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熊元彬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近代以降,作为仅次于农业的经济产业,即使手工业被机器工业排挤已属必然趋势,但是为了抗战的军事、经济等需要,在战时经济建设中,“手工业在抗战中重新发展起来”[1]。特别是1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市场相继中断后,地处西南大后方的云贵等地区的战略位置和战时经济建设尤显重要,因而国民政府在加强大后方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手工业生产。目前而言,学界对云贵战时手工业缺乏专题且综合性的研究,特别是对1935年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期间“所谓改进战时手工业,便是使手工业能够在战时辅助机器工业”[2]的兴起,以及随后国民政府的工业化建设和战时手工业的影响等,更是尚无专题论述。实际上,云贵地处西南边陲,经济地理独特、民族成分众多、工业化等历史进程极为复杂,一直备受国内外高度关注。因此,本文将围绕战时云贵特殊的战略位置,禁烟运动中断了云贵近代手工业前期洋纱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以及国民政府的战时工业化建设和战时手工业的“畸形繁荣”四方面进行专题论述,以便更加直观地透视云贵及整个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变动历程。
云贵不仅政治、经济等战略位置重要,而且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也极为特殊。相对于东中部而言,云贵地处偏僻、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便,但并不存在着“原始工业化”中的“人口压力”问题。相反,据1934年《商业月报》所载,云贵不仅能容纳大量的移民,而且在这20年前,云贵“二省对于所需食料足以自给”[3],是当时中国粮食“自给有余”[4]少有的地区之一。军阀混战之后,虽然“厥为其人口之膨胀,其增进甚速”,以致多山的云贵可耕种地较少,如1934年左右云南每人平均仅得2.4亩,而贵州更是低到2.2亩,低于全国人均4亩,使其“经济状况渐不如前”,但是基本上仍能自给[3]。据193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川滇黔“三省粮食产量自给有余”,如夏秋的水稻、玉米,分别占全国产量的19%、27%,而冬季的小麦、大麦、豌豆、油菜、蚕豆又分别占全国产量的11%、24%、32%、38%、44%[4]。
甚至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云贵食粮基本上均可自给。其中,据民国时期建设厅调查,1937年贵州全省耕地面积为6 282 676亩,年产粮食13 671 597担,而全省仅需7 775 874担,尚余5 895 723担粮食,“故不特足以自给,且有剩余。除米谷外,民间食用其他杂粮之数量亦至大”[5]。此外,解放战争时期云南食粮仍基本能自给。据1947年农业实验所工作站对云南70县调查结果所示,云南基本上“米粮尚可自给”,其中16县米粮不足,但38县“自给”,16县米粮“有余,以有余低不足,相差甚微”[6]18。
从理论上而言,农林矿产和水力等资源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无论国家还是区域经济都与其密切相关。经济地理“是晚近始有的一种新的命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其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欧美各国工业发展可知,“一国一省地上资源与地下资源的蕴藏及其利用实为其发展程度的契机。经济发展能至何程度,均待其天然资源——林产、农产、矿产以及水力等的蕴藏量来决定”[7]。同时,经济建设必须以经济环境为根据,“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参照国防民生的需要,以求发展”。其中,水力在近代有“白煤之称”,世界各强国所用动力“仰给于水力者颇多”[6]18-19。
从蕴藏资源的实际情况来看,云贵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重要区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据1934年彭学佩所言,云贵等西南“气候和暖,矿产丰富,努力开发,较易成功,将来对于国民经济上的贡献,必极伟大,现今考察调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8]。其中,云南“物产宏多,洵属天府之国,惜因工拙器窳制造不兴”[9],而贵州不仅有工业必须的各种矿产,而且还有可“作为制造头等降落伞之用”的遵义柞蚕特种丝[10]。此外,云贵高山峻岭,山河瀑布颇多,在水力发电方面“便利甚大”[6]18-19。
因此,云贵近代经济落后是其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便、政府和商人重视力度不够等诸多因素所致。其中,贵州除了“战前实业投资大率注重沿海沿江交通发达之区,鲜有投资于交通梗阻之内地”和主政者“因人力物力之欠缺,未能积极建设,加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人口稀少,消费有限”等以外[11],贵州落后“最主要而直接的原因,却是内外交通的特别困难”[12],以及云贵贫穷“实因地未尽力,物未尽用,人未尽才;对外交通阻塞之不除”[5]。
从重商主义而言,云贵的确较为贫穷落后,但是从云贵富含农林工矿和水力发展前景,以及从采用水力、煤矿为动力开采矿产而论,“以进步的正确正统派经济学说的主张看来,那却大谬不然了”[13]!基于此,云贵重要的国防地位和丰富的资源成为国民党建设新西南的重要条件。的确,云南自然环境“是最适宜于重工业的建设”,地上地下均有着丰富的资源,“地下各种金属富源之多,他省少有可相比的”,而地上瀑布之多,水力之巨大,“纵虽千万匹马力的发动机也能轻轻推动”[14]。
抗战爆发后,西南一跃成为中国的大后方,不仅是抗战的工商业和经济根据地,而且还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要冲之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战略地位,“云南的形势最为特殊”“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基础”[15],也是远东、近东的重要点,“而为欧洲与亚洲之交通中枢”[16]。同样,贵州的重要地位仍极为明显,诚如1939年贵州省党部委员杨治全所言,“贵州已形成将来决战时重心之一地位”[17]。一方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工厂、银行不断迁入云贵等后方,成为商业的集中地之一,“遂成为工商业及经济的抗战后方根据地”[18]。因此,为战时需要和抗战胜利,如不积极开发西南各省资源,则不足以支持长期抗战,更不能争取最后胜利。
另一方面,云贵川等地“为往来之捷径,应援之要区,形势若此,冲要可知”[19],从而使“全国的注意力,即转向于这个古老的‘后门’,图谋发展找一个国际交通的路线”[15]。因此,1937年“自抗战军兴,西南乃一跃而复兴民族之根据地”,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交通“莫不以西南为中心”[20]。1938年上海、广州等地沦陷后,中国东路、南路受阻,只能靠西北、西南两路。其中,西南的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都必经云南,因而云南不仅“在抗战中是个十分重要的地方”,而且平时“也是很要紧的”[21]。据1941年国民党中央银行一份英文季刊报道,“现在的情势,云南或其附近各地发生任何事件,都足以影响于中国抗战与建设”[15]。
最后,即使深处内陆的贵州不及云南有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优势,但仍具有重要的交通战略位置。华东、华北等交通被日军控制之后,随着西南公路的竣工通车,贵州不仅是西南国际交通路线的枢纽,而且还是连接西南各省的交通中心。贵州成为西南公路“交通运输之中心,工业资源极为丰富,大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之势”[11]。贵州不仅是西南的重镇,而且也是湘、桂、川、滇的交通中心,“尤其为中央统治下的一个领土完整的省份”。铁路方面,贵州铁路以贵阳为中心,分筑通川、滇、湘、桂四省,即使因经费和材料来源受阻,“暂不能实现,但是柳州至宜山,已经通车”。公路方面,时至1941年,除了已经完成黔川、黔湘、黔滇、筑毕等各公路外,尚有十大干路计划,“皆在次第建设,成功之后,贵州智中心及四边,水陆都可联络贯通”。水路方面,有清水江、乌江、榕江、红水河等。交通工具方面,有汽车、人力、驼力等[22]。
鸦片既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重要因子,也是战时手工业兴起的重要元素。云贵不宜植棉,其近代手工业始于1851年洋纱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其中,云南人“种上鸦片以支付做衣穿的棉布”[23],而贵州即使地处内陆,但因经销鸦片可获厚利,因而两广等客商不畏艰险,“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24],从而在云贵出现了近代机制洋纱与传统手工织布的开始结合,兴起了近代手工业。此外,云贵战时手工业萌芽于1935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兴起于1938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虽然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禁烟令,从而使云贵的双向贸易备受打击,但是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势力未能直插云贵,直至1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外埠城市相继沦陷以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云贵的双向贸易才被中断。
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贵州经济建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禁烟”[25]882。1935年成为“贵州禁烟运动的切实开始”[26]。此后,贵州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6年禁烟计划,分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四项。同样,云南禁烟也从1935年秋季开始。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对禁烟第一期禁种、禁运、禁吸均作了明确规定。即昆明市附近38个县区“停止种烟苗”,并从同年8月1日开始,“各级烟土字号”须向各县禁烟委员处“登记存土”。此外,从1935年12月25日至31日,各县区县长须会同该县禁烟委员会“标对烟土”。1936年1月1日开始,昆明市38个县区售卖的烟膏,“概由公膏局专卖。运输烟土,则责成特货统销处专运”[27]。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军事、政治、经济等需要,云贵加强了禁烟运动,在机器生产的同时,使手工业也得以重新发展起来。1937年,云南省颁布了“修正云南禁烟指导员服务规则”,明确规则“适用于推广禁烟各属”,不再局限于昆明38个县区[28]。特别是1938年国民政府坐镇西南之后,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公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第13条规定,经济部对于指定的鸦片、锡矿等物品之运输,“得因必要,分别限制或禁止之”[29]110。之后,云贵战时“手工业在抗战中重新发展起来”[1],即兴起了“所谓改进战时手工业,便是使手工业能够在战时辅助机器工业”[2]。
鉴于云贵重要的战略位置和战时手工业建设的必要性,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云贵的工业化建设。但是,相对于东中部等地而言,国民政府对云贵的工业化建设晚至1935年的禁烟运动。1935年,国民政府强调贵州建设“非先从禁烟着手不可”。同年5月6日,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省府扩大纪念周”中进一步指出,“贵州流毒最深,人民最感痛苦的,就是鸦片,所以禁烟实为今后建设新贵州的要政”,今后不仅要“禁种,而且要禁吸”。其中,禁吸后的人民不仅可以恢复健康的体魄和精神,而且还可发挥其智能,达到人尽其才。禁种后的土地则可改种正当的农作物,增加有益的生产,达到地尽其利之目的。总之,“不禁烟则一切新的事业都谈不到,能禁烟则什么新的事业,都有希望,今后我们要建设新贵州,一定要由禁烟着手”[26]。
由于禁种相对容易,因而“彻底得多”。其中,作为鸦片最大产地,云南鸦片“根本禁种以后,要运无从运起,要吸无从吸起”[30]5。在禁种方面,贵州政府将其划分五个区域,并按照五期进行,以便达到“绝对禁种”之目的。第一期、第二期均从1935年10月开始,其中第一区域为黎平、锦屏、天柱玉屏等23县,第二期第二区域为独山、都匀、龙里等12县。第三期则从1937年开始,为第三区域的桐梓、遵义、正安、仁怀、湄潭等9县。第四期从1938年10月开始,为第四区的大定、毕节、威宁、安顺等15县。第五期从1939年10月开始,为第五区域的普定、镇宁、贞丰等12县。禁运和禁吸方面,最初由贵州禁烟督察分处设栈统收和制订内销办法,1939年8月行政院鉴于禁绝期限已近,“欲彻第扫除烟毒,非肃清民间存土,停止商采制度不可”,从而遵令成立了“督办贵州省肃清私存烟土公署”,并设立秘书、军法、纠察三个科室,“绝对禁止私人采购,并直接指挥警察团队,查缉一切私运私售事宜”[26]。1935年5月1日,云南省颁布“禁烟原则”,将昆明市附近38县为一期禁种县区。同样,贵州省民政厅为加快禁种,将原定的第三、四、五期缩短为两期禁种,原定缓禁第三、四、五区各县,“亦缩并为两区,另形编划”。同时,将本年缓禁区域的罗甸等27县缩为22县,“并为易于管理,缉私方便,暨界限整齐起见”,将原附近罗甸、开阳等5县加入第三期禁种,合计24县需在1938年春夏收烟季节“一律禁绝”。1938年第4期,原应禁种毕节、大定、黔西、威宁、水城、清镇、安顺、织金、郎岱、关岭等10县,同时将缓禁的普定、镇宁、平坝、紫云、兴义、贞丰、盘县、册亨等12县“一律缩并,划入本期禁种”,合计22县在1939年春夏收烟季节“一律禁绝”[31]。到1938年贵州鸦片产量仅39.8万余两,比1935年减少了79倍,种植面积缩减到1,397亩,减少了3.6倍[32]。
但是,禁烟运动的过程极为艰难。其中,尤以禁吸为最,从1935年7月开始至1938年,即使多次办理烟民登记,“但尚未达到普遍确实地步”[26]。1935年贵州政府委员会第158次常会通过了《贵州省禁吸鸦片期限戒绝规程》,同年10月公布施行,规定每6个月为1期,递推计算,“以三年为限”,即计划1938年戒绝。1938年3月,贵州省又公布了《取缔售吸管理所章程》,要求贵阳和各县售吸所“一律限于”1938年底撤销[5]。此外,为登记准确,“以为分批施戒的根据”,从1938年11月开始,贵州政府除饬令各县切实按期戒烟外,又拟定戒烟暂行办法,“通令施行,使烟民于恶习革除后,得重参加生产事业”[26]。
当时的云南政府不仅采取分期禁吸,而且对党政公务员和一般民众均作了专章规定。1935年7月9日,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在第432次会议提议,现在本省厉行禁烟,除禁种、禁运,另由专章规定办法。其中,党、政、军、学“一切工务人员,凡有嗜好者,尤应及早戒绝”,即从7月开始至年底为止“一律戒断”,其中7月、8月为“自行戒断时期”,9月、10月为分别登记、监督戒断期。此外,云南省建设厅对一般民众禁吸“亦已定有章程”[33]。据同年《南诏季刊》所载,南京和徐州两地公安局,“分别拘捕当地的瘾君子,强迫他们戒绝嗜好”,“接着在报纸上又看到云南省政府议决,自明年秋季起对鸦片要严禁”,即采取禁种、禁运、禁吸三大政策[30]5。1936年云南省按照三期禁吸鸦片。第一期为1935年7月至禁绝之日;第二期为1936年6月至禁绝之日,第三期为1937年4月至禁绝之日,三期均包括宣传和调查登记、筹备一切、实施禁令三个部分,但是各期各部分内容和要求有别[34]。
此外,禁运方面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国民政府厉行严种、严运、严吸鸦片政策之前,政府和运销者因经销鸦片有利可图,“狂征其禁烟罚金,鼓励人民种烟,吸烟、售烟”[38],以致走私烟土仍络绎不绝,走私贵州鸦片者仍运销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路线繁复杂乱。1935年10月24日,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颁布《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统制黔省特货运销暂行办法》,对鸦片匀速、销售作了严格规定。第一,鸦片运输路线分两条。即从赤水经重庆转运湖北、从下司经洪江转运湖北。第二,向鸦片特商发放采办照证。第三,对内销运输和外销运输也有具体规定,虽然外销“得免贴内销花,但须遵照本处所规划之税区来去路线,将交由本处所设运销机关负责代运”,如运销广西、广东或贵州省内可照掌缴足税费贴花后,“得酌准自运”,“仍须请领分运单方能起运,但东运内销税,或最多不得超过300两”[35]。督察处严加管理,不仅要求“各县市政府及设治局督同警察机关及各级区乡镇长严密查缉”,而且给予缉获烟土者“照章加重给奖”[36],甚至规定“嗣后查获偷运,必须侦究来源”[37]。
总之,1938年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年,也是云贵禁烟的最后年份,更是其战时手工业的兴起之时。诚如1938年《中农所简讯》所载,“黔省本年为鸦片最后禁绝种植之期”,即使西部22个县“缓禁区域,亦已决定严厉施行”,但是禁种之后,洋纱入黔以易鸦片的对双向贸易被中断,植棉、种麻等农作物及其基础上的纺织生产“极为重要”[39]。如1941年《农本》所载,在盛产鸦片的安顺,由于城乡纺织“大多用洋经洋纬,故洋纱销路甚广”,继而使“昔以鸦片为大宗,今则以纱布为大宗”。因此,战时安顺土纱、土布也较为普遍,如每逢龙、猪场期之时,北大街的土纱摊有数十处。同时,安顺北大街有10余家“专售土布之商铺”[40]。此外,据1941年《抗敌》所载,由于1938年吴鼎昌担任贵州主席之后认真禁烟,所以“特提前一年”就达到了目的,“厥功甚伟”[25]882。如贵州“自紧种鸦片以来,农业上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这转变是欣欣向荣的现象”[41]。
禁烟运动是国民政府加强云贵工业化建设和战时手工业的起点,而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转移则是其重要原因。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确定将国民经济转移至西部,并通过了《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明确在“富有自然蓄积并不受外国商业金融支配之内地”进行经济建设,要求“于经济中心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以备军事建设,同时将“全国大厂矿、铁路及电线等项之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由政府审定其地点及设备方法”[42]。从而为战时工业建设作出了初步部署。
国民政府曾试图将云贵工业化建设作为全国的基础。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在云南省扩大纪念周中作了“为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的重要讲话,“希望大家努力建设工业化的云南”,国家“第一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业发达”,从农业国进而为工业国。在推动工业化起点方面,最容易的地方“就是云南”,无论地下丰富的矿产,还是地上丰富的物产,甚至气候条件,“可以说哪一省都赶不上,一切工业化的条件都已具备,所以我们要建设工业,就要从云南做起,有云南为基础,逐渐发达各种工业,然后才能使职工由农业国进为工业国”[43]。
为开发云贵丰富的资源,当时的国民政府试图加强实业开发和交通建设。云南蕴藏资源丰富,“真是一个最好发展工业的省区,我们不谈工业建设则已,如果要谈工业建设,就要先从云南建设起来”[44]。此外,在以长江以南和平汉线以西为主要抗战的阵地中,应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45],要求“开发边疆实业,及发展交通”[46]。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工商业进入战时状态,东中部城市相继失守,云贵的商路受阻,市场亦大为萎缩。基于此,1937年8月,当时的云南政府主席龙云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建议蒋介石预防日本南进计划。同年11月,南京政府批准,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责成龙云限期一年修建滇缅公路,以便国际援华物资的输入。从1937年12月开始动工,至1938年8月第一批6000吨的国际援华物资输入中国,标志着滇缅公路正式开通。1938年,不仅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而且日寇还扩大至南洋,使滇缅贸易市场联动大受其害,云贵的外地市场大为萎缩。可见,1938年滇缅公路的通车,与滇越铁路并驾齐驱,一同成为了云贵及整个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交通线。
当时国民政府对云贵如此高度重视与其政治、军事需要密切相关。同时,由于东北沦陷,以及西北隐患的加大,这“才引起量很大的注意,牺牲了很多的财力和人力”。此外,滇黔人民受到了空前未有、不可补偿、抱痛终天的伤亡损失,“这才把地方上原有恶势力改变了一部分,这是注意到滇黔地方了”[47]。
在蒋介石的重视下,战时云贵交通建设成效较为明显。据统计,此期间为筑路、整理开支,国民政府先后向贵州境内的黔湘、黔滇、黔川干线拨款926 504元。特别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公路建设力度,成立了西南公路运输总管理处。管理处成立之初,接管了贵州境内四大公路干线,委托西南各省对危险路段进行初步整理、改线,向贵州政府拨付175 115.81元[48]。
鉴于此,为结束西南地方割据,蒋介石不仅投资云贵等省公路建设,而且还调动了大批中央军嫡系进入云贵川,结束了贵州军阀。长期在贵阳工作的薛岳向杨森指明了贵州的复杂情况,指出“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自拥有武器”,在结束西南军阀前,周西成、王家烈统治的贵州“政令都不能执行,难于治理”,因而建议杨森清缴贵州武装,“只要从组织保甲入手,到把所有散落在私人手里的枪支搜剿起来,掌握在乡保长手中,才能改变过去的期刊,使政令得以贯彻”[49]。
除结束西南军阀统治外,国民政府还试图建设大西南,推行“统一化”政策,为战时经济服务。然而,统一化的推行需解决云贵等后方最为关键的交通问题。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还督促相关部门和军队,于1937年3月打通了南京至昆明长达2 974公里的京滇公路。该公路将苏、皖、赣、湘与云贵贯通起来,成为当时东部与西南唯一的公路干线,在中国军事、国防、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成为当时全国“最完善”“意义与价值之重大,亦较其他干线为深”的公路干线[50]。同年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组成“京滇公路周览团”,对西南边陲进行了专门调查,开启了中央考察团对云贵边陲调查的先河,在开发西南近代化过程中具有“万里长征”的重要意义[51]。
国民政府对云贵地理位置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南京国民政府周览团团长褚民谊明确强调,“蒋介石先生两次到过云贵,亲身体会到西南的重要性,所以要我们去看一下”[52]。此外,《大公报》记者木公在参与“京滇公路周览团”对云南的考察之后,也将云南称为“在工业化及经济建设上,足称一大原料金库”“在京滇公路所经各省,为比较最有前途之一省”[53]。同样,贵州虽“不及沿江海各省,但内藩楚蜀,外控蛮荒,在地理上也有相当地位。然而大多数不明瞭贵州情形的常以为贵州是极荒僻而又狭小的地方”[54]。
基于国民党及其国人对云贵的重视,云贵政府加强了工业化建设和手工并存生产。抗战时期,一切生产均以响应战时所需为准。时任贵州主席的吴鼎昌指出,“革新贵州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55]。其中,美烟佛吉尼亚种为卷烟工业的重要原料,具有诸多的优势,且适宜于云贵取代鸦片种植需要。一方面,美烟产量高,平均每市亩可产227市斤,是平均每市亩产108市斤贵州土烟的2倍以上。另一方面,美烟质量佳,其烟叶经烘烤调制,可呈浅柠檬色,烟味醇和芳香,可制为上乘卷烟[56]。因此,1938年贵州省政府组建了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负责美棉、美烟等培育。为推广优良品种,各地商会不仅免费提供良种,而且还派人向民众进行指导,如安龙商会组织成员前往烤烟成熟地区学习种植技术,学成后积极指导农民种植,甚至商会还号召当地工商业者投资烤烟业,从而促进了贵州烟叶的加工[57]。此外,正安场镇商会倡导汇丰泰商号向农民提供烟种[58]。
最后,为战时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对工商业进行了统一化管理。国民政府不仅将云南各种矿产品进行统一化经营,而且还将昆明电气公司与昆明电力厂合并,改组为官商合办的耀龙电力公司。此外,原重庆国民政府还在工矿调整委员会上做了明确规定,对于原有和新设立的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1938年1月贵州成立矿务局,以“支援抗战、矿产国有”为名,接管了得镒和、大硐喇、双益公、兴永发及岩屋坪等五大矿厂及其他一些民营厂矿[59]。1938年4月,财政部首先将桐油、茶叶、猪鬃及矿产等四类划为统销品,并授权于贸易委员会兼办出口结汇诸事。据统计,贵州桐油从1938年157 041担增至234 560担[60]。
在国民政府重视云贵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也得到了加强。虽然机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抗战时期主张发展手工业者仍有四大基本理由。第一,中国机器工业尚不发达,而手工业品“在工业生产中仍占统治地位”。第二,长期以来,手工艺品是中国工业生产的特点,抗战前诸多手工艺品在国际“享过盛名”,若战时加以提倡、加紧发展,“必能内可裕民生,好可振国誉”。第三,抗战时期,中国农民生计日趋困难,加之“农闲时间极长”,因而复兴手工业,“必可增补农家的收入”。第四,战时全球经济恐慌,欧美发达国家正提倡和推行工业分散化,因而在原有经济基础上发展乡村手工业,“以免再蹈工业先进国之覆辙”。此外,相对机器工业而言,提倡手工业“事属轻而易举”[61]。
即使国民政府对手工业并无一贯的政策,但是基于战时所需和中国长期处于农业国的现实,因而有论者提出中国工业化“就必须先使农村能‘工业化’”,而农村工业化就“必须充分发展”诸如湖南夏布等农产品加工业。同时为战时筹集军需物资,“更应由地方士绅,利用原有规模,加以扶持,或接济其资本,或扩充其产量,或改良其方法,或推广其用途,凡属可资实用,足以适应战时需要之物品,应集各方才能资力以赴”[62]。其中,棉布是战时军需急要物资,“一概供给军事机关,部队备制军装之用”[63]。
简言之,在云贵战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发展战时手工业也有其很大的必要性。第一,手工业在战争中“正是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第二,战时手工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供给军需和民间必需品,“不必要的生产,应予停止”。第三,手工业的发展“应力求进步,而使其与机器工业相行不背共同发展”。第四,手工业发展应注重海外市场,换取外汇。第五,改良技术,应科学化、现代化、标准化和具有创造性。第六,欲求手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合作社“是最有效的办法”[1]。
战时手工业是近代动荡政局下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产物,具有诸多畸形繁荣的现象。抗战爆发后,由于东中部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交通不便,洋纱来源受阻,“纱布是异常的缺乏”[64]16,加之国民政府采取严禁、严运、严吸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云贵近代手工业前期的洋纱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一切生产以战时政治、军事所需的战时手工业模式。因此,无论云贵,还是整个中国,在机器工业发展的同时,“手工纺织业始重获抬头机会,乡间无数弃置之纺车布机,复行取用,乃造成战时手工纺织业之畸形繁荣现象”[65]。
昆明在全面抗战中,“一跃成了大后方的经济重心”[64]16。如云南纺织厂在1939—1945年极盛时期,该厂对云南军民棉布所需“不无相当供给”,即使在空袭中运输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本调剂社会需要,以裕民生之旨,增加后方生产,充实抗战力量”[66]。据统计,贵州全省仅公营、民营大小机器厂,就300余家,“一时成为抗战后方一个有力的工业生产重心”[67]。同样,在1940年前后,云南近代企业已达300余家,是战前的10倍左右,时至1944年已有351家,其行业不仅包括机械、矿冶、织、烟草、制革、造纸、印刷、油漆、面粉、陶瓷、制药、蚕丝、水泥、火柴,而且还包括液体燃料、化工、五金、机械修理、电器19个不同门类的行业[68]。
由此可知,随着战时手工业的推动,云贵工业化也有了萌芽和发展。如1941年《国货与实业》所载,“抗战以前,贵州谈不到工业建设”,直至1939年3月贵州省吴鼎昌发起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将工矿农商“开发经营,荟为总枢”[22]29,才使“贵州之工业建设战时方始萌芽”[69]。作为战时贵州工业的龙头企业,贵州企业公司是“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中之时代产儿”,以“开发贵州资源,增加后方生产”为目标,是官商合办的重要企业。甚至该公司附属的玻璃厂、火柴厂、制糖厂等“各单位负责人,均为学识经验丰富之士,对于成品力求改进,难能可贵”[70]168-169。同时,云南工业建设也“算是开始建立了”[6],如云南纺织厂、裕滇纺织公司等等。
然而,云贵这些企业的战时性兴起、生产特点极为明显。其中,贵州企业公司“配合全国经济建设方针,发展区域经济,改善本省人民之生活”[70]168。1942年1月,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为开发资源,“以裕战时物资起见”,还特发其组织了“利滇化学工业公司”,“以倡导褐煤低温蒸溜工业”。由于该厂设在“事属创举,国内尚无成规可循环,一切机器设备,悉经该厂自行设计制造,试车成绩尚佳”。1943年7月1日,该厂正式成立,改名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利滇化工厂”,实收资本总额2 000万元,采取股东大会推选董监事[71]。
在战时手工业畸形发展的背后存在诸多的问题。一方面,鸦片造成财政畸形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云贵鸦片种植缓解了财政压力,使云南处于出超省份。因此,1935年国民政府统治云贵,厉行禁烟之后,鸦片种植仍然继续。如1937年前,永仁县小村“全村约种116亩大烟,约收6900两大烟,上烟税207两”[29]110。甚至直至1938年前,云南每年鸦片收入不下3000万元,“一亩收入可数十元至百元,农民无不栽种鸦片,一切农业均置不顾,故主要食粮如米类反仰给于越南”[72]。因此,从1913年唐继尧主政云南十四年,直至1938年,虽然云南的鸦片政策时有波动,但是无论是分区、分期施禁,还是统运,政府都或明或暗地支持商人从事鸦片贸易,以致“大商号大贩,小商号小贩,没资本的也想贩”。如在云南六七百商号中,专营或主要经营鸦片的就有两百余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73]。
另一方面,洋纱因云贵商路受阻,以致织布原料来源困难。自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由于其终点站为昆明,因而昆明成为了商品转运和销售中心。从1910—1937年棉纱在云南的进口量来看,几乎呈逐年增加的趋势,1937年进口量比1910年增加了100 961公担,增长了147%[74]45。但是,抗战爆发后,洋纱输入云贵困难,以致价格迅速增长,在1910—1938年期间,有印度、日本所产的20支棉纱,价格6.5—8.7元;有42支的日本细纱,价格14.89元;有印度、孟买、东京的10支棉纱,价格5.8—6.8元[75]。1938年上海、广州等地沦陷后,洋纱来源更是几乎断绝,从而使“手工纺织业始重获抬头机会”[65]。
由于洋纱来源受阻,纱价涨幅较大,继而使织布业倍受影响。多雨的云贵不宜植棉,因而一直仰给于外地。其中,贵州纺纱业“毫无基础,洋纱皆赖外给”[76]。云南仍如此,商路受阻后,洋纱“就再也无法输入,生产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64]16。1938年之前,从上海输入贵州市场的国产纱分为细纱、中纱和粗纱,三者价格依次从高到低,其中细纱每箱约360元,中纱约330元,粗纱约320元[5]。但是,在1937—1945年的战时手工业时期,从最低价格的涨幅来看,昆明棉纱的价格从67.2元猛涨至169 000元,即8年抗战之间,棉纱的价格上涨了2 513倍。从这期间的洋纱最高价的涨幅来看,那更是从79元狂飙至750 000元,即8年之间价格增长了6 319倍[77]。战乱商路的受阻,使洋纱的货源减少,从而增加了使用洋纱织布的成本,以致于人们感叹道,“与其穿贵而不漂亮的土布,不如穿贵而兼漂亮的洋布”[78]。
除了洋纱之外,战时进口物资的比重也因战争需要和来源受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进口商品而言,云南以煤油、汽油为大宗,棉纺织品、烟草、人造靛、糖、钢等次之,但是1938年后进口货物再次发生变化,进口货以匹头、棉纱、杂货为大宗;粮食次之,五金、纸烟等又次之[19],且进口量明显下降。同时,云贵运销路线也一再改道,甚至曾一度被中断,贵州与外地的联系主要以黔南为入口,其来源主要为广西,如1938年销往贵州的洋纱就以黔南为主,其中又以丙枚的销量最高,10支的达3 320大件,16支的为300大件[5]。
再一方面,云贵工业品及其原料出口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抗战爆发后,由于商路受阻,云贵的猪鬃转运路线也相继发生了变化。抗战爆发前,贵州的猪鬃经重庆洗梳漂之后,从上海出口。但抗战爆发之后,重庆的猪鬃也不得不改从汉口经粤汉路转运至广州,然后再出香港甚至出口国外。由于商路受阻,运输成本较高,以致1937年中农所估计贵州猪鬃年产量仅有2 923市担[79],且多经昆明或泸州转口外销。据统计,1939年初从重庆转运至香港,每担1 800的猪鬃运费需300多元,加之转口费、兵火保险费及营业开支利息等1 000余元,成本高达3 100元,“而香港鬃价,每担仅2 900余元,每担猪鬃出口亏损200元左右”[80]。不仅如此,云贵的猪鬃还由军阀官僚勾结走私,即使经重庆转销,猪鬃业也大受影响。抗战爆发后,转运成本甚高,加之重庆猪鬃运输“本已极感困难,市价日低”,因而政府在安顺自设洗房、梳房及漂房,甚至安顺猪鬃的运输路线也改经滇及法属的安南出口,或经广西转至广州湾,然后再转运出口。此外,以往经重庆转运上海的安顺牛皮,“因汉皋、广州二地沦陷后,牛皮之出路阻滞,故囤积存货达三万余斤”。此外,抗战还使汽车所需的汽油来源稀少,出口贸易无利可图,以致囤积安顺的麂皮达3 000—4 500余斤[5]。
同时,不仅经销猪鬃的商路发生了变化,而且经销猪鬃的方式也从之前商人的经销转变成了军阀官僚勾结走私。一般投机商利用与政府的关系,“上下交征,公开攘夺。于是或设工厂,或开商行,或买生鬃,或购成品”[74]156-157。如1937—1938年,云南畜产公司在昆明成立洗鬃厂,主办人为云南富滇银行总经理缪云台,工人400余人,企图将所制的熟鬃成品走私出口。当时,由于四川军阀兰耀曲亦在昆明走私,因而云南畜产公司预期合伙,相互利用。同期,四川利昌公司也在昆明设立机构,专门收购成品熟鬃,公司的经理就是军阀兰耀曲,周俊之为管事,“所有收购之熟鬃,概行走私至印度之加尔各答销售”[74]162。1938年2月,龙云将云南全省火柴工业全部收为官办,从而使民族产业资本遭受巨大的损失。同年10月6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一项在后方统制经济的基本法规,即《非常时期浓矿工商管理条例》,将猪鬃、锡矿等47种农工矿主产品作为战时管理物品,对于猪鬃等日用品经济部可以“直接经营之”。1939年,国民政府五届五中全会更是通过了“统制经济”政策,以“调节物资之生产与消费”为由,从而将统制政策“全局确立”[81]。
综上所述,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紧张,云贵特殊的战略位置渐趋突出。特别是1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厉行禁绝鸦片之后,不仅洋纱来源受阻,而且鸦片贸易明显衰弱,以致云贵近代手工业前期以洋纱易鸦片的双向贸易被中断。之后,在国民政府加强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云贵近代手工业步入到第二阶段,转变成了一切产销、管制等均围绕战争所需的战时手工业时代。云贵战时手工业不仅使云贵及整个中国近代经济均发生了不同程度地变动,而且还辅助了工业化建设中兴起来的贵州企业公司、云南纺织厂等中国工业幼稚时期的机器工业。但是,作为动荡政局下的特殊产物,战时手工业因商路受阻、国民政府统制化管理,因而存在诸多的畸形繁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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