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东渐与中国经济史学的成长
摘要：考察西方世界经济史学的兴起，梳理从历史经济学到经济史学的学术演化路径，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共生关系。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缺乏成长为独立学科的学术土壤与基因，传统型的中国经济史学更具有专门史的典型特征。经济学东渐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方法逐渐嵌入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经济学东渐改良了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内生基因，改变了以往作为专门史的学科成长格局，拓展并丰富了学科成长路径。自此，中国经济史学开始由叙述走向分析，经济学东渐与中国经济史学的成长结下不解之缘，经济学的经济史破茧而出。
关键词：经济学东渐;历史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15AZD015）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2-0110-06
一、西方世界的启示：从历史经济学到经济史学
在西方，独立学科的经济史学，最早产生于英国。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大学的学科门类设置宽泛，道德科学和历史科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1776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正式产生。自此以后，经济学在英国、法国、德国获得快速发展，产生了诸如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魁奈、萨伊等经济学大师。在当时，政治经济学尽管很流行，但却不是一个独立学科，仅是道德科学和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从属性科目。独立的经济史学科更是无从谈起。例如，在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只是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中的一门科目。① 在伦敦大学，“经济学仅仅是一般学士学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尚未跻身伦敦大学的考试科目”。② 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的现状，与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显学地位不相称，这刺激着经济学家们开始努力寻求学科自身的独立地位。让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是经济学家们的集体诉求，但独立成为什么样的经济学，在经济学家内部则存在巨大分歧。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英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英国农业出现严重的危机;由于来自德意志帝国和美国的强力竞争，英国工业品出口出现下降趋势;三次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工人运动接连不断;在政治领域，开始出现“积极自由”的理论与实践，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大幅增加，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大大增强。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催生出古典经济学与新兴的历史经济学持续半个世纪的论争。
经济学家们的分歧缘于方法论之争。斯密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使用二元方法论：一是使用内在观察法，即科学抽象法，探索各种经济范畴历史的或逻辑的内在联系，用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二是外在观察法，即归纳法，利用这种方法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的表现形式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归入到概念规定之中。③ 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或者倾向于科学抽象法，或者倾向于归纳法，或者将两种方法混在一起，在李嘉图时代开始发生变化。李嘉图完全否定归纳法，他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经济学法则，即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突出描述的东西都被看作是一种背景，他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进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针对“李嘉图恶习”，马克思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肯定李嘉图的逻辑演绎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李嘉图的演绎存在的严重缺陷，具有“科学的不完备性”。④
在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期间，处于正统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采用严格的演绎法，除穆勒以外，在爱尔兰问题上一般主张大农场体制，在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问题上笃信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反对工人联合。另外部分经济学家群体则从历史角度来批判英国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在经济研究中采用历史法和归纳法从而帮助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爱尔兰问题上提出自耕农体制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企业承担更多公众福利以及国家加大干预经济的力度要比自由竞争制度更可取。经济学家们不仅在爱尔兰农业、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工会等一系列具体政策上，而且在经济理论层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倾向，由此产生了古典经济学与历史经济学两个不同的方法论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历史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应该从道德科学中分立出来成为单独的学科。1885年到1920年間，在英国，开始了一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运动。不过，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分立出来的经济学应该是基于逻辑推理的演绎经济学，而历史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使用归纳法的历史经济学，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就是一个“使用归纳法的哲学家”。⑤ 为了争夺当时几所大学十分有限的经济学学术职位，历史经济学家与理论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历史经济学家在各自大学的经济学职位上，不断推动着历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最终使得19世纪70年代克利夫·莱斯利规划的创建兼有经济史、应用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与经济理论的历史经济学的方案消融在经济史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之中。
阿诺德·汤因比是牛津大学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史学家兼古典经济理论批评家。1878年，汤因比在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随即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助教，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任职到1883年英年早逝。汤因比去世后，其学生根据他留下的文稿和笔记整理出《18世纪英格兰工业革命专题讲座》。汤因比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抨击了自由竞争理论，并对李嘉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阿什利深受汤因比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并成为当时英国才华横溢、最有前途的历史经济学家。1878年，阿什利在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师从汤因比和斯塔布斯，分别向两位老师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宪政史。1886年，大约20名研究生、教师和大四学生发起成立了牛津经济学会。阿什利任学会第一届秘书长，该学会就经济史领域的创造性研究和当前的经济问题每学期举办两次讨论会，就经济理论举行一次讨论会。在牛津大学时，阿什利曾希望根据历史方法导出的经济理论取代演绎性经济学。1888年，阿什利出任多伦多大学宪政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4年后，他又迁往哈佛，成为英语国家第一位经济史教授，在这一职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901年，之后返回英格兰出任新成立的伯明翰大学商学院首任院长兼商学教授。虽然阿什利未能在英国创立出历史经济学学派，但在加拿大，他为多伦多经济史学派打下了根基。在哈佛，他开设了经济史和应用经济学课程，将经济史研究稳固的建立在专业基础之上。在英国，阿什利的工作最终得到了历史经济学家的认同，在J·H·克拉潘眼里，阿什利是将经济史创建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1870—1926年，历史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政策指导及学术等方面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最终把经济史创建成一门独立的、受到学术界认可的研究领域。1926年，英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并出版会刊《经济史评论》，此时英国主要大学里都已经设立了经济史教授席位（剑桥大学1928年才设立经济史教授席位），标志着经济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的兴起。
考察西方世界从历史经济学到经济史学的学科演进与成长路径以及英国经济史成长为独立学科的过程，可见经济学的基因与属性决定了经济史学科的本质特征。伴随着经济学东渐的节奏与脚步，中国经济史学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由专门史形态向具有理论色彩的经济学科转型。
二、西方经济学东渐及影响
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前者即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植根于华夏悠久的经济文化沃土而渊源流长;后者即其现代形态，伴随着“西学东渐”大潮逐步转型发展而来。⑥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东渐拓宽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成长路径。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以前的2000多年，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古代的先哲们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济思想。先辈们基于他们的观察，或针对他们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总结归纳出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思想，其内容涉及到国家财政收支、货币管理、商品交易和市场价格管理、土地制度等诸多方面。然而，和亚当·斯密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一样，中国古典的经济思想并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和理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是关于回答“应当如何”的问题，通常表现为对经济问题提出的见解、主张及政策意见。例如对于工商业采取抑制还是鼓励的政策，对于对外贸易采取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政策等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缺乏回答“是什么”的内容，缺乏对于经济问题和现象本身及各种关系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说明。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化的环境，经济思想常常表现为政治谏疏的副产品，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对策性”与伦理色彩，始终未能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样，从中国本土经济学孕育、分化、演变一门独立的经济史学注定面临着先天性基因缺失，传统型中国经济史学更多表现为专门史的学科特征。
在中国，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宗教、科技、法学等一起被介绍进来。⑦ 西方经济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也是中国发展、建设自己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对中国经济史学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学知识就开始在中国传播。有确切的历史记载的先后有：1864年，狄考文创办山东登州文会馆开设“富国策”;1867年，丁韪良在北京同文馆讲授“富国策”，最先把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中西书院开设“富国策”;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中西学堂开设“理财学”。在这个阶段里，还陆续出版了一些译作，主要是关于西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主张的书，西方经济学原理的译本很少，而且译者大多数是传教士，他们对经济学并不十分精通，汉语表达能力又差，译文的质量不高。当时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还处于很初始的阶段，谈不上学术层面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原理并未引起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⑧ 早期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主要有1818年李怜翻译的《生意公平聚散法》，1840年郭实腊翻译的《贸易通志》，1847年鲍留云翻译的《致富新书》，1857年王韬、伟烈亚力翻译的《华英通商事略》，1880年汪凤藻、丁韪良翻译的《富国策》等。
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内容和渠道日益广泛。当时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首推严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由严复第一个译成中文的。严复曾留学英国多年，英语和汉语的水平都相当高，对政治经济学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因此《原富》的译文水平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全书按《国富论》原有结构分为五部，共八册，前面附有“斯密亚丹传”和“译事例言”、“中西年表”等，书中夹着严复阐述自己见解的案语。⑨ 严复写了许多发挥式的按语，对现代经济科学中的有关范畴，诸如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进行了介绍，并大力宣扬了经濟自由主义。严复对《原富》的译、介、评，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原富》在中国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人正式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力求精密的特点，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梁启超是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贡献的又一重要人物，他虽然没有像严复那样翻译西方的经济学著作，但他大力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提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比严复的还要多。梁启超对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领域的许多问题都有所论述。1903年梁启超出版《生计学学说小史》，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上溯希腊、罗马，下至德国新旧历史学派，中间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斯密派”的经济学说。这种经济学说史译著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经济学日益广泛地传入中国，引起了系统地介绍它的学说源流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富强的道路时，企图比较不同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途径，扩大眼界，以资借鉴。这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作为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工具。
严复之后，中国经济学学科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1905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与“学部”的成立，政府顶层设计层面完成了学术体制的转型，经济学成为近代学科之一。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在此前后，陆续有不少学生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建立，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体系逐步瓦解，而代之以一种符合世界潮流、具有理性思维和科学成分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进，使得经济学在中国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经济学开始由“经世济民”之学向现代形态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经济学开始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它为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成长注入了新的学术基因，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科的共生关系再次得以检验。现代形态的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它与经济学东渐的学术大环境密切相关。首先，经济学东渐使得经济理论与方法进入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运用西方财政理论对晚清国债的源流进行了初步梳理，分析了国债产生的原因，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公债历史，被视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开端。
其次，经济学东渐影响着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在中国，大学课堂开始讲授有关经济史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京师大学堂。专门的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无论是其学术地位的提高，还是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都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最后，经济学东渐吸引了海外留学生群体将专业的兴趣更多地转移到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海外留学生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的天赋与勤奋，历史的机遇等因素成就了他们在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科的特殊地位。如冀朝鼎193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至1938年，汤象龙留学欧洲，学习欧洲近代经济史，成为第一代经济史学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东渐的影响和意义
在人类学术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是经济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以前最为杰出的经济史学家。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⑩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他们属于最早借助新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工具书蓝皮书即政府文献，包括工厂视察员、济贫法当局、政府信访部门的报告以及关于社会和经济状况的相关信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11} 恩格斯本人则明确提出了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广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对人类全部经济史的科学抽象。恩格斯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史研究，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济史著作。他们开创的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科学继承，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次科学革命。
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泰西民法志》，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20世纪初，一批日本学者写作的社会主义专题论著，被相继翻译介绍到中国。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文章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泰斗”。朱执信于1906年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用了3000余字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讲到了劳动价值论，指出唯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两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改造旧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两篇文章，对《资本论》作出了许多介绍，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他主要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实质，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利息、地租的来源、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趋势等三个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陈启修。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按照《资本论》的体系讲授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最重要的事实。最早翻译《资本论》的是1921年在北京大学由邓中夏、罗章龙等19人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译出了第一卷，译稿交给了陈启修。后来陈启修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册时，曾参考了这个稿子。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译成中文的是郭大力、王亚南。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其他一些著作也陆续通過翻译，传播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觉醒，对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强烈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家必须掌握的重要理论。大概从圣西门以来，一切严肃的历史思想家，无不重视经济活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曾把人们的财产关系看作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但是，他们都没能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作出科学的解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归之于经济基础、把社会关系归因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因于生产力的高度科学抽象，才找到了人类历史运动真正的终极原因，从而科学地论证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对于一切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性，确认经济运动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内容。并且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生产关系运动的真正规律，为人们研究各种经济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波普尔也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12}。
对经济史来讲，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了经济史的研究。从正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历史学界不得不重视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不得不把经济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研究领域中应有的高度和地位。从反面来说，由于马克思的结论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因而遭到肯定这个社会秩序的学者们的反对。但要反驳马克思的论点，就要对经济史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济史研究中一些关键的理论假设。马克思所创造的概念不断被后人所吸收，比如资本主义、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等等，都成为其后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得不接受的分析工具。
四、经济学的学术转型与中国经济史学成长
西方经济学的东渐使得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人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经济学研究开始有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中国经济学开始具有了科学的成分，开始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中国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首先，中国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后，第一次使得运用经济理论解释中国历史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经济史萌芽、成长的过程。正确认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变迁规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后，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时，一方面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另一方面运用经济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分析社会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抽象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范畴与理论。
其次，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和产生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翻阅本世纪头30年中国经济史论著，人们会获得一个强烈的印象：它们是适应现实需要而出现的，因而是立足现实的。从选题的时限上看，大都属于近世。其论证的目的，大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现状的来龙去脉。其研究成果，大都有助于改造现实。”{13} 当时，他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目的就是认识国情，寻求救国与振兴中国经济之道。从研究的对象来看，有两类，一类是研究近世之经济史，属于经济史学的领域和范畴;另一类注重研究现实的经济状况，但论证的目的，也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现状的来龙去脉。今天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到了明天就成了历史，所以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后带来的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来看，也属于经济史学的领域和范畴，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工具也将融入到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中。1946年，王亚南发表《中国经济原论》，该书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经济结构、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发展方向，以及旧中国政治经济学概貌。《中国经济原论》被学界公认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也是20世纪上半期最具有理论色彩的中国经济史学论著。
最后，经济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进中国，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的出现。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攸关的重大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早在2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历史材料，运用当时传入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4个专号中达到高潮。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这场论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3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14}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銘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创立了西周封建说;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郭沫若、吕振羽的上述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15}
综上所述，19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独立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社会条件不成熟，尽管传统史学中孕育着丰富的经济史学胚胎，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国经济史学却不能自然发育、成长起来。中国经济史学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它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20世纪的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种机缘，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不断地渗透到中国来，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学说的不断传入，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改造传统的中国文化，寻找中国文化与西学的结合点。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场革命，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第一次在中国演变成为独立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为传统型的中国经济史学转型嵌入了新的学术基因，进一步拓展了学科成长的学术路径。现代型的中国经济史学开启了与经济学共生的成长之路。
注释：
① D. E. Moggridge， Method and Marshall， in P.Koslowski， ed.， Method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thics，and Economics in the Newer Historical School， Berlin：Springer， 1997， pp.342-369.
②⑤ 杰拉德·M·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乔吉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2页。
③ 汤在新、颜鹏飞：《近代西方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⑥⑦ 叶坦：《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以1896年的经济学术公案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⑧⑨ 李竞能：《论清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入中国》，《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
⑩ 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页。
{11}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
{12} 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3} 赵德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4}{15} 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杨祖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