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利安·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
张雅然
朱利安·斯图尔德，1902 年生，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研究所学习，师从克罗伯和罗维，并师从卡尔·索尔（Carl Sauer）学习人文地理学知识。除了这几位老师之外，莱斯利·怀特也是他的老师，怀特的理论学说直接影响了斯图尔德后来的学术走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由于克罗伯要求学生兼顾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所以斯图尔德也受到人类学知识的严格训练。在1939 年之前，他写了不少有关考古人类学的论文，这些论文对他后来建立的文化变迁理论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虽然师从克鲁博，在学习阶段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但是他在研究印第安人时对自己的老师，或者说，对当时支配美国的历史文化学派的理论产生了质疑（虽然他在书中一直强调自己的学说仍受博厄斯学派的影响，研究的是历史的特殊性，而不追求科学性的一般规律，但他的多线进化论思想和文化相对主义依然有很大不同）。
在斯图尔德的学生时代，历史文化学派创始人博厄斯及其学生的理论学说基本“统治”了美国人类学学界。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反进化论的，强调用历史的方法研究人类文化，注重差异性的研究，不追求宏大的理论叙事，也不强调对文化中的因果现象做出解释，对进化论旨在找到人类各文化中的规律和共性的追求持反对态度。可以说，当时历史学派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人类学更偏向于一种定性的、人文性的学科，而非一门定量的、科学性学科。
对于斯图尔德来说，他更倾向于进化论学派的研究方式：“进化论学者的观点是演绎的、先验的、系统化和大量哲学化的。而相对论者关注的却是现象学和美学方面。”他希望通过某一文化的个案分析，通过同时限和异时限的比较方法，找寻文化的起源及其共性的发展规律。换言之，寻找文化的因果联系。虽然斯图尔德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进化论的观点，但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又和前人的进化论学说有所区别。他并不赞成进化论的单线进化论，不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发展道路都是一样的。他也不赞成同为新进化学派学者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学说。他认为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学说太过笼统含糊，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变迁，怀特和查尔德的普遍进化论无法解释文化中的一些差异性，他们的学说没有太大的创新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怀特和查尔德所主张的普遍进化论与经典进化论之间，在进化的阶段顺序上互有区别。他们论述的文化进化论阶段极为空泛，以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议，但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如果仅仅是为了探求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过程，而不是为了重构文化的发展阶段序列，去检验普遍进化论，那么我们很难找出普遍进化论有什么创意。”针对历史学派、经典进化论学派，以及普遍进化论理论的不足，斯图尔德提出了“多线进化论”，他在本书的第一章是这样定义他的多线进化论的：“多线进化论基本上是一套方法论，它是以文化变迁具有明显规律性的假设为基础，并关注文化规律的定量说明。这种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实证，而不关注演绎推理。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历史事实的建构，但是它并不指望在普遍的进化阶段对历史资料进行分类。它的兴趣在于研究具体的文化，但是并不在意探寻地方差异与多样性一类的麻烦事实，从而将构建的参考模型由具体提升到一般，它只关注那些在形式、功能和序列上能得到实证支持的文化事实，这样的文化事实总是处于并行发展状态。虽然这种方法不能照顾到普遍性，但却强化了具体性与特殊性。因此，多线进化论并不提出先验的体系和规律，它已经认识到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无论在整体上还是部分上都会存在差异。多线进化论者绝不会简单从事，认定在特定文化之中是否存在着有意义的明显相似性，或者是否能构想出这样的相似性来。”
多线进化论在斯图尔德整个学说体系中至关重要，在集中论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文化变迁论》一书中，在开篇的引言和第一章，斯图尔德就详细地介绍了多线进化思想的概念、方法论、背景，以及和前人学术思想的异同等。在引言和第一章的基础上，对贯穿斯图尔德整个学术体系的多线进化基本观点有所了解，第二章“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与方法”才能更好地被理解。
多线进化论认为，不同文化在特定的环境中适应与发展是文化呈现不同面貌重要原因，在环境相似、技术类型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文化会具有相似的结构与变迁过程，他認为“文化的生态环境的适应构成了这一系列创造性的过程。”因此，在他的学说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紧密，第二章就在系统介绍他的文化生态学理论。
首先，生态人类学是探讨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是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特定社会环境之下文化的适应与变迁过程。一个民族周围的生态环境对其文化的形成通常具有直接的模塑作用，而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相应地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与之相适应。一个地方的人如何获取自然资源决定了他们的分工方式，而他们的分工方式又衍生出一系列的婚姻制度、政治模式、法律风俗等不同的非物质文化。其中，最能影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是生产技术与环境的适应过程，即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计技术之间的关系，斯图尔德认为这才是文化的核心。比如，同是父系队群的布须曼人、南加州印第安人，以及澳洲土著们，虽然他们的社会结构都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都有很大不同，是狩猎性质的相似性决定了他们有相似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和环境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他更多的是研究自然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然环境对文化单方向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一点后来也被韦达和拉帕波特质疑，因为斯图尔德最初的目的是寻找某一文化的起源，探究文化发展规律中的因果关系，然而斯图尔德区别于环境决定论的文化生态学只是在解释自然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支撑他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一套理论学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比环境决定论更有说服力，弥补了前者的某些不足。
正是因为注重技术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程序也与此相关。“第一，分析生产与生活的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技术发展程度较低的原始社会，生计手段至关重要，原始文化更受环境的制约，而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则需要关注更复杂的层面。“第二，分析特定的技术开发特定地区所导致的行为模式。”比如在某些原始社会中，妇女需要单独采集野果是因为在资源较少的条件下形成无意义的竞争。“第三个是弄清开发环境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其他方面。”通俗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物质基础如何影响思想意识。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对学界，乃至其他学科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仅后来的文化唯物论，甚至景观学、传播学、建筑学等学科在一段时间内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了该理论的某些不足。比如，有学者认为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在文化层面一直强调技术，认为文化核心就是技术。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斯图尔德忽略了意识形态、信仰和仪式等在人类学传统研究中很重要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和自然环境也是相互影响的。比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过春节放烟花爆竹一直以来都是节庆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自然环境受到破坏，大气被污染，人们愈发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此情境下燃放烟花爆竹就需考虑其对空气环境的污染，很多地方纷纷出台了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而传統习俗与观念是很难完全被制度改变的，所以在新规出台之后，仍然有违反烟花爆竹禁令的行为出现，在春节期间不少地方的空气仍被烟花爆竹的烟雾所污染。这个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生产技术之外的文化要素——仪式与思想观念直接受到环境制约，同时又直接影响环境。
此外，在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中，环境特征并未包括如病菌等其他生物，也不包括其他人群，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动植物分布等。提及微生物，就不得不谈论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在疫情之下，大到国际关系，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都被深刻改变，平时被忽视的矛盾和问题在疫情的影响下集中暴发，是否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加速变化仍未可知。由此看来，流感无疑是自然环境条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斯图尔德的学说中未被重视，但在疫情暴发时期备受关注的医学人类学、灾难人类学等较晚出现的学科分支中，生态人类学的很多观念被广泛借鉴。比如，景军老师在疫情期间的公开课程里就提到了生态人类学的诸多概念。至于韦达和拉帕波特等人质疑斯图尔德未考虑将其他人群算入自然环境中，探讨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笔者认为斯图尔德想要探讨的是文化、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他人群不能被算作自然环境，这也是文化生态学与传播派学说的重要区别，他们之间的侧重并不相同。
总体而言，斯图尔德的学说体系是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的，第二章只是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一些基本情况，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斯图尔德提出了许多其他概念，比如社会文化整合层次、文化类型等，也根据他对各地不同的印第安人的实地考察，用具体案例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论证。笔者认为，这些材料除了不能说明他们文化的起源、发展规律的因果这一点不符合斯图尔德最初的预想之外，其他都能逻辑自洽，每一部分都在为他的中心思想服务。或是说，其他部分让他的多线进化论思想更加充实严密。很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非常大的学习、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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