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城市视域下公共空间的优化拓展
杨卓谞，邵俊武
(广东工业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在城市发展进化的过程中，公共空间由于让位经济发展、规划布局失衡等问题，难以焕发出其承载公共精神文化生活及培育民众公共性的重要作用，以交流缺失和公共参与冷漠为特征的公共性窘境甚至成为了我国城市治理的主要桎梏之一。因此，唤起公共空间在城市发展中的活力，满足城市居民互动与交往的迫切需求，从健康城市的视角探讨城市公共空间优化拓展策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多层次跨学科性质，成为了中西方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包括政治经济、建筑规划、环境生态、宗教文化等各维度在公共空间的研究议题下息息相通，在交织与融合中为公共空间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为进一步探寻公共空间优化拓展的路径，必须从现有研究中厘清其概念由来，籍此为后文论述提供理论支撑。
(一)公共空间的概念起源
城市是一个集约人口、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复杂空间地域系统，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格局所呈现的形态也不尽相同。作为城市空间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空间具有两种不同视角的概念解读。从城市规划或建筑等空间学科的角度来看，公共空间的概念首先出现于芒福德和雅各布及其后的一些建筑学术著作中，由此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主题。有学者将公共空间直接等同于开放空间或室外空间[1]；
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空间因人工创造赋予的属性使其与以自然环境为主的开放空间迥然不同[2]。在社会学角度公共空间被定义为开放的、客观的、实体的、可容纳城市居民及其活动的物质性空间[3]；
亦有学者跳脱出物质“空间”的概念，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认为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只有将物质空间环境同实体之外的现实意旨结合才能得到认识[4]。佐金认为，城市公共空间主要用来满足公众不断变化的各种在社会生活中后天习得的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性需要[5]。它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受社会制度、时代、民族以及个人所属群体特点的制约,与其身处的时代紧密相关[6]。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大背景下，单位制逐渐让位于城市居民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相分离的新环境,“生产单位”纯化为人们追求利益的场所[7]。此外，快速城市化使社会阶层分化与人口流动加剧，各类社会阶层向城市空间集中，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性的失落。由此来看，公共空间可以被视作对城市居民公共性需求的回应，它推动公众通过投射于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进行公共性的重塑。
总的来说，城市公共空间是创造公共价值以满足公众多种多样需求的场所，因人的活动而获得其独特意义。对于公共空间概念的探究，不能只偏重于对公共空间作为物质空间的规划研究，需要结合其所在的现实社会背景来认识并丰富其本质内涵。
(二)作为社会交往载体的公共空间
社交性是城市公共空间功能中的重中之重，促进着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交流和生活连通。自古以来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承担着满足人们基本生存、交流和娱乐需求的作用，同时发挥了政治、宗教、商业、市政等功能[8]。正因此，有形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民众面对面交流的场所，各式各样的思想及观点在此发生交流碰撞，带来新的行为与需求，成为促进社交活跃度的载体，使重塑社会空间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对公共空间社交载体功能的关注则主要源于20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动的“功能分区规划”引起的负面后果。“功能分区规划”打破了原有城市中充满“人情味”的联结，将住宅、交通、工作等不同功能的区域分开，由道路连接这些孤立的功能模块。这种规划方式无疑有利于资本对土地进行商业运作，但公共空间则在这种规划方式下被全盘忽视，由此产生的邻里淡漠、民众精神需求难以满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犯罪率升高、文化多样性被模糊的罪魁祸首。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强烈抨击了美国城市上个世纪50年代基于功能主义的城市重建政策和郊区化扩张的住宅区开发方式，认为被功能划分而相互隔离的城市空间在许多美国城市的衰落中难辞其咎。在她看来，公共空间的价值在于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是形成社会相互理解和共融、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来源[4]。
近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广场舞”现象可以看做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社会交往性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虽然因广场舞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层见叠出，甚至成为社会治理中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场舞为城市中闲暇时间充裕的中老年人提供了社会交往的机会，并逐渐发展为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由此，广场舞拓展了参与者们的生活空间，并使参与者获得了社会价值感、荣誉感与权威感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广场舞运动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着城市公共空间，并且对公共空间内的社会交往角色进行了创造性利用和激活。
(三)作为政治参与平台的公共空间
“公共领域”的形成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中公民在公共建筑中的活动。在诸如宗教仪式、议事会决议、文体表演等希腊城邦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中，公共空间使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得到巩固和强化。首先,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本身为公民的参与行为提供了土壤，进而滋养出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
其次, 公共生活空间向公民群体灌输和加深了民主的意识形态，对公民群体来说, 公共生活是一种民主的教育。在公共空间中, 贵族与平民为伍, 政治领袖与普通公民打成一片[9]。
列斐伏尔认为，对社会空间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出于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还是一种政治需要[10]。公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都来源于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参与，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民主商谈凝聚理性共识，将分散的私人利益经权衡后达到符合多数人利益的集体利益最大化，从而将“交往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为政治系统输入合法性[11]。政治哲学家布鲁斯·阿克曼指出:“当任何人质疑权力的合法性时, 权力的占有者应该回答自己为什么比提问者更有资格被赋予权力而不是压制他”[12]。在一个施行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中立、开放、自由的交流领域是应当被允许的，并且能够得到相应的社会权力保障以保证其不会屈服于专制及霸权的力量。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作为体现经济繁荣的实体场域，其规划建设不免沉溺于“宏大叙事”的体系，然而在这样的城市形象塑造中，公共空间却在发展主义、功能主义、形式主义与消费主义中走向失落，造成了公共性的凋敝。
(一)发展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对公共性的挤占
设计与管理特定空间场所的微观目的与手段，总是与城市发展的更宏观的政治、经济方向所左右[13]，城市公共空间的变动与城市的发展趋势息息相关。工业化与现代化对公共空间的挤占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公共空间面积的蚕食，摩天大楼、机动车道、大型商超等一系列现代化产物侵吞了原本的绿地、广场、小街道等公共空间，造成了空间上的根本性制约；
其二则是对公共性的瓦解，城市升级的日新月异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在发展主义的驱使下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不得不让位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性。公共性并非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影响公共空间构建与使用的重要因素，它具有一种空间包容性, 它尊重并允许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14]，并通过不同的阶层群体赋予公共空间不同的社会功能。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资本入侵将城市中阶层聚集区的划分泾渭分明，城市中心圈成为高收入人群的专享，城中村与城市边缘地带的居民在空间隔离与空间排斥的状态下则难以享受公共空间的价值并影响其塑造，长此以往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不断减弱，而公共性的异化与消解又反过来导致了公共空间的消亡。
(二)功能主义：公共空间的布局失衡
“功能分区规划”作为对现代城市土地资本化的最佳方式，在20世纪被提出后便在城市规划领域大行其道。功能分区规划认为应当把住宅、工业、商业以及休闲等不同功能分开，在这种规划下，以机动交通为主的道路将主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切割为用地地块，使这些地块互相独立，形成了一座座“孤岛”[15]。类似孤岛的地块虽然拥有了清晰的边界，方便了产权切分与开发销售，但这些孤岛的自我独立使得超越城市物质空间的社会联系被斩断且难以复原。
除了功能分区规划造成的负面影响，一些城市虽然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所重视，但仅仅是出于为达成僵化的政治任务，成为政府考核与政绩评价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政府宣传主导性意识形态和展示政治权威的重要平台[16]，一味追求发挥其功能以增强效率而忽视了公共性中最根本的人文情怀。公共空间布局不合理，区域划分不均衡，难以满足公众的实际需求，这类公共空间与其他公共空间之间、公共空间与其他建筑之间无法发扬本体优点，更无法补充既有不足，商业、文化、娱乐、休憩、运动、交往等活动很难衍生出来，组织发挥城市整体公共生活的作用自然无从谈起。
(三)形式主义：公共空间质量华而不实
与忽视公共空间存在或规划失衡不同，一些城市在建设公共空间时为彰显其发展水平而好大喜功，其本质是以点代面，集中土地资源在几点上创造震撼效果：要么通过抄袭、模仿外国的设计，并冠之以“全球化”之类冠冕堂皇的论调，要么追求“英雄气概”的大尺度、大轴线、大气魄的浮夸之风，牵强附会地追求构图和形式美[16]。形式主义公共空间的设计往往是政府、利益集团与城市规划师一方的“独角戏”，民众在其中因缺乏话语权、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缺乏公民参与规划的公共空间自然无法考虑到各阶层、各年龄段民众的参与，公共空间变成了感染特定观众、服务于少数人的设计，各种哗众取宠、追求感官效果的公共空间案例层出不穷，暴露出“美丽而无用”的弊端。这类空间所吸引的人群往往与其耗费的资源不相称，或以短暂停留的旅游者为主，实际上是用旅游空间偷换了公共空间，丧失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本意。
(四)消费主义：公共空间的私有与利益贴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盛行，“新自由主义”抵制国家和政府对经济不必要的干预，强调以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资，并且鼓励进行私有化，在可能的情况下用私人经济活动取代公共行为。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变化，反映到城市建设上就是规划控制的萎缩以及高度依赖私人资本来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包括公共空间)，这是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在政治经济层面的起源[17]。而19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热潮的兴起，私有化更进一步被认为可以使城市空间的设计与管理最大限度地贯彻私人资本的意图，从而保障资本的“自由循环”与“迅速积累”[18]。在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双重浸染下，公共空间呈现出两种私有形式：公私合营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与土地权和经营权都归于私人的完全私有模式。
PPP模式下的公共空间其土地所有权依然从属于公共机构，空间建设则分别由公、私部门出于一定比例分别承担，建成后的运营与维护由私人部门进行。虽然公共空间依然具有“公共”的属性并对私人开放，但私人部门为了收回建造成本并达成收益目的，城市公共空间便具备了“商品化”特征，成为了可以被“出售”与“购买”的商品，例如原本可以供任何人游乐休闲的广场被出租以承办商业活动，或是一些精心修建、环境优美的公园需要购票才能入内。完全私有的公共空间，其从土地所有权到建成空间管理的整个过程都由私人部门包揽，虽然政府部门规定其建成后要无偿对公众开放，但事实上完全私有的公共空间成为了仅向“消费者”开放的私人领地，要么直接拒绝公众想要免费使用其中的设施，要么以一定的消费金额作为入场门槛。
消费主义为公共空间贴上了价格标签，将其变成了与商场无异的消费场所，“人”与“利”的博弈结果便是公共性再次成为牺牲品，公共空间成为了攫取利润的工具，其服务功能名存实亡。
健康城市的理念起源于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对人体健康观的界定，并发展成为用于衡量城市实现和保持与其人口和资源相匹配的健康状况的指标。健康城市观与公共空间的再生诉求不谋而合。因此，透过健康城市视域重新审视我国城市中公共空间的发展，梳理重构公共空间对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及健康社会的重要意义，是实现公共空间优化拓展的重要基础。
(一)健康城市概念
“健康”一词，首先来自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描述，传统的健康观是“无病即健康”，人体各项生理功能良好，有较强的身体活动能力和劳动能力是对健康最基本的要求。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是一种包括身体、心理、社会健康的“三维”健康观念[19]。其后，“健康”的概念从人类个体延展至容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城市空间。
为城市赋予健康意义的探寻滥觞于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工业化推动了大城市的兴起，城市人口规模突飞猛进，城市病如同工业革命的附庸随之而来，人们开始关注在工业建设的浓雾中城市本体的“健康状况”。根据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定义，健康城市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健康城市强调人的发展、城乡互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一种可持续关系，它的本质是为人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20]
(二)再生公共空间对健康城市建构的作用
从健康城市的构成要素与作用原理来看，健康城市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及健康社会关系三大要素组成，健康环境为支撑系统，健康的社会关系为基本保障，而人群的健康则为其终极目标，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健康城市整体[21]。公共空间的本质是健康环境，其存在的意义则是创造健康人群之间的健康社会关系，由此观之，规划面积适当、环境友好、功能适宜的公共空间以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健康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
1.公共空间对健康人群的意义
公共空间的种类与质量与健康人群培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就种类而言，无论是面积开阔的广场、公园、滨水岸线，亦或是星罗棋布于城市之间的慢行步道、自行车道等，都促使人们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亲近自然，增强身体素质与愉悦积极的心理水平，降低各类疾病的发病率，对维护人的生理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
就质量而言，规划合理、便于通达、设施齐全的公共空间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通达性，能够汇集相当范围内的人群在更广泛的活动中停留更长时间，增加了在活动中进行社会交往的可能，提升人群的社会适应性。
2.公共空间对健康环境的意义
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人与自然环境的渐行渐远，工业排放、汽车尾气与垃圾丢弃之类城市污染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数不胜数，人们对于健康环境复归的呼声日渐高涨。自然环境是公共空间的主要构成要素。公共空间建设应用“设计结合自然”理念,因势利导利用自然环境,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提升生态服务功能[22]。使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周边产业设施有机结合，改善生态环境、营造人居环境、协调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健康环境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体现在其精神方面，公共空间的中人文特色也是对健康环境体系文化层面的必要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许多公共空间都是对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利用，在保护的同时关注其时代意蕴的注入，形成延续性与创新性并存的城市文化价值[23]。
3.公共空间对健康社会的意义
随着对健康环境认知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也逐渐从狭义的仅聚焦生态环境的健康延伸到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广义社会系统健康[24]，更加关注整体性的平衡。这实际上反映了健康社会的范式思维。
如前文所述，公共空间是社会交往的载体，也是政治参与的平台，是联接各阶层市民与社会团体的一条重要纽带。公共空间中各类公共活动的发生，使人们不再局限于居所与工作地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通过创造社交互动增强与他人的联系，社会凝聚力与认同感由此而来。人们越常使用公共空间、使用主体越多元、对公共空间的黏度越大，社会公平便越能在其中体现出来，这种看似细微的接触实际上是更大型的公共活动的前奏，对开拓城市生活、充实城市活力，进而提升社会资本大有裨益。所以，健康城市视域下公共空间的设计应做到多元并顾，其一是要把握城市整体脉络的构筑，使城市中的各功能区域协调通畅，吸引市民前往使用；
其二是要凝练城市特色，延续人文自然风貌；
其三是在信息技术主导城市发展新模式的状态下善用信息化技术，变革城市功能。
公共空间的优化拓展是助力城市公共性回归的动力，而公共性又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发挥着多种社会功能，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筑牢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树立互联网思维，因地制宜规划公共空间网格，优化社会资本嵌入的模式搭建，并建立健全公共空间决策参与机制，促进民众在公共空间建设的全过程参与，勠力建成符合健康城市要求，真正反映公民现实需求的公共空间。
(一)将需求为先、以人为本作为建设公共空间的主轴
斯蒂芬·卡尔指出，公共空间首先要对城市所有使用者的需求保持敏感，城市的设计和管理要与城市居民所需所契合；
其次要符合民主精神，具有对各种人群的普适性；
再次要富于意义，在民众的生活与更广阔的世界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25]，将满足民众工作生活的切实企盼作为公共空间规划与建设的出发点。
随着城镇化带来的大范围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老龄人口扩张以及放开二胎政策导致的城市学龄前儿童数量激增，城市群体阶层的垂直分化愈发显著。调查发现公共设施的使用时间与类型等方面需求与使用群体自身特性紧密相关，老人及儿童等弱势群体对基础保障类服务需求度较高,且偏好在日间使用，而中青年对新兴提升型服务的需求度较高, 使用时间多为下班后和周末[26]。这种现象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公共空间必须为社会全阶层、全龄人群所共同享有。要实现这个要求，就需要公共空间的设计围绕人性化展开，以人为本建造意蕴丰富、拥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空间形态，构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基于此，精细化的公共空间配置+基于人口结构的重点需求关注是公共空间建设的关键路径。首先，要抛弃自上而下的全能主义思维，充分听取区域内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明晰各类人群的需求共性与个体差异，确保公共空间所提供的服务的有效性。其次，建设过程中切忌与实际“脱轨”，避免出现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公共空间成品，公共空间规划建设、修改性质、改建改造等行为应当在当地和网络进行公示,实现建设全过程的民众参与[26]。最后，在公共空间投入使用后探索时间灵敏型的共享使用机制，这要求不仅要合理规划设施的配置，更要加入使用的时空维度考虑,通过调研获取对设施使用规律的全局性把握,方可从功能分配的角度谋求符合不同群体便利的使用时间。例如，利用学生和上班族两个群体间有明显差异性的使用设施时间偏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各类学校的图书馆、体育场馆等文化、体育空间等。
(二)因地制宜塑造推动产业协调发展的公共空间网格
由于各个城市的自然地理、区位布局和社情民意的千差万别，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自然不可能如出一辙，各地在规划城市公共空间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以生态禀赋条带串联城市功能核心，在网格中补充功能交融的城市公共空间。
第一要采用被动优先，主动协同的策略，提倡跨行政边界的生态修补，依山沿水打造“城市蓝绿带”，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化转城市污染的生态区。第二需组织多层次、多类型的公共空间序列，穿插于蓝绿市民服务轴带之中，连接标志性建筑群体，商业与体育并置，文化与居住并置，起承转合，打造高品质的公共社交城市，吸引八方民众[27]，实现功能核心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双向拉动，加密加强各功能核心之间的产业间联系，推动产业协调发展。在构建公共空间网格时除了要注重以公共设施、建筑与城市蓝绿带相嵌套拓展丰富的公共空间形式，也要基于民众职住境况，从使用体验出发，将公共空间置于步行距离适宜或车辆交通易达的片区。第三是要顺应当前公共空间呈现功能复合化的趋势，紧抓“适度聚集，基层均等”的发展着力点，提高核心公共空间高级功能的复合化利用，促进覆盖面更广的城市公共空间服务体系。最后则是依据不同分区公共空间周边的产业环境，通过功能的混合布局和土地复合利用, 预留一定比例的就业用地，承担缓解城市就业紧张、创造就业机会的职能。
(三)优化社会资本嵌入公共空间的模式搭建
据2019年数据统计，全国人口数量超过千万的城市共有17个，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城市治理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政府出于人力、财力与能力所限，无力也无法将城市运作一手包办，因此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创新对于实现公共空间供给机制创新、丰富公共空间的内涵和外延、乃至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在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及服务供给领域应用PPP机制引进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参与,一方面可以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在有限的预算内获得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也打破了了政府对公共空间设施建设、管理和经营的垄断，为日益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创造市场发展空间,为市场主体在市场体系中提供了新动力。
当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不乏成功的PPP模式案例，但为保证其顺利运行与良好发展，特别需要强调现代文明演进中的法治建设和契约精神建设的相辅相成[28]。一方面，PPP项目运作周期较长、牵涉主体复杂、政企地位不对等特点，导致确定因素与风险必须通过法律法规来强化规范与保障。明确界定政府与社会资本间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以及对PPP项目的立项、投标、建设、运营、管理、质量、收费标准及其调整机制、项目排他性、争端解决机制,以及移交等环节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才能促进PPP机制的健康发展[29]。另一方面，PPP项目还强调契约精神，这种契约精神实际上解构了传统政府行政权力的主导地位，在项目合作的新观念与行为准则中与私人部门达成平等主体身份。以法律法规为支柱，以商业视野和契约精神为填充，可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充裕、灵活、专业的优势。
(四)树立互联网思维探索公共空间合理布局
互联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工业科技的革新，更使城市居民的个人需求、公共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功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由于人的需求获取与自我实现方式出现了从实体空间向互联网平台转变的趋势，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究符合互联网时代生活方式的设计策略。
微信、淘宝、Zoom等软件的广泛应用大大减少乃至取代了人们为购物、社交及工作所付出的必要出行，而诸如微博、抖音、知乎等软件则使人们的碎片化时间得以利用，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工作以外的空闲时间增加了，为吸引人们将空闲时间用来参与现代公共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空间应当秉持无界化、体验化、碎片化的设计逻辑。无界化指公共空间与公共建筑之间清晰的分割不复存在，因此要变通边界局限，建立不同功能场所的自然过渡。体验化指创造沉浸式的多样互联体验空间，以智慧化元素为激发公共空间吸引力的引爆点。碎片化则指以数个小型的公共空间单位的系统联结，组合成整片区域内紧密共生的公共空间网络，既可以灵活开展多元活动，又能通过联合承载大体量活动的压力。
公共空间建设中的互联网思维还体现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在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之初，大数据能够通过数字孪生等手段预先呈现建设成果,为各层面的规划预测提供基础。在公共空间运行效果的检验中，大数据能突破传统的空间观察与问卷、访谈等测度评估方法维度单一、缺乏动态反馈的缺点，通过定位与运动轨迹等数据的收集分析，深度发掘各类人群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偏好,使公共空间的应用本质得到真实、科学的展现。
(五)建立健全公共空间决策参与机制
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要满足公众需求，公众的全过程参与不可或缺。城市公共空间涉及多方之间的分歧与利益博弈，其实质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在空间的利益分配与分享[30]。平衡各方利益最有效的途径即收集与汇总各方意见需求，尤其是要重点关注普通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声音并建立健全公正透明的决策机制，使各方群体有畅通的利益表达通道，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提高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益性。
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而呈现两极化取向，要使城市公共空间决策真正吸纳各方意见，一是要建立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从法律层面明确行政机关承担的义务和公众、团体拥有的权利, 并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的形式和范围提供制度化保障[31]。二是要培养民众树立“主人翁”意识，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制度下，多数民众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大多只是“被动接受”，因此公众应当积极提高自身的参与水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法、守序、有组织地参与公共空间决策活动。三是健全公共空间项目公示与反馈收集体系，在一些情况下，公众并非不愿参与公共空间决策，而是苦于缺乏信息接收与表达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冷漠”。针对此类现象，可以通过采取政府网站专栏公示、公开评议、听证会等形式，尽可能多的传达相关信息，使各方信息得以有效传达。
综上所述，城市公共空间是通过创造公共价值，吸引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的场所，具有社会交往载体和政治参与平台的双重属性，是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空间质量的优劣和功能发挥的有效与否对于城市活力至关重要。然而在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却走向了诸多歧途，公共空间所蕴含的公共性也随之失落。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城市居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反思下，健康城市思想因其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及健康社会关系三大要素成为指导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适配理念。在健康城市理念下，对民众需求保持高度敏感、符合民主精神、因地制宜配合周边产业协调发展、优化社会资本注入链条、树立互联网思维的公共空间设计逻辑、利用大数据技术支持公共空间效果检验，并建立健全决策的民众参与机制，由此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空间重塑”,调动从规划到使用全过程中民众的主动性和多方参与积极性,能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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