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明代藏族史学著作《新红史》

摘要：明代是藏族史学发展的高峰期，它承元代藏族史学发展之余，达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并出现了一大批史学名著。较著名的有《西藏王统纪》《新红史》《汉藏史集》等著作。《新红史》在历史叙述的结构上体现了元明时期天下统一，蒙汉藏各民族结成统一的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认识。

关键词：《新红史》；明代；藏族史学；史学著作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1-149-02

《新红史》藏文原名为《王统幻化之钥——红色史册新书》，简称《新红史》。《新红史》成书于明朝时期的1538年。“作者是班钦·索南查巴，全名又称泽塘巴夏孜班钦索南查巴。关于索南查巴生平，据《黄琉璃》及《隆多喇嘛全集》载，1478年生于泽塘。父名囊巴朗巴。其后随钦波索南扎西出家，遂名索南查巴。其先后在桑浦尼玛塘及色拉杰求学，依喇嘛屯月贝甸巴学文殊菩萨之道，因而成为一位大学者。后于泽塘又成为广通经义的巡回辩经者。嗣后，索南查巴便进一步求师深造，并不断取得佛学方面的成就。他从约纳之喇嘛桑吉桑波受沙弥戒及具足戒。继之复随上密院之多吉强曲甸洛垂巴习学密咒，并取得大格西学位。后在上密院继续学经和讲述法，长达十四年之久。在他三十六岁时，宣讲他自己的著作《吉祥集密生元二次第大蔬》。1524年索南查巴担任哲蚌寺洛塞林之讲听法台。次年又任甘丹寺夏孜扎仓法台。五十二岁时（1529年）任第十五任甘丹寺犀巴（法台），五十八岁卸任，改任哲蚌寺法台。此后又分别担任过色拉泰钦林寺、久穆隆、帕木寺、尼定、约纳及仁钦林等寺之主管。因此当时宗教界称它‘善业功德甚高’。他曾为三世达赖索南绛措受戒并赠献名号。其七十四岁卸任于哲蚌寺上寝室。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索南查巴去世，终年七十七岁。其银质灵骨塔存于哲蚌寺”。[1]

班钦·索南查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上师精通佛教的显密二宗，尤其精通佛历年表。其著述丰富，除了《新红史》外还有《新旧噶当教史》《佛历表明灯》《俱舍论释》《四续部释》等著作。

索南查巴所处的时代正是帕木竹巴政权由盛转衰的时期，仁蚌家族以重臣外戚双重身份干预王位的继承，宗教派别之争也很严重。而新产生的格鲁派又遭到藏巴政权与红帽系噶玛派的压迫。这些都对索南扎巴极为不利。但索南扎巴并没有因此放弃著述历史著作，而是顺应了当时藏族学者风行编纂和研究历史的浪潮，著述了《新红史》。“当时文化事业几乎被寺院僧侣所独占，凡是较大规模的印刷机构都掌握在僧人手中，而索南扎巴作为寺院的上层高僧，在《新红史》的编纂和出版方面皆占据有利条件。”[5]

《新红史》文字记叙虽然简略，但言简意赅。全书分五个部分，分别叙述印度、香巴拉、西藏、汉地和蒙古王统以及汉地蒙古佛教出现于西藏情况。《新红史》与《红史》相比增加了香巴拉王统部分，对于元朝时期汉蒙在西藏的统治部分则将包括元朝确立的西藏十三万户在内的主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和家族的历史情况，其中关于约卡、查嘎、琼结、桑岱、贡噶希佐巴、恰巴、仁蚌巴、内邬巴、聂等地方豪族的记载在《红史》中少见，是为比较难得的综合记录。元朝时期的十三万户在元明交替时代发生不少变化，如拉堆洛、拉堆绛万户的合并、帕竹的强盛、帕竹用兵雅桑、止贡、蔡巴、萨迦等，还有帕竹的衰落等《新红史》都作了交代。

《红史》比较重视教法史，与之相比，《新红史》虽然也记载宗教活动，但更侧重地方家族豪强和政治势力的历史，这是其具有特色的地方。“对宗教源流的记载实属藏族史书之一大特征，所以很多时候史书即宗教源流。宗教对西藏政治的完全渗透以及政教不分的特殊历史现象，使藏族史家无法摆脱宗教的烙印。大部分史家本身出身于僧侣阶层，出于自身的身份，修史在很大程度上即为弘扬佛法，歌功颂德，所以古代藏族史书(尤其是后弘期史书)几乎都是侧重宗教活动的历史著作。而《新红史》的作者‘一反常态’，以政治记载为主，宗教活动为辅，大开藏族史学之先河，为后来的藏族史家开创了极具魄力的修史精神。”[5]因此《新红史》在形式与编排上都有所突破，取材也有了侧重点，这种写法有一定的创新。除此之外，《新红史》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作者编定了《佛历年表》，《佛历年表》中一般大事均有清楚的年代和时间记载，这一特点体现了藏族史学开始重视年代的记载；二是在选择史料和著述结构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前人。

《新红史》在历史叙述的结构上体现了元明时期天下统一，蒙汉藏各民族结成统一的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认识。其前两部分主要叙述与西藏宗教有密切关系的印度王统和香巴拉王统。第三部分记叙吐蕃王统，第四部分记叙汉地与蒙古王统，其中主要对汉地、西夏、蒙古王统进行简略记载。第五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其标题为“关于汉蒙在西藏的统治情况”，这里面主要对元明时期的西藏政治史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进行记载。这种篇章安排显示了历史的统一认识。该书的史学思想可以总结为：“其一，以帝王纪和诸侯传构筑全书内容是《新红史》在体例及题材上的新尝试。其二，本书叙事之详近略远、主次分明是作者在历史观、史料抉择和语言风格等思维层次上综合考虑的结果。其三，年代学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通史中已屡见不鲜，《青史》在这方面更是表率，《新红史》则是在帝王纪部分将年代学的方法与史事的叙述及考证相联系，并在《香巴拉王统》一章探讨了佛教年代学的发端。其四，《汉藏史集》在编纂结构上虽与本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叙述的重点在于传承，而本书在史事考证、评价及总结等层面用力甚勤，考证有独见，对教派持见也较公允，可以说作者已具备了历史反思的自觉意识，历史哲学的思索在作者的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位置。”[3]作者有了这样的史学思想，就使《新红史》这部历史名著，不但创新史志，取材独特，而且开创了藏族史书纲要性通史的体例，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人类的史学发展史上，通史体例是史学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通史著作最能反映其作者对于历史的认知能力和把握能力，同时通史体例还可以反映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观念、整体历史风格。当然早在分裂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通史体例的著作，与分裂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通史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范性。班钦·索南扎巴不但是通达佛学的圣贤，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著名史学家，他的这部《新红史》为藏族史著增加了特色。

参考文献：

[1]黄顥译.新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前言1.

[2]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3]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4

[4]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M].史学史研究，1988（2、3）.

[5]顿拉.试析<新红史>在藏族史学著作中的地位[M].西藏研究，2008（2）.

[6]王继光，才让.藏文史籍叙录之四[J].西藏研究，1990（4）.

（责任编校：王琪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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