好友，特别是在夜幕降临之时，以茶来消解心中不平的块垒，通过品茶来体悟人生，并努力从中寻求心灵解脱，在逆境中仍然自得其乐、超然洒脱。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一作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5］2362

这首《汲江煎茶》诗写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是苏东坡流放至儋州的第三个年头。此时，他已历尽风波，心境归于淡远。此诗描述的是月夜临江汲水烹茶的妙趣。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诗人回首往事，辗转反侧，索性从桄榔庵来到宜伦江边汲水煎茶，“自临钓石取深清”。在这空灵悠远、亦真亦幻的意境之中，诗人大瓢舀水、小杓分江，盛来的不仅是大江的深情，而且把碧空明月贮于其中。以东坡达观超脱的胸襟、气度，也汲取来了清灵的禅意、通脱的诗境。归到家中，烧水煎茶。看那茶水沸如雪乳，声如松风，未饮便心神俱荡。饮时静听荒城那边传来空旷悠远的打更声，更显得清悠寂静。这首诗将汲水、煎茶、饮茶的过程及其心境描述得极为细腻，诗意盎然，情景交融，突出一个“静”字，可谓“奇茶妙墨俱香”。这是一幅宁静清远的月夜临江烹茶图。诗中的天上人间，明月清江，茶中雪乳，煎茶沸腾的水声，荒城悠远的长短更声，都在这汲、煎、饮中融为一体了。与其说是诗境，不如说是禅境，诗人是在以诗说禅，以茶参禅，将茶道中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描绘得淋漓尽致。诗意、茶情、禅心，弥漫在清江月影、桄榔摇曳的夜色之中，可谓言有尽而禅意无穷。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5］1616苏东坡旷达的思想、谐趣的个性及圆通的禅宗美学观念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晚年十分仰慕陶渊明，经常引陶入诗，居儋州时写下了不少“和陶诗”，效仿陶渊明避世退隐的超脱，诗风也趋向陶诗的“平淡”。他接受了禅宗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观、非理性之思维方式、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把佛理禅意与山水景物糅合在一起，创作出一篇篇造语精妙且韵味无穷的佳篇，形成融静、幽、淡、雅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平淡中又饶有隽永之味。

“苏东坡在生活中追求‘禅悦之味’，寓禅于山水之间与饮食玩乐之处，有时简直触类旁通，自然而然地把这禅味带入了他的山水诗篇。他把自然山水同禅结合起来，以寻求自我安慰。这种诗篇成为他生活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在对禅学的研究和实行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与解脱。”［6］《汲江煎茶》正反映了苏东坡以茶参禅，以禅入诗，以我观物，超然物外，在流寓生活中淡定自如的精神境界，故其诗富有禅意理趣，苏东坡煎泡的这杯生命之禅茶因诗而散发出清新淡远的芬芳，日久弥香。正如金人元好问在《答俊书记学诗》中论诗与禅融合的魅力，所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7］435可为此诗参照。

该诗颇受后人推崇。南宋诗人杨万里论，“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曾引此诗为证，并评最后一句曰“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8］。查慎行则评为“‘储月’‘分江’，小中见大”［9］。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诗人的神来之笔。

中国茶文化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核心是茶道。所谓茶道，是饮茶时体现精神品位和艺术修养，即通过饮茶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使生活之具体形式上升为富有哲思的人生境界。茶道包含茶艺、礼法、环境、修行四大要素。茶艺的重点在习茶艺术，具体包括选茗、择水、烹茶、准备茶具、选择环境等一系列内容。茶艺与茶道结合，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茶文化和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儒释道三家都与中国茶文化有甚深的渊源关系，应该说，没有儒释道，茶无以形成文化。”［10］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陆羽《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茶道的基础。宋人饮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讲究茶道。苏东坡深明茶理，熟谙茶道，煮茶饮茶俨然是位茶艺高手。《汲江煎茶》诗中准确而生动地摹写了择水、取火、择器、候汤、品茶等茶艺细节，将品茶之后精神得到快慰、心灵得到洗涤刻画得淋漓尽致。

《汲江煎茶》是茶人解释茶文化的入门诗，通篇描写了苏东坡的习茶技艺，渗透了茶道精神。

（一）择水

烹茶鉴水也是中国茶道的一大特色。自唐以来，择水就成为饮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评水一直都是爱茶人士的热门话题。因为水不仅承载着茶的色香味韵，且蕴含了茶道的精神内涵、文化底蕴，故有“水为茶之母”之说。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11］32可见水对茶性的充分发挥是至关重要的。陆羽《茶经》把烹茶之水分为几类次，即“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12］83。苏东坡饮茶很注重择水，他对人说：“精品厌凡泉。”［5］361凡是好茶，一定得用好泉烹之，否则可惜佳茗。他还提出“饮茶三绝”之说，即茶美、水美、壶美。江苏无锡的惠山泉被誉为“人间第二泉”，苏东坡为了享用名泉，不辞辛劳携带上好的茶叶来到泉边烹茶品饮，写下了“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5］532，足以见其对泡茶水质的讲究。

苏东坡深知茶非活水则不能发挥其固有品质，《汲江煎茶》首联开宗明义直接点出煎茶须取“活水”。他身处偏僻的海南，不可能寻来天下名泉或文人极为推崇的雪水，儋州“百井皆咸”，而宜伦江水质较好。宜伦江是儋州的母亲河，她从沙帽岭穿山缓缓流来，像一条彩带缠绕在儋州城边，水质甘甜清澈。苏东坡素稔“若不得佳茶，即中品而得好水，亦能发香”［13］之理，为了喝上好茶，诗人就地取材，亲自到江边取用活水。垂钓处的水既不湍急，亦非深潭，水质鲜活且较洁净。“清”是饮茶用水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水质清澈纯净，才能正确发挥茶叶的色香味。“活水”比之池水、塘水更加自由不羁，也更契合诗人渴望在饮茶中得到心灵解脱的意愿。

南宋诗人杨万里赞这首诗：“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
深处取清者，二也；
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
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
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8］用活水煎的茶，至清至洁，是天地涵育的灵物，可以让苏东坡神思飞扬，又可以使他静心养气，忘掉一切凡尘杂念。

（二）火候

古人煎茶是很讲究火候的，因为火候决定了“水候”。活火，即烧炭的旺火。古代煎茶一般是用泥制作风炉，白居易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诗（《问刘十九》）为证。煎茶也颇有讲究，陆羽在《茶经》中曰：“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
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
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12］85在苏东坡看来，即便是用上好的泉水烹茶，也必须掌握好烧煮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水初沸时最佳。“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道出烹茶把握火候的重要性。水因热度释放出气泡，温度愈高，气泡愈大，最初像蟹眼，慢慢地便像鱼眼。古人认为，沏茶的水若是滚过了头，就“老”了，用这样的水煎出来的茶，在口味上就要略差一点。苏东坡的另一首诗《试院煎茶》也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贵从活火发新泉。”［5］370“蟹眼”和“鱼眼”指的是沸水中气泡的形态，“松风”是水微微沸的声音。从水沸的气泡和水鸣的声音判断出煮水的程度，形象地描述了烹茶用水的温度，与“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异曲同工，描述的是茶、火、水三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表达了诗人高超的煎茶技巧。

宋人之饮茶以建茶为主，以色白为贵。煎茶经过煮开三沸后，雪白的茶乳（白沫）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飘了上来。翻“雪乳”，说明苏东坡沏的是好茶。

（三）器具

古人煎茶贮水也很有讲究，“养水须置石子于瓮底”［14］，“水性忌木，松杉为甚，木桶贮水，其害滋甚，洁瓶为佳耳”［15］。苏东坡对煮水的器具也有研究，他认为用铜壶有腥味，用铁壶有涩味，惟用定窑烧制的兔花瓷盏煮茶，才可保证茶味的纯正与地道，满足品茶要求。苏东坡有诗为证：“铜腥铁涩不宜泉”［5］1265，“定州花瓷琢红玉”［5］371。据说苏东坡在宜兴时，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在海南时，苏东坡穷困潦倒，被迫将随身携带的酒器都卖掉，唯独留下一只心爱的茶盂，“砖炉石铫行相随”［5］371，以之品茗，涤荡心灵，抚慰他度过孤苦的岁月。当苏东坡获释北归时，便把心爱的茶盂赠送给曾经帮助他渡过难关、和他一起品茶的许钰，说：“无以为清风明月之赠，盂聊见意耳。”［16］一只茶盂伴随着东坡的漂泊生涯，足以窥见苏东坡的嗜茶情怀。正如后人所评价：“读苏轼诗文，染茶味清香。”

深通茶道、茶理的苏东坡对“茶、水、器”三美的追求很有研究。他在《元翰少卿宠惠谷帘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祝，叹味不已，次韵奉和》写道：“岩垂匹练千丝落，雷起双龙万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色鉴中人。”［5］512将茶、水、器之美称为三色，并认为自己是善于品鉴之人。

细细观察，《汲江煎茶》诗每一句都描绘一个情景，都有一个画面，可谓“句句皆奇”。第一句交代煎茶必须采用“活水”和“活火”。第二句写自己到江边汲取清澈之“活水”。第三、四句写汲水的情景，清江月影，空寂悠远。第五句写筑炉烧水煎茶。第六句写水沸，声响像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第七句写喝茶的乐趣，茶清澈醇美，放任神思，难以以三碗为限。第八句写喝茶后难以入眠，静静坐着听荒城那边传来悠扬的打更声。“清、静、和、美”是中国茶道的精神。苏轼把自己融进清江明月的佳景之中，在诗中营造了恬淡闲洁、韵高致静的氛围，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和精神升华。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云：“此诗奇甚，道尽烹茶之要。且茶水非活水，则不能发其鲜馥。东坡深知此理矣。”［17］可见胡仔叹赏的是东坡准确而生动地摹写了烹茶要诀。清代的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干脆说：“子瞻煎茶诗‘活水还须活火烹’，可谓之茶经，非诗也。”［18］对此诗推崇备至。

禅宗的美学精神在于超越具体表象，达到空且静的悟境，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茶的文化境界。苏东坡是烹茶的行家里手，《汲江煎茶》“句句皆奇，字字皆奇”，那不仅是简单的用词造句之奇，更展示了一种引人入胜的茶艺之美，以及在静静的月夜汲江水、生火、煮茶、品茗，何等超凡脱俗的美。实际上此诗之奇更在于境界之奇，一种能引人入禅的境界，让人在淡淡的感伤中回味人生的境界，让人走向通达、看淡一切的境界。

茶是大自然的灵品，具有平和、恬淡、质朴、高洁的品性。它清高而独具灵性，能助文人超脱世俗羁绊，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宋代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士大夫之间党争激烈，互相倾轧，身心疲惫，希望寻找心中的寄托。禅宗给苦闷的士人指出一条寻求解除苦恼的办法，不必举行什么宗教仪式，凭其自在心参禅悟道，文人墨客因此也推崇起禅宗来。佛与茶终于找到了相通之处，在茶文化发展中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故有“茶中带禅、茶禅一味”之说。

苏东坡的思想向来比较复杂，包容儒、释、道三家思想，对百家杂说也旁采博收。他政治上积极入世，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主导，当政治上遭到打击、处于人生低谷时，佛老思想则成为自我排解的精神支柱。“乌台诗案”以后，苏东坡屡遭贬谪，经历千般困苦之后，佛家思想成了他解脱痛苦、抚平创伤的一贴良药。他心灵更加靠向禅旨，从苦境中寻找乐趣，在逆境中求得解脱，秉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思想，坦然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

苏东坡所处的北宋，禅宗思想盛行，文人以谈禅为高雅之风。同时，苏东坡深受家庭影响，父苏洵系云门四世圆通居讷的弟子，其母程夫人亦系优婆夷，苏家佛教气氛十分浓厚，早年苏东坡便已结禅缘、步禅境。苏东坡之于佛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期至“乌台诗案”前，种禅果，结禅缘，以僧为友，但并不信佛，以儒家为立身之本。第二阶段是“乌台诗案”之后至被贬岭南之前，以儒家思想立言立行，以禅道为精神调节。第三阶段被贬岭南之后，其精神已经达到履险如夷、宠辱不惊的境界，以禅治心与治身，始终秉持随缘自适、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苏东坡居儋期间，禅学思想更加成熟，正如参寥读了东坡流放海南所作的诗后评价道：“往来惯酌曹谿水，一滴还应契祖师”［19］201（释道潜《读东坡居士南迁诗》）。苏东坡从具体的政治得失中摆脱出来，秉承“空静圆通”的禅学思想，借助佛教思想进行心理抚慰，并克服常人难以逾越的身心磨难，实现精神上的超越，重新阐释人生的意义。其作品中的禅意和空灵的美学正源于此。

“最能体现宋人安贫乐道人生观的就是闲居品茗”，“宦海浮沉对于宋人来说，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他们在仕途受挫时，或以吏为隐，或退居乡里，然都喜闲饮清茗，以见其安贫乐道之高志。”［20］东坡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儋州时已经六十多岁，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曾与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1］1221。到儋州之后贫病交加，困苦不堪，身边只有苏过相随，生活环境极为恶劣，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连维持基本的生活十分艰难，经常靠朋友所赠的茶、米、药等生活用品救济。如在《与程秀才》书信中，他对朋友给予的帮助表示感激：“纸、茗佳惠，感抃！感抃！丈丈惠药、米、酱、姜、糖等皆已拜赐矣。”［1］645

茶成了维系真挚友谊的纽带。人生失意，心灵创伤更需要一杯禅茶来抚慰，他常常约茶以茶会友，有不少茶趣。琼州学士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精心培养的得意门生。在《与姜唐佐》四封书信中，他写道：“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胜。奇荈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其二）“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1］647（其三）有一次东坡邀姜唐佐喝茶，便笺送出之后，恰逢巡检有会，东坡便回书云：“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1］647（其四）

茶也是精神的慰藉，更是他安放心灵的所在。“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锵琼佩之落谷，滟玉池之生肥。”［1］901（《天庆观乳泉赋》）在儋州的贬谪生活中，他月夜汲江煎茶，品茗思忖，以茶参禅，在袅袅幽香中揣摩世态炎凉，体味人生苦乐，将内心的孤寂之情转化为一种闲趣。明代冯璧《东坡海南烹茶图》诗云：“讲筵分赐密云龙，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火洞，天游两腋玉川风。”［21］129这首诗写苏东坡由朝廷重用、特赐“密龙云”珍品茶，到外放下狱、谪贬儋州，仕途坎坷变化，有如一场春梦，但他仍然像唐代卢仝那样喜爱品茗，可谓以茶简要概括了苏轼一生。

茶成为诗人在困顿中解脱自我、完成超越的凭借，“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饱含着东坡对待人生的淡然超脱。他在《次前韵寄子由》诗云：“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5］2248“泥洹”即“涅槃”，是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谪居儋州，年老体衰的苏东坡面临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1］641的艰难困境，他不但没有悲观绝望，而是调整心态，随遇而安，把人生挫折、个人得失看成一种历练，很快就融入生活。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传播中原文化，送医治病，著书为乐。他把自己当作一名儋州人，把九死一生的被贬生活当作一次奇绝壮观的旅游，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5］2367的感喟，可见诗人超然自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有禅家宗风。《心经》云：“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22］96东坡借茶淡忘仕途失意所带来的痛苦，在饮茶中忘却尘世，在参禅中体悟世事如梦似幻，摆脱了外在环境的役使，看透了世间名利和倾轧，超然自得，物我两忘，将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人生观融入茶中，将淡然的隐逸情怀寄寓于茶，我们从中又可以窥见其淡泊旷达而又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

佛禅对苏东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人生信念和处世态度上，还表现在审美情趣上。禅宗追求内心安然、超尘脱俗的精神境界，对苏东坡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情趣都给予重要启发。苏东坡喜好佛禅，以茶参禅，其后的茶诗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也促使诗人走向了清新自然、宁静淡远之人生境界。

宋人较之唐人，更喜欢闲品茗、静赏生命快乐的新人生观。宋代的茶诗集中表现了宋代文人对生命宁静之乐的追求。借茶解闷，以茶参禅，以禅入诗是苏东坡的一大特征。苏东坡认为，品茶的最高心境是“静中无求，虚中不留”。他在品茶中讲究虚静的心境，在煮茶、斟茶中体味淡与静、沉与浮，在煮茶、斟茶中修炼和缓从容、宠辱不惊、看淡得失的心境。“苏轼把生活中的痛感表现为美感，用他的艺术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和浸入骨髓的老庄思想来解脱自己。”［23］他把对禅的理解、对人生社会的感悟诉诸文学作品，在诗歌中常常表达出对禅宗自由适意、清幽恬淡的生活的向往，形成了清新自然、平淡无华、朴实真醇、富有禅趣的艺术风格。在《汲江煎茶》这幅月夜汲江煎茶图中，我们看到的是大瓢贮月、小杓分江的豪迈景致和清远情思，是雪乳翻煎、松风如泻的点茶艺术美感，是寂静月夜坐听荒城更声的悠远空明，情与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正反映了诗人超然淡泊的心境。“荒城夜来，更长漏短，一片孤苦景象，让人伤感，而作者煮茶、写诗自娱，使全诗意境凄而不怨，哀而不伤，非坡公谁有此胸襟笔力。”［24］164

苏东坡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之教养，少年时抱有“奋励有当世志”“致君尧舜”的理想，少年得志时意气飞扬，后半生久经风波，看淡生死。他的人生宛如一盏茶，初时浓香，最后清淡，到达超然物化的境界。他的茶诗通过描写汲水、煎茶与饮茶的过程，借茶喻志，托月抒情，有引人入胜的茶艺、引人入禅的茶境、感人至深的茶思，进入到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茶道艺术境界，以哲人之思从品茶中体会到人生的真谛。“苏东坡的一味禅茶，不是追求优雅的生活，而是散乱中的内心坚守”［25］，这一切均彰显出这位千古英才熠熠光彩的人格魅力。

注 释

［1］顾之川校点：《苏轼文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

［2］周圣弘：《苏轼茶诗词述评》，《文化教育》2011年第8期。

［3］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4］刘伟华：《人间有味是清欢》，《农业考古》2011年第5期。

［5］〔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6］［韩］朴永焕：《苏轼自然山水诗表现的禅宗思想》，《佛学研究》1995年第4期。

［7］〔金〕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四十一，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1926年版。

［9］〔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张氏涉园观乐堂刻本。

［10］赖功欧：《茶哲睿智》（引言），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1］〔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国学研究所1936年版。

［12］〔唐〕陆羽著，王麓一编著：《茶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版。

［13］〔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八，清光绪甘棠精舍刻本。

［14］〔明〕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文选卷十七，清顺治十七年（1660）熊人霖刻本。

［15］〔明〕许次纾：《茶疏》，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16］〔明〕陈于宸：《琼州府志》卷九下，明万历刻本。

［17］〔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一，道光乙酉年海山仙馆丛书。

［18］〔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五，道光甲申重雕三槐堂藏版。

［19］〔宋〕道潜：《参寥子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20］陈瑜、杜晓勤：《宋代文人茶的人生之乐》，《文史知识》2007年第12期。

［21］〔唐〕陆羽、〔清〕陆廷灿：《茶经 续茶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22］〔唐〕玄奘译，陈秋平、尚荣译注：《心经》，中华书局2007年版。

［23］康震：《走近苏东坡，一个文学家的思想与命运》，《海口讲坛》2007年7月28日于海南省图书馆。

［24］于欣力、傅泊寒：《中国茶诗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林颐：《茶禅一味苏东坡》，《羊城晚报》2013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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