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活动研究
刘淋淋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1]。通过学习教育活动，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素养，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由城市领导乡村”时期的到来，为了走出干部数量短缺及质量偏低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学习，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党组织也得以巩固与加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顺利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十分注重全党的学习教育活动，从1949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就先后下发了17次(1)《中共中央关于各级负责干部必须认真阅读中央文件、文告的指示》(195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指示》(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1951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5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的指示》(195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1953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知》(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规定》(1955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省市以上各专业部门在职干部轮训工作的报告》(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关于制订干部训练工作规划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56年4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关于制订干部训练工作规划中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1956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1956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中若干问题的修正和补充的通知》(1956年8月)。有关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的指示与通知。刘少奇指出，我们“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2]48，这样才能“担负起领导人民巩固胜利、从事建设的事业”[3]139。
为提升党员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政治思想水平，中国共产党持续丰富党内学习教育的内容，完善学习教育活动的领导方式，革新学习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实际且卓有成效的党内学习教育制度。
1.1 加强学习教育活动的领导
为保证学习教育活动取得预期效果，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习教育领导机构，同时还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教学措施，为党的学习教育活动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
1.1.1 设立领导学习教育活动的专门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学习教育活动的各级负责部门。1949年1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了“政治教育处”，用于“掌管关于党内外思想斗争与教育的问题”[4]11；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增设“教育研究室”[5]62；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的宣传部设立“理论教育处(监管学校)”[6]47。为推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有效实施，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1年11月增设了“理论宣传处” “党史资料室”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等部门[5]62-63，各地理论教育管理机构也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中央与地方各级负责部门逐渐形成有效合力，有力推动了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学习教育领导机构及机构内各部门的渐次完善，反映了党中央对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视，同时为过渡时期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坚定全党的理想信念奠定了组织基础。
1.1.2 学习教育活动的具体制度安排
从1951年2月党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全党理论学习教育活动的学年制度与考试制度予以规定以后，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共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党的学习教育活动的具体措施，形成了这一时期党内学习教育的具体制度安排。学习时间上，“一五”计划之前，党中央规定党员干部在每年的3月初到10月底进行学习，学习时间为8个月。党员干部每周学习时间不能少于8个小时，时事学习时间“不得超过这个时间的八分之一”[7]114；
1953年以后，党中央对学习教育的时间进行了适当调整，规定学习时间“为每周四小时至六小时”，同时规定“全党干部都必须学习党的政策”“政策学习的时间规定为平均每周二小时”[6]161。学习内容上，中共中央依据当时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学员理论水平的不同，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中共中央将学习教育活动划分为了三个级别，且明确了不同级别不同水平的党员干部的学习重点：第一级学员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相关常识为主；
第二级学员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生平事迹及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等理论常识为主；
第三级学员主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党中央规定高级组和中级组学员，重点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及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为保证学习质量，学习教育活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考试有笔试、理论的讲演、发表论文等多种形式。1955年更是将“个人学习成绩和试卷要存入档案”[5]10。此后，中共中央又先后召开了两次党校座谈会，在教学方针、培养方法、学习内容、领导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1.2 学习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优化学习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积极推动学习教育活动朝着多样化、正规化的方向发展。
1.2.1 构建以党校为中心的干部教育网，推动学习教育活动的正规化、系统化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习教育活动普遍缺乏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教育内容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因而，学习教育的效果常常难以令人满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举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干部理论学校、夜校和夜大学等，构建起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干部教育网络，为提升干部队伍的质量和水平奠定了基础。党校是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主要阵地，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党校培训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学习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就曾指出，“马列学院是高级党校”“还要办中级党校、初级党校。这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办法”[8]412；
安子文也指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除抓紧在职学习外，并应普遍开办党校。在一年到两年内，省市以上党委要筹备办好一个能容纳300人到500人的正规党校”[6]72-73。从1949年到1955年底，各级各类党校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累计培养干部25.3万余人[9]。作为提升在职党员干部理论水平的另一重要组织形式——干部理论学校，在培训党员干部中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51年，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心城市党委应试办干部理论业余学校”“并建立正规的制度”[10]30的建议，干部理论学校随即在各地开办起来。比如，江苏省高度重视干部理论学校的创办工作，先后建立中级干部理论学校51所，初级理论学校110所，并设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其中专职校长、教导主任各1人，专职理论教员2人。到1953年，全国842所干部理论学校培养出了43万多名干部[11]。到1956年，全国干部理论学校已达1 700多所。此外，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干部培养经验，建立夜党校和马克思主义夜大学，这些学校不仅有教学计划和教学制度，且“多以党委宣传部部长或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11]担任正副校长，成为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的又一重要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所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不仅制定了明确的干部培养方案，更是聘请了苏联专家作为教员。
1.2.2 在职自修学习，激发党员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自修学习以其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的灵活性和有利于激发党员干部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等特点，逐渐成为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为保证自修学习取得良好效果，《学习》杂志刊发了指导自修活动的文章以供在职自修干部参考。天津市“集中了全市局、处长级及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三百人”[12]开展自修，取得不错成效。干部轮训工作开始以后，因当时需要进入党校轮训的党员干部大约有29万人，其中“地委副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一万人左右”“县委副书记以上应入中级党校的中级干部七万人左右”“区委副书记一级应入初级党校的干部共约二十一万人”[13]274，而党校容纳量有限，加上轮训时间紧迫、高级干部工作繁忙责任重大，无法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及部分高级干部已经具有相对较高的理论水平等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重点推行在职自修学习。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出“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或“已经在党校或专科以上学校中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课程”[6]261的干部，可以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著。文件颁布后，上海市委立即在“副市长、部局长、区委书记、区长、高等学校校长、大型工厂厂长等”中间开展了自修学习。为平衡学习与工作，上海市党委实行了分期自修的办法，让党员干部 “每期脱产三四个月”[14]。为规范在职自修活动，7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对在职自修干部数量比例和自修学习内容作了规定。中共中央计划五年时间内，让参加学习教育的高级干部 “一半则实行在职自修”[6]302。此外，党中央对在职学习的进度、方法、学业考核方法、毕业认定等亦做了明确的规定，使在职自修这种学习教育形式逐渐走向正规化、制度化。1956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在职自修学习内容作了补充，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两门”为自修的重点课程，其中哲学主要学习《矛盾论》《实践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和党组织面临的新问题，通过丰富和深化学习教育活动的内容，创新学习教育活动的方法，持续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强化对全党的思想武装。
2.1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重点学习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学习教育活动的重点内容，其在提升党员思想水平、牢固党员理想信念、培育党的优良作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强调“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6]50。当时，学习内容主要为：一是政治常识。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常识，用以增进党员特别是新党员对新中国的认识和对国家意识形态及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二是理论常识。学习社会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著作，目的是使党员干部“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6]79“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6]52，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人们不断进步”[15]。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革命简史、党的建设、政治常识及时事政策等内容。湖北省对全省干部学习教育活动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地委级在《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基础》三科目中根据自己水平任选一种，一年学完”“县委级在《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二科目中根据自己水平任选一科，一年学完”“区委级与区以下干部学《政治常识》科”[16]。三是有关党员标准的教育。让党员干部明晰合格党员的标准，并对照标准主动校对偏差，提高自身素养。为推动学习教育活动，中共中央公布了“干部必读”的12本书，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这些学习资料成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并将党内学习教育活动推向高潮。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督促下，仅1955年一年，全国参加学习教育活动的干部便有250多万人[17]58。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经常将最新的马克思理论成果引入到党内学习活动中，如马林科夫的报告、联共十九大文件等，保障了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活动走在时代的前沿。
2.2 学习经济建设理论，培养和提升党员干部的经济管理能力
学习经济建设理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党员干部管理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由于“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8]426，又无暇顾及经济学习，因而经济知识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亟需弥补的短板。党中央要求干部向在生产、金融、银行等方面有丰富知识的人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以后，党员干部学习经济常识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尽快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以便“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6]159。1955年，苏联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面世以后，中共中央立即带领全党展开学习，并且指出第三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是每位党员干部应着重学习的部分。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党员干部不断加深对本国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经济理论的学习。中共中央不仅经常组织高级干部在全党作有关“新中国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方针”的报告与讲座，且规定党员干部须学习“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周恩来同志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等文献。在这些方针的指引下，华北局先后组织16万余名党员干部开展经济建设相关理论的学习，并要求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至十二章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
中级组“学经济建设读本(学习杂志初级版)，或另编经济建设问题学习提纲”；
初级组的“城市工作干部可学经济建设读本，农村工作干部以农村互助合作教材为基本读本”[18]。
2.3 提高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减少理论教育活动中的阻碍
“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因为“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818。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很快被列入党的工作日程。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党中央作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6]34等指示。1952年9月，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要求将扫除文盲、推行速成识字法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并要求各地党委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1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运动的补充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加紧准备、重点推行”的扫盲方针。同时，党中央还不断加强对扫盲运动的领导，要求各级政府抽调优秀干部组建扫盲工作委员会[20]。此后，扫盲运动在全国稳步、有序、全面地开展起来，全国机关干部中的文盲人数随之迅速减少。
到1957年，机关干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文盲。党员干部文化水平的提升为大规模的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和开展国家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和社会的实际状况，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3.1 全党干部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学习成效予以充分肯定：“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21]116。对于学习教育活动取得的成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的许立群深有感触，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七年的学习教育工作经验时说：“现在广大干部政治水平和理论知识的水平比几年以前已经有了提高。”[22]在开展 “三反”“五反”等运动时，中共中央又不失时机地“提高了党的马列主义的觉悟水平，巩固了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23]223。
3.2 干部数量显著增加，干部队伍快速壮大
培养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党员干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积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干部教育网，先后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干部人才。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全国除军事系统外共有各种干部七十二万人，到现在(截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日为止)干部总数已发展到二百七十五万人，差不多等于三年前干部总数的四倍。”[24]作为系统培养干部的党校，几年间培养和教育了大批干部，加上各类干部培训学校、夜校、夜大学培养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迅速壮大。这些党员干部运用所学的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3.3 党内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巩固了党的组织
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重要手段的学习教育活动，在改善党内思想状况，巩固党的队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克服了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党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初步学会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改进了实际工作，打消了过去认为‘学习理论和业务无关’的思想”[25]。党员干部也“加强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扩大了党内民主,并且对于工作中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方针”[2]273。其次，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廉洁意识，党内作风有了明显好转。经过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干部思想受到了一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洗礼，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不良作风骤减，党与群众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密切。最后，增进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的认识。过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多较为仓促，缺乏相应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持续性，以致党内部分干部不太重视理论学习。“理论学不学无所谓，工作还是照常做”“学习理论和业务无关”是当时不少党员干部的真实想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以后，特别是党员干部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后，不少党员干部感到“‘思路宽了’，‘对思想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有了警惕和克服’，初步懂得了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重要性”[25]。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并初步制定了学习教育活动的基本制度体系。同时，中国共产党努力丰富党内学习教育的内容，加强对学习教育活动的领导，创新学习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
4.1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顺应社会发展规律[26]才能最大可能达成既定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之所以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得益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益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2]264。党内学习教育活动期间，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以至县区级的党委宣传部均设立了统一领导理论学习教育活动的机构——理论教育处[6]47。这些机构积极组织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和理论学习，加强了党对学习教育活动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外，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承担了“审查指导各级党校党训班的训练计划和课程教材”“管理政治理论教育的课本及其他读物的编审”[6]47的重任，努力保证教学与教材在全国各地的一致性和规范性。为加强对党校的领导，中共中央对负有领导和协调各级党校工作的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的教学任务、组织机构、教学方针和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作了详细规划。这些制度设计和内容安排不仅加强了党对干部学习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更是保障了学习教育活动的科学、稳步推进。
4.2 抓住“关键少数”，推动全党学习
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保证学习教育活动取得显著成效，不仅需要合乎实际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且要注重执行政策时的方式和策略。抓住“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不仅能使其带动身边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热情，而且能“以点带面”推动整个学习活动取得预期效果。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党开展以后，中共中央不仅努力将全体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活动推向深入，而且十分注重推进手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即在把握全党学习教育活动整体状况的同时，重点督促高级干部的学习教育工作。为抓住“高级干部”这一关键群体，中共中央要求地委书记一级及以上的高级干部，“把自己的学习状况和自己所领导的党组织的学习状况每年向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作一报告”，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委员及中央相关部门的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向中央作一次同样的报告”[6]54。安子文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的总结》中明确指出，“培养提高干部的重点应该是几十万领导骨干，而在这几十万领导骨干中，又应该把重点首先放在对1万多高级干部的培养提高上。把这些干部提高了，就可以通过他们进一步去培养和提高其他干部”[6]509。
4.3 以现实需要为导向，理论联系实际，致力学以致用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运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具体工作实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经验之一。针对个别党员干部在学习中不注重客观实际，及党组织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时有出现的情况，刘少奇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2]49。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出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相符合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革命与建设的实践”[27]154。为使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落到实处，使得所学理论能够对工作产生实际助益，中共中央对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予以明确，指出“工业部和其它财经机关的高级干部，着重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著作；
政治法律部门或文化教育部门的高级干部，着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有关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理论著作”[28]。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教育中要注重联系客观实际的思考和要求，对推动当时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对今天党的学习教育实践和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等也有诸多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党政人才，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主建政及社会各项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员干部教育活动无疑是成功的。总结这一时期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宝贵经验，积极学习和汲取这些有益经验，不仅能加深对党的学习教育历史的把握，而且能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党的学习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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