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型政治：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一种新型政治模式
刘文珍
话语是思想的体现，也是现实的反映。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要地位。党的领导人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具有政治宣示、理论阐释、规划未来等重大作用。因此，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是观察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团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据统计，“团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共计出现27次，可见其在党的话语体系和中国政治现实中的地位。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强调党的团结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主张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方式；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强调要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都是党在不同时期对团结强调的表现。另外，在翻阅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也可以发现团结一词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是一种团结型政治模式，团结可以说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和钥匙。
中国共产党建构团结型政治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这可以从政治的一般性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团结的相关原理和社会主义政治的特点中得到比较准确的认识。
（一）政治的一般性质：差异与共识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阶级和流派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种论述，提出了种类繁多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论述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差异或者差别是政治产生的根源，政治是关于调和差异与冲突，从而形成共识的人类活动领域。
美国政治学家格伦-蒂德认为“没有疏远就没有政治”［1］。“疏远”一词是用来表示人类内部的各种不和的。差异和矛盾是政治产生的前提条件，政治是调和人类内部冲突而达致和谐的活动。如果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作为一个平衡轴来看，政治活动存在于此平衡轴的中间区域。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没有或整个人类之间没有矛盾冲突，整个社会协调一致，政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如果这个社会内部或与外部其他社会（组织、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无法协调的时候，政治作为一种处理不和的方式就无法发挥作用，这时候战争就登场了。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就国家内部来说，往往是因为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宗教信仰和民族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才会爆发内战。国家间的战争，也大都是因为利益冲突无法通过政治协商解决而发生的。
（二）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团结型政治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形态，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是从有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其前途是国家的自行消亡。［2］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也体现出与阶级社会国家不同的性质。
从政治的一般性质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除了引起人与人之间疏远的最根本因素，社会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表现就是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整个社会的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变成了平等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可以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
另外，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的发展还较滞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域差距、民族差别、宗教信仰差异等等原因，人民之间的利益差别还将长期存在。差别即矛盾，有矛盾就会存在政治。毛泽东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解决。这其实从根本上指明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性质，就是在承认根本利益一致但存在差别的前提下，采用说理和协商的方式，力争形成共识，并实现人民内部的团结。
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从古代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和实现现代化。这其中第一个任务是第二大任务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有强大能力的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中国近代面临的基本国情和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团结型政治的基本出发点。
（一）军阀割据、民族隔阂，实现国家整合、民族团结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就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此后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实现大一统也是历代王朝的终极追求。如何保证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传统大一统国家不至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分崩离析，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一大重要课题。
传统帝制时代的中国，构建了一套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制为统治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依据的政治秩序。但这一套政治秩序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内外冲击下逐渐瓦解。首先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朝廷在平定此次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组织的团练，起义被平定之后，造成了中央弱、地方强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在庚子之变过程中，东南各省的“东南互保”之举，对中央权威造成了重大打击。辛亥革命之后，淸帝退位，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彻底解体。从这时起，构建新型政治秩序以实现政治转型就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构建以西式议会民主制度为架构的政治秩序。但由于辛亥革命未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导致外来嫁接的西式议会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水土不服，最终被袁世凯所颠覆。袁世凯死后，中国迅速陷入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这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实力派权力扩张的延续，也表明中国通过走西式政治制度建构新型政治秩序实现国家整合的努力宣告失败。从这时起，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把一盘散沙的国家整合起来，“将分散在社会各种强势集团手中的权力和资源集中起来”［3］，实现国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团结的任务历史性地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
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族际整合、民族团结也是国家建构的一大重要任务。在古代，各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采取设置头人，分封土司和宗教领袖等区别于内地的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这些方式在维护国家统一，同时减少治理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上层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古代王朝同时采取了一些民族压迫和隔离政策，甚至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导致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和疏离。近代开始，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扶植下，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分离主义倾向。清朝末期开始进行地方改革，在新疆、台湾和东北地区设省，这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成就。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资产阶级民族政策理念。但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能力不足，对部分边境地区尤其是西藏鞭长莫及，族际整合、民族团结的任务并未完成。
（二）政治专制、人民受压迫，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4］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民主是平等在政治方面的体现。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在西方的兴起，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突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落实在政治领域，就是每个公民可以没有差别的享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5］而一种进步的思想，一旦产生以后，必然会向全世界扩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根据自己的总结归纳，将民主在全世界的扩散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所以从近代开始，广大亚非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把民主作为有力的政治武器，同西方殖民者和本国的专制统治阶级斗争，争取本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
毛泽东曾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6］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也从未间断。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努力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当时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但未及实施就胎死腹中。随后，清末的“立宪运动”以一场“皇族内阁”的欺骗性结尾收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表面上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未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导致所谓政党政治成为上层人士的权力游戏，底层群众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北伐战争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大肆打压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人民面临“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如何实现人民当家做主，需要中国共产党进行新的探索。
（三）经济落后、民生贫瘠，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
在国家的民主化之外，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主要任务。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进行国家建构和民主政治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国情，使政治制度有利于社会团结和集中全国资源，必须实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凝聚人民力量的统一。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等，其现代化进程主要是由社会的商业阶级推动的，国家主要发挥为资产阶级的商业发展、殖民扩张保驾护航的作用。这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守夜人”国家观中可以得到清晰地体现。在这种社会总体形势下，近代西方的政治理论家设计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党竞争等制度模式，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所谓的议会等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竞斗场。这一制度模式，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这一制度模式重制衡、轻团结，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党争纷沓、相互掣肘，从而引起社会对立、分化的现象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忧虑。
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化启动越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就越是突出。第二波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如德国和日本，以及二战之后成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我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现代化和后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从洋务运动时期已经起步，但由于内部的纠葛和外部侵略的打断，到二战结束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异常困顿。而当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中国在与世界存在巨大代差的情况下，就必须建立高度团结的政治模式，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就是说，我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必须以“合”而不是“分”，以“和”而不是“斗”作为整体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走西方分权制衡模式的可能性。
实现团结是中国政治的核心目标，但是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才能牢固地保证团结。从建党开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团结型制度架构，既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又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并把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起来，实现了伟大的政治创造。
（一）整合国家、凝聚人民：塑造能实现团结统一的政治架构
针对近代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中国社会空前的大团结，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家和人民团结的关键。团结必须有一个核心，而且只能有一个核心。在中国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7］在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凭借超强的组织力和意识形态引领力，消除了各种地方主义和军阀割据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并且凭借自身的力量建立了各级政权，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层面的政治领导核心。通过支部建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将原子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彻底改变了农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并成为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设立党组、党的基层委员会等党组织，确保党的领导在各类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得到全面贯彻，也使党成为上述各类组织的核心。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的组织网络体系，以自身为中心将国家整合起来，将人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高度团结统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集中社会力量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体。实践中这一制度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首先，我国各级人大代表有丰富的代表性，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各地区各部门，保证了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权，而且能够将各方面的意见带入国家机关，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议员封闭性弊端。其次，虽然各个代表来自各个单位，但是人大又是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各个代表通过人大这一场合将分散的个体意见集中为整体的国家意志，确保整体利益超越了各个群众提的部分利益，使国家能够形成统一的力量，社会能够团结成一个整体。最后，我国人大在运作过程中贯彻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各级人大代表的提名，是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方面协商确定的；
人大在审议各项法律议案、政府工作报告和重要人事安排的过程中，也是经过充分的酝酿、协商、讨论之后形成的。我国人大议事的这一特点，既保证了代表意见的充分表达，又维护了团结和谐的氛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的制度创造。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说“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8］。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强调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创造。周恩来曾指出，“我们的区域自治政策，利于合，利于团结，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9］民族区域自治把统一与自治的因素结合起来，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证各民族的自治权利。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而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当家做主，团结合作，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从根本上促进民族团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0］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而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的集中概括和反映。人民政协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将不同阶级、阶层（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不同思想认识（文化、民族、宗教）和不同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下的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海外侨胞）团结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力争凝聚起最广大的力量。人民政协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采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形成共识，寻找全社会最大公约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
（二）民主集中制：团结型政治的运作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同时是我国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保障我国团结型政治运作的根本原则。通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一组织原则适应中国国情，在保障我国政治生活，服务经济发展中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保障党的团结统一的组织原则。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在议会内产生，一般按照所谓民主制的原则进行组织。这导致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内派系林立，分化组合非常频繁。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与资产阶级政党有根本的不同。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采用新的组织原则以充分发挥党的力量。在革命实践中，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首创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成立初期就采用了这一组织原则。后来经过与陈独秀家长制作风、部分党员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王明为代表的宗派主义的斗争之后，到党的七大，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得到完全确立。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不断得到完善的同时，也在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原则。1937年10月，毛泽东指出，政府也需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并且指出“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11］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的“政体”来看待。他说，“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12］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制定《宪法》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程中完全贯彻了这一原则，从此民主集中制成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组织原则。在“文革”期间民主集中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得到恢复。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原则体现在政治运行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邓小平曾指出，“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的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14］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我国各国家机关互相协调配合，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存在的内耗严重的弊端，保证了我国政治稳定有序。其次，民主集中制在承认人民内部利益多元的基础上，在差异化的社会基础上，又通过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将人民在共同利益之上整合为一体。最后，民主集中制既保证全体人民意见和利益得到表达，使人民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又能形成全国人民的统一意志，做到全国一盘棋，形成举国上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总之，民主集中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为维护党、国家、人民的团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团结的核心：塑造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在我们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是一句典范性用语。中国共产党要将中国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团结在自身周围，必须保证自己首先是团结的。因此，团结统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甚至强调“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15］。
统一思想是实现团结的基础。一个组织要实现团结，必须首先保证成员在思想看法上的一致。对于政党这样的政治组织来说，必须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愿景和相同的政治见解，才能将志同道合的人集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实现思想统一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党内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作为党历史上最著名的集中教育活动，通过进行大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是运用这一方式的典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延续了之前的成功做法，在形成新的创新理论之后，都会开展类似的学习教育，统一全党的思想。除了集中的学习教育活动以外，中国共产党设立的各级党校也是一大特色，通过党校的培训，起到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党的团结。党的政治建设虽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才正式提出来的，但是相关的措施却很早就存在了。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批评党内存在的组织纪律散漫现象。1948年9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解决当时存在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六条举措。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反对派性，并强调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强调全党要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用铁的纪律保证党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明的纪律是保持长期团结统一的重要保障。在所有纪律里面，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党的七大修改后的《党章》在总纲部分就阐述了党的纪律，重点就是政治纪律。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制定的党章也明确，全党同志必须巩固党的统一、维护党的团结局面，不允许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政治路线，不允许脱离党的领导独自开展小组织的活动。改革开放后，1980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加强政治纪律提供了依据。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等，政治纪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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