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中的生命放歌——李白湖北诗文之生命意识书写

徐定辉 段小曼

诗仙李白与湖北有不解之缘，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三入湖北，第一次是其25岁出蜀后，第一站为湖北；
第二次是许圉师以孙女妻之，在湖北安陆定居十年；
第三次则是安史之乱流放夜郎往返湖北。经整理比对王琦所注的《李太白全集》(1)李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郁贤皓的《李太白全集校注》(2)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安旗的《李太白全集编年笺注》(3)李白撰，安旗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本文所引李白诗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出。,初步统计李白写于湖北诗歌95首，文18篇。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张伟然在《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曾提出湖北适用于感觉文化区的观点。感觉文化区又称乡土文化区，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感觉文化区是“人们对于文化区域的一种体认，既存在于区域内居民的心目当中，也得到区域外人们的广泛承认”(4)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楚国建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县)一带，长期以郢(今湖北荆州)为政治文化中心，孕育出浓郁的荆楚文化。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提出构成楚文化的六大要素：青铜器的冶炼工艺、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髹漆工艺、老庄哲学、屈原诗歌和庄子散文、美术和乐舞。(5)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尤以屈骚文化和老庄文化为杰出代表。李白在湖北习楚声、晓楚事，学习楚地民歌，思想受着屈骚精神与老庄哲学影响，湖北的地理记忆贯穿其一生。

学者曾大兴曾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家生命意识的影响，认为生命本体论蕴含了文学家在一定时空中对生命的认知与感悟，生命价值论则包蕴了文学家对生命价值的判别与把握。(6)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1-72页。作家的生命意识，即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生命时间的感悟、对理想意志的追寻、对生死的思索以及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拷问等。伟大的诗人在不同时空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都是独特而深刻的，李白亦然，其思想在屈骚要义、老庄哲学的影响下，总体上表达的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生命不能永驻的自然观，以及积极入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生命价值的乐观精神。

《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7)刘勰：《文心雕龙注》下册，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93页。日月交替、寒来暑往是最寻常的自然现象，在这时光的交替中，却包含着自然界从万物新生到草木凋零，再到万物复苏的循环往复。时间流逝是最直观的自然规律，伤春悲秋、岁月蹉跎是诗人最直接的生命体验。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8)李聃：《道德经·第十六章》，赵炜编译，支旭仲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35页。，认为遵循自然规律方显生命本质。李白对时间有敏锐的感悟，在湖北自然地理影响下，在春秋代序中捕捉着四季变幻的不同场景，以自己生活经历为蓝本，书写着对时间的体验。

725年，李白离开蜀地辞亲远游，沿长江顺流而下，进入湖北，此时李白初次接受蜀地之外的风土人情与文化。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互相渗透又有差别，蒙文通在《巴蜀古文史论述》中总结巴蜀文化：“词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9)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唐代游侠风尚盛行，蜀地任侠风气更盛，奠定了李白豪放的性格和尚道、尚侠的精神。巴蜀紧邻荆楚，以长江一以贯之，如今的湖北是沿长江往返巴蜀必经之地，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早有交融。李白尚道，对楚文化向往已久，在安陆写下《上安州裴长史书》：“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泽，遂来观焉。”初入湖北的李白对此片土地充满好奇。

李白在江陵(今湖北荆州)观民俗民事，听西曲，学习都邑三十四曲荆州乐，写下《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乐府诗集》卷七二《杂曲歌辞》载：“《荆州乐》盖出于清商曲《江陵乐》，荆州，即江陵也。有纪南城，在江陵县东。梁简文帝《荆州歌》云‘纪城南里望朝云，雉飞麦熟妾思君’是也。又有《纪南歌》，亦出于此。”(10)郭茂倩：《乐府诗集》，夏华、王禹翰等编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年，第621页。李白在江陵亲身感受着古歌中的麦浪滚滚，沉浸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中。

此年秋，李白写下《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霜落”“江树空”是典型的秋季意象。悲秋一直是文学中的母题，在草木零落的秋季，心思细腻的文人不免触景生情，从而感叹自我生命的凋零，感悟人生得失，感慨王朝更迭，所以刘禹锡发出“自古逢秋悲寂寥”(《秋词》)的感慨。李白在他乡遇萧条之秋，在诗中却未露悲伤之情，反述东晋画家顾恺之典故，顾恺之任荆州刺史殷仲堪幕府参军时告假，仲堪借其布帆以乘舟出行，旅途逢大风，恺之写信给仲堪说：“行人安稳，布帆无恙。”(11)李白撰、安旗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第一册《秋下荆门》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5页。李白此行心情舒畅，借用此典故陈说自己旅途平安，未显故园离愁。同时借古事“鲈鱼脍”述怀，西晋吴人张翰见秋风起，思念家乡正是鲈鱼肥时，遂辞官回乡。李白必定不会学张翰辞官返乡，而是要乘着秋风去往今浙江嵊县，其目标并非如后来诗中所说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是追求功名，建功立业。同年，李白在江陵遇自己钦慕已久的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司马大师夸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并序》)，李白以庄子《逍遥游》为蓝本，酣畅淋漓地写下《大鹏遇稀有鸟赋》，不难看出年轻时李白的天机俊发。文中大量运用朝气蓬勃的意象，颂赞大鹏“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春流”“朝暾”是希望之物，“宇宙”“昆仑”是磅礴之象，此刻出蜀的李白就如扶摇而上的大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湖北的土地上，初出茅庐的李白对前途充满了憧憬与自信。

727年，在外漫游三年的李白又回到湖北，许圉师妻以孙女。李白早期的实际漫游终点并非剡中，而是江汉一带，在此期间无所收获，且结伴漫游的蜀中好友吴指南亡故于洞庭。李白对生命开始有了思考，在安陆写下《上安州裴长史书》，诉说吴指南死后，自己“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字字泣血，可见李白伤心之情。数年后李白返回好友葬地，又“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李白背负好友白骨葬于今湖北鄂州一带，二人虽在同一片土地上，却已阴阳相隔。李白开始直面时间，审视生死。

李白好友离世，又因自己不得志，此后的诗歌开始寄情山水，伤春悲秋，叹时光荏苒、韶华易逝。山、湖、江、平原乃是湖北典型的地理特征，经千年地貌未曾有较大改变。李白钟爱湖北的山水，登岘山，游汉水，赏湖泊，品风景，纵情于湖北的山水之中。湖北植被丰富，一年四景，景观层叠错落。夏日，李白作《古风》云：“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此诗安旗先生认为作于湖北。(12)李白撰、安旗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80页。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评述该诗：“君子履洁怀芳，何求于世。然而未尝忘意当世者。罹盛年之易逝，而思遇主以成功名也。”(13)陈沆：《诗比兴笺》第四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碧荷”“绿水”“秀色”“馨香”等，是夏季独有的景象，“秋花”“飞霜”却是深秋才有的景色，此刻在安陆的李白，望着夏日盛放的荷花，遥想的却是秋日的场景，与当时初入湖北在秋风萧瑟的荆门仍然踌躇满志已大不相同。同年他还写下《燕赵有秀色》《西国有美女》《秋思》等同类型诗歌。秋日，李白“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燕赵有秀色》)，“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滋”(《秋思》)，秋风寒，木叶下，“木叶”较“落叶”而言，更萧瑟颓凉，用在此处奠定了全诗萧条的基调，洒脱的李白虽然感慨群芳凋零，却只能“坐愁”“坐看”，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李白隐居安陆寿山，目的之一是效仿隐士，被伯乐请出山以实现功名，如前代隐士卢藏用因隐逸被武后请出山赐官。然而现实是自己隐居寿山却只能徒看花落去，只能在湖北的山水里“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

在湖北，李白有忧愁，亦懂得在有限的时光中品味生活，乐意接受新鲜文化。在襄阳，其受到襄阳民歌影响，听儿童唱《白铜鞮》，写下《襄阳歌》和四首《襄阳曲》。《襄阳歌》写道：“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西晋名士山简都督荆州时，遇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之人都感到忧虑恐惧，山简却镇定自若，仍然饮酒嬉游，襄阳流传有他“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着白接篱”的歌谣。李白习得楚声精髓，遥望岘山落日，入之以歌，“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自己愿像山简一样饮酒抒怀，“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李白壮志未酬，面对流逝的时光，却没有一直沉浸在悲愤苦闷的情绪中，而是借酒抒怀，吸收襄阳民俗民歌，对待暂时的不遇豁达观之，不拘于功名。在诗歌末尾，他高呼：“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湖北民俗与历史典故激发出李白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自由精神。

737年，李白在安陆写下“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春日独酌》其二)，“东风吹愁来，白发坐相侵”(《独行》)。“独酌”“独行”的标题呈现出才华无人赏识的孤独形象，诗中“落日”“孤云”“白发”“夕景”“秋霜”等意象呈现出凄凉、孤独的意境，李白感叹岁月如白驹过隙，自己徒有面对时光流逝的不知所措，却无法挽回时光半分。“恐”“侵”等字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忌惮，也是对自己在湖北耗费十年青春，隐逸、干谒却仍然立功不成的感叹。这一年，身处湖北的李白写下了系列伤时的诗歌，“昨来荷花满，今见兰苕繁。一笑复一歌，不知夕景昏”(《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长歌行》)，“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短歌行》)。《周易·系辞下》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14)《周易》，冯国超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396页。李白面对寒来暑往的自然规律，用“畏”“短短”“苦”“成霜”等字眼，直抒恐慌之情。倘若徘徊于恐慌中而不作挣扎，便不是太白，他在经历暂时的忧患后，积极分析了自己的困顿皆由“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穷偏”(《安州应城玉女汤作》)引起。此时的李白深刻体会到生命难解的玄妙，流露出对时光的恐惧之情，同时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决定来年漫游太原、洛阳等地，走出困境。

李白为何寓居湖北时对时间如此敏锐，可能是因为他正值盛年，这一时期是其追求功业的关键期，李白主动隐居寿山，想通过“终南捷径”被帝王关注。归隐失败后又频繁干谒名士，继而北上长安，希望能受到荐举，却无功而返，由此，时间对于李白来说十分宝贵，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徒看时光流逝，“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15)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页。的焦灼之感油然而生。

李白一生充满羁旅之感，在湖北成家，却没有立业，因此湖北对李白而言既是故园又是他乡。为了实现建功立业的宏愿，李白定居安陆期间多次北上漫游，结果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可是无论李白怎样叹息时光无情，依然毫不畏惧，目标坚定。他要在人生有限的时间中实现价值追寻，创造出自己生命的无限可能。

《春秋左传·穆叔答范宣子》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6)林纾：《左传撷华》，石瑊、王思桐点校，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136页。《左传》阐释人最高的生命观是树立德行，次之是建功立业，再次是著书立说。《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内涵与泛化》一文对立德、立功、立言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列举李白的《江上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认为其是李白立言以不朽的代表诗作，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李白又进行了立言的自我否定，认为“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17)郭杰：《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内涵与泛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7-24页。。此观点或许有失偏颇。从时间上来看，《江上吟》作于上元元年(760年)，此诗为李白流放夜郎途经江夏的书愤之作。李白早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寓居安陆时就已通过《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彰显自己的生命观：“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老子在《道德经》云：“功成身退，天之道。”(18)李聃：《道德经·第九章》，赵炜编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18页。李白吸收了老子功成身退的思想，在湖北确定了人生理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白作于湖北的《长歌行》再次强调了他的生命观：“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建功不朽是李白的人生追求。

李白虽然在安陆蹉跎十年，可是从未放弃过对功名的追寻，隐居只是求仕的路径，在湖北期间，他积极交游、不断干谒，希望得贵人举荐入仕。李白初入安陆，宣称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深受屈原“举贤才而授能兮”(《离骚》)(19)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页。思想的影响，对朝廷广开恩德任用贤能期待颇高。733年，身在安陆的李白歌颂朝廷：“大国置衡镜，准平天地心。群贤无邪人，朗鉴穷情深。吾君咏南风，衮冕弹鸣琴。时泰多美士，京国会缨簪。”(《送杨少府赴选》)他认为君主圣明，政治风气清朗，人才不会埋没于乡野。正是如此笃定的态度支撑李白不断干谒，对杨少府说：“大道安弃物，时来或招寻。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沉。”希望杨少府在见到吏部官员时，能举荐自己。李白次年写下《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自述“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以冯谖弹剑诉说怀才不遇的遭遇，获得孟尝君关注并器重的典故，诉说自己四处干谒，却仍旧怀才不遇的境遇。夸赞少府皓“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赞其不同于自己四处碰壁的命运，而是官运亨通。该诗末，李白表明目的是“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华倘不接，甘与秋草同”，希望少府皓懂得自己陈情之意，能提携自己。同年，李白在江夏创作了六首送别诗，两首题赠诗，诗歌所送的张丞、张舍人等皆在宦途，李白积极结交湖北仕宦之人，希望入仕心愿能达成。

然而，仕途不顺使得李白在安陆生活的最后一年(737年)，对人生的去向产生了迷茫，在《郢门秋怀》呼喊：“郢门一为客，巴月三成弦。朔风正摇落，行子愁归旋”，悲叹“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已闻蓬海浅，岂见三桃圆”，朝廷图治之心已渐减退。李白初入湖北时从荆州赴江东作《秋下荆门》，意气风发，此时在荆州的他却无初入湖北时的壮志豪情，而是在思考着人生何处是归途，流露出“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20)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页。的恐慌感。留在原地迷茫，亦非太白之举，他积极思考，为自己寻找出路，于是想到屈原，效仿《渔父》。既然找不到答案，那就继续漫游寻找答案，在漫游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李白受唐代隐逸之风影响，湖北自然山水使其在湖北构建了隐逸空间。李白自称为“逸人”，在诗中自述：“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白隐居于安陆寿山，与白亳子、吴山人等寿山隐士饮酒适性，拂花弄琴。寿山为李白在湖北构筑的第一重隐逸空间，代表“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的闲适与“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南轩松》)的伺机而动。追寻理想而受挫后，李白对真正远离尘世的隐士生出了敬佩之感。727年，李白在襄阳写下《寄弄月溪吴山人》：“尝闻庞德公，家住洞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夫君弄明月，灭景清淮里。高踪邈难追，可与古人比。清扬杳莫睹，白云空望美。待我辞人间，携手访松子。”东汉庞德公归隐田园，隐居在襄阳鹿门山，《后汉书·逸民传》载：“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21)范晔：《后汉书》下册，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75页。荆州刺史刘表亲自上门聘请庞公入府，均遭拒绝。此处将吴山人比作庞德公，是因为李白钦佩其豁达与淡泊名利的精神气度。无独有偶，李白还在襄阳写下千古名作《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首联直吐胸怀，“爱”为诗眼，袒露对孟浩然的敬重。颔联以“红颜”“白首”形成巨大的时空对比，生动刻画出放弃仕途而求隐逸的高人形象。在面对功名这一巨大诱惑时，孟浩然高洁的品格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一样，李白认为自己只能仰望，却无法企及。李白虽然在727年已表达“待我辞人间，携手访松子”的意愿，但他做不到吴山人和孟浩然那般彻底隐退，他认为真正辞人间要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之后。“襄阳”“鹿门山”是李白在湖北构筑的第二重隐逸空间，代表撇去世俗杂念，真正归隐，这是他只能欣赏与向往，却无法真正抵达的空间。

不向命运和权贵低头是构成李白精神的重要元素，这在李白初至湖北与晚年遭流放夜郎途经湖北时表现最为明显。李白早期居安陆时，先后受到李长史和裴长史的误会与刁难，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和《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做了解释，却表现得不卑不亢，在谒见韩荆州无果的情况下对前途仍然充满希冀，并时刻保持气节。758年，李白流放夜郎途经湖北，在《赠易秀才》写道：“蹉跎君自惜，窜逐我因谁。地远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以三国时期虞翻晚年被放逐和战国时期宋玉悲秋自喻，又以环境摧残佳木芳色，但佳木依然枝干挺拔作比，表示自己虽遭横祸，但节操不舍。在唐代，“反逆缘坐”而流放之人，将长期流放，只有遇到特赦才能返回。(22)李兴盛：《中国流人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在如此绝望的环境中，李白并未就此屈从于命运，而是报以“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放后遇恩不沾》)、“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美好憧憬。以哲学眼光来看，人的命运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李白不会屈服于命运的必然性，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希望主宰自己命运的偶然性能发生。他在知天命的年龄，憧憬有机会被召回施展满腹才华。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其著作《生命的意义》中认为：“学会思考是生命的根本标志之一。”(23)亨利·柏格森：《生命的意义》，刘霞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第63页。李白是善于思考的，他不仅思考眼前事物，还对历史事件有着独到思索。施议对肯定李白的工于思考，他认为李白和杜甫都有为帝王师的抱负，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李白善于思考，杜甫为官时不会思考，罢官后才开始思考。(24)施议对：《人文视角下的李白与杜甫》，《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51-58页。这在李白的怀古诗中尤能显现。怀古不是李白的独创，自古文人都喜怀古，大抵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借古排忧，在人生低潮时，更容易激发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探寻，需要找到一个合理路径自我排解忧愁，回揽古时圣贤做法，为自己心灵找到一丝慰藉，为情绪找到一个出口；
二是借古讽今或借古喻今，排解生命超脱和现实忧患客观存在的矛盾。庄子《至乐》云：“人之生也，与忧俱生。”(25)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忧生戚死存在于每个生命的潜在意识中，这种古朴的生命意识一经激发，人便会察觉到自己较无垠时空的渺小，展现出浓郁的悲观意识和幻灭感。湖北自古以来拥有众多自然与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历史典故，吸引了历朝历代文人对此吟咏。学者邹建军曾提出“地理基因”的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地理要素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地理环境因素会在文学家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并影响着文学家的创作，从而呈现在文学作品中。(26)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8-42页。湖北地理基因影响着李白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善于思考的李白在湖北怀古感今，沉思生命，以浓郁的忧患意识思索自己的人生。

李白定居湖北安陆时，望着昔日屈原生活的楚地，想到了自己和屈原一样，理想抱负都未实现。“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定区域、一定时代的某一社会生活的反映。”(27)夏日云、张二勋：《文化地理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96页。《楚辞》正是这样的文学经典，其特点在于引用方言词汇描绘楚地山川物产、风俗习惯、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文辞华美，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宋黄伯思曾言：“盖屈、宋诸骚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28)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页。李白来到楚地，在文学创作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受到屈原影响。历代李白集中载录的李白开元十六年(728年)和十七年写下的诗歌里均有《离骚》的痕迹，大量使用了《离骚》的意象，诗文创作手法也受到屈原浪漫主义影响。

《古风》其五十二：“光风灭兰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该诗为借鉴化用《离骚》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29)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页。所作。李白以兰蕙自比贤才，以葵藿自比对君王的赤诚之心，偏偏未得机遇使自己被君王发现，只能像屈原一样恐时光飞逝，任凭君王老去。李白还作了《秋思》：“芜然蕙草暮，飒尔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滋。”《嘉谷隐丰草》感兴其八：“嘉谷隐丰草，草深苗且稀。农夫既不异，孤穗将安归？……乌得荐宗庙，为君生光辉。”元肖士赟评“此篇比兴之诗，刺时贤之不能引类拔萃，以为国用者欤”？第一二句“喻贤人之在野，混于常人之中”，第二三句“谓农夫见谷之在草，而不别异之，犹贤者见贤人之在野而不能荐进之也”，三四句“喻在野之贤唯恐老之将至，与草木俱腐也”，最后两句“以喻在野之贤冀望在位之贤引而进之，以羽仪朝廷也。嗟夫，士怀才而不遇，千载读之，犹有感激”。(30)李白撰、安旗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87页。不得不说，肖士赟对此诗点评是独具慧眼的。诗中“蕙草”“群芳”“嘉谷”“孤穗”等都是《楚辞》的意象，李白定居安陆寿山，本来是想走隐逸路线获贤主赏识而委用的路径，却发现隐居了三年，依然没有人赏识自己，遂借助《楚辞》以抒发愤懑意绪。

如果说李白出蜀途经湖北时诗文充盈的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豪气，那么定居安陆时其诗文中呈现的则是思想成熟的壮年锐气，流放夜郎途经湖北时诗文中展现的则是老骥伏枥的腾跃志气。这三个阶段亦在与湖北相关的怀古典故上，展现出不同的生命意识。

李白初入湖北，对理想的实现抱着极大的热诚和乐观态度，尚不明白道路的艰难，认为“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于是在《秋下荆门》豪气写道：“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此刻的李白潇洒而率性，所作诗歌多为闲适诗。到了定居安陆时期，他逐渐意识到入仕并非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开始怀古以感今。727年，李白登上襄阳岘山，想到乡人陈子昂曾写下《岘山怀古》，于是作同题诗，在感叹湖北大好河山的同时发思古幽情：“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山公即西晋山简，永嘉三年镇守襄阳，时逢王威不振，天下分崩，于是常在岘山南的高阳池大醉而归，以忘却愁苦。李白联想到山简，亦想能如他这般潇洒风流。在730年至732年北上长安经历挫折后，再次回到安陆的李白开始有了新思考，怀古诗逐渐增多。

上文提到李白733年在安陆所作《送杨少府赴选》，赞扬玄宗的圣明使得杨少府和众多布衣贤才能够有途径进入庙堂，以至“群贤无邪人，朗鉴穷清深”。734年，李白在襄阳谒见韩荆州便遇挫折。韩荆州即韩朝宗，此时正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知人善任，推荐过崔宗之、严武等人。李白以“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甲，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与韩荆州书》)盛赞韩荆州，以礼贤下士的周公比之。李白极力毛遂自荐，不吝夸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自信“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与韩荆州书》)，结果遭韩荆州婉拒，李白只得悻悻离去。该年，李白在襄阳所作诗歌再次用了山简典故，《襄阳歌》《襄阳曲四首》都提到了山简。《襄阳歌》写道：“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感慨朝廷广开才路，诸侯善于推贤，只是空言罢了，令人徒增伤悲。经历波折的李白也偶尔流出“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身”(《春日醉起言志》)的倦怠之感。宋人杨齐贤云：“太白此诗，拟陶之作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敬曰：“处世若梦，劳生无益，悟此理者谁耶？太白厌世而逃于酒，终日酣饮自适，可谓达生矣。”(31)陈伯海：《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唐诗汇评(增订本)》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91页。李白没有陶渊明“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辞》)(32)陶潜：《陶渊明集全译》，郭维森、包景诚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4页。告别宦海的决绝，只在失意之际感慨人世纷纷。

李白晚年，流放夜郎遇赦放还途经湖北，想到自己奔波一生未得君主重用，事君荣亲的政治抱负也未能如愿，于是频繁使用鹦鹉洲的历史典故，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有：“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云：“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760年，所作《江夏赠韦南陵冰》言：“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鹦鹉洲》写道：“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极有代表性的为《望鹦鹉洲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祢衡作为东汉末年名士，文采和辩才俱佳，在鹦鹉洲作《鹦鹉赋》，名声显扬，但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被黄祖于鹦鹉洲杀害。李白才高比祢衡，狂放似祢衡，以致所遭困厄也近于祢衡，反复提及的鹦鹉洲意象，是自己悲惨遭遇的自况，尤其是面对黄鹤楼“搥不碎”，鹦鹉洲“倒不翻”的客观事实，反向夸张诉说“槌碎”“倒却”，李白愁苦的心情、不得志的现状与前期的意气风发呈鲜明对比。

越至晚年，李白虽对自己的政治抱负愈加执着，但参悟得更通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世间万物由于时间的形式而变幻无常，显出空虚的特质，他指出：“由于‘时间的形式’，把一切的享乐或欢喜在我们手中归于空无后，使我们惊讶地寻找它到底遁归何处。所以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唯一的客观存在。”(33)叔本华：《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唐译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62-63页。李白晚年显出万物终归虚无的认识。737年，李白在安陆时便有了“富贵非所愿，与人驻颜光”(《短歌行》)的意识，晚年在江夏所作《江上吟》更是表现出“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的觉解。天宝二年(743年)，李白面对好友胡紫阳的离世，在随州痛悟出“劫运颓落，终归于无。惟元神不灭，湛然清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意识到罹难也好，富贵也罢，人的一切终归于虚无，只有精神能化入山川，长留在世。

在湖北的土地上，李白一次次重踏古人的足迹，在历史遗迹中，回忆历朝历代古人的事迹，仿佛跨越时空与先人对话，体察着古人的遭遇与心境，他参悟到功名富贵是多少人耗尽一生追求却追而不得的东西，即使拥有了功名利禄，也不可能子子孙孙无穷尽地享有。此种认知，是李白在湖北土地上悟出的“真谛”，亦是他对富贵人生的达识，对自己不如意人生的开解。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审视，文学家的地理故乡往往不止一个，出生地和成长地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一定就只是指作家童年所生活的自然山水，也包含了特定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具有的地域性与区域性，“地理故乡”主要是指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心灵上的安宁。(34)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8-42页。在湖北，李白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心灵找到了慰藉，湖北是李白的地理故乡。李白游走在湖北的大地上，他从青年的自信懵懂到壮年的认清现实，再至晚年心有不甘仍然壮怀激烈的生命嬗变，其实质是对客观规律不可违的清醒认识。李白纵览古之兴衰，认识到在时间的洪流里，古人纵有千秋功业，也只是历史的过客。李白无惧过时间，亦惧惮过岁月，最终能在湖北的土地上，在荆楚的历史遗迹中与时间和解，与自己和解，顺应自然，敬畏生命，热爱生活，无论其生命意识如何演化，但对人生目标的坚定与执着始终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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