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摘要：《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关键词：《魏书》；典志体；创新精神；北朝史学；历史编纂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2－0081－06
由著名史学家魏收(506－572)主持编纂、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554)的《魏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所建皇朝为对象的通史。它采用历代“正史”所专用的纪传体，综合运用本纪、列传和典志三种体裁，从“天下一道”的观念出发，记载了拓跋鲜卑民族逐渐接受中原汉文化，并积极主动和中国北方各民族主要是汉族交往融合的历史。其典志部分，在丰富和构建典志体史书编纂传统的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之功，对此前辈时贤曾多有提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撰述旨趣上，《魏书》十志对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有着强烈的认同意识，并有所发挥；在编纂体例上，《魏书》十志选取众多有代表性的史实，继承和创立了相应的志体，其中尤以《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突出反映了北朝社会在制度文化发展方面鲜明的时代特点，显示了以魏收为代表的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
明确继承汉晋以来典志撰述传统的旨趣
重视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等专门史的记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它肇自先秦史学，成型于两汉的《史记》和《汉书》。司马迁首创八书作为专记典章制度的体裁。班固《汉书》改书为志，将八书的内容和名目，依照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重新构建为新的序列组合，同时，又根据史家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历史观察力的进步，将八书未曾涉及的内容大为扩展，创为十志，为后来历代正史形成典志撰述传统起了奠基的作用。《汉书》以下，唐以前，不少史家对撰述典志均有深刻认识，并实际从事了编纂工作。其中北朝《魏书》十志在自觉继承典志撰述传统，有力地促进其发展和巩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魏收对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在学术渊源上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前上十志启》中，他上言说：“昔子长命世伟才，孟坚冠时特秀，宪章前哲，裁勒坟史，纪传之间，申以书志，绪言余迹，可得而闻。叔峻删缉后刘，绍统削撰季汉，十志实范迁、固，表盖阙焉。曹氏一代之籍，了无具体；典午终世之笔，罕云周洽。假复事播，四夷盗听，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考之雅旧，咸乖实录。自永嘉丧圮，中原淆然，偏伪小书，殆无可取。”这段话表明，北朝史家对汉晋以来典志撰述传统的发展脉络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子长”，即司马迁，“孟坚”是班固之号，他们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分别被北朝史家誉为“命世伟才”、“冠时特秀”。他们对书志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在“宪章前哲，裁勒坟史”的时候，于“纪传之间，申以书志”，由是“绪言余迹，可得而闻”。这分别是西汉和东汉的情况。之后，到西晋时期，叔峻即华峤(?－293)、绍统即司马彪(?－306)撰写有关东汉的史书，继承司马迁、班固的做法，设立了十志，“十志实范迁、固”。而有关三国时期曹魏、西晋的典章制度的种种记述则很不真实，“考之雅旧，咸乖实录”，西晋永嘉之后的十六国、东晋的典章制度，则系“偏伪小书，殆无可取”。
同时，魏收对典志体裁的功用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偏心末识，辄在于此。”这段话充分表明北朝史家对志这种体裁不同于纪、传的功用所具有的深刻认识，即“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同时，也表明北朝史家对于志的认识，较之前代还有了一点新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所创八书十志，均置于纪、传之间，在魏收看来，起到了“绪言余迹，可得而闻”的作用。但《魏书》十志相对于纪传的位置却有所不同，它们被安排在纪传之后。为什么要这样编次呢?魏收认为，典志应该超越“绪言余迹”的层面，发挥“总括代终”、“一统天人之迹”的更大作用。这表明了对典志史学功能在认识上的深化。
在此基础上，魏收根据北魏历史自身的特点，对前代史家所创十志做了取舍，设立了《释老志》、《官氏志》等关系北魏一代兴衰的志目。他认为：“河沟往时之切，释志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舍弃河沟、艺文两志，在今天看来，或许很可惜，但从北魏的历史实际而言，河沟、艺文确非当时要务。众所周知，《汉书·沟洫志》所记，实为有关黄河治理的专篇，因为汉代黄河的泛滥和防洪问胚非常严峻，关系国计民生甚大。但北魏时期就不同了，这时黄河处在历史上的安流期，同时北魏社会经济侧重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型，所以黄河问题并不突出，《魏书》不设有关志目，是很合乎实际的。另外，就《艺文志》而言，《汉书》之设，实因汉代以来，文献积累甚丰，先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撰成《别录》、《七略》，故班固能因之以成《艺文志》。而北魏时期，中国北方自汉末西晋以来则经历了几百年的丧乱和汉化进程，文化发展以继承为主，文献积累不多。结合现存北朝时期的历史资料和今人朱祖延所编《北魏佚书考》看来，情形确实如此。所以，《魏书》不设《艺文志》也是合乎实际的。相反，由于《官氏》、《释老》等关系北魏历史的重大志目得以设立，则充分体现了魏收等北朝史家不凡的史识和创新精神。对此，后文将予以重点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魏书》不仅在旨趣上继承了汉晋以来典志撰述的传统，而且还是顺利撰写完成的少有的几部史书之一。东汉末年蔡邕(133－192)，曾在《戍边上章》对撰写典志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使命感发表过非常精辟的认识：“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其]难者皆以付臣。……诚恐所怀随躯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触冒死罪，披[沥]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律历下》注引《戍边上章》)当时蔡邕发愿著《汉纪十意》(意即志)，但蔡邕的这一设想当时未能及时完成，后来因董卓事牵连被杀，他续成十志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再如南朝宋范晔(398－446)，本来已经完成了《后汉书》的纪传，“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狱中与诸甥侄书》)也因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害，他的设想遂不能实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十志，实为西晋司马彪所撰，至南朝梁时由刘昭补人。(《后汉书注补志序》)相比赍志而殁的蔡邕和范晔，魏收则是十分幸运的。北齐天保五年三月完成《魏书》纪传之后，魏收出于“时移世易，理不刻船”(《前上十志启》)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以志未成，奏请终业”，(卷56，《魏收传》)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允准和
支持，终于在当年十一月奏上十志，“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前上十志启》)
《食货志》：魏晋南北朝正史唯一的经济史专篇
《魏书》是魏晋南北朝诸史当中唯一设立《食货志》的，它继承和发展了《汉书》所奠定的经济史撰述传统，比较翔实而客观地记载了北魏一代结合本民族的现实、适应和接受中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并继续推进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其主要成就是：
实事求是，继承《汉书》食货观。《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说：“《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日生，圣人之大宝日位；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这里，班固继承《洪范》区分“食”、“货”两大基本经济活动的思想，对远古以来的经济发展做了总括，提出了“食”为“政首”、“货”以“通有无”、“食”“货”俱为“生民之本”的食货观。《汉书》的这种经济史观念，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后世正史凡设《食货志》的，无不以之为范。《魏书·食货志》说：“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故《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其在《易》日‘聚人日财’……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同时，《魏书》又借任城王澄论新旧钱通用一事强调了“货”的重要性：“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日生，圣人之大宝日位，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他的这段话，实为班固相关认识的翻版。据此可见《魏书》的基本经济思想与《汉书》非常一致，它同样认为“食”、“货”是一切经济和政事活动的前提，并以此为指导对北魏的经济发展做了概括。
区分主次，分阶段勾勒北魏一代的经济史事。以食货观为指导，《魏书·食货志》勾勒了北魏在接受和再建中原农业、西北牧业、矿业和南北贸易、屯田、和籴、漕转、航运水利、租调和税收、赈济、盐利、币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其中，接受和再建中原农业是重点。拓跋珪(386－409)“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人，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拓跋嗣(409－423)神瑞二年(415)，“敕有司劝课留农者”。拓跋焘(424－452)“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真君(440－451)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拓跋溶(452－465)“诏使者察诸州郡垦殖田亩”。拓跋弘(466－471)“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孝文帝(471－499)太和九年(485)下诏施行均田制，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奏行三长制，十二年诏群臣求安民之术，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魏收用了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要言不烦地交代了拓跋鲜卑在社会经济上逐步封建化的变迁大势。
独具史识，选录重要文献记载重大经济史事。均田制是鲜卑民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上继秦汉以来反对土地兼并的思想之往，下开唐宋以降经济思想之来。《魏书·食货志》即重点围绕太和八年班俸禄、九年行均田以及十年立三长等三项制度创设，详细记载了太和时代(477－499)以均田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此外，著录于《李安世传》当中的均田疏，则是有关均田制的第一手文献。中国封建时代的田制有三种基本模式，井田、限田和均田，均田在井田和限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又超越了它们。范文澜认为：“孟子以来作为一种理想的井田制，晋武帝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诸实施，不能不是封建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隋唐经济比两汉南北朝有进一步的发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着积极影响的。”
总之，《魏书·食货志》突出显示了北朝史家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注。范文澜在谈到东晋南朝史学的时候，曾以是否能够撰写《食货志》为标准对史家的史识、史才高下做了评判：“范哗姚思廉所著书都没有志，沈约萧子显所著书有志，自然比范姚高一层，但都不作食货志，仍是避难就易。司马彪《续汉书》也没有食货志。所以自西晋至梁陈，史家虽多，没有一人能追上班固。……撰史不撰志，撰志不撰食货志，尽管有长处，总不能无愧于班氏。”与东晋南朝史家不同，北朝史家则非常重视《食货志》，这正表明了《魏书·食货志》在汉唐之间经济史撰述方面的重要地位。《官氏志》：别识心裁，总录鲜卑民族积极易俗变姓的汉化进程
《魏书·官氏志》是针对拓跋鲜卑民族汉化进程这一具有时代特点的内容所设立的专篇。《官氏志》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前半部分记载拓跋鲜卑接受中原政治体制的曲折进程，后半部分记载孝文帝时期辨定姓族的具体情况。职官制度和辨定姓族同载于一篇专志，体现了魏收的别识心裁：
继承《百官志》，创设新体裁。《魏书·官氏志》内容前后侧重不同，导致前后所用体例不同。西晋司马彪撰写东汉史，首创《百官志》，为后来史家所效仿，如南朝齐沈约《宋书·百官志》，萧子显《南齐书·百官志》等，乃至唐以后正史几乎都有设立。《魏书·官氏志》的前半部分，即继承司马彪《百官志》而来，但比较而言，《魏书·官氏志》在性质上实有不同的一面。孝文帝时代，以辨定姓族为显著标志的积极主动的汉化进程成为史学记载的重要内容，此项内容非一般的《百官志》所能涵盖，体例自当有所不同，命名自当有所心裁。《官氏志》所记拓跋姓族之变化和汉化，正可以“氏”名之，而非“官”所能单独容纳。就此而言，《官氏志》在体裁上看来，既有所继承，又颇有创新。
认同中原传统，表现汉化进程的旨趣。《官氏志》的前后两部分，内容上虽各有侧重，但其认同中原传统，表现汉化进程的旨趣却是一致的。其官志的旨趣是：“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独断，乃命臣以佐之。……至于羲、轩、吴、顼之间，龙、火、鸟、人之职，颇可知矣。唐虞六十，夏商倍之，周过三百，是为大备。而秦、汉、魏、晋代有加减，罢置盛衰，随时适务。……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海内作家，物色非一用。”这同司马彪《百官志》的用意基本相同。其氏志部分的旨趣是：“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则以家与谥，官有世功，则有宦族，邑亦如之。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其中“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则以家与谥，官有世功，则有宦族，邑亦如之”一段，实源出《左传》，惟字句稍有不同。这些都体现
了认同中原传统的旨趣。由此，官志和氏志两类有密切关系的内容才得以在同一个体裁下得到了恰当的表现，体现了魏收在历史编纂上的卓识。
宝贵的民族史志文献。《官氏志》的后半部分专讲氏族，记录北魏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的姓氏演变，是正史中绝无仅有的一篇姓氏专志，其中所列姓氏变易细目和太和十九年诏书，是极其宝贵的反映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史料。鲜卑人本来有氏无姓，《官氏志》称：“魏本居朔壤，地远俗殊，赐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长勺、尾氏、终葵之属也。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国分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姓汉姓、著汉服、说汉话等一系列接受汉文化的重大举措。孝文帝自改姓元，又改皇族纥骨氏为胡氏，普氏为周氏，拓跋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伊娄氏为伊氏，丘敦氏为丘氏，侯氏为亥氏，乙旃氏为叔孙氏，车馄氏为车氏。太和十九年又诏定代人姓氏，即穆、陆、驾、刘、楼、于、嵇、尉勋臣八姓。《官氏志》共记载了北魏一朝118姓的改易情况。对此，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有深入考证，此外他还梳理了《官氏志》以外《魏书》记载的其他75姓，凡193姓。“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氏族略》)孝文帝厉行改革，实窥测出当时这一关系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文化趋向，方才下定决心，以汉化标准设立谱系簿状。而魏收据此创立专志，同样独具史识。所列各姓改易详情，实为难得的民族史志文献。
《释老志》：独创正史典志的宗教史专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不断出现了一些佛教史书，在史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宗教史撰述开始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的又一个新领域。《魏书·释老志》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其中佛教部分约占三分之二，道教约占三分之一。其成就大致有三：
因事命篇的宗教史体例。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魏书·释老志》是“前所未有的宗教史体例”，是“唯一的一篇记述佛教、道教历史的‘志’”，汤用彤论述南北朝佛教史撰述时，则将《魏书·释老志》归人纪事本末体，而纪事本末体最大的特点便是因事命篇!比之于同时代的南朝史家沈约和萧子显，魏收自觉把握和灵活反映历史特点的作法是独一无二的，充分体现了魏收因事命篇的卓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魏收在长期的修史实践中自觉地继承了前代史家关注现实的使命感，敏锐地意识到佛教和道教已经构成了当时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释老》当今之重”，“去彼取此，敢率愚心”。(《前上十志启》)此外，魏收的成长环境也与宗教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父宾客中有沙门昙璨，魏明帝时参与昙无最和道士姜斌的辩论，东魏时与名僧道宠为师生关系，曾受敕为僧稠制碑文。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对佛教感受较深，比较关注佛教。再次，也体现了魏收对“志”体“网罗遗逸”作用的深刻认识，志体正适于记述佛道教这样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内容。
提挈佛道教大事的通识。《释老志》“在叙述上能充分发挥‘志’这种体裁的长处，从总体上对佛道二教进行综合介绍”，其佛教部分则系关于中国佛教的小史和通史，这要归根于魏收善于提挈佛道教大事的通识。就其叙述佛教的部分而言，魏收提取的大事按叙述顺序计有：佛教传人中国的传说，佛教的起源和基本教义，佛教的经典，汉至东晋佛教的初传，北朝佛教。就总体安排看来，前三项是有关当时佛教本身一般情况的介绍，后两项转而叙述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这样做不仅线索清晰，而且重点突出，非有通识不能如此。然而通识还不局限于此。关于佛教的一般情况，魏收选取的都是当时通行的素材，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当时社会上佛教信仰的基本面貌。比如，魏收将佛教“三皈依”比做“君子之三畏”，“五戒”比做“五常”，这是当时流行的观念，但却极有意义，不止反映了儒佛二教的结合，也反映了初期佛教伦理中国化的趋势。关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先略述东汉魏晋，但略中又有所重，将佛图澄及弟子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人置于突出地位进行介绍，因为他们对北朝佛教的影响很大。作了这些铺陈之后，魏收才转到全篇的重点——北魏一代佛教的兴衰上来。关于北魏佛教，魏收所记，如太武帝灭佛与文成帝兴佛始末，设监福曹(后改昭玄曹)和道人统(后改沙门统)、维那等僧官制度的演变，僧祗户、僧祗粟以及佛图户(寺户)等寺院经济的内容，北魏朝廷对佛教的政策和与佛教有关的诏书和奏章以及北魏佛寺和僧徒的有关统计数字等，即便以今天修史的眼光看来也都是必不可少的。这说明魏收的通识蕴含了时代感和现实感，直到今天他的记载依旧不可忽视。
客观端正的撰写态度。在文化传承上，《释老志》把佛教看作和九流百家并行的一种思想学说，指出自司马迁以来，“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而“释氏之学”，则“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都不见记载。其次，《释老志》的行文“不偏不倚，不毁佛亦不佞佛，具有史家之客观心态”。南宋僧人祖琇有一段话：“唐太宗世既修《晋书》，复有劝修南北七朝史者，太宗以元魏书甚详，故特不许，以今考之信然也。凡佛老典教于儒者九为外学，或欲兼之，自非夙熏成熟愿力再来，莫能窥其仿佛，况通其旨归而祖述源流者乎?异哉《魏书·佛老志》，不介马而驰迁固之间，御靡旌以摩苟杨之垒，步骤雍容有足观者。然则魏收兼三圣人难兼之学，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书独见信于后世，顾不美哉!正是由于魏收能够在学识和心态两方面“兼三圣人难兼之学，平四作者不平之心”，才取得了“独见信于后世”的成就。这个评价明显有借此抬高佛教地位的意思，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释老志》如实记录的特点。
魏收之后，以史家撰写《释老志》者，仅有齐隋之际的王劭(约550－约606)。他曾作《释老志》，《辩正论》卷四《十代奉佛篇》说它“总叙佛法由来，云：‘释氏非管窥所及，率尔而可言之’”。王劭与魏收同仕北齐而稍后，成长深受佛教熏染，或者又受《魏书》的启发，故尔撰成《释老志》，但其是否列为史书的专篇，则不得而知了。至于后来《元史》设《释老传》，单从列传的角度而言，似乎也有些新意，但只要比照当时佛教史学的发达，就知道它实在是太单薄了。而《魏书·释老志》则出现在佛教史学刚刚发轫之际。从《魏书》到《元史》，前后相距达800年之久，足见《魏书》设《释老志》的史识。
除以上三志之外，其余诸志也都各有特点，如首列《天象志》、《地形志》，体现了追求天人相参和九州一统的意识，《律历志》将声律的起源归诸黄帝，《礼志》、《乐志》将鲜卑民族的封建皇朝同中原的传统联系起来看待，《灵徵志》对天道和帝德关系的描述，显然是对中原治国思想的一种认同。概而言之，《魏书》十志这些追本溯源的记载与帝纪列传互相配合，推本天人、追溯中原制度文化，以“一统天人之迹”，是传统史学典志撰述传统的重要一环，在汉唐之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突出的承前启后之功。
责任编辑 王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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