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知识结构

[摘　要]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思想；儒学基础；西学渊源

立宪政治，是梁启超毕生的政治追求。他对当时的中国采取何种宪政模式的思考从未间断过，并且随着自身知识、中国社会现实、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而转变自己的思想，使得他一生的宪政主张充满着“矛盾”与“转变”，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探寻中国宪政之路上的迷茫，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时期辛勤思索救国之路的艰辛，反映了中西两种政治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更是反映了中国走向宪政的艰难和曲折。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一、梁启超接触西学前的知识结构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受到中国传统儒学的深刻影响，在其宪政思想中总能找到儒家思想的印迹。

首先，中国传统儒学奠定了梁启超的理论基础。梁启超的祖父曾做过新会县的教谕，其父梁宝瑛更是以读书科举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只中了秀才，所以梁启超之父对梁启超的期望很高。“梁宝瑛一生勤奋，处处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己”，(1)对梁启超更是严格要求。其母赵氏亦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在此家庭背景和条件下，梁启超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梁启超曾说：“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家贫无书可读，唯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2)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这一阶段主要接受传统儒学的教育。

毋庸置疑，至梁启超十七岁中举之时，接受的仍完全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梁启超虽然此时对于宪政一词毫无所知，但却积累了一定的国学知识，使其对于中国的民族心理以及习惯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深深地影响了梁启超以后的宪政思想。梁启超在后来思考宪政问题时总是时时刻刻顾及到国家的现实情况，一方面他不盲目迷信国外的政治理论，而注重理论具有的实践性；另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束缚，总体上不敢畅言革命，过分顾虑于国情。但同时，梁启超相当深厚的人文学科功底也使得其法学思想具有深刻性。

梁启超的国学基础，对其日后之理论影响较大。例如他在《古议院考》中认为《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是上议院，其中的庶人和国人就是下议院。他也一度十分推崇《公羊传》的“三世”理论，并作为立宪政治的古代经典依据。他本人对《孟子》和《论语》亦十分重视，他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3)不过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差别很大，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逐渐抛弃了这种以古证今的方式，但在康有为的一生中，一直没有摆脱经学的圈子。

其次，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奠定了梁启超的思想基础。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879年在香港游历中的所见所闻对其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从此便开始研究西方的社会制度，逐渐成为当时研究西方的先行者。但是康有为当时也并没有过多的接触西学，一方面他缺乏指导者，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料也很有限，所以康有为对西方的研究是肤浅的、感官化的。为了丰富这些内容，康有为把传统晦涩难懂的经学内容加进了其新思想。即使如此，康有为已经折服了一批愿意接受新思想的跟随者，梁启超作为他的学生便是其中之一。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使其走上了思想革新的人生阶段，其宪政思想亦在此阶段开始初步形成。梁启超在18岁时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访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这是一次特殊的交往，虽然当时的康有为已经33岁，但是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里，梁启超是举人，而康有为只是一个监生，举人拜监生为师本来就是当时社会的怪事，然而梁启超在与之交往中认识到了康有为不同于一般人的才华，并且为之倾倒。

二、梁启超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时代背景，主要是指其宪政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历史背景。19世纪后半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时期。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国内外的种种危机，并通过言论予以表达。如1860年郭崇焘就指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李鸿章在一次上折时也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4)梁启超便出生和成长在这个千年的变局时期。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虽然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但其理论渊源一般认为是中西学结合，而其核心则主要还是源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思想和学说。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曾总结说：“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者不乏，启超不谓经，屡起而驳之。”(5)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学说构成了梁启超后期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具体体现在：

首先，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学说，是梁启超宪政思想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逐渐接触了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学说，他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西方近代法律和政治思想最主要的人物之一。梁启超曾说：“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6)他对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政治分权论，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学习思考并加以借鉴，且体现在其宪政思想和政治活动中。

其次，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梁启超推崇进化论，并以进化论论证实行宪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万木草堂的学习过程中已深受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影响，后来又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其内心进一步确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念并肯定“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梁启超对于达尔文本人很是赞扬，他说：“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7)进化论成了梁启超批判旧势力宣扬变法实行宪政的一把利剑。他说：“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权。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8)在此梁启超借助进化论宣扬社会革新、实行宪政是世界政治发展之大趋势，是中国走向现代摆脱民族生存危机的唯一出路。

再次，资产阶级的民约论，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重要源泉。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读了卢梭的著作，并且写下了《卢梭学案》一书，非常推崇卢梭的民约论，把它当作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君权神授、建立宪政国家的思想武器。梁启超一度认为在近代西方的政治理论中，卢梭的民约论最适合中国，民约论是实现建立近代国家最好的理论支撑。他说：“凡两人或者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知者而决呼？”(9)梁启超虽然后来改变了对卢梭的民约论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思想，但并不代表他反对民约论，只是认为当时的中国要先经过开明专制，然后才能适合民约建国。所以民约论所主张的建国方式，梁启超实际上是一直坚持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梁启超虽然在立宪方面主张采用西方的分权制，但他是站在怎样使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立场上考虑如何实现君主立宪的。所以他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分权制，而是在三权分立学说的基础上，非常有创造性的重新解读三权分立学说，提出自己独特的宪政主张，如他把统治权称为“体”，把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称之为“用”，这是一个十分独到的见解。然而最后他把“体”归根于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是不科学的，仍然是用君权代替了国家统治权。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中学成分，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重，且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受康有为的深刻影响。但无论中国传统儒学还是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梁启超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论的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十分敬重培根和笛卡尔，认为他们可以破除学界的盲目跟随性，中国学者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精神，做到：“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梁启超这种在理论研究上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所长之气魄，我们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应该坚持和学习的。梁启超以中国社会的现实为基础，很好的将中西学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其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注释：

（1）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8）。

（2）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三十自述.北京出版社，1999年：957。

（3）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北京出版社，1999：4232。

（4）郭崇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44-45。以上转引自《梁启超法律思想综论》，焦润明著.中华书局，2006：8。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3。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原序：1。

（7）张品兴，主编.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559。

（8）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14。

（9）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503。

参考文献：

[1]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樊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2004（修订版）.

[3]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

[4]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

[5]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

[6]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

[7]宋仁，主编.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

[8]焦润明.梁启超法律思想综论.中华书局，2006.

[9]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2007.

[1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万红（1964-），河南大学学生处，讲师，主要从事法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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