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层次视角下《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形象

李彦凤 陈润莲

内容摘要：《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蔡大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人物画廊中魅力四射、熠熠生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角研究这一女性形象，深入发掘其个体的生命欲望追逐历程和其身份、阶层、地位的不断跃迁过程，探讨这不同于传统女性的人物形象背后的文化成因。

关键词：李劫人 《死水微澜》 蔡大嫂 需求层次 阶层跃迁

四川作家李劫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创作的三部曲“大河小说”系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死水微澜》，被郭沫若誉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反映了近代四川社会的历史变迁。小说以文学艺术形式勾勒了描写了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期间，四川成都北郊的社会风俗画面。时代风云、地方风俗和人物个人命运结合紧密，邓幺姑（蔡大嫂）、罗德生、顾天成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家对四川的风土人情与乡镇各阶层人物心理状态的描摹颇具匠心，特别是《死水微澜》塑造的经典女性形象蔡大嫂在文学世界中熠熠生辉。《死水微澜》可以看作是一部特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女性成长史，小说通过蔡大嫂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的欲望追逐史和阶层跃迁史反映的是清朝末期历史社会生活的变迁图景和时代思潮的嬗变。从马斯洛需求层次视角进行研究分析这一人物形象，则她的人生轨迹变化过程更加清晰，人物形象背后折射的是复杂的文化成因。

一.需求层次理论与蔡大嫂形象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求具有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它们由低端到高端依次排列，呈现金字塔结构。纵观《死水微澜》的小说文本发现，女主人公邓幺姑即蔡大嫂的人生轨迹变迁过程正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跃进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生机，暗合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金字塔结构。

1.阶层跨越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是维持人类自身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是推动人产生行动的最强大动力，同时也是配合发生其他需求的最底层基础。生理需求不仅包含有睡眠、水、空气等，还包括食物等，人类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活命，不断延续生命，所以说，物质需求也是最底层的基本需求。《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生活于清末落后封塞的乡间，物质条件清苦单调，身份阶层低微，社会地位低下，属于社会等级中的最底层。她缺失的是生存空间和物质的丰富性和安全感，她需求的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和充分保障，这种物质需求可以看作是她对自身卑微身份阶层的一种不满和不安，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属于低层需求。

按照传统观念，底层乡村少女邓幺姑的人生命运和道路无非是在穷乡僻壤结婚生子，成为乡间男子的“附属品”，过着一辈子一眼望到头的乏味无聊的乡村生活，这似乎是封建时代许多传统女性无法改变的宿命和悲剧。但是，身世略显复杂的邓幺姑有着不同于其他朴实无华的乡村少女的野心、欲望和追求。从自身资源看，她姿色可人、聪慧灵秀，深得母亲和继父的宠爱，所以，她不甘心被落后乡村狭小局促的天地所束缚，乡下少女应做的农活诸如打柴、担水、割草之类她从不沾边，对大家闺秀擅长的挑花、刺绣一类的细活却很用心。她忍受着裹脚带来的痛苦硬生生地把一双天足裹成了“三寸金莲”，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出人头地，改变自身的身份阶层和地位。邓幺姑身上的那种倔强不屈的个性也为她逆袭阶层、改变卑微的社会身份、追逐物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小说还通过邓幺姑母亲之口讲述了特殊的家族往事，补充交代了邓幺姑这个乡间少女如此富有个性的性格成因或许和家族遗传有着某种联系。其母亲邓大娘生在成都，嫁在成都，其亲生父亲曾是成都做小生意的小商人，邓大娘在幺姑出生前也是小小的掌柜娘。可以看出，她父母本不是土生土長的农民身份，曾是封建传统阶层中的“士农工商”中脱离农业劳动的“商”阶层。但有时阶层的滑落和改变也是瞬息之间的事，一场大病使幺姑父亲生意本钱赔光。为了生存，幺姑父亲带病找成都的亲朋好友借钱医病却遭受冷遇。最后，她父母穷到只剩一张床，父亲不得已到赵公馆当小管事，在幺姑出生时家庭已经穷愁潦倒、悲惨之极，以致于后来其父旧病复发并在她半岁时死亡。为埋葬父亲，她母亲受尽白眼，告贷无门，在成都无法立足生存，就在幺姑一岁半时改嫁到乡下邓家。因此，邓大娘对成都底层穷苦人家的艰难生存艰难有着深切的生命体验，在她眼里那里人情冷漠、世道炎凉，并不值得向往，成都的“没钱人家苦得比在乡坝里还厉害”。从生存角度看，邓幺姑的父母是都市生存竞争过程中的失败者，邓大娘从都市到乡村生存空间的转移则是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幺姑骨子里并没有农民阶层的基因，这实际上为邓幺姑的欲望追求和阶层跨越埋下了伏笔。

邓幺姑十五岁时向邻居韩二奶奶学做针线，韩二奶奶来自省城大户人家，一直过不惯乡下生活，终日愁眉苦眼想念成都。她向幺姑描绘了成都热闹繁华、富裕安逸的都市图景，以致诱发了幺姑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在韩二奶奶的深情回忆中，成都与乡间条件有天壤之别。它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文殊院这个庙宇内，吃饭的和尚有三四百人之多。成都金碧辉煌的会馆，如江南馆很是阔绰，一年就唱五六百本整本大戏。作为大都市，它热闹的大街有许多，如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等。此外，成都美食数不胜数，如豆腐乳第一的卓家大酱园、点心很好的淡香斋、盛产桃圆粉香肥皂的桂林轩、卖肉包子的都益处、卖水饺的亢饺子、便宜坊等。韩二奶奶还向幺姑绘声绘色描绘制台、将军、藩台、臬台的威风以及成都大户人家的富丽堂皇和大家族成员舒服安适的生活。在韩二奶奶讲述中成都的物质繁华可见一斑。这和幺姑母亲对成都的体验截然不同，对她母亲来说是成都人心冷漠，穷人生存不易，而在韩二奶奶的讲述中成都富庶安逸，甚至“连讨口子都是快活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成都这一繁华的西南都市的两面性。受韩二奶奶乡思的支配影响，爱做梦的少女邓幺姑对于成都的想象更加倾向于后者。在韩二奶奶鼓励中，她甚至认为成都是自己归宿的好地方，自己也应该置身到成都大户人家享受着荣华富贵。当韩二奶奶曾有意向幺姑提起自己三兄弟的婚事时，她也曾怦然心动，这是其为改变自身卑微的乡村身份借着韩二奶奶的力量来实现自己阶层跨越的隐秘动机。

但是天意弄人，她的繁华热闹的都市梦刚开始便受到了挫败。韩二奶奶不幸去世，她为此痛不欲生，如丧考妣。经此沉重打击，邓幺姑和以前判若两人，郁郁寡欢。封建时代的婚姻一般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老传统，当邓幺姑父母为她张罗婚事时，她断然拒绝和乡间男子结婚，听说媒人提的亲事多是在乡间而非成都时她又着急又丧气，可见她对都市繁华梦的追求何等执着，其眼光和见识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普通乡间少女。当朴实的父母受着门第观念的深刻影响坚决不同意自己的黄花闺女嫁给成都大家族的老头子做妾时，邓幺姑为盼着父母答应的愿望落空而偷偷黯然神伤。又经过两年的邓幺姑更多了些见识和冷静，学会了现实和妥协，经过权衡，她深知以自身天然条件成为成都大户人家太太的确很难，做大户人家的小老婆过受气日子也心有不甘，只好退而求其次降格以嫁，和天回镇兴顺号的小老板蔡兴顺结了婚，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娘”。邓幺姑的都市繁华梦虽未能如愿以偿，终究还是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阶层身份，在社会等级上完成了跨越，物质方面虽不是大富大贵，也能保证吃喝不愁。

2.情欲追逐

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看，由邓幺姑到蔡大嫂，这一女性形象通过婚姻完成了自身身份阶层的转变，这只是物质方面的满足，属于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一般来说，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先有生存，再有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往往是先有物质条件的满足，再有精神追求的动力。马斯洛层次理论认为人们物质需求满足之后就产生了爱和归属的需求，古人也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小说文本来看，蔡大嫂和蔡兴顺的婚姻只是单纯地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并无心有灵犀、两情相悦的精神基础，而蔡大嫂本身又是一个倔强的、充满自由和野性精神的女人，这就为她后来“出轨”表哥罗德生作了铺垫。

物质条件满足后的“老板娘”蔡大嫂刚开始还能安于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厌倦了这种枯燥乏味的婚姻生，产生了精神的空虚和苦闷。丈夫蔡兴顺相貌丑陋、委琐庸俗、老实过头，胆小怕事，一心埋头于挣钱，整天和生意打交道，除了生意就是吃饭睡觉，且好酒好醉，醉了就睡，显出小商人的世俗习性，毫无浪漫情调。周围的人们对他们的婚姻充满流言蜚语，认为妖娆的蔡大嫂嫁给“蔡傻子”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这令蔡大嫂心生苦闷，情感的渴求更加强烈。表哥罗德生的到来为她追逐情欲提供了契机。罗德生这一人物形象和蔡兴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具有“袍哥”身份，为人慷慨仗义、举止潇洒、见多识广、谈吐不凡，蔡大嫂被他深深吸引在所难免。在妓女刘三金的欺骗、怂恿和引诱下，蔡大嫂最终陷入情欲旋涡不可自拔。从树荫下的调情、后院的幽会到青羊宫的奇遇、东大街的武斗，经历种种的蔡大嫂思想不受任何的羁绊，情欲得到充分的放纵，行为也变得格外的豪爽泼辣。

成为罗德生情人后的蔡大嫂不仅陶醉于情欲，还得到物质享乐的满足和被保护的安全感，这是丈夫蔡兴顺所给不了的。但凡她所欣羡的，罗德生都会满足。赶青羊宫时，她喜欢郝大小姐身上西洋国的花露水的香气，随口一说，罗德生很快就从省里给她买了一瓶，顺便又送她一块怀表。其他诸如吃穿戴用，只要她认为是好的，不管价格多贵，很快她就能如愿以偿。这些物质享受远远比单纯做蔡傻子的妻子得到的物质丰富且有品位多了，这使得从心底生出一种对罗德生的感激，因而拿出一派从非有过的温婉、热烈、真挚、猛勇的情报答他。

不仅如此，在青羊宫烧香场面中蔡大嫂风头出尽，使她感受到支配人、驱使人，享受到被罗德生等人供奉和张占魁等粗人之恭顺听命、自己高高在上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自己如女神一样可以把普通男子踏到脚底的精神满足的快乐。她和罗德生的这种违背传统道德的不伦之情，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反而得到了天回镇上人们的理解，因为这种现象和例子很多，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从中可见清末时代束缚在女性的传统伦理道德逐步崩塌、解体的趋势。

3.权势依附

李劫人对蔡大嫂的情欲描写具有狂欢化和自然主义色彩，她完全置传统风俗伦理道德于不顾，在满足情欲同时，其物欲也同步得到更大提升和满足，社会见识和眼界也得到大大拓展，早已与那个安分守己的老板娘判若两人。人类的欲望需求往往是无止境的，成语“欲壑难填”正是其注脚。蔡大嫂很难再回归到那个小老板娘的身份和状态了。此时她的欲望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在遇到合适的突发情况时，就催生出她更加高级的欲望需求。从马斯洛需求层次视域看，这种欲望需求属于满足更高级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在蔡大嫂需求层次不断追求满足的道路上，除了表哥罗德生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顾天成。顾天成这个人物形象非常复杂，没有依附洋教之前，曾是土粮户，他的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为他加入洋教寻求庇护并借机复仇埋下了伏笔。顾天成先是在天回镇赌场被刘三金等人做局输钱并遭到一顿揍，接着妻子去世，女儿走失，财产被族人霸占，自己重病一场。他在邻居帮助下加入洋教以图复仇，刚开始洋教势力处于下风时，他也狼狈不堪，无家可归。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洋教势力遂占上风，顾天成也开始命运发生转机，幺伯主动归还他占去的房屋田地，他为复仇借机污蔑罗德生，此时的顾天成作为基督教教民，显然比作为“袍哥”的罗德生能量更大、势力更强。当代表两种不同势力的顾天成和罗德生发生矛盾时，罗德生只能逃之夭夭，音信全无。这时的蔡大嫂失去了罗德生的庇护，形势很是危急，丈夫蔡傻子入狱遭受拷打，自己为保护丈夫也遭官兵打伤。她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权势才能救丈夫蔡傻子于水火，才能长久地保住自己的富贵荣华，才能给儿子一个更好的将来。好色的顾天成对蔡大嫂的美色垂涎欲滴，善于趋利避害的蔡大嫂审时度势又一次作出惊世骇俗的选择，与顾天成达成交易后再嫁给他，最终达到多重目的，即使顾天成猥琐、庸俗和卑劣也毫不顾忌。在与顾的谈判过程中，蔡大嫂始终处于强势主导地位，绝不考虑社会的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好色的顾天成对蔡大嫂提出的苛刻条件却也欣然同意。“仍然要六礼三聘，花红酒果，象娶黄花闺女一样，坐花轿，拜堂，撒帐，吃交杯，一句话说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1]从中可见蔡大嫂对权势欲望追逐的狂放不羁和无所顾忌，权势不仅能让她成为“顾三奶奶”，还能保障她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并给她带来驱使他人的快乐。她本能地体会到权势在手，才能保住荣华富贵，儿子将来才能飞黄腾达。蔡大嫂来自乡间，没受过文化教育，能凭借的资源十分有限，其仅有资源无非是可人的姿色和倔强果敢的性格。这种不受传统伦理道德束缚、敢于冲破男权社会“藩篱”的性格，促使她借姿色審时度势地作出了对自己生存最现实、有利的选择。

当然，蔡大嫂的自我实现终究有着自己天然的天花板和局限性，她不像后来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现代新女性那样，靠着同男子一样为社会作贡献的社会价值实现自身经济、精神等方面的真正独立，而是凭借姿色和心机通过婚姻手段征服顾天成这样有些权势的男性来保障自身的荣华富贵。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带“依附性”和“寄生性”像“攀援的凌霄花”式的攀爬和努力，并非是自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的自我实现，这是由她自身客观的资源条件和外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二.蔡大嫂形象的文化成因

1.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借鉴与改造

李劫人曾有法国留学的经历。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翻译了莫泊桑、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评价文章。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必然对李劫人的创作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以《包法利夫人》为例，福楼拜笔下的的爱玛和李劫人笔下的邓幺姑（蔡大嫂）形象有相似之处。生活环境方面，爱玛即包法利夫人和蔡大嫂都是生活在小地方的乡村姑娘，天然优势都是具有姣好的容貌。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对繁华的都市充满向往，都有着对自己平庸丈夫的不满和理想爱情的渴望，并为之付出“行动”，爱玛的情人是罗道弗尔，蔡大嫂的情人是跑江湖的表哥罗德生。两部作品都是通过女主人公同周围环境的冲突、碰撞显示她们各自的性格力量和自我意识。不同之处是爱玛受过淑女教育，邓幺姑没有文化熏陶，爱玛的命运是充满阴郁、灰色情调的死亡悲剧，而蔡大嫂即邓幺姑的命运则是靠着手段摇身一变成为了顾三奶奶，实现了少女时代成为成都人的都市梦，完成了自身和后代的阶层跃迁。蔡大嫂身上鲜明地体现出强烈的自我个性和不受传统礼法束缚的个性特点正是作家借鉴和改造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结果。

2.巴蜀文化的浸淫与影响

环境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同地域环境的作家受生活地理环境影响和浸淫其创作风貌往往呈现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即地方色彩。法国的丹纳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不管在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
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
环境用种种的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2]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不同地域的作家创作出了系列经典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文学画廊中熠熠生辉。鲁迅塑造了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
巴金塑造了瑞珏、梅表姐、鸣凤、曾树生等女性人物；
沈从文塑造了三三、萧萧和翠翠等美丽纯洁的湘西世界少女形象。老舍創造了虎妞、韵梅等京地特色的女性形象。作为蜀人的李劫人其创作的人物形象也必然带有蜀地特色。

从地理位置看，巴蜀处于中国西南一隅，地貌多样，这种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使得巴蜀文化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天府之国”美称。“巴蜀地处亚文化圈，远离中央封建集权，相对来说民风较自由，男女尊卑观念较弱，女性在四川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她们展示出四川女性的个性、自信与魅力。”[3]蔡大嫂身上之所有着以有如此不受规约的强烈的野性自由精神和自由浪漫的巴蜀风情密不可分。作为长期生长于斯的李劫人自然也深受这种地域文化的浸淫和影响，所以，“巴蜀文化的浪漫、叛逆、特立独行又赋予李劼人强大的自信力。”[4]这使得《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形象具有了一种不似现代女性近似现代女性的泼辣大胆、果敢自由的野性精神。

此外，李劫人还深受传统文化滋养，中学时就喜读小说，擅长为同学讲说，声情并茂。中学毕业后，他给报馆写小说，备受青睐，已显示出文学家的天赋和端倪。纵观李劫人一生颇富传奇色彩，留学、写作、经商、从政等经历丰富，见识广泛。这种广博的生活阅历为其创作“大河小说”系列产生重要影响，使得他的历史小说既有宏大的历史气概又有丰富立体、精细入微的描摹勾画。

深受中西两种文化熏陶的李劫人赋予蔡大嫂形象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其进行着生命欲望的追逐，凭借有限的资源条件满足自身的生命需求和阶层跃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都能以超常理性作出合乎自身内心需求和生存本能的抉择。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蔡大嫂身份不断转换，可以发现她清晰的人生轨迹：从乡间少女邓幺姑到小镇老板娘蔡大嫂，到罗德生情人，再到顾三奶奶，这也是其需求层次不断变化和生命欲望不断满足的过程。作家对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不是处于静止状态的描绘，而是一个不断动态化、丰富化、立体化的过程。文本也正是通过蔡大嫂的人生遭际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空间图景，勾连起不同阶层、人物命运的悲欢起伏，进而表现出历史时代的内容。

总之，这位乡间女性通过不断选择与努力，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与跃迁，突破了男权社会为传统女性设置的“藩篱”，拓展了生命的宽度和丰富性。蔡大嫂这一女性形象向人们昭示了自我命运的牢牢掌控和把握，体现出强烈的生存意识，也折射出小人物阶层跃迁背后是大历史潮流的变迁和嬗变。蔡大嫂这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但具有鲜明的人文价值，还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价值。

注 释

[1]李劫人：《死水微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页。

[2][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9页。

[3]朱昱璇：《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四川女性文学形象—以李劼人小说为例》，《文苑漫步》2022年第3期。

[4]彭超：《从不同视野下的“蔡大嫂”们看女性意识变迁》，《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作者单位：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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