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案对反价值理论困境的破解
郭 夏 周 琦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思辨逻辑”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认识方式引入到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解读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看到了这一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他在访谈录《卡尔·马克思对于我们的时代依然有用》中谈到自己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历程，是马克思的著作帮助他在城市化研究过程中理解了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无法解释的社会问题。在之后的研究中他更加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资本及其矛盾的分析在当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与〈资本论〉》一书中，他以马克思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向，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体系面临着价值和反价值失衡的危机。回归马克思对反价值的理解，澄清《资本论》对价值和反价值之间的思辨逻辑演进方式的论述，对我们有效应对这一危机有着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大卫·哈维指出：“马克思在阐述每个重要的概念时，例如价值，基本上都会结合其否定的可能性。”①〔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10页。参考这一辩证法运动形式，他在描述价值和反价值这对范畴时提出：“资本的运动规律取决于价值与反价值的关系，就如同物理学定律有赖于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关系”。②〔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10页。即在整个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价值的存在必然有反价值的伴随。反价值作为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还未经过交换环节的价值和新价值，以“非价值”的形式存在，它既可以实现价值的增殖（马克思语），也伴随着价值的贬值。大卫·哈维明确地指出，在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反价值所引发的价值贬值对价值实现的破坏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作为价值增殖手段的影响，这一矛盾在资本逻辑运行过程中愈演愈烈，引发了“经济逻辑的疯狂”。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厘清“反价值”的理论困境，成为我们剖析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资本循环过程中的经济危机、确保经济体制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提出，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资本家为了实现价值的增殖，需要通过投入一定的货币购买商品或劳动力，以便再造新的价值，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如果说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和新价值被再生产出来，那么，它同时也作为非价值，作为还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被创造出来。”①〔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11页。一方面，资本家将货币转化为新价值的投入，实现价值自身的保值、增殖，此时的反价值促进了资本的价值增殖；
另一方面，价值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之所以被称为惊险的跳跃，是因为货币贬值和价值损失的威胁始终伴随着“商品—货币—商品”这一流通过程。受经济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反价值在以一种新型的价值生产方式出现的同时，也会成为打破原本资本循环的平衡、阻止价值实现的破坏性力量。所以说，反价值始终伴随着价值生产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依照思辨逻辑的认识论的理解，它的否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既作为价值的否定，也作为实现价值的否定，同时，它还会受到社会发展以及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走向自身的否定。
对反价值作为价值的否定这一表述的理解是以资本循环的整体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关于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表述中指出，社会资本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最基本条件是社会总产品必须全部卖出去，这样才能补偿预付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并取得剩余价值。资本通过与等价物交换才能产生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各个主体之间必然相互排斥。同时，从单个资本主体自身来说，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作为价值被生产出来以后，又经过第二次加工，以新价值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那么它同时也作为非价值，作为还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说，价值生产不断延续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克服反价值的过程。
反价值作为价值实现的否定，体现在它成为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然而这种破坏性力量的作用，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理解。消极方面是作为一种完全的破坏性力量，反价值最简单的表现就是在经济危机时大贬值造成的资产损失。积极方面是这种破坏性力量还可以被用来“释放所有的休眠价值并确保资本循环的持续性”。③〔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23页。
资本家手中的商品因为某种原因贬值，就意味着资本增殖以某种形式被冻结了，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否定资本，是“非价值”的反价值表现形式。由于它的停顿和中断都会带来价值的损失，资本家必然会尽力避免这种损失。以货币为例，《资本论》中提到“货币——在这里它被看作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实际上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也就是说，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囤积的货币可以被用来获取利息。具体到资本流通环节中，如果资本家要在旧的机器报废前储蓄足够的钱来购买新机器，那么他需要进行货币积累，这个过程使得贮藏的货币停留在贮藏状态中，所以不参加价值增殖过程，就整个循环过程而言，贮藏的货币表现为一种僵死和贬值的资本。为了克服贬值，资本家将资金借了出去，虽然反价值以债务的形式出现，但是资本家却可以通过他借出去的货币储备投资，获得相应的利润来补足他原本资金的空缺。如果说货币的囤积造成了原资本的贬值以及资本循环的中断是反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反价值同样以债务经济的形式通过“创造了更大的流动性，并有助于绕过因周转时间完全不同而形成的资本连续流通的障碍”。①〔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20页。由此，反价值通过释放休眠价值确保了资本循环的持续性。
我们将“造成资本贬值带来的中断”和“帮助资本释放所有的休眠价值，确保资本循环的持续性”作为反价值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自身内部的对立统一的表现形式。按照辩证法的理解，这两种表现形式也会出现互相的转换，这一转换的过程在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中所依据的是资本的逻辑演进，如果反价值自身内部的对立统一被打破，那么必然会造成价值与反价值在经济体系内的失衡，影响资本逻辑的发展。那么是什么使反价值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最初创造更大的资本循环的流动性走向了对自身原初意义的否定，最终导致资本逻辑走向疯狂呢？
大卫·哈维认为反价值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土壤，也是反资本主义的一个“主动的斗争领域”，这一判断结合了反价值的理论性质和他对现代社会资本运行过程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考察。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内在地包含着人的精神活动的因素，或者说经济过程是主客观统一的、精神性和物质性统一的过程。他将黑格尔精神本体论的自身同一、差异和对立、自我否定和自身发展的辩证结构引入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过程中，以辩证法运动的形式对社会历史进行理论的把握，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和认识论。大卫·哈维对价值和反价值这对辩证范畴的理论的把握，也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上。他对反价值概念的把握以及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以生产、精神和人类社会这些最复杂、最高级的对象为出发点，即“只有生命、精神以及马克思分析的人类社会才是辩证法的真正对象”。②孙利天、郭夏：《〈资本论〉中认识论与辩证法关系再析》，《哲学动态》2019年第2期。
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体现在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永远扩张的必要性上，他们追求财富无止境的积累，反价值带来的破坏力量迫使资本家寻求新的方法维护自身利益。在工业时代初期，资本家通过控制和节约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作为价值增殖的利润可以覆盖反价值的消极作用带来的损失，不会对总的利润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造成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价值表现形式发生了转变。
（一）债务经济的发展和疯狂的货币
债务经济源于资本通过囤积的货币储蓄获取利润，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页。信贷经济本来可以通过创造更大的流动性，帮助资本周转，或者通过获取利润避免贬值，克服资本连续流通的障碍。然而，过多的信贷就会造成经济体系发展的不平衡，资本必须通过消耗未来的价值生产来补偿现在的支出，这也导致它不断地增加对未来价值的索求。如果将基于价值否定的辩证范式作为理解资本危机的基础，那么在这种否定的辩证范式中，伴随着对信贷资本的依赖越来越大，反价值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一旦未来的价值生产不足以偿还债务，就会出现价值与反价值的碰撞，引发周期性的货币和金融危机。
马克思指出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这个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第574页。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原本货币只是以交换价值的身份出现，然而生息使得货币具有了商品属性。由于资本的目的只有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货币被赋予了要不断超出自己量的界限的欲望，它“只有不断地增殖自己，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②〔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266页。于是，货币从可计量性走向了无限量性，而这种可计量性同无限量性必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债务经济会“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而且“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第574页。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对过度发展信贷资本的后果的估计是正确的。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运行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是资本循环过程中矛盾主体发生了转变，消费选择权成为矛盾的焦点，另一方面是20 世纪以来金融危机造成的国家对资本的政策性的干预。资本家一方面通过信贷平息金融危机对自身的伤害，另一方面也通过鼓励信贷的方式刺激消费。这导致债务经济成为买卖双方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全民的狂欢。就如大卫·哈维所说，当资本通过债务经济把危机转嫁给大规模的未来使用价值的生产时，生息资本就成为这种无法承受的寄托走向危机的“疯狂形式之母”。④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第527 页。“生息资本一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大卫·哈维将其称为“疯狂形式之母”。“债务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口袋里塞着信用卡的人都在为资本主义债务增砖添瓦。”⑤〔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23页。以债务经济和生息为主要形态的反价值也就成了矛盾的关键。
（二）知识、信息、文化的贬值
非生产性劳动作为资本流通过程中既必不可少又“忙碌而无用”的活动，是相对于流通环节费用的节约和效率的提升而言的。在资本家看来，工人的不配合导致的谈判和沟通过程是高额成本低效循环的现象，它所浪费的时间和费用都被归为劳动过程中对价值实现的拖累。排除政府的过度管制和官僚机构对流通过程的影响，单就劳动者的非生产性劳动而言，马克思提出：“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G—W…P…W′—G′，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因为即使有了货币，还是不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这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者对资本循环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这里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劳动形式是生产性的劳动，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就体现在生产性劳动对成本支出过程的影响。然而在当代社会，完全自由的雇佣工人成为消费者，伴随着消费者选择权对资本流通影响的不断增大，劳动者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也发生着变化。
伴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福利待遇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转化，非生产性劳动对资本流通的影响日益凸显。劳动者反抗资本家从工资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对他们的剥削，这是来自内部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当劳动者的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劳动者拥有消费选择权或者依靠其他利益集团形成的能够支撑起的话语权时，就会出现权力对等、实力说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都平衡影响着社会政治进程和斗争，这一平衡关系同样作用于价值与反价值的对立统一中。非生产性劳动作为反价值的表现形式，在重建价值生产条件中的辩证作用在这里也得到了彰显。非生产性劳动带来的资本成本的提升迫使资本家寻求节约成本的方法。在现代社会，资本家应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演算方法是寻求新的元素作为无价值劳动纳入价值生产的基础，就是“将知识和科学、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和自然的‘免费馈赠’融入价值演算中”。①〔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36-137页。这无疑带来了知识、信息、文化的贬值。
（三）新的异化形式与资本逻辑的疯狂
当低成本的知识、信息、文化成为资产阶级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知识和科学所释放的工业劳动力进入生产环节，通过创新领域使科学技术成为新的产业链中的劳动主力。这引发了工人劳动境遇的恶化，产业后备军逐渐被抛弃，人的存在感和职业尊严在智能系统面前逐渐晦暗。另一方面，资本不断地刺激消费，商家纷纷通过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关注大众的消费喜好，通过广泛地利用传媒、广告引导大众的兴趣爱好制造消费，二者均表现为一种新的异化方式。同时，只要消费者愿意，他可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到他所想要的一切。发行的货币涌入房地产、股票和艺术品等资产市场，投机成为资本拜物教的表现形式，这使反价值失去了补偿的机会。资本的占有者由于拥有庞大的周转资金，可以通过投资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而普通的消费者却在资本营造的虚拟选择权中迷失方向。最后的结果就是“资本通过牺牲其他无力支付的人的需求和欲望，把毕加索画作价格越抬越高”。②〔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63页。由此产生的“恶的无限循环”③《马克思与〈资本论〉》第312页中，大卫·哈维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指出疯狂的经济逻辑利用剩余价值使资本的积累超出任何想象，“‘恶的无限循环’就开始抬起其丑陋的头”。也逐步显现出来。虽然新的价值演算方法看起来加快了资本的流通，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但它却依旧无法阻止资本逻辑走向疯狂。
（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模糊的界定
“惊险的跳跃”已经表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生产出产品最多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成功售出商品并使商品转换成货币才是更为关键的一步，资本的流通更多地取决于价值实现的情况。价值转化为货币需要交换活动，这取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否为社会需要，一方面商品有价值，另一方面买家有货币。所以，这一过程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是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关系。价值的实现条件在买卖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它是一个无法衡量却可以塑造的部分。在现代社会，随着自由市场的产生，工厂劳动模式已经式微，劳资关系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消费商品也不仅仅局限在生活必需品中。资本家和雇佣劳动的阶级对立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生转变，价值实现的社会关系不再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劳资关系，而是转向了买卖双方的关联，并且更多的消费选择权掌握在劳动阶级的手中。买卖双方的市场行为表现为卖家对新的市场需求的制造和消费者对自己权益的争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着力于“刺激我们的欲望、搅乱我们的心智”，对市场和买家的消费选择权进行操控，与此同时，消费者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争取。资本家和消费者的对立关系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转变，唯一的不同就在于“阶级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模糊”。④〔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22-123页。
大卫·哈维在资本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中提出“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也无法避免资本在世界范围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资本会利用和构建差异性的地理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形成对社会劳动的理解、运用和衡量。”①〔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260页。意识到这一点的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思考：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能否为反价值扩张导致的经济逻辑的疯狂和人的异化提供新的解决办法？
马克思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指出了超越资本逻辑的主体性力量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主观逻辑。这一主观逻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为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提出，中国社会的特质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特殊阶段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将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重建的传统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构造中，为全球治理提供一个新的方案。②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这一中国方案正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深入中国发展历史传统探索而来的，是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理想，是具有现实的、充满社会内涵的发展方略。
（一）以促进资本的良性循环为理论出发点
反价值最初以债务的形式出现，是为了解决短暂的资本流通问题，例如克服资本过度囤积、通过融资疏通流通环节。以资本良性循环为最初目的的反价值“作为释放休眠价值的力量实现资本循环的持续性”。③〔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123页。一旦价值流动环节出现中断，不论是资本出现过度积累还是非生产性劳动使得剩余价值降低，都会出现天平向反价值倾斜的危机。由此我们得出，促进资本的良性流通是克服反价值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最强有力的依托就在于，它通过政府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这与西方国家政府被资本驾驭有着根本性不同，西方社会政治受资本操控，而在中国，资本不能主宰政治。大卫·哈维也提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价值成为使用价值，二者合而为一，那么反价值同样失去自身存在的土壤。然而，马克思从来不是要消灭价值，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要消灭价值。大卫·哈维说：“如今马克思对资本及其矛盾的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④〔英〕大卫·哈维：《卡尔·马克思对于我们的时代依然有用——大卫·哈维访谈录》，罗子轩、魏强译，《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8期。我们正是要在看清了反价值在资本再生产中的辩证作用后，通过“充分利用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马克思所创建的认识论，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的把握”，⑤孙利天、郭夏：《资本论中认识论与辩证法关系再析》，《哲学动态》2019年第2期。以此为视角展开思考。
（二）在经济过程中突出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
中国社会的特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反价值的理论背景和切入点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世界是一个道德的世界、伦理的世界，这世界是把家庭的亲情、家庭伦理推广到国家、推广到天下”，⑥孙利天、张岩磊：《“中国梦”的民族特点和世界意义》，《长白学刊》2014年第2期。由此形成一种“以群体性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⑦孙利天、张岩磊：《“中国梦”的民族特点和世界意义》，《长白学刊》2014年第2期。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这种价值追求渗透着与马克思类哲学相同的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理解。马克思提出，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互相统一的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人进行着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不是单个人的行为，是一种人类共同的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并满足自己社会需求的行为。在实践基础上的对人的类本质的认识，体现了在尊重个体自由的前提下充分实现了联合体的共同自由发展，这正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存在的最理想的状态，正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始终遵循的价值旨趣。
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个体需求是生产的源动力，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宗旨的社会制度进行生产和发展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满足人的需求。中国在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了1700 多万个就业岗位，大卫·哈维认为这是令人震惊和世所罕见的表现。此次危机后，中国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样坚持以民生为发展的第一要务，在进行生产性消费（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积极促进金融系统的市场化，通过转向环境、城市化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展了大量的生产性消费投资，这也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关于经济危机的应对方法，大卫·哈维也提出，中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如有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可以像以前的危急关头那样，用外汇储备来充实金融机构的资本金”。①〔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281页。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从根源上克服反价值扩张导致的经济逻辑的疯狂还是要促进资本的良性流通。
（三）通过经济宏观调控，将投资与民生需求有效结合
“运用资本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仅要求有完善的信用制度，也需要国家在组织、融资以及其他形式上的参与。”②〔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256页。这时我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就凸显出来。在价值环节中，中国政府把控资本的投资方向。大卫·哈维提到中国通过释放反价值的力量，迫使价值生产向上逆行，以此尽可能多地吸收剩余劳动力，预防价值生产过程的中断。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掌控，政府对资本流动方向的指导、把控，使得企业生产的产品以公共品为主，鼓励基础性设施的筹建，在赚取利润的过程中，一方面吸收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真正使得中国在未来有更好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来支撑和预防资本流通的中断。正如大卫·哈维认为，中国的高铁建设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转向为数字经济带动统筹发展构建良好的硬件基础设施。所以，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同时，激发和培养潜在劳动力的必要性凸显出来。在人才资源上加大投资才能够更有效地将中国方案作为价值体系输出到国际社会。
（四）彰显独特历史文化，为反价值走向良性循环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方案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文化道德的感召力来践行。“假装我们不能看破其拜物教和伪装性的表象而去触及其深层本质，假装我们不用去认清资本如何循环以及如何积累，那么这将是对所有人类的犯罪，而只要人类历史还在延续，这种罪就一定会得到惩罚。”③〔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第321页。大卫·哈维认为反价值带来的恶的无限循环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似乎没有出路。如他所说，人类要是想结束这种无止境的奢华，要靠伦理和理性，伦理和理性战胜贪婪，将是人类又一次巨大的进步。对人类生活形成最广泛普遍影响的应该是一种价值信念。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作为民族特色、民族精神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我们找到历史归属感，增强民族自信心；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它从我们的思想、行动、文化上确保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这是中国在全球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历史原因。在数据普遍化和西方潮流不断充斥我们生活的今天，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冲突常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凝聚力在这时凸显出来。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它的深厚底蕴是滋养中国人的精神源泉，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予人们正确的精神指导，让我们没有因为全球化、多元化的开放性而冲淡了自身的民族精神。我们始终探索文化理念和社会运行的和谐共生，不是逃避问题，而是用自己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价值理念作为主观精神力量，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为资本的良性循环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遵循《资本论》的认识论典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那么运用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化解反价值带来的经济危机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事实。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转变思路，通过转变反价值的意义和内容寻求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视角。当我们运用《资本论》的辩证法，结合社会历史实践，依靠中国方案科学地通过可持续的方法将价值体系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化于价值规律本身，那么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实社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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