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箭——罪行的本质》：后现代叙事表象下隐藏着的人文主义内核
李丹阳
(1.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
2.太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太原 030024)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的《时间箭——罪行的本质》(Time’sArrow:ortheNatureoftheOffence，以下简称《时间箭》)发表于1991年，获布克奖提名。这是一部直接反映纳粹大屠杀的作品，小说以时间倒流的叙述方式讲述了纳粹战犯托德·弗兰德利(以下简称“托德”)从濒临死亡倒回至出生时刻的一生。艾米斯把作为叙述者的灵魂寓居于托德的身体内，以独特的身心二分法的叙事方式完成了这部“倒放的电影”。作者运用后现代叙事手法，颠覆了时间的不可逆性且使统一的主体内部分裂，表达了“对启蒙运动以来以主导时间观念为基础的永恒进步的历史观的质疑”[1]259以及“对理性及主体性的质疑”[1]259。
20世纪90年代以来，艾米斯创作的作品在叙事手法上多有大胆创新，流露出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研究者们也多聚焦于《时间箭》中采用的时间倒流和身心二分法后现代叙事方式。有评论者认为时间倒流叙事手法体现了“真实历史与虚构作品之间的张力”[2]，身心分裂艺术手法的运用“全面反映了大屠杀历史事件中施害者的心理”[3]，而这样的后现代叙述技巧“反映了道德的复杂性”[4]92。评论者们认为艾米斯无意坚守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而是“极力摆出一种道德中立的姿态”[5]52和一种道德虚无主义态度，《时间箭》正是这种暧昧的道德态度和立场的集中展现。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大卫·格莱夫(David gleg)就认为《时间箭》是艾米斯在“大胆进行叙事形式实验”[6]561，同时也是艾米斯“最辉煌的保守主义之举”[6]562。国内亦有学者提出对大屠杀的道德批判及“关注人的心灵与情感”[4]96是《时间箭》的主要诉求。本文认为，艾米斯采用的时间倒流和身心二分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不仅彰显了他的道德态度与立场，更指向一种人文主义思想。
从词源来看，“人文主义”(humanism)源于拉丁文“humanitas”，是西塞罗为希腊文enkyklia paedeia找到的拉丁文对译词，意为全面教育或人文学科的教育。“通过教育来对人的个性品德进行塑造”[7]8是古希腊人文主义教育的特点之一。此后，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启蒙时期，人文主义在肯定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同时，都重视“人的内心天生的正义感与道德感”[7]74；
而启蒙思想家则认为这种道德感“不依靠天启宗教、教育或任何其他的外部权威”，道德的根源在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声”[7]74。号召关注并培养对个体及人类的道德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之一，谓之“道德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此方面作用巨大，具有重要地位。在英国作家的概念中，“现实主义”不仅事关道德责任，也与客观真相相关，“对客观真相的重视根植于现实主义小说的人文传统”[8]118。迈克尔·麦基恩(Michael mckean)也指出，“真相”问题和(与新型“个人”相关的)“德行”问题“深刻地相关相似，促生了丰富的成果，这是小说得以生成发展的基础”[9]。对“真相”的客观现实的描述可以使读者进行正确的道德评判，从而激起读者的同理心，进而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此为“现实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另一个核心内涵即强调人性价值，捍卫人的尊严。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即以人为出发点来理解和思考世界万物，其中人的主体性是人性的核心内容，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文主义主体观强调人的主体是一个理性、自治和完整的自我主体。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我思”不仅强调了自我主体的理性存在，为实践奠定了基础，也强调了人在实践行动中的自治性。理性与自治性的结合和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自我主体和人文主义的主体观。
“小说的形式技法与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有不容否认的强相关性。”[8]95艾米斯在《时间箭》中进行后现代叙事实验，但这种极端实验形式同样传达出了作者的道德坚守与追求，实验形式背后隐藏着作者坚定的道德人文主义立场。英国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体现的是一种传统加实验的“兼收并蓄精神”[10]。戴维·洛奇(David Lodge)指出，“相当少的小说家会完全地、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寓言小说或非虚构小说或元小说。相反，他们将这些模式之一种或多种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11]。洛奇所说反映了20世纪80至90年代英国文学“越来越兼收并蓄”的状况，《时间箭》正是体现了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小说中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进行的充满实验性和客观性的描述，蕴含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因素，是现实人文主义的体现。本文拟从探讨“时间倒流”和“身心二分法”后现代叙述技巧入手，分析《时间箭》中作者的道德坚守及其对现实主义传统和完整自我主体的追求，力图透过戏谑的后现代叙事表象一窥艾米斯严肃的人文主义关怀。
时间倒流是《时间箭》中最重要的叙事手法之一。小说情节的叙述顺序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正向进行，而是逆向展开。小说中所有事物与行为的发展都是倒着进行的，如人们说话是先说“再见”再说“你好”，走路是倒着向后走，不是先吃食物再排泄而是先吸收排泄物再吐出食物，不是越来越老而是越来越年轻，不是越来越虚弱而是越来越强壮……更为重要的是，在奥斯威辛的纳粹集中营里，囚犯们不是被屠杀而是全部被复活，杀戮变成了创造和重生。艾米斯使用时间倒流叙事手法，颠覆了小说中时间的矢量性和不可逆性。
“时间与道德是相互关联的”[12]19，如果事物或行为的发展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而是以相反的顺序进行，那么这样的事物或行为所体现的道德逻辑就会被颠倒。在《时间箭》中，作者特地采用时间倒流的叙述形式对呈现出的事物或行为进行颠覆性重构，尤其是对大屠杀这一客观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构”，其目的自然是要颠倒大屠杀的道德逻辑，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被颠倒的道德逻辑却与纳粹的道德逻辑完全一致，这是艾米斯对纳粹大屠杀的道德批判。随着时间的逆转，主人公——退休医生托德虽然年迈体弱，但是体质却越来越好还越来越年轻。几经辗转之后，他来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为这里的纳粹军医。这里的医生不是在谋害犹太人，而是在为他们治病，最终囚犯们个个神采奕奕，身体健康。艾米斯将真实残忍的历史事件通过时间倒流的叙述方式转换成了乌托邦想象。在虚构的乌托邦世界里，男人、女人、老人和婴童通过气体、电力、粪便和火焰被创造出来；
这里的每个德国人都乐意把自己收藏的黄金捐献出来给犹太人镶牙，把衣物捐献出来给犹太人接头发，甚至在去奥斯威辛之前还安排了犹太人家族的团圆；
死者体内的石炭酸被医生抽出来，随后这些死者奇迹般地恢复了意识、重获了生命；
还有纳粹养的狗，“为了对犹太人表示敬意”[13]166-67，也利用牙齿治疗他们身上的伤口；
“佩皮叔叔”(1)“佩皮叔叔”(uncle pepi)，是对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亲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昵称。在敲敲打打之后，可以把头颅、眼睛等“一堆四不像的零散东西拼成一个人体”[13]170。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倒转的时间之流使救助与创造代替了屠杀与毁灭，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被“歪曲”了，讽刺的是这样被歪曲的“事实”却正应和了现实中纳粹大屠杀的道德逻辑：鼓吹种族优越论，号召实现德意志“民族复兴”，借创建梦幻种族之名行杀戮之实。正如葛瑞格·哈里斯(Greg Harris)所言，“这种时间倒置之后产生的看似荒唐的逻辑实则折射了纳粹德国国家机器对战争、对屠杀犹太人的看法”[14]，即战争与屠杀正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秩序、一个新世界，大屠杀变成了一种新的创造，一种进步的体现，似乎“成了跨越罪恶渊薮、获得生理及道德新生的必由之路”[1]261。艾米斯借助时间倒流的叙事手法创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但这个荒诞的世界却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惊人地一致，由此折射出他对大屠杀道德逻辑的讽刺。作者这种道德评判与古典人文主义培养良善天性的道德教化理想遥相呼应，暗含了道德人文主义。同时，在时间倒流的叙事手法创造出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背后，隐藏着作者对读者深层次的期望：嬉笑之后反思大屠杀及其罪恶的本质，进而生发道德共鸣。这与人文主义传统是一致的。作为体现英国后现代主义“兼收并蓄”精神的代表作品，《时间箭》通过逆转时间这一后现代叙述手法描摹的依然是大屠杀的客观事实，呈现出了浓厚的现实主义意蕴，因而必然承载现实主义小说的人文主义特征，是现实人文主义的时代再现。
不仅如此，这种叙事手法还体现了艾米斯对德国纳粹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的反思，及对导致纳粹大屠杀产生的现代理性文明的质疑。德国的人文主义注重“自我修养”忽视外部客观世界的变化，这种片面强调内心本性的倾向使德国知识阶层对希特勒的得势坐视不管，进而未能抵御纳粹主义的盛行，可以说“德国历史上的‘恶’常常缘起于‘善’”[7]195。艾米斯运用时间倒流的叙事手法，对大屠杀乃至纳粹主义的道德逻辑中的人文主义倾向进行了细致剖析，反思了纳粹主义的成因并对大屠杀的道德逻辑进行了批判。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andtheHolocaust)一书中提到，“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的文明化的理性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15]。艾米斯正是借助倒置的时间轨迹质疑了这种可能产生战争与屠杀的现代文明，暴露了其黑暗的一面。
艾米斯在《时间箭》中坚守了自己的道德判断，以时间倒转这一后现代叙事技巧解构了纳粹以大屠杀进行治疗与救助的观点，揭示了大屠杀的道德逻辑。正如小说副标题“罪行的本质”所示，艾米斯运用时间倒流的后现代叙事手法揭示出了大屠杀的本质，并通过批判大屠杀的道德逻辑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道德立场。而艾米斯彰显的道德态度指向道德人文主义，具有现实主义特征，折射出了鲜明的现实人文主义传统。
除了时间倒流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艾米斯在《时间箭》中还运用了主人公“灵魂”和“身体”二分的后现代叙事手法，同样暗含人文主义本质。艾米斯使用身心二分法叙事方式，常常让作为叙述者的“灵魂”对主人公“身体”作出不当的道德评判，以增加反讽和颠覆效果。但是在叙述屠杀迫害情节时他却让“灵魂”和“身体”融合为一个整体，而此举正是对纳粹犯罪的道德逻辑的绝妙讽刺，不仅形象地暴露出了西方的道德现实，而且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判断和立场。
小说虽然运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但第一人称的“我”却只是一个“灵魂”叙述者，并非是一个身心合一的“我”。《时间箭》中的“我”实际上是寄居在主人公身体内的灵魂，而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则是“身体”。“我”“像过客或寄生虫”[13]9寄居在主人公的身体内，无法与主人公进行交流，更无法控制这个身体，“我所寓居的这个身体并不听从我的旨意”[13]6，“这身体的脖子完全不理会我，他的双眼也有自己想看的东西”[13]6。同时，“我”也不知晓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内心的一些真正想法，“我无法闯入他的思想”[13]8，对他的某些恐惧无法理解。正因如此，“我”经常无法理解主人公的所作所为，甚至对他的某些“不当”行为持批评态度，并且自认为是“良心之声”[13]59。但事实上，“我”对主人公的行为作出的道德判断经常是不当的，如主人公在商店买了玩具送给街上的小孩，或是给婴儿糖果，都是为了减轻自己因为曾经残害过儿童而产生的负罪感，但“我”却把这种行为解读成主人公为了钱而抢夺小孩子的玩具或糖果的一种道德败坏作风；
而与之相反的是，“我”却将主人公的杀戮行为解读为“凭空创造一个种族”[13]152，这正是对作为“良心之声”的叙述者“我”的道德判断的暗讽。更为讽刺的是，在小说的情节发展到大屠杀时期时，“我”与主人公合二为一了，“我”终于发现“这世界的运行就要开始合乎道理了”[13]146。“我”与主人公都情绪激昂，“怀有无比渴望，带着无比胆识”[13]146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作为灵魂的“我”与主人公“身体”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融合为一体，“我们”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样的情节安排凸显了“纳粹犯罪逻辑的荒谬”[16]。在其他时空中一直处于灵肉分离状态的灵魂与身体在实施大屠杀时却融合为一体，荒诞的身心二分与绝妙的身心融合，形成了对现代道德现实的强烈讽刺。作者对纳粹大屠杀荒谬逻辑的揭露和对西方道德现实的讽刺，呈现出鲜明的道德人文主义立场。身心二分法的叙事方式使小说中出现了道德评判的多重声音，但评论者基于此评价艾米斯在小说中的道德态度含混是有失公允的。“小说叙述人的道德观念与作者本人的道德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5]52，我们不能将叙述人的道德观念和想法等同于艾米斯本人的道德理念和观点，况且艾米斯对于叙述者作出的不当道德判断所进行的暗讽无不彰显着他鲜明的道德态度。例如，“灵魂”与“身体”合二为一进行屠杀迫害的情节安排，便隐含着作者对大屠杀的道德逻辑和现实道德状况的讽刺与批判，道德态度极其鲜明。
艾米斯的道德立场指向道德人文主义，身心二分法的叙事方式也体现出人文主义主体观。小说贯穿了“叙事者对自身主体性的关怀和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总是在自我的分裂和矛盾中进行的”[17]，稳定的“自我”消散在身心二分法的后现代叙事中。在《时间箭》中，“自我”不再是完整统一的个体，而是由分裂的身体和灵魂组成。他们彼此孤立、相互矛盾，身体和灵魂存在于同一个自我中，“可这完全无助于改善他(身体)孤独的状态”[13]17，因为作为主人公的身体并不知道作为叙述者的“我”——灵魂的存在，“我”也由此“感到有些寂寞”[13]36。然而，分裂的身体和灵魂一直在寻求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自我主体。虽然“我”总是为无法实现统一的自我主体而感到惋惜和忧虑，经常感叹“他的自我被蒙蔽了”[13]105，但是在整个小说进程中“我”一直在寻求实现身体与灵魂的统一。“我”适应这个逆转的世界的过程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与主人公真正结合的过程。“我”从好奇主人公的相貌开始，一步步地了解了“我”所寓居的这个身体不敢面对任何镜像的原因，又从主人公不断改名换姓中猜测到了他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自认为正义与向善的“我”一直渴望能使身体和灵魂合二为一，希望拥有一个“能听我命令行事的身体”[13]118，希望这个身体是有血有肉的而非麻木不仁的，希望合二为一后的“我”温和阳光而非残暴阴暗，从事正义事业并且对爱人忠贞。灵魂叙述者对身心结合的追求表征了作者的人文主义主体观。随着时间的倒转，小说后半部分出现了更多关于“我们”的表述，意味着“我”与主人公有逐渐结合的趋势，在小说接近尾声时读者更能处处感受到作者对纯真自我回归的欣喜与推崇。而作为主人公的“身体”因不知道“我”的存在而没有身心合体的诉求，但是他的忏悔过程也是他寻找自己灵魂的过程，他同样致力于寻求统一的自我主体。在改名换姓为约翰·杨和汉米尔顿时，主人公分别向神父忏悔，希望能通过“继续帮助别人”[13]90“多做点好事”[13]142获得救赎。无论是灵魂还是身体都有对完整统一的自我主体的追求，这种追求成为透视艾米斯人文主义主体观的棱镜。身心二分法的叙事方式虽然使自我主体在小说中呈现为分裂的灵魂和身体，但寻求统一的目标暗含在叙事过程中从未消散，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艾米斯的人文主义立场及其对人文主义主体观的推崇。
艾米斯在小说《时间箭》中采用了时间倒流和主人公“灵魂”与“身体”二分的叙事方法，看似荒诞戏谑充满后现代艺术风格，但“风格指出道德方向”[18]，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时间箭》不仅彰显了艾米斯的道德态度，更折射出了其态度背后的人文主义思想。时间倒流叙事是一种陌生化的叙事策略，艾米斯使用这种后现代叙事策略恢复了读者对道德的敏感性，强化了自身对大屠杀的道德逻辑的批判力；
艾米斯也利用身心二分法的叙事方式对不当的道德判断进行了暗讽，对大屠杀的道德逻辑进行了批判。这充分表明，作者所坚守的道德传统指向道德人文主义。与此同时，时间倒流的叙事披露了20世纪暴力的历史和“既复古又摩登”[13]210的大屠杀的现实罪行，既体现了作者对暴力现实的审视，也易于引发读者的道德共鸣，展现出艾米斯对现实人文主义的探究。此外，身心二分法的叙述方式虽然以分裂的灵魂和身体展开叙事，但这种分裂叙事的背后是艾米斯对自我主体完整统一的高扬与追寻，这正是人文主义主体观的文学表征。虽然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浸染，但艾米斯从未放弃自己始终坚守的道德立场和现实主义追求，更是一直在坚守人文主义传统。可以说，艾米斯的《时间箭》在后现代主义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人文主义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