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守护者
张知依 小包
吕植如果自然可以不再需要保护者
在自然保护的路上，吕植已经走了三十多年。这一路，她和大熊猫为伴，与年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者为伴。从西南山地走到青藏高原，从大熊猫、滇金丝猴到雪豹等野生濒危物种，吕植愈发意识到，自然保护远不是写几篇论文、落实几个政策的事情，其蕴含的根本问题指向的是人心和价值观。
2007年，吕植创办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既专注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也关注着“身边的大自然”——希望通过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示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和方法。如果保护是一件利己之事，自无须赘言；
如何让自然保护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实现利他的转变？这是吕植正在做，并会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与野生大熊猫最亲近的人
“是大熊猫带领我一步一步走向自然保护的道路。”谈起自己的事业，吕植给出这样的答案。
1985年初，还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上大四的吕植为撰写毕业论文开启了野外考察，“能不能见到野生大熊猫？”她抱着不确定赶赴野外，进山的那天下着大雪，林间的小路覆盖着厚厚的雪，她看到雪地里一行行大熊猫的脚印，沿途还有很多大熊猫的痕迹，“它们甚至把一块写着保护野生动物的标语牌啃了几口。”这些情景吕植印象很深。
早就听说野生大熊猫不容易见到，没想到，3月7日启程，4天后就在野外看到了大熊猫。“当时太兴奋了。”吕植回忆起自己最初做熊猫研究时的场景。而兴奋之余，她深知要想长期研究，就要努力和野生大熊猫建立信任。她锲而不舍地跟随熊猫，学它们的叫声，渐渐地，吕植发现有时大熊猫会“回应”她，“可能我是第一个跟野生大熊猫说话的人吧。”吕植笑说。
“也是真诚和沟通，和野生动物建立信任，其实跟人与人的相处很像。”一次一只年老的大熊猫因为牙齿发炎而无法进食，跑到农户田里后被送到吕植那里，吕植承担起它的治疗工作。这只大熊猫和她很快熟悉了，一周病愈后放归山林随即又自己跑了回来。有了这样的经验，她开始更近地试探自己和大熊猫的距离，以便细致地观察它们地社会行为。在大熊猫“娇娇”产崽的时候，经过两年多地跟踪观察，吕植尝试接近她，直到把自己的手放到娇娇的肩膀上，“她没有表示反感，我知道她接受我了。”这种信任的建立，给了吕植情感上极大的回报，对于那些和大熊猫朝夕相处的场景，她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然吕植看到的不只是大熊猫的憨态可掬，还有其背后复杂的保护问题。陪伴了“娇娇”3年后，娇娇即将迎来第二个小崽，它们生存的森林却面临着严峻的砍伐问题，娇娇可能没地方产崽了。
经过吕植和导师潘文石及诸多师友们的多方奔走，娇娇的栖息地得到了保护——伐木队被叫停了，那片栖息地成为了自然保护区。这个过程让吕植意识到，做学术研究的人不能被动，不能一味地“与世无争”。“有些时候，光靠做研究不能解决问题，你得去投入、去参与，该争取的时候不能沉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书面表达上，要更多地去做实事。”也正因此，自1990年代开始，吕植深入地参与自然保护地实践。
生態公平：人与环境共生
站在自然生态保护的角度，这件事是里程碑一样的胜利存在，可对吕植来说，思考人与环境如何相处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因为森工企业转型变为保护区，2000多人的伐木队伍最后只留下200人，很多和吕植朝夕相处的工人朋友失去工作。原先同吃同住的工人们开始疏远研究者，甚至在墙上直接写出标语“此地禁止科学研究”。
“当时就想着再不保护，大熊猫就没有了，虽然国家提供了资金补偿，但毕竟影响了很多人的生计。”吕植想，保住森林，却让一些人失去了工作。这真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吗？这个问题在她心里留下大大的问号。
2007年，吕植发起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山水的愿景，便是“生态公平”。“ 我们希望在做保护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决策间的平衡。”吕植说。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关注青藏高原的雪豹、西南山地的大熊猫、金丝猴，亦关注城市周边的大自然。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山水团队开展以雪豹为旗舰物种的高原生态系统保护工作；
在大熊猫栖居的四川、陕西、甘肃，持续开展大熊猫与森林保护，与周边社区合作开展以社区为主体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践；
在云南和藏东南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工作。2018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启对城市、郊区、厂矿、大型基础建设周边地区等受人类干扰强烈区域展开的生态恢复，探索恢复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新方法，并引导公众参与恢复过程。
对吕植而言，自然保护与人的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在一次次的深入探索研究、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她进一步感受到保护与发展并行的重要性。“只有让当地社区认可和参与保护，保护才能持续。当地社区认可环境的关键，是能够从保护中收益，有一个良好的鼓励机制，让保护和发展同步。”
几年前，山水团队在大熊猫的栖息地设立了“熊猫蜂蜜”项目点，推广生态产品。“‘熊猫蜂蜜表面上只是一瓶蜂蜜，一瓶好的蜂蜜。但它又不仅仅是蜂蜜，它的背后是生态保护的故事。”吕植介绍，“熊猫蜂蜜”和大熊猫保护息息相关——它来自于熊猫栖息地，是由半野生的中华蜂采自熊猫栖息地天然的野花，在自然状态下酿成的蜜。“当地村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个项目点，希望能让这些村民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带动他们的收入，这样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就有了。”
要产出好的蜂蜜，取决于蜜源、水源和蜂源的安全与质量。“熊猫蜂蜜”让当地村民开始感受到，只有山好水好，蜜才能甜，山水之间，大熊猫的栖息地资源被盘活，形成了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正向循环。这里进而建立了保护小区，获得了政府的护林资金。尽管目前依靠蜂蜜和保护小区还远不能达到让村民致富，已经吸引了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想要投身于蜂蜜产业和熊猫保护事业中。“带头的年轻人说，在外永远是打工，回来是给自己和家乡做事情，生活的质感不一样。”
多样的伙伴
对吕植来说，伙伴的概念特别宽广，既是和她一起做科研和自然保护的同路人，更是她一直关心守护的野生大熊猫，亦是更广阔的大自然。
不论是北大的学生，还是投身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青年人，和年轻一辈同行，让吕植由衷开心。“很多时候是他们带着我探索！”吕植特别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我是被大熊猫领上这条路的，今天的年轻同学们是主动选择了自然保护这条很艰苦的道路，为此，他们放弃了很多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年轻的伙伴相处，他们的视野也让吕植特别欣赏，“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保护大自然，他们对于物种的了解、知识体系的丰富，以及讨论思考的议题都让我很佩服。”作为老师，吕植有着宽厚的胸怀与无私，“老师，也就是年长一点而已，我希望能给年轻人提供平台，让他们更好地成长。”
至于大熊猫，她视它们为朋友，常年观察研究给了吕植很多哲学上的思考，“即使研究大熊猫已经有三十年多年，我到今天还在不断地思考大熊猫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吕植讲道，“大熊猫很神奇，长得好像憨憨的，但实际上非常聪明；
它们吃的是谁都不吃的竹子，看起来很温和不好斗，但它又是进化中的胜者——和它们同时期的剑齿虎、剑齿象都灭绝了，但大熊猫还活着。”
大熊猫像伙伴一样“教”给吕植哲学层面的问题。“就好像我们说以柔克刚，大熊猫看上去不具备强大的战斗力，但其实是真正的强者——它的生存策略非常有哲理。这也让我对自然界隐含的规则有了思考。”吕植说，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看今天，实际上要看长远。”
在西南边陲，她遇到了一块纯粹的“神山圣水”之地，“当地人并不富裕，整个地区也是所谓的欠发达地区，但民众将保护自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而从不问为什么。”吕植说，在藏区，保护自然是信仰的一部分，庇佑来自于对生命的尊重和怜惜。圣湖里满是游鱼，伸手触摸也不会惊走它们，不杀生的文化成就了一个动物与人相互信任的图景，她感叹，“那是一个从事自然保护工作的人梦寐以求的场景。”
越思考，越震撼。藏区的所见所闻让吕植反思当前开展自然保护时隐藏的“道德优越感”，如何让保护变成一种内化的行动？“根本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因此，吕植更多纳入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丰富生态保护的议题，“保护环境可以成为每个人的信仰，那样就不需要专门保护工作者了。”
Q&A
ELLE：您如何理解伙伴？
吕植：最直观的想法是大家可以同行，有共同的方向。“伙伴”的外延可以很宽，长期一起工作的人是伙伴，对我来说，科研上可以做实事去推动改变的人是伙伴；
在野外最让我受教育的当地人也是伙伴，不管是牧民、农民还是教我爬山和野外生活的工人，都是伙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感情上非常亲近。
ELLE：这么多年的实践与研究，是否改变了您对自然保护的理解？
呂植：对自然保护的理解越深，越觉得这项事业不止是在和环境对话，更多的是要和人类、和我们自己做博弈。为环境寻找出路，最根本的还是要了解人类本身——面对人类无节制的欲望，去做沟通或者斗争。想要改变别人的前提，是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其实这是做自然保护最难的部分——环保要求人要有很大的格局，你要有同理心，并不能苛求别人。
ELLE：能否给普通人提一些可持续生活的建议？
吕植：对普通人来说，了解自己的消费行为会带来的影响，减少浪费，是每个人都能为保护环境做出的努力。从减少浪费粮食开始——很多粮食用地曾经是森林、湿地或者动物的家园，我们用其他动物的家园来种植粮食，理应更加珍惜盘中餐。再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吃本地生产的有机食物，不运输就减少排放，有机食物会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对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很多好处。
李雨晗：从三江源到上海，与貉的奇妙邂逅
第一次遇见上海的野生貉的场景，李雨晗始终印象深刻。那是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她正和科普宣传部的老师聊天，突然听到有人大喊，“貉掉河里了！”她跟着人群往下冲，就看到小河里一个小小的棕色毛团在扑腾。大概是因为快一米高的河岸是直角的，小家伙一不小心掉下去了，它才一两个月大。一群人拿着簸箕捞了五分钟，小貉成功得救，缓了缓之后跑走了。
野生动物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学生时代起，李雨晗就在与它们频繁打交道了—北大本科毕业后她放弃了国外名校的offer，去青海三江源做了一年的自然保护，被雪豹的美丽惊艳过，也牵挂着误入牧民家的熊；
在牛津大学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硕士时，校园里有狗獾溜过。即便如此，硕士毕业后，真正来到上海做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却是完全新鲜的体验。
“在三江源，出门就是动物，工作站外有狼、雪豹经过。到了上海有很大的反差，见不到这么多大的动物，有几个月我一直在想，来上海我要保护什么？”
野生动物出现在特大型城市并不罕见，新加坡有水獭，英国很多城市有赤狐，美国也能见到浣熊邻居。在国内，对城市野生动物的了解和研究，正處于刚刚起点的阶段，上海恰恰是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
李雨晗喜欢和未知相遇，她探索了很长时间，一张上海的野生动物地图在脑海中展开—东南和东北部靠着海，是无数鸟类栖息的天堂，她曾经一天看到超过50种；
奉贤有狗獾出没，嘉定有豹猫，新江湾城地区有小灵猫；
西南部的松江、闵行、青浦是貉的大本营。
貉进入她的视野。这种和狗差不多大小的哺乳动物，原本就生活在长三角地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它们逐渐消失过，而现在又慢慢回来了，这让她觉得新奇和兴奋。“上海有几千只貉，在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碰撞在一起本身就很奇妙。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有这样的情况。”
直到去年，听团购群里的邻居说起，“排队核酸的时候看见貉在溜达”，李雨晗才知道自己住了两年的小区里也有貉。这些神秘的邻居行踪捉摸不定，它们在上海生活得怎样呢？她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复旦大学、上海林业总站，从去年开始，给城市里的貉做了一场“貉口普查”。
他们征集来一百多名志愿者，律师、IT从业者、工程师等等，在上海的50个小区同步调查，捕捉野生貉的踪迹。“最后发现有的小区超过50只，密度完全超标。”李雨晗去了那个小区，有漂亮的假山和充足水源，太适合貉生存了。小区里的老人说，大家特别喜欢貉，每天专门有人喂，还热心给她展示了一张照片—一个居民拎着一大兜猫粮，8只貉很开心地围在那儿吃。
她内心一下紧张了。“喜欢野生动物是好事儿，但不能这么喂，野生动物泛滥对人也不好。”李雨晗常常能遇到对野生动物过于热情的居民，还有想上手摸的，“爱是克制，保持距离才是理想生活状态。”
学会和身边的野生动物相处，对城市居民来说，是一项漫长的、从零起步的功课。和貉邂逅的这两年，李雨晗增添了许多奇妙际遇，也感受着人们和野生动物的复杂情感。
去年春天，一户上海居民捡到了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貉，给它取名叫“吉祥”，一点点细心喂大了，才发现不是狗。“和我们联系上之后，那家人情绪比较波动，因为知道野生动物总要送走，特别舍不得，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和它很亲密。”动物园把小貉接回去进行救助，并在前不久放归了。“ 貉有貉生，这种曾经的亲密就是要慢慢淡化掉。”
李雨晗也有自己的牵挂，去年夏天她又回到了三江源。一切好像都没变，保护站的大狗还是那么亲切，当地人依旧热情；
但也能看到改变，2017年在那里做的自然体验项目—让当地人接待外来的自然体验者看野生动物—在慢慢壮大，越来越多的当地家庭加入进来。她尤其欣喜的是看到一些女孩儿也积极地参与了进来。
自然体验项目是为了平衡“保护”和“发展”的冲突：当地为了保护建了国家公园，不能盖高楼，每年村里有上百头牛被野生动物捕食，希望自然体验项目能补贴当地人的生计，也调动他们参与自然保护的积极性。在城市，冲突可能会更剧烈，“可能是价值几十个亿的土地的冲突，怎么把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保护下来，再比如小区里不喜欢貉的居民会想把它赶出去。”李雨晗能做的就是找到冲突的根源，并增进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理解。
“是时候创造机会，让更多人成为我们的伙伴。”伙伴对李雨晗来说，是“愿意克服千难万险一起往前走的人”，像是一起并肩做过自然保护的志愿者，现在虽然各奔东西，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
也有可能是有热情但完全陌生的网友。
她对自己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我们面临很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无论是资源的过度使用、污染，还是野生动物的灭绝，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远方的人和生物、未来的生活考虑进去，有了‘万物共生的观念，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谭羚迪：重新发现“附近”的隐秘世界
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有一整片的芦苇丛，每年为了保持水质都需要收割一遍。一般人看来简单的举措，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谭羚迪来说，需要考虑的因素却极其复杂，里面栖息的各种生物，有春天繁殖的，夏天繁殖的，冬天还有越冬的鸟类。
在城市里另一个需要顾虑的因素还有人—游人的观感如何，还有鸟类爱好者的声音，怎样做才是最合适的？这个方案，每一年都需要和公园重新讨论一遍。
2016年加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谭羚迪是一个小团队的负责人，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的工作，不仅是城市中心，郊区的人工林场、农田、工厂厂区都有他们活跃的痕迹。在她的讲述中，那些人们熟悉的“附近”，变成了另一个崭新的、丰富的生物世界。
如果不是观鸟爱好者，大概不会知道，北京是一个观测野生鸟类的好地方—它位于几条迁徙路线的交汇点，山地、平原都有，还有像沙河那样特别开阔的水面，各种类型的鸟类都能在这座城市看到，冬天到了晚上，它们也会进城睡觉，同样在城里，常见的野生动物还有黄鼠狼、刺猬和各种蝴蝶。
北京的春天随着漫天飞舞的杨柳絮一同到来。前不久，谭羚迪和同事们带着一群艺术家去探访了北京郊区的京西林场，山水在这里参与人工林改造研究。这片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工林，如今成了生态公益林，不时有斑羚、豹猫、野猪、狍子出没。不同的季节，他们都会招募普通市民，调动公众的热情，一起参与野生动植物的观测。
今年大家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小小的传粉昆虫身上。谭羚迪展示起前一天探访小队拍到的传粉昆虫，“这张是最可爱的”—那是一只黄胸木蜂，喜欢在木头里筑巢，黄黑交错的身体只有二十几毫米长。拍摄传粉昆虫像是开盲盒，不知道会拍到什么。
这已经是他们和北京的志愿者一起记录传粉昆虫的第三年了。积累这些生物的数据，也是为了在城市里留住它们。“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到，比如一个地方要开发建设之前，要考虑到哪些生物？如果想要（ 对环境）做出改变，可以有哪些小小的措施？就可以结合之前观察的数据。”
一到冬天，城市公园出于美观和消防安全的考虑，把落叶收走，“土壤的肥力就会下降，落叶里过冬的昆虫也会被收走。”谭羚迪和同事们就请奥森园林部帮忙在公园里找了个小岛，保留下了那些落叶，然后在地上挖个洞，做成“昆虫陷阱”，监测昆虫的变化。一年，两年，三年，“陷阱”里出现了新的昆虫，多样性也稍稍变得丰富了。
“在城市里，如果为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做改变，效果可能比较慢。但蝴蝶、蜻蜓这些昆虫类的，只需要在城市一些小的空间做一些改变，很快就能看到变化。”
谭羚迪在厦门长大，从小就喜欢动植物，小朋友大概都喜欢吧，只不过她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了长大以后。大一上了吕植老师的课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又去欧洲读了个海洋学的硕士。当兴趣变成工作，她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希望城市里的小孩也有机会可以享受自然的快乐。”
她和同事们还在设计各种线上讲座和活动，让城市里的居民一起参与进来。去年8月，他们发动北京的市民，寻找身边碎片化的“荒野”—单位后院的小水坑、人工湖中的芦苇丛等等，记录这些小小世界里的生命。
她也收到许多志愿者精彩的反馈，像是废弃的高尔夫球场观察到80多种鸟类；
公园里人迹罕至的小角落常常有刺猬、黄鼠狼的踪迹。在谭羚迪看来，这是很好的参考案例，“公园、绿地、河滩可以保留一小片不太做人工干预的地方，区域的生长条件变好，整体的生物多样性就会提高起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她眼里的“伙伴”—同事，一起工作的志愿者，普通的热心公众，公园的管理人员和绿化工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等等。
城市的发展总是迅速的，这些小小的、脆弱的“荒野”也很难长久存在。谭羚迪建议大家不妨多关心身边的绿地，城市的野趣往往就藏在附近的夹缝里。她觉得，只要有心，随时都可以尝试和感受。这也是她的日常，家里来了蜘蛛，窗外的鸟，晚上楼下的刺猬，甚至不速之客蟑螂，都是她的观察对象。以前排队做核酸的时候，她数了小区里的麻雀窝—总共看到10个，在预留但没有使用的空调洞里。
看到周围生命的活动，总会让谭羚迪產生一种对自然的归属感和连接感。“感觉到我属于土地，属于这个环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唯一一点小小的遗憾是，在北京看不到海，她只有在每年回老家的时候去海边。厦门的白海豚保护区离家特别近，她的爸妈都在快餐店的窗边看到过白海豚，但她总没有这样的运气，这大概也是自然的美妙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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