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诗作中“中原美学”书写的三个维度
【摘要】纵观整个唐王朝的诗作皆是以政治相近内容为主要创作题材。文人科举入仕所思、所想、所图都是围绕着封建王权统治为根本，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诗作的核心价值导向。唐代诗歌创作在中晚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即是文人又是仕人的双重身份属性使得该时期诗作的书写普遍带有着对盛唐气韵的追思、对动荡时局的反思与个人心境的缱绻。以中晚唐诗作为研究范本可以通过分析其中历史的、苦难的和心境的书写来探寻历史的话语空间，苦难的社会价值和心境的当代重构对“中原美学”建构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中晚唐诗作；
中原美学；
历史书写；
苦难书写；
心境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2-002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08
基金项目：青岛工学院地方特色文化专项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及其保护模式研究——以胶州地区为例”（2022KYJH025）阶段性研究成果。
“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地区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被统治者们所重视，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中原，我国的八大古都，中原地区占据了半壁天下。中原地区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区域，因此中原文化也呈现出典型的正统性特征，呈现出缤纷丰富的色彩：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
以和为贵的儒家德政思想；
注重发明创造的创新精神。探索中原文化中的历史精神，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原美学在新时代地区形象塑造中的作用。挖掘中原诗人中晚唐诗作中对于历史、苦难、心境的书写，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原美学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蕴。
一、历史书写
诗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亲见者，诗作记录下的即是其所参与的历史书写。参与历史书写的过程中，诗作所承载的记忆并不全然是客观的记叙，也有着重构、解构与错置等等现象值得细绎。中晚唐诗作中历史书写与其时的政治、文化等背景有着复杂的关联性。开元盛世、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等作为公共历史记忆被众多诗人频繁地书写进个人的诗作之中，重构、解构与错置都不过是历史书写的一种表达方式。新历史主义文论观认为，文学即是意识形态的、历史的呈示和结果，同时也参与到了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生成。
研究历史，一方面离不开对历史客观性的掌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把握历史书写的客观性。“重视历史的客观性，是指重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真实客观过程。历史是尝然，已经由存在转变为非存在，由有到无，而历史的书写则是在看似‘无中寻找‘有。” [1]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 [2]历史书写对还原历史的意义不言而喻。探讨历史，要结合历史文献、历史文物，也要关注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往往也可以从古代文艺作品中得以窥探。
以有着“诗鬼”之称的中唐诗人李贺（今河南洛阳人）为例，李贺生活的时代，并非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盛唐好景，而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唐朝：王朝内部暗流涌动宦官专权，王朝外部藩镇割据，少数民族起兵作乱，这三大社会危机不仅阻碍了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让人民饱受战乱侵扰苦不堪言。李贺生于乱世，目睹江河日下山河飘零的局面忧心忡忡，恨不能弃文从武冲锋陷阵，“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就是他的内心真实写照，这寥寥两句，就让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充分表现了诗人想要拿起武器，于战场奋勇杀敌平定藩乱的急切心情，这种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的思想构成了李贺诗思想感情的重要部分。《雁门太守行》一诗则是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了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从听觉、视觉两处入手渲染战场的悲壮气氛。这些诗歌不仅抒发出作者誓死不屈报效祖国的决绝之意，也体现出中唐时期社会动乱、战火纷飞的社会局势。
如果说李贺的诗歌是以宏阔盛大的场景构置、瑰丽奇崛的想象在众多唐代诗人中脱颖而出，那么白居易（今河南新郑人）则是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我国诗歌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继承了汉乐府诗歌“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立足中唐的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希望以此补察时政。所以在《新乐府序》中提出“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可见，白居易创作的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讽喻诗，最终目的在于“为君”，要让为人君者了解社会百态、民间疾苦，做贤明的君主，才能让整个社会政通人和，由此进一步提出“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所以，人们可以从白居易的诗歌中窥得中唐社会的一些景象特别是“乱象”：《观刈麦》描写的是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谴责了对人民造成巨大压力的沉重赋税。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元和二年，这段时间白居易任陕西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深切地了解百姓背负的沉重压力；
《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三十二首，描写的是一位卖炭老人艰难谋生的遭遇，深刻揭示了“宫市”的腐败本质，白居易创作此诗时大约是元和元年，此时也是“宫市”为害百姓最深之时，“宫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掠夺和压榨；
《重赋》（《秦中吟十首》之一）则是借农民之口来叙述社会的不公，“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寥寥数语，便生动地勾勒出为官者的贪得无厌。这些诗歌行文质朴简洁，用词犀利，反映了中唐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揭示了造成这些矛盾的源头，对于考察当时的社会风貌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二、苦难书写
苦难书写是隐匿在诗作字里行间的人性内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域的文艺创作中都能捕捉到有关于苦难的书写与审美。苦难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都具有巨大的美学空间。中晚唐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宦官乱权，使得民不聊生、朝野动荡。中晚唐时期的诗人大多即是官卿又为文人，此时期的诗作中大多是对盛唐气韵的追思和现实苦难的书写，其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反思。对人类生存处境的艰难求索，对生命存在价值的反复追问，是文学艺术长河中永恒璀璨的星。苦难作为人类感知中情感反应最为敏感的一种感性体验，在经过文人卿仕理性认知之后会形成各自不一样的苦难书写。
诗人杜甫（今河南巩义人）就是中晚唐诗歌苦难书写的典型诗人，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恳切言辞中，在“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激愤感悟中，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豪迈洒脱中，形成了其独特“沉郁顿挫”的诗学风格。“沉郁顿挫”，既是杜甫诗歌的美学特征，也是渲染其生命的底色。杜甫一生跌宕起伏、颠沛流离，正是这些充满苦难的经历为其诗歌的苦难书写奠定了灰暗的基调。
杜甫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无忧无虑游山玩水，后半生沉浮流离，目睹官场腐败、战争频起让百姓苦不堪言，也正是对这些痛苦境遇的亲身遭遇或亲眼目睹造就了一代诗圣。在驳杂纷繁的世事浮沉中，在变化无常的人生变故面前，即便一个人具备再强大的内心和再豁达的境界，也难免产生一种疏离、隔膜之感，并由此衍生出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对人间苦难的审视。杜甫正是如此，在他的诗歌中人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君行别老亲，此去苦家贫。藻镜留连客，江山憔悴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前半生衣食无忧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足迹遍布各处，似乎也为他后半生的散落漂泊埋下了伏笔。中年时的杜甫一改年少张扬，试图为人生寻找意义并践行意义，寻找价值并确立价值，从而对抗人生的虚无。
同样是以现实为诗歌创作题材，杜甫与白居易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是为政治服务不同，他除了书写人生的苦难、人民的磨难、社会的灾难以外，更注重发掘苦难背后的思考与追问，所以此时他的诗句不再是曲折幽微聊以自慰的文字，更是一种融入了犀利社会批评、凝结了人文精神的动人诗篇。安史之乱到入蜀以前，杜甫的诗歌又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以更加冷峻的态度去审视时代中的乱象。《三吏》《三别》中不仅流露出作者自身在乱世中身世飘零的孤独感，更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当感性的宣泄转化为理性的批判，说明此时诗人的心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即从个体情感的发泄转化为对民族存亡、国家兴亡的慨叹。
然而，矛盾也由此产生：杜甫一方面直接地揭露社会矛盾：穷兵黩武的残酷、朝廷官员的为非作歹、战乱导致的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又为了社会安定、国家大局，不得不努力维护唐王朝的统治——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这种知与行的割裂中、自欺欺人的矫饰中，个体也陷入了一种分裂的无奈境地，杜甫以诗歌为斧钺，剖析自我症结，希冀为后人探索一条自我救赎的坦途。在这种浓郁的悲剧心境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杜甫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传颂千古的动人诗篇，沉郁顿挫的诗学品格，更是这种苦难书写的美学风格，而这种苦难书写中的“苦难”，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他经历或目睹过的人生苦难，而是杜甫本人苦难意识的呈现。杜甫的一生坎坷多舛，但他并非只看到命运对他个人的不公与磨难。在面对自我生命中的苦痛之时，他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乐天知命的济世追求，努力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正是这些品质的渗透，为杜甫个人对于苦难的书写平添了一抹绚丽的底色：深刻的人文价值与划时代的不朽意义。
文学对人的体恤与悲悯，有时候恰恰是通过文学对人生苦难的书写所彰显的。心怀儒家济世理想的杜甫，在自身饱受病痛、贫困、孤独、怀才不遇的多重折磨时，仍然心系祖国和人民，将自身苦难与命运推己及人，流露出对于苦难人生的豁达通透和对苦难人民的关怀，这种儒家仁爱精神使得其诗歌苦难书写展露出强烈的人文精神。这些也使得杜甫超脱了尘世的苦难，积极面对现实困境，对人生理想孜孜以求，实现了其人生价值，这种别样的人生选择更凸显了其可贵品质。
三、心境书写
中晚唐诗作中的心境书写源自中晚唐时期动荡的政治局势和悲惨的生活境况的结果。动荡的时局体验造就了中晚唐诗人丰富的感性认知和心境书写。中晚唐时期的诗人虽处在相近的一种时代境遇之下，但不同个体的生活阅历、仕途经历与文学底蕴最终形成了情态各异的诗情表达。诗情表达仅仅划归为婉约、豪放则难免流于机械性的残缺范畴认知。每个人基于各自的成长经历、生活阅历、仕途境遇与文学底蕴等等进行现世的体验、认知与感悟，以至于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詩歌传世。可以说，即使是同一位诗人在不同时期创作出的诗歌所暗含的个人心境书写也是不尽相同的。
李商隐（今河南荥阳人）的咏嫦娥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诗人秉承了前人对于嫦娥形象的刻画特点：孤寂、惆怅、清冷……除了关注到嫦娥超逸出尘的美感特征之外，还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个人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将这种情感外化为对嫦娥圣洁无瑕品格的赞美。以李商隐《嫦娥》为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青春永驻、长生不老是梦寐以求的愿望。但在李商隐看来，长生不老似乎并非一件幸事。遥看一望无际的青天碧海仿佛人间胜景，可如果终日置身于一片碧海青天之中呢？这里没有人间的欢声笑语，没有精彩的爱恨情仇，有的只是一如既往的孤独寂寥，在长期的哀怨忧愁包围下，即便是拥有不朽的容颜、永恒的生命，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开心吧。一个“悔”字足以点出李商隐对此的感悟：宁可放弃羽化登仙也不肯放弃人世繁华，同时“悔”的使用也让读者对这种清冷孤寂的月宫生活仿佛触手可及。诗歌以“嫦娥”为题，看似是为了咏嫦娥，实际上是李商隐个人心境的一种书写：借描写一个与嫦娥有着相似处境女性的心理感受，寄托作者本人寥落孤独的身世之感。嫦娥、诗中女性、诗人看似是分别独立的个体，实则在诗中三位一体，勾勒出作者自身的孤寂感以及哀怨迷惘的心境：李商隐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但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后半生潦倒贫困。李商隐与诗中女性、嫦娥都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惺惺相惜的共鸣让诗人赋予了嫦娥和诗中女性孤独寂寥的处境，而这种处境又反过来勾起了诗人的心绪，触动了作者的情丝，在物我两忘的境地中完成了作者自身的心境书写。
有着“诗豪”之称的唐代文学大家刘禹锡（今河南荥阳人）是一位擅长山水诗创作的诗人，而他的山水诗与王维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的秀丽明净亦有区别，其诗一改大历、贞元年间襟幅狭小、气象萧索的创作格局，写出了一种风格清新俊朗、明快简洁的开阔景象和宏大的格局。中晚唐诗人历经社会剧烈动荡，曾经南朝、盛唐山水诗中的桃花仙境乐园主题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隐于山水背后的幻灭意识于对世事无常的无限慨叹，此时“乐园”主题已无法合理解释人超脱凡间后的归处，也无法继续承载乱世中人们对“桃花仙境”的寄托，诗人们将关注的目光从“仙境”向“人间”着落，这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心境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坦然地接受世间并无桃源圣地这一事实，用坦然的心态面对世事无常，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超凡的气度与胸襟，刘禹锡的山水诗便是这类气度的代表，《西塞山怀古》虽为其山水诗代表作，但前五句并未对山水进行描写，直到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才点到了西塞山的风景，此诗将叙事、抒情、写景熔铸一体，寓深邃思想于酣畅明朗的风格之中，借古讽今，直指现实，呈现出宏阔的格局。刘禹锡另一首代表作《竹枝词·其二》也是其山水诗代表作，此诗借流落他乡的游子之口抒发思乡之情，从身居蜀地耳闻歌唱自然地引发怀乡的幽思。此时诗人正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被贬远任，暂时躲避政治祸乱保全性命对他来说虽心有不甘，可是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如今的长安不是他实现雄心壮志的理想栖身之处，而是他的伤心之地，于是他想到了家乡，《纥那》是他的家乡民歌，在那里一定有身披绮罗和着《纥那》载歌载舞的熟悉面孔欢迎自己归来，这是一种何等豁达的心境。
四、结语
中晚唐诗作的历史书写、苦难书写与心境书写应当是唐诗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不仅仅在于传世诗作的文学价值，对现世的审美观照与美育价值同样是巨大的。历史作为已然发生的客观存在，在诗作创作中具有可解读性与易误读性。把握历史书写、苦难书写和心境书写在中晚唐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能丰富其审美的当代阐释，并及时规避易误读或过度解读等的可能。诗作的价值即在于最终统摄了创作者对美的感知与欣赏者对美的审读，中晚唐诗作独特的生成空间造就了其诗作特有的美学特质，这也对推进中原美学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助益。
参考文献：
[1]陈先达.历史与历史的书写[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1-16.
[2]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张笑，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工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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