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宜居空间与建构逻辑
导读：老龄化时代考验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智慧和能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期，需要密切关注城市老年群体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确立一种“老年友好型”宜居环境建设标准，要让老人在城市中住得下、活得好、过得有尊严。这就要求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积极进行制度与政策创新，明确法制，制定标准，细化操作流程，以此不断推动“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走以人为本的质量导向型新型城镇化之路。
中国已经越来越老。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龄化人口已达2.02亿人。这一人口比重，几乎是日本人口的总和。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将以每年1000万的规模递增，未来20年还将翻一番，突破4亿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如此规模庞大的中国老年人口，在居住、生活、医疗、社会服务层面，如何安享自己的晚年，这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一边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一边在迎接一个加速发展的老龄社会，这迫切需要从新型城镇化破局，全面对接老龄化的需求。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性安排，建设一个宜居、宜养的城市人居环境，成为当下中国不可回避的一个严肃议题。
一、国外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概念提出
世界各国都陆续进入老龄化国家。日本、芬兰、瑞士、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便开始“老化”。中国更是未富先老，提前“老化”。自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age-friendly communities概念后，国外对“老年友好型社区/城市/社会”的建设理念全面植入各自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治理过程。
广义的老年友好型社区包括农村地区、非城市地区、退休社区、工作场所或组织，甚至是一些有共同兴趣爱好但并没有共同地理特征的虚拟社区。[1]世界卫生组织对概念的定义被广泛认可，即老年友好型社会是能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对城市环境具有可获得性的社会。各国都认同需要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下养老，但对环境类型表述稍显差别：英国更多倾向于使用lifetime neighbourhood，美国更倾向于使用livable community，还有国家多用elder-friendly或age-friendly等。
国外对影响老年友好型社会建立的因素均从宜居环境方面考虑，将宜居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同时多数模式更多关注物理环境而非社会环境。[2]物理环境主要涉及户外空间、建筑、住宅设计等方面，强调一种身体的活动性和生活的幸福状态。社会环境则包括社区的安全性、社区支持网络、健康照顾服务、公共交通系统和相关老年商品的提供，强调的是一种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安全品质。[3]各国对老年社会所强调的各有侧重：对老年友好型社会的理解更强调老年人的基本需要、积极化健康和幸福的状态，同时包括残障老人自理性的最大化，认为建立退休社区有助于建立老年友好型社会，对物理环境中的住宅、外部空间、建筑和社会环境中的社会参与、公众参与、赋权进行具体阐述和标准设定。[4]通过对老年人口提供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的支持，强调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对促进老年群体在排除障碍和社会融入中扮演着巨大推力。[5]国外经验表明，老年群体不仅要从社区中受益，更要真正参与并实现自我表达心声和需求。[6]可以看出，国外关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特别重视空间建设与社会建设两个层面，重视高层和基层交叉合作管理方式，其广泛的基层合作包括服务提供者——志愿组织和公民等，从行为到精神层面为老年人口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二、中国城市环境的“老年不宜症状”
国家已老，城市却年轻。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两个转变”的时期，同时也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加速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中国又迎来了老龄社会。未富先老，已经成为客观现实。特别在公共资源投入比较多、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各大城市，应对快速老龄化的城市养老环境建设，还处于典型的初级阶段。目前中国已经有多个大城市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共计387.62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27.1%，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并且上海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发展阶段。2013年北京市的老龄化率也超过20%，广州老龄化率已经超过16%，南京老龄化率超过15%，2013年全国平均老龄化率达到14.8%。在加速老龄化的近30年，也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30年。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增长以新建开发区、旧城改造、郊区新城建设为主要空间落点。过去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平均超过1%点的增长速度。同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迅速。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从倍数来讲，2010年是1990年的两倍以上。城市在快速变迁中，越来越“年轻化”。可见，一边是快速的城市人口老龄化，一边是快速的城市空间“年轻化”。
中国城市到处都体现出“老年不宜症状”。城市空间增长的年轻化，大多并没有关注人口“老龄化”。特别在“汽车社会”城市设计理念主导下，道路的设计、服务设施的安排往往都是“以车为本”地开展规划建设。[7]为了保证机动车道的通行效率，很多大城市道路设计为六车道、八车道，甚至十车道，远远超出了人行空间的尺度，更遑论按照老年群体的步行尺度来规划设计。同时，宽阔的路面、半封闭的隔离栏和极为短暂的绿灯通行时间，使老人、儿童、孕妇、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通行极为不便，常常小步快跑也无法赶得及，也因而经常造成交通事故。还有，大量的地铁地下通道，因没有供老人扶手的设计，一些老龄人在上下长距离通行时，很难有沿墙壁扶手依靠。大量的社区广场与社区公园，都缺乏为老人开展活动所需的便利设施。很多社区想跳广场舞、健身操的老大妈们，因为场地问题经常与周围住户发生剧烈争斗。城市住宅的“宜老化”也特别缺失。由于中国采取的是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制度，老年人口在家里生活成为主流。但是大量中国城市的老年人居住在自己长久居住的家中，大多居民楼都是多层无电梯的房子，一些老人住在没有电梯的三楼、四楼、五楼乃至六楼，上下楼梯的危险度越来越高，每天的上下楼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导致大量老年市民只能留在家里，不能出门。城市空间的老龄不适宜症，最终导致了老年人出不了门，上不了街，过不了马路，甚至连个跳舞的地方也遭周围居民“围剿”。
城市空气的雾霾化、尘霾化，业已成了“人类公害”。老年群体因为身体老化，各种机能的退化，更容易在恶劣的城市空气中遭受病患。呼吸道病、支气管炎等心肺疾病容易侵袭到老年群体。所以，无论是城市的空间，还是城市的空气，都越来越呈现出了“老年不适宜症”的现状。
三、老年群体对城市养老环境的客观需求
老有所居、老有所乐是老年群体对城市环境的基本需求。老年人口因其自然生理的特殊性，需要更加便利性的居住空间和更加方便的城市公共生活设施、生态环境、社会照顾与支持系统。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还无法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变迁，城乡治理与公共服务系统还没有能力应对老龄化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老年公共政策，所以“选择性”的老年公共服务产品供应已经难以满足老龄化的客观需求。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面临许多难题，如收入降低、健康恶化、医疗不便、交通困难、情绪抑郁、居住不便、对死亡的忧虑、社会交往缺乏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老龄人口的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的下降，从而又造成大量日益显著的老龄问题，如老年焦虑、老年虐待、老年自杀、老年生活困境、老年孤独、老年安全、老年歧视等等不可忽视的社会性问题。[8]
老年人口随着年龄与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逐渐成为生产力概念上、生理上的弱势群体，最终演变为社会结构层面的弱势群体，就如德鲁克所指出，“老人是当今时代唯一正在迅速增长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既不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误，也不是由于其他人的‘错误’；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或迟或早会加入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不平等根本不同于其他任何群体的不平等”。[9]但是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慢慢变老，每个人都将走向“老龄弱势”的人生阶段，更何况中国人口加速老化，每个家庭都至少遭遇两个以上的老龄成员，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面对并解决当下的老年人问题，我们在将来会面临更加可怕的困境”。[10]这是从社会生态规律上提出了优先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成为中国加快“老年友好型”宜居城市建设与制度创新的现实需求。
老龄化社会的“老年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建设将是现代化、现代文明所必需的一种理念，同时，大力提倡为老年人口提供更好的居住、生活、医疗、休闲、精神照顾等条件，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尊老爱老的美德。政治的善，理所当然包含于民族的美德与善良的价值体系当中。而维护社会和谐，建设和谐城市，保护弱势群体免于各种威胁、危险，则是一个现代政府所必须应尽的责任与义务。[11]因此，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治理中，必须改进老龄社会政策，提升对老龄人口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这在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战略目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老年友好型城市”宜居空间环境的建构逻辑
老龄化时代的城市养老，呼唤“宜老”的城市环境。城市养老的居家化、社区化还是机构化，都离不开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的介入。老年群体首先需要一个“老年尺度”的城市物理空间环境。
老年群体居家空间“老年生活方式”的策略设计需求：老年人口由于身体条件的特殊性，他们所需要的家庭生活设施也相应地有了新的变化。从厨房、客厅、卧室到阳台的所有细节都可能有新的尺度。如何创造适合老年人口的“生活方式的尺度”，理应成为空间设计的重要立场。比如新加坡1998年开始实施的“乐龄公寓”计划，便为老年人口的居住习惯做了全面的思考与创新设计。他们在楼梯和走廊两侧添加了扶手，在所有改变方向和高矮的地方用显眼的色彩提示。考虑到老人弯腰驼背，开关、门铃和门窗把手等设施的位置都适当降低。老人容易失禁，所以厕所紧靠卧室，并设长明灯。老人视力、听力一般都不太好，因此公寓房间的照明度是普通住宅的两倍，煤气等各种开关上的字很大，报警系统的音量也适当提高。厨房水池和灶台以及卫生间洗面台的下方是凹进去的，这样老人在需要时可以坐下。另外，家庭内部的装修与生活设施，也需要以“老龄化市场需求”进行更人性化的设计。防滑地面、防滑墙面、坐式便器、紧急呼救装置按键、电话、电视、空调的按键可以加以改善，以适合老年人的使用方便。这样的适宜老年人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尺度的住房空间设计，完全是符合“预防性社会福利”[12]理念的实际应用，也是集约化老年社区照顾的物质载体。
外部空间的“老年户外活动”的需求满足：活动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最为流行的同老年及老化现象有关的理论。活动理论认为：（1）老年是中年期的延长，老年人仍与中年人一样可以从事社会上的工作，参与社会活动；（2）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够适应社会；（3）老年人应尽可能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以否定老年的存在，用新的角色来取代因丧偶或退休而失去的角色，从而把自身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13]老年活动主要体现在老年休闲、老年交往、老年社会参与，而通过休闲提升个体的保健能力、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成为了老年人群的主要活动模式。集约化的老年社区，必须开发出更多的老年户外休闲活动空间。比如老年健身会所、老年娱乐中心、老年休闲长廊、老年文艺馆、老年垂钓中心等文化、艺术、体育、健身、保健等场馆，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做各种户外活动的空间、社区和环境。老年群体将通过参与休闲而提升身体健康水平、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这是老年社区照顾中非常必须的“拓展活动”。集约化的老年社区，能够通过制造“老年学院”的活动氛围，从活动主体、客体、载体等方面，完善户外空间的老年化水平，从而使得以居住社区为核心的健康、交往、社会参与、公共服务融为一体，极大程度地保障老年群体的健康居住和休闲生活质量。
美国已经设立了许多流动家庭营地（mobile-home parks）、退休村（retirement villages）和老年公寓设施等满足老年人户外空间的需要。许多这样的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社交中心保障防护、供热供食品及日常营养等服务。[14]这样的空间及设施规划，就属于典型的“老年友好型”城市设计理念。老年友好型宜居城市的建设，需要将城市公共利益与公共交通福利设计中将老年群体的利益置于首位。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协调不同群体、车、路、城市文脉、城市便利性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按照系统、科学、有机的原则，规划各种不同的道路空间、停车空间、居住空间、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商业空间，从而达到以创新城市规划工具来优先照顾老年人口的各种需求。[15]确保老年群体在城市中拥有与其他群体平等的空间权利与活动权利，这既是一种对于老年群体的权利尊重，更是一种生活质量在空间上的具体保障。
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宜老尺度”的物理空间，还需要重新发现自我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社会现象所占据的城市空间，如一个社会群体占据的空间，或一种社会思潮影响的空间。其研究核心是空间形式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16]社会空间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1998年Park通过对弱势群体特征进行研究之后，认为社会空间研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权利等内容。[17]这就要求城市养老环境的建设，还需要通过空间建构，为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社会关怀、社会服务、精神安慰提供足够的社会空间规划。凯泊斯和本斯顿也指出，老年人的环境和自我概念间的消极相互作用解释了我们社会老龄化的很多问题。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们应该给老年人更多自由，积极提供老年人需要的社会服务，包括交通、医疗保健、住房、家务管理，以及提供生理和心理活动的项目，给老人更多的生活控制权，如提供家庭保健服务与个人助理服务等。[18]所以，构建一个“老龄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的建设，要从硬件建设、社会支持、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为老龄群体提供真正的“老有宜居、老有所乐、老有所爱、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老年友好型城市生活环境。
五、“老年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建设的理念创新
老年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建设，迫切需要法律先行，并强化法律的监督与执行。2013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设第六章“宜居环境”（共七条）规定了关于支持老年人口的设施规划与环境建设的条目，并在最后一条明确提出“国家推动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提出了老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这已经比旧法有了很大进步。在宜居空间层面，新法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规划时，应当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的特点，统筹考虑适合老年人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再次重申了城市公开空间的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要求。可以认为，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法律层面已经为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做了一次顶层设计，并为中国城乡建设规划中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提供了法制基础。但是，由于新法依然存在缺陷，没有同“城乡规划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有效对接。2007年10月28日通过、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完全缺失老年友好型城市与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的相关提法与表述。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通过，2012年8月1日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也仅仅局限于保障“残障人群”的权益，同样缺乏对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专门关注。而2014年3月16日刚刚经由国务院通过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又一次忽略了应对中国快速老龄化这一严峻状况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内容。可见，作为老年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建设，并没有可参照的标准和可操作、可实施性的法律规定，这必将影响中国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的步伐。
法治的缺陷，必然需要制度与政策创新加以弥补。宜居城市建设的标准需要重新建构，从优化老年友好型城市的角度，加快建立一条“老年友好型城市与社区”的建设规划标准，并借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加速政策层面的调整。首先，应该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进行修编，补充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具体规划要求与建设标准，并通过建立详细指标的方式，来确立“宜居城市”的衡量指标。这就要求全国人大、中国老龄委、民政部、国家建设部等联合出台指导性意见，敦促各地结合实际，加快确立老年友好型城市的规划与建设纲领，要尽快将其纳入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规划方案，否则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根本就没有办法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次，应该将“老年友好型社区”作为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微观基础。加大对于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中规划、土地的支持，让政府与市场合力推动老年友好型的住宅与社区开发，并通过示范带动作用，为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培育更好的社会热情。要知道，美国的退休村、老龄公寓早就开始了“宜老社区”的建设，通过相应的“宜老社区”的建设，并通过集约化的老年服务体系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最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让“老年友好型城市”成为一个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中国各地方政府要在国家法律、条例与指导性意见的规约下，在结合国内外“宜老”社区建设的经验基础上，主动、提前做好“老年友好型”城市发展规划和项目规划建设。否则等到老龄化水平越老越高，城镇老人越老越多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推倒重来。因此，必须要有战略前瞻性的理念，来全面迎接老龄化中国的到来。
“老年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的建设，需要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相结合。首先必须坚持城市治理的“公平性”的价值导向。公平性即人人都公平参与决策过程，男女市民特别是穷人，应能平等地选派代表，参与所有的城市决策和资源分配过程，使他们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得到平等的解决。[19]要做到“老年友好型”的宜居环境建设，必须要倾听老年人自己的声音。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需要确保一种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公共参与治理的机制。公共参与式的城市治理旨在建立一套有关公共利益的城市议题并应由多方利益主体公共协商的机制。联合国人居署（1995）发布报告认为：城市治理不仅仅是施政，治理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民众社会；治理是一个中心概念，有多种表现；治理强调的是过程。城市治理是个人或公私机构用以城市规划和治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众多方法的总和，是一个调和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连续过程。唯有如此，老龄社会的到来，才不至于牺牲老年群体的主体性利益。
银发中国的浪潮，会在中国的大城市率先袭来。已经日趋变“老”的中国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建设中，如果再罔顾国情，忽略“老龄化城市”的严峻局面，不加快制定“老年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的战略及其操作细则，将很快遭遇“城市老龄化”的陷阱。而唯有一个能够照顾到儿童和老人的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城市，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也才能切实走一条“质量导向型”的城镇化之路。
说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落点及其形态研究（13CSH089）”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Menec V H，Hutton，Newall N，et al.How “age-friendly”are rural communities and what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re related to age-friendliness？ The case of rural Manitoba， Canada[J].Ageing and Socie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21.
[2]Uli C W，Everingham J A，Warburton J，et al.What makes a community age‐friendly：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J].Australasian Journal on Ageing，2009，28（3）：116-121.
[3]Novek s， Menec V H.Older adults" perceptions of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in Canada： a photovoice study[J].Ageing and Socie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21.
[4]Liddle J，Schart T，Bartlam B et al. Exploring the age-friendliness of purpose-built retirement communities： evidence from England[J].Ageing and Socie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29.
[5]Scharlach A E， Lehning A J.Ageing-friendly communities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Ageing and Socie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10-136.
[6]Lui C W，Everingham J A，Warburton J， et al.What makes a community age‐friendly：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J].Australasian Journal on Ageing，2009，28（3）：116-121.
[7]刘恒玲.我国进入汽车社会将面临的社会矛盾及相应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08（3）.
[8]胡小武.老年地产开发与“集约化”老年照顾的创新模式[J].西北人口，2010（1）.
[9]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15.
[10]C.H·扎斯特罗，卡伦·K·柯斯特阿什曼.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7.
[11]胡小武.老龄化社会城市老年社会政策的理念变革[J].城市问题，2008（7）.
[12]早川和男.居住福利论——居住环境在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中的意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66.
[13]范明林，等.老年社会工作[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27-28.
[14]C.H·扎斯特罗，卡伦·K·柯斯特阿什曼.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81.
[15]胡小武.便利与福利：汽车社会的来临与城市治理模式变革[J].城市问题，2010（9）.
[16]魏立华，阎小培.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述评[J].城市规划学刊，2005（5）.
[17]ParkDC.Disability Studies in Human Geography[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8，22（2）：208-233.
[18]Kuypers，J.，Benston，V.Competence and social breakdown：A social-psychological view of aging[J].Human Development，1973，16（2）：37-49.
[19]钱振明，钱玉英.善治城市：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J].江海学刊，2006（3）.
责任编辑：张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