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随着新史学的勃兴，“身体”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和对象。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体”、规训的“身体”和力量的“身体”，可以开拓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当然，中共党史研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作为主体，批判性借鉴中国传统身体思想及西方身体思想。由于“身体”具有政治功能、学术功能和传承功能，以“身体”叙事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范式，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新革命史范式一样，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身体；
中共党史；
研究
【中图分类号】K0；
C3【文獻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2-0100-13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一些困境。有鉴于此，需要在改进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等传统范式基础上，引入以身体范式为代表的新研究范式。本文将在系统梳理中共党史学科领域中有关“身体”研究的已有成果基础上，澄清与之相关的概念、理念等问题，以更好地运用身体范式来研究中共党史。
一、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身体”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身体史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人类身体已成为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进而甚至“成为大陆社会史研究的第九大发展趋势”，并逐渐影响到中共党史研究，与之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版。台湾学者黄金麟在其著作中不但界定了苏维埃身体、阶级化身体、政治性身体和革命性身体等概念，而且对这些身体的技术与规训模式进行了探讨。黄晓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中的身体抒写进行了总结，并按照不同的身体意识，把它们分为人生派、革命派、翻身派。葛红兵、宋耕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身体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身体”进行了论述。
除了上述代表性著作，运用身体史的视角、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则更为常见，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土地改革的深入研究。满永论证了运用“身体”视角研究中共党史的可能，并以土改为例，分析“身体”在革命中的意义。延续这一理路，崔一楠、徐黎以川西北地区为切入点，通过对土改包括“诉苦动员”“斗争地主”“构建认同”等过程的深入分析，凸显“身体”在土改中的重要意义与在政治认同中的重要媒介作用。杨豪认为通过对乡村传统仪式要素和身体要素的借用与改造，体现出中共领导下农民身体翻身的政治意蕴与合法性基础。
其次，是对妇女解放和婚姻法的新阐释。范子谦不但阐释了妇女身体解放的生理性意义，而且对其象征性价值和工具化、政治化、阶级化特征作了深入探讨。王克霞通过对沂蒙山地区的放足、剪发等行为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女性身体如何成为革命身体的一部分，并实现家庭角色向革命角色的转换。侯杰、赵天鹭对中共领导的山东淄博抗日民主政权通过放足运动获取妇女身体解放和政治认同进行了论述。王研霞认为苏区报刊宣传画中的女性图像展现了革命身体的意义，“主要通过发式、身姿、手势、道具等视觉要素进行新女性的形象展现，并体现出一定的造型范式与符号表征”。朱晓东通过梳理中共领导制定的婚姻法，以为其建构起权力—身体—治理的关系。肖爱树和汤水清则关注了新中国初期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出现的女性自杀现象。
最后，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诠释中国共产党的身体思想等。伍小涛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新文化同人的身体思想，指出其不但开启了思想上的革命，而且开启了身体的革命，为后来革命身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支持。他在另一文中界定了“革命身体”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长征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长征的革命身体，既表现为革命的精神性身体，又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性身体，还表现为革命的社会性身体，是多种身体形态的综合”。耿殿龙使用身体洁净这一概念，探讨了中央苏区女性在响应中共政治革命背景下开始的推翻旧伦理的理论和实践。
总体来看，学者运用身体史的理论方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还处于一个初始阶段，还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正如论者指出的：“在中共革命的历史研究中，身体长期以来是隐而不显的，少数的身体讨论很难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实践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对中共党史研究中与“身体”相关的概念、理论问题进行厘清，以拓宽“新史学”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适用范围。
二、作为存在、规训和力量的“身体”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境域
作为学术概念的“身体”，所指的不只是人的肉体，还包括身体的存在、身体的欲望、身体的美感和身体的力量等。
其一，作为存在的身体，是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共党史当中的惯用话语，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诠释，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下，民不聊生，民众体弱成为“身体”显著的外在特征，乃至于被冠以“东亚病夫”。对此，蔡锷慨叹道：“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
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
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义，亦将悉为所格杀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民众“身体”被侵害。要挽救衰弱的中国，就必须重视民众的“身体”，尤其是历经救亡图存的各种挫折之后，这种认识被逐渐明确。学者指出：“身体并不是从一开头就与国家的存亡或民族的兴盛产生密切的联想关系。将身体赋予一个劳役和税赋之外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而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的发生，国势的颓危与各种改革的失败是其主要的背景原因。”
要动员民众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其对民众“身体”的危害，促使民众觉悟。李大钊对封建专制政治及思想的危害批判道：“盖彼袁氏之虐，不过僇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呜呼，酷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所生发的。因此，从“身体”的视角来研究中共党史，正是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必然与应然。满永说：“身体不仅可将个人生活政治化的研究具体化，更能激活革命的历史实践，因为只有借助身体之变，我们才能发现革命历史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切实影响。”这充分说明了“身体”对革命的重要影响。
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改变人民悲惨的命运，解决旧中国人民衣食无着的处境，养成人民健康强健的体魄。以贵州石门坎为例，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苗民“长期以来，他们住的是杈杈房，吃的是洋芋、野果，文化落后，普遍好巫信鬼，尚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并深受当地彝族土目、土司和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终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因此，为了改变这种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黄金麟指出：“革命的身体变成中国身体的常态模样。而中国共产党后来也乐此不疲地将这种动员身体的技艺，当作是治国与治理身体的方式。这个源自苏维埃时期的经验产物一直支配着中国，直到共产党人决定以‘现代化来取代‘革命的旗帜为止，这个时间超过五十年。”在黄金麟看来，“身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技术。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体视角可以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提供新视野。如针对农民工、女性时尚等问题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以身体社会史的视野和方法剖析农民工的身体，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特别应关注农民工的‘肉体身体与‘社会身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理解现代性规训下的‘两栖人的身体境遇，探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研究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美容、减肥等时尚，就能深刻了解女性身体被建构成一大消费文化主体的情形，进而把握审美现代性对于女性身体的调控和塑造。”
其二，就身体规训来说，它贯穿了整个党史。中共不但规训党员的身体，而且规训普通民众的身体，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事业。这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史学者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也就是说，党员在身体上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从此以后，入党誓词、纲领、党章和决议，都对党员的身体进行了具体的规训。如井冈山时期入党誓词规定：“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党部执行纪律的方法，对于团体的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对于党员个人的是：各种形式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
除了党章、入党誓词、纲领、决议外，中共还通过布告、条例、训令、纪律和干部学院、党校、学习班来规训党员干部和战士的身体。例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制定了入城纪律来约束战士的身体：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众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
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十二、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又制定了大量的有关准则、细则和暂行规定，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行为的处理细则》等。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共一样，有这么多的准则、条例和各种纪律对其成员的身体进行规训。
除此之外，中共还通过模范、先进和英雄人物来树立身体标杆。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对185名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进行了表彰。正如王建华所指出的：“劳动英雄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众，而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好公民，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群众的领袖。通过他们使党政领导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推进边区建设。”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外在特征均成为人们学习效法的对象。
其三，就身体的力量来说，中共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持先进的理想信念来凝聚力量，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克服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取得各种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言：“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身体力量不仅是个体战胜困难、疾病、伤亡的技术工具，也是政党展现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象征资本。
身体的力量包括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近代曾有思想家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时，偏颇地指出中国人重精神轻身体，以至身体不健壮，进而影响国势。1926年12月22日的《北洋画报》曾这样说道：“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偏向精神一方面发展；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属于精神而屬于身体。要想中国的农工商发达，非重生中国的身体不可。能重生身体，那自然科学，才有产生的机会。有了以上的原因，所以中国最当注意的，就是‘身体复活的问题。要知身体的力量就是身体的动力。有了身体的动力，使外界的影响变成有意义的工作或思想。这种工作或思想都是由身体的原动力创造出来的。”这种原动力，就是意志、信念和道德。事实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以前，中国民众的精神力量受到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落后思想的压抑，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为主动，进而焕发出强大的力量。
中共作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吸引了一批批先进人士加入，并为实现其远大理想而不惜流血牺牲，以实际行动践行伟大建党精神。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夏明翰曾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共产主义信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而英勇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道：“革命前辈们为什么能够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就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坚守崇高的政治信仰，为了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样，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所以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英雄壮举，也是因为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理想信念当作“精神之钙”。精神“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从这一点来说，身体力量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除此之外，身体动员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都进行了身体动员，即人力的调动和利用。“这些动员牵涉到的不只是物质和金钱的征集，还牵涉到动员所要解放的人，这也是共产党要有各种方式来征集、调动和政治使用的人。”研究中共开展身体动员的理念、路径以及绩效等，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综上所述，“身体”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可以开拓出许多富有意义的选题。满永指出：“从中共致力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诉求看，身体不只是技术策略，更是革命的目标和对象。若要完整理解身体与革命的遭遇及其变化，仅有‘塑造层面的单向分析显然不够，而是要将身体置入革命历史情境，既呈现身体之变，也揭示身体应对革命的策略。”换言之，以身体范式来重新审视中共党史研究，将会在许多问题上产生新的不同理解，从而极大丰富我们对中共党史的认识。
三、借鉴多元身体思想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在东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身体思想。总的来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西方身体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身体思想。这些思想对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均有所助益。当然中共党史研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作为主体，批判性借鉴中国传统身体思想及西方身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其内涵主要有三：一是身体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
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
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
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无论是党员干部的身体，还是普罗大众的身体，都是社会的产物。研究中共党史中的“身体”，需要从社会结构、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中去分析探讨。例如，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的婚姻政策，要从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束缚、中共政策促进女性身体解放和女性身体自由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作深入全面的阐释。二是身体的阶级性。马克思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这就是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身体形象特征。如克里斯·希林指出：“一种转变成自然的阶级文化，体现于身体……它是已经被融合的分类原则，主导着一切融合形式，选择并调整身体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吸收、消化并同化的一切东西。”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身体表现出来的品位自然有所不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自然是“身体”所涉及的范围。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仅要研究各个阶级在不同阶段的身体属性，而且要研究各个阶级身体的既联合又斗争。换言之，身体的阶级性将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三是身体的形态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身体大体将经过三个社会形态阶段，即人的奴役阶段、物的奴役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由于国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己任，以求人的身体自由全面发展。李大钊在就义前的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矢志不渝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以实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各阶级的全面解放。研究此议题，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共党史。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可以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外，西方身体思想也可以批判地运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在歷史发展过程中，西方思想界产生了许多身体思想，如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尔、叔本华、尼采、萨特、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的身体思想。本文仅简要阐释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福柯和布尔迪厄的身体思想。
福柯的身体思想主要有三，即身体规训、身体权力和身体话语。在福柯看来，身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可以广泛运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
同样，福柯的身体权力和身体话语，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共党史中的一些现象和行为。福柯表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
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濟使用紧密相联；
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
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
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在中共党史中，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无论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其身体无不被打上权力的烙印，权力无时不在型塑和控制着身体。研究权力是如何被国家、政府官员、人民、社会所使用的，从而找出权力的全景敞视规训机制和生产监督机制，将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系统和符号系统，对身体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影响。福柯认为：“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如果这些领域是由一个关系序列连接起来，建立这个关系序列不是由与自身同一、对任何言语都是保持沉默和在先的意识的综合活动所确定，而是由话语实践的特殊性所确定。……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着一个不同位置的网络。”在中共党史中，形成了许多习用话语，如“革命”“民族”“阶级”“人民”和“改革”等。这些话语，固然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时也体现了中共政策的变化。研究中共话语体系对身体的型塑，有助于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话语权。
布尔迪厄的身体思想也主要有三，即身体的场域、身体的习性和身体的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作为身体和生物学个体，我跟万物一样处在一个地点，我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占据一个位置。我并非无立足之地，漂泊不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处于一定的场域之中。尽管场域的大小、结构、力量不一样，但对身体存在和身体关系的影响是一样的。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处的场域，可以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多重面相和不同特征有深入的认识。
身体习性，作为身体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不断受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布尔迪厄指出：“构成该习性的生成原则获自于社会结构（集体、性别或年龄段之间的关系结构，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结构）的一致性；
习性生成的原则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趋向于把社会结构嵌入一个象征关系系统之结构中，从而以一种变样难辨的形式再生产这类社会结构。”中共党员干部的身体习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刘少奇所述：“一个比较幼稚的革命者，由于他：（一）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着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的残余；
（二）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
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也就是说，党员干部的身体习性会受到“旧社会”和“革命的实践”的影响。因此，要锻造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身体，必须时刻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而这也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而身体资本，作为身体的符号价值和累积劳动，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的身体资本是不一样的。对此，布尔迪厄指出：“工人阶级生产出的身体形式所构成的身体资本，其交换价值要低于支配阶级所发展出的那种资本形式。……与此相反，社会中的支配阶级往往拥有价值更高的机会，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物质资源，并且不用承担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那些风险或机会成本。”因此，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要获得更高的身体资本，在革命年代，必须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要进行教育、学习、培训。从这点来说，身体资本这一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可以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以上只是简要阐述了福柯和布尔迪厄的身体思想，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可供参考。应该说，借鉴西方现当代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将有助于提高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中国古代身体思想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共党史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和行为。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身体思想。如《山海经》的身体生成思想、《周易》的身体符号思想、《黄帝内经》的身体体认思想、《道德经》的王的身体规训思想、《庄子》的身体映像思想、孔子的修身与士的身体规训思想、孟子的身体认同思想、荀子的身体统制思想、管子的身体治理思想、韩非子的威仪身体思想、墨子的身体生产思想、《春秋繁露》的天的身体叙事、《淮南子》的道的身体叙事、《论衡》的气的身体叙事、《抱朴子》的仙的身体叙事、《金刚经》的相的身体叙事、《坛经》的身体世俗化思想、朱熹的身体道德化思想、王阳明的身体践形化思想、李贽的身体自由化思想和王夫之的身体民主化思想等。其中，认知和理解天的身体叙事、修身、身体治理和精神化身体思想，对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尤其重要。
在古代，中国人常常把宇宙当作大身体，把身体当作小宇宙。如董仲舒表示：“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
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
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
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乍视乍瞑，副昼夜也；
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乍哀乍乐，副阴阳也；
心有计虑，副度数也；
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
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
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在中共党史中，常见革命先烈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比作人身的一部分，以唤起人们的热爱和珍惜。如方志敏说：“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
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
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
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
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在这里，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是母亲的身体。为了母亲的身体不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剥削，就必须起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的鲜明反映。从这点来说，中国古代天的身体叙事，可以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相关论述背后的思想内涵。
中国古代的修身思想非常普遍。无论是儒家、法家，还是道家，墨家，都主张“修身为本”。如老子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十分重视党性修养和锻炼。在这方面，周恩来无疑是其中的典范。1943年3月，他在重庆整风学习中，自订了《我的修养要则》，包括：“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共均要求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从这点来说，中国古代的修身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为。
身体治理也是中国古代身体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管子指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
国者，乡之本也；
乡者，家之本也；
家者，人之本也；
人者，身之本也；
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
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
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这种以“身体”为圆点向外拓展的治理模式，可以拓宽中共乡村治理史的研究视野。
精神化身体思想是中国独有的身体思想。在中国古代，不但“仁”、“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赤子之心”、“天理”和“良知”等是精神化的身体，而且它们都是践形的。如孟子所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也就是说，要将“根于心”的仁、义、礼、智等精神价值切实付诸具体实践。质之中共党史研究，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主义和真理，舍生忘死，慷慨赴义。埃德加·斯诺曾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是指红军的长征，也是红军战士精神化身体的体现。因此，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精神化身体”，可以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更能彰显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辛取得各项伟大成就中的重要作用。
从特定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哺育而成长起来的，故要真正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话语表述，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掌握。因此，中国古代身体思想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借鉴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西方身体思想及中国古代身体思想，将开拓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以及提高它的研究深度。当然，上述身体思想的采用，是为了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中共党史，而不是理论先行，就理论谈理论，故而必须以广泛占有史料和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为基础，否则的话，只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在借助上述身体思想来研究中共党史时，必须充分理解消化各种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其他流派的理论方法，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
四、中共党史研究的困境与身体范式的介入和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困境，学术界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关志纲认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观是导致中共党史研究陷于困境的主要根源，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片面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忽视中共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
第二，“过分倚重史料和具体史实的考据，缺少对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宏观考察和思辨分析”；
第三，“要求人们以对待自然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忽视研究者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第四，“过分热衷政治问题的研究，忽视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应该指出的是，第二、第三两点是整个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第一、第四则是特别针對中共党史研究而指出的。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注解”式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或者“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作简化的‘必然性解释”。正是这些困境的存在，影响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有鉴于此，党史学界普遍希望引入新的研究范式，以弥补既有范式的不足。
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是中共党史研究较早采用的，也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许多成果。高华认为两者皆有不足，应该在对其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并存使用。他说：“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
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此基础上，沈传亮认为还要加上“后现代范式”。他说：“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了这一新范式。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是对现代主义的反省和批判。后现代提倡抛弃整体性、统一性，主张去中心、非同一、多元化，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它所提倡的注重边缘，注重非主流，注重历史的碎片，注重官方所不看好的历史细节等观点为中共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李金铮也认为应改进传统的革命范式，并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他说：“在所有的方法转换中，最应强调的是改进上述传统革命范式下的简单思维模式，并将此作为今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首要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在回归实事求是基本精神的同时，应进一步寻求新的研究视角，注入新的理论与方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上述范式的变革，虽然可以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和拓宽其范围，但还存在一些不足。无论是“革命范式”“新革命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都是从某一视角来阐释或实证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不能整体地、系统地、综合地反映中共党史的多重面相。基于此，有必要在上述范式的基础上，再引入身体范式。正如布莱恩·特纳所言：“在这个肉体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与道德问题都是以人类身体为渠道表现出来的。因此，在一个技术迅速扩展的社会中，人的身体体现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方面的这些宏观变化产生的后果是，人类身体已成为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身体”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和社会最重要的镜像。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交往、发展，都离不开“身体”的展示与体认。中共党史上的妇女问题、老年人问题、人口问题、土地问题、扩红问题、革命战争问题和纪律问题等，都离不开身体技术的应用、身体秩序的确立、身体生产的统筹、身体规制的建构和身体情感的认同等。从这一点来说，身体范式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具体而言，身体范式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学术功能、政治功能和传承功能，推动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更加成熟的轨道。
首先，身体范式可以增强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身体范式作为一种新兴范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产生了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哲学、身体美学、身体史学和身体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可以有助于开拓研究视野。通过身体范式，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发展脉络，可以对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问题，如妇女解放问题、土改问题、战争胜败问题、社会自杀问题、养老问题、服装休闲问题和贫穷问题等，作出新的学术性解释；
可以对中共党史中的机制建构与情感认同进行新的理论阐释；
可以从身体的形态、映像、技术、规训、生产和统辖来观照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总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随着身体范式的介入，会越来越凸显。
其次，身体范式可以增强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功能。身体范式下的中共乡村身体治理、中共各个时期对党员干部的身体规训和锻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身体及社会主义新人等，对当代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例如，针对当前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放纵个人欲望，沉迷于个人享受，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各个时期中共党员干部身体规训的经验、方法来进行规训。同样，中共各个时期“新人”身体的塑造，可以用来指导当前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如满永所指出：“身体可成为思想变革的依靠，任何作用于思想的政治措施都要借助身体来完成。反之，思想再造又可为外在行为革命化创造条件，成为人的革命化的内在驱动力。”从这一点来说，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身体范式，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
最后，身体范式可以增强中共党史研究的传承功能。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里的“鲜血”“生命”“献身”和“精神”，无不揭示“身体”在建立新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没有“身体”的奉献，就没有红色基因，就没有新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传承红色基因，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献身精神。正如习近平2019年9月在河南考察时所指出的：“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综上所述，在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将身体范式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当中，有助于丰富中共党史研究，并增强其学术功能、政治功能和传承功能。当然，身体范式与其他范式一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的立足点，身体范式和其他范式无论多么新颖和重要，都无法正确引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如沈传亮所说：“运用于中共历史研究域中的范式必须有中国特色，不能拿来西方的理论模式直接用于中共历史研究，用西方理论模式的‘鞋子套中共历史研究的‘脚。要经过创造性的转换，使叙事方式中国化，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党情。”
应该指出的是，身體范式作为新兴的研究范式，运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如对“身体”概念的界定，还需进一步探讨；
运用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史学、身体美学和身体哲学等学科综合研究中共党史，还需进一步发挥；
从精神性的身体来分析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必然，而忽视身体自然性，不能展示身体的多重面相；
“以现象学的方式阐述人们对于世界的实际体验，忽视了身体差异的重要性，也未能重视结构有时如何形塑了我们的身体倾向；
对于身体的治理确立为破解社会行动得以发生的外部环境的关键，有抬高身体地位和作用之嫌”。因此，必须继续完善和创新身体范式，才能更好地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
［伍小涛，历史学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何飞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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