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考察
廉 昌 双传学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成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开辟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1949—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资源，以工业化为重点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
1978—2012年，以改革开放为主动力，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推进经济现代化；
自2012年以来，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出并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推进经济现代化。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向我们深刻昭示了如下基本经验：第一，必须加强党对经济现代化的领导；
第二，必须遵循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四，必须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为实现经济现代化而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革命和生产两手齐抓、双向互济。一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经济成就，极大地助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另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党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开拓创新，探索出符合不同时代发展要求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作出的三次抉择，也为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物质前提。当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现实意义，在这7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蕴涵的基本经验也值得进一步凝练总结，其历史智慧对于我们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推进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以“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为根本方针，团结各方力量，用三年的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又选择了以苏为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高效率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举全国之力主攻遏制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矛盾——生产资料严重短缺，走上了一条以工业化为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促使我国彻底扭转了经济上的被动局面。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实施“四面八方”政策
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封建生产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广大农村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操纵经济命脉的城市相结合的贫穷落后的经济体系。其显著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畸形，资本总量偏枯与官僚资本相对集中并存，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遭受了多重挤压的传统农业国，而且还要面对各种敌对势力的虎视眈眈。在政治方面，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政治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国防实力亟待巩固和发展。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再加上当时的中国不仅工农业生产破坏严重、通货膨胀严重、城乡交流基本停滞，而且国家的生产力非常落后、产业结构也很不均衡，国民收入总额和总经济活动人口大多集中于第一产业。在1949年我国的国民收入总额中，68.4%来自农业，仅有12.6%来自工业；
到1952年，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员占中国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人员所占的比重仅有7.4%。②
为了团结各方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沿袭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将其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维度厘清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八大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要求正确处理和改善这些关系，从而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也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③既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又最大可能调动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在党和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斗下，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混乱凋敝的泥潭。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总额为358亿元，到1952年时已增到589亿元。1950、1951、1952年三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增速分别达到了19.0%、16.7%、22.3%，年均增速19.3%。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至1952年的461亿元。全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高，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至1952年的16391.5万吨。④在工业方面，1950年至195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4.8%。⑤这些可喜的成绩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制定并付诸实践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与新中国成立头三年的社会形势具有高度的适配性。该方针科学处理了“四面八方”的复杂关系，成功激发了“四面八方”的创造性活力。
(二)基于国内外形势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统一财经工作的完成，我国经济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成就都是公认的。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炭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度；
而同期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中国为原煤产量)、原油0.8公斤、电13度。⑥同年，中国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所处的位次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也不相符，电力、煤炭、钢、水泥、棉织品等工业品产量在世界上所处位次分别为18、6、15、10、4。⑦面对此种情形，毛泽东深刻感叹道：现在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⑧这番话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水平落后的状况，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到底该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冲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跳出“贫困陷阱”并迅速赶超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正基于此，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体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针对落后薄弱的社会经济现实和隐患丛生的国家安全状况，中国共产党最终下定决心以苏为鉴，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保生产资料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与此同时，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统一调动和利用极其有限的国内资源，一方面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巩固的国防体系，从而在经济和政治上摆脱受制于人的窘迫境地。随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提出，1955—1956年我国掀起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标志，中国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至此，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确立起来，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也为走出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基本保障。
(三)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经济现代化奠定雄厚基础
经历了抗美援朝的磨炼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重工业实力对于国防安全和国家稳定的极端重要性。虽说在整个战略全局上不必惧怕飞机、大炮，但是在具体战役中飞机、大炮相对于我们的低端武器装备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工业时代的战争，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是非常被动的。正基于此，1953年12月，党中央详细阐述了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⑨因此，我们必须从工业化入手，以重工业为重点，以国防工业为导向，将人民军队建设成用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有效弥补国防军事实力落后的短板，从而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武力威胁，在国际交往中赢得更多的主动权。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重工业发展仍然非常落后，这不单是我们国防科技实力方面的突出问题，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党中央在编制“一五”计划之时就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视重工业的同时，并没有将重工业视为全部，更没有放弃关乎人民切身生活的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指出：“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随着“一五”计划和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实际开工150项)的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启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我国经济发展遭受了严重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及时作出决策部署，审议通过《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从1961年开始进行以“八字方针”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调整。通过采取调整各部门比例关系、降低过高的重工业生产指标、压缩工业基本建设、对工业企业“关、停、并、转”等措施，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常态。随着1966年“文革”的爆发，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受到严重冲击。即便如此，党和人民依然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从事社会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继1964年原子弹成功试爆之后，我国于1967年成功试爆了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1973年成功培育出了籼型杂交水稻……要之，从主流来看，经过近30年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中所占比例由1949年的19.5%增长到1978年的46.7%，农业则由57.7%下降到35.6%，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个时期打下的工业化基础，使我国显著缩小了与世界工业大国的差距。
总的来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质量等都与1949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选择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基本对路的。在生产力现代化方面，发展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为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生产关系现代化方面，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艰难起步赋予了强大的动力。虽然历史局限性和各种原因导致了一些失误和错误，但从基本面上看，还是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直至全面实行，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基础上建立、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选择了尽最大可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推进经济现代化的道路。30多年来，人口、资源和制度等各种红利竞相涌流，促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一)以农业和农村为改革突破口，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
以改革为主动力的探索，最早是从农业和农村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总结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由此可见，当时农业和农村的状况不容乐观，农民的生活水平亟待提高，进行以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成为农民的普遍诉求。其实早在1978年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四川、安徽等地的农民就自发恢复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党中央逐渐认识到现行的农业政策必须加以改变，并明确表示：“对那些不利于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错误政策，必须坚决加以修改和纠正。”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这番谈话打消了人们关于集体经济与“双包”之间的疑虑，再加上“双包”地区农产品产量极大提升，进一步促使“双包”得到社会的认可。一时之间，“大包干大增产，干部群众都喜欢，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还要盖仓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等谚语在广大农民中间广为流传。
从1982年起，党中央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部署并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改革。1982年1月，党中央以一号文件的方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此后几年又相继颁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等文件，高度评价并要求不断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党的政策支持下，1978年至1984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397亿元增至3214亿元，按可比价格增长了56.4%，粮食产量由30476.5万吨增至40730.5万吨。值得一提的是，农村改革的过程中还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收获——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1987年，乡镇企业个数发展到1750万个，比1978年的152万个增加了10倍多；
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1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再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助力，农产品产量日益增长，“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二)以城市为重点推行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
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也是我们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的基本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广东和福建两省在地理位置上拥有优越的条件，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绝佳之地。1979年6月，广东、福建分别向中央递交报告，申请设立出口特区等相关事宜。次月，党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并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1980年5月，又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同年8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法定意义上正式成立。可以说，这一举措发出了冲破思想束缚、实行对外开放的先声，为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打下了重要基础。1983年7月，邓小平再次提出了要善于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来发展经济的思想，他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中央的有关部署，自1984年开始，我国对外开放逐渐由点到线再到面地铺展开来。1984年5月，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次年2月，又决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地区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岛在设省的同时列为经济特区。至此，整个沿海地区城市基本实现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沿海城市的开放，为我们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外资、引进外企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交往窗口和平台。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日渐提高，引进外商投资成了势在必行的扩大开放之举，关于外资流入是否会影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成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云。1985年8月，邓小平对此解释道：“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这番论述打消了人们的顾虑，从而加速了中国引进外商投资的进程。次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政策上的鼓励和优惠，很快激发了外商投资设厂的新高潮。1988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全面推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中国对外开放迎来了第二轮高潮，开放城市由沿海向沿边、沿江以及内陆地区扩展，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使得中国更大程度融入国际市场，再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不断凸显，我国产品出口数量日益增加。同时，中国也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吸引力，拉动了大量的外企设厂投资，有效弥补了中国资金匮乏、技术经验不足的缺陷。经过长期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驱动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功拉动了经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管理和运行的所有机制的总和。经济体制是否合适有效，直接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证明，单一公有制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时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须要适时对其进行改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只能搞市场经济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种新的理论认识为商品经济正名并为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根据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相关部署，我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国有企业先后进行了利改税、拨改贷、企业承包制和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后来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建立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初步试点的基础上，党和政府逐步改革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价格关系，通过印发《调整生猪购销政策和价格方案》和《调整农村粮油购销政策和价格方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等文件，对调节供求、加强价格管理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行期间，对关于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继续改革还是重回老路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鞭辟入里、一锤定音的回答，从思想上廓清了困扰着党和人民的重重迷雾，吹响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角，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次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部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的阶段。随后，经过理论研究和初步试点，1994年底通过了国家经贸委《关于深化企业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意见》等文件，正式开启了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次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要求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领域中退出，主要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大局的领域，我国市场主体的活力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私营企业的数量与日俱增，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过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继续发展，但仍存在市场发育不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未理顺、经济竞争力不够强等一系列问题。
总的来看，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紧抓机遇、开拓进取，通过在农村和城市推行改革开放，将经济体制改革贯穿始终，实现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生产力现代化方面，通过改革开放带动工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产品数量大幅增长，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产品出口快速增加。在生产关系现代化方面，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长期奋斗，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外汇储备占世界的比重与1978年相关指标相比有了极大提高，中国经济现代化实现了长足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识变局、应变局，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进一步要求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并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高质量推进经济现代化，为新时代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经济新常态下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践行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年均9.8%的高速增长。随着金融危机深层影响的显现，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呈下行趋势。十八大以来，为了适应复杂多变、风险丛生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中国经济发展掌舵，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相继作出了中国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新常态、新发展阶段等重大战略判断。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三个方面深刻阐释了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系统回答了经济新常态“新”在何处以及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以全新的理念来指引，“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2015年10月，针对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的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分别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同时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彼此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决不能在理解和践行的过程中将其割裂开来、相互替代。2016年3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年之后，2021年3月通过的“十四五”规划进一步要求：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有力、高效的举措。第一，在创新方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着力培养“高精尖缺”科技人才，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复兴号”高速列车、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第二，在协调方面，紧紧扭住区域和城乡等需要协调的重大关系，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应的政策要求，促使区域和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第三，在绿色方面，大力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对环境的满意度日益提高。第四，在开放方面，中国多次举办主场外交活动，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程度和水平越来越高，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国务院先后批准成立一批自贸试验区，包含上海、广东、天津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五，在共享方面，举全党全国之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灭了绝对贫困问题。同时，更加注重“蛋糕”的公平分配问题，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制度设计，为实现共同富裕作了有效的制度安排。
(二)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体经济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底气所在，未来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就必须进一步将实体经济做优做强。但应该警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资本驱动的工业化，在将中国带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矛盾，实践中表现为脱实向虚问题的发生和原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当前，随着人口、资源等各种红利的递减，再加上实体经济投资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的固有特征，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深层次矛盾，比如高端消费需求和实体经济供给体系处于低端之间的矛盾，市场需求瞬息万变和供给体系适应性不强、灵活性不足之间的矛盾，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房地产之间的矛盾等。可以看出，这一系列问题从根子上讲，还是结构性失衡引起的矛盾。因此，必须重点清除体制机制中的顽瘴痼疾，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破除无效供给、增加高质量供给，用综合治理的方式有效化解结构性失衡的矛盾。
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有效遏制实体经济空心化、边缘化和结构性失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采取了以下举措：第一，大力支持制造业提升创新能力。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为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战略确立了行动纲领。在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努力通过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优质企业，助力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占据中高端环节，从而实现高端制造业的重点突破。第二，重点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现阶段，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部分地区房地产库存高企、企业杠杆率偏高、实体经济成本过高、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领域短板突出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主要表现。“三去一降一补”的落实，为实体经济纾困减负，取得显著效果，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得到有效改善，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突破50%。第三，积极推动金融、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行动正式开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能量。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数字经济视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数字化转型也将成为实体经济的新发展路径。
(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自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至十八大召开已经整整20年了。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留下很多难啃的“硬骨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接连向这些“硬骨头”打出“组合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次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就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作出重要部署。价格稳则市场稳，市场稳则民心稳，价格机制的改革关乎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2015年10月，中央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问题作了详细安排，提出逐步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价格，努力实现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同时，党和政府也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持续发力，自“放管服”改革提出以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压减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事项，大大减少了由于行政审批过于冗杂而带来的不便，为市场主体创造了更为优质便捷的营商环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波动的严峻挑战，对经济体制提出了市场和政府同向发力、双轨并举的更高要求。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5月，中央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同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随即，党和政府又制定了相关法律文件，为构建“有效市场”、打造“有为政府”提供政策指引和保障。2021年4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为推进法治化市场建设、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2022年4月，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着力营造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市场环境。近些年，通过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主体不断培育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更加蓬勃多元的新发展。
总的来看，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施行一系列理念、方针和政策，大刀阔斧地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稳中有进的发展。在生产力现代化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产品质量日益提升。在生产关系现代化方面，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而确保中国经济实现稳定而兼具活力的健康发展。更值一提的是，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加速演进，我们在“六稳”“六保”的目标导向和任务指引下，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兜住了民生底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突破100万亿，2021年更是突破110万亿大关，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活跃，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和高级化，中国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发展。
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现代化的推进是生产力现代化和生产关系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之道，正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基本逻辑和规律。知史可以鉴今，从这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经验和启示：第一，必须加强党对经济现代化的领导。经济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党对经济现代化的领导必须继续巩固和加强。既要确保党中央对经济现代化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注重发挥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作用。第二，必须遵循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我们一方面要“守社会主义之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坚决防止改旗易帜；
另一方面要“创时代发展之新”，勇于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清除体制机制中的顽瘴痼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调整得当，就能既避免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越位，而且二者的优越性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同时得到展现。第四，必须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着力点。要以高质量推进经济现代化为导向，在激发实体经济活力、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重点解决核心科技“卡脖子”难题，倾力打造一批大国重器，筑牢筑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①参见董志凯《共和国经济风云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⑤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1147、1058页。
⑥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470页。
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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