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的《印度之行》
姜 莉，刘萌萌
(烟台大学，烟台264005)
邹建军教授曾指出，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甚至任何作家与作品都存在一个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的问题。[1]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正是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文学地理空间[2]。这一空间并不是地理学所指的地理表层系统中各种现象、事物、过程等发生、存在、变化的空域性质，而是经过文学化的地理空间[3]。梅新林教授认为文学地理学同样需要回答地理学所关注的三大问题即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并据此提出了三原理论，主要包括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源三个方面。其中，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学的双向互关，向上承接版图复原所关注的外层空间，探讨文学家创作的地理基础，向下作为精神探原的载体，关注被赋予不同的隐喻意义或象征意义的文学文本场景。场景还原包括两个关键点：“一是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的关系，二是文本建构空间形态的隐喻意义，即文本地理空间的终极意义”[4]。
作为20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E.M.福斯特及其作品一直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其代表作《印度之行》。而且针对《印度之行》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主要角度可以概括为：反殖民主义、文化冲突、生态批评、权力话语、家庭伦理、性别政治、身份认同与意象象征等。张中载教授在其“《印度之行》不和谐的双声:反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话语”中指出福斯特所谴责的殖民主义话语也深深地潜入了他的反殖民主义话语,使《印度之行》发出不和谐的双声。洪娜在其“《印度之行》的生态批评解读”中分析了福斯特重新寻找在工业文明中丢失的天人合一的田园理想。索宇环在“解读《印度之行》的性别政治”中认为《印度之行》不仅仅是一次旅行经历,更是一次性别交往、探秘、对比的实验。尽管国内外对《印度之行》的研究包罗万象，但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涉及地理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仍不成熟。国内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无疑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本文借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研究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及意义。
文学地理学理论关注的其中一种地理空间转换和蕴含其中的地理情结便是置于家园—他乡之维的精神漂泊与皈依。[5]在《印度之行》中，阿黛拉为新建家园而来到昌德拉布尔城，并在不断探索真正印度的过程中反复思考在印度重建家园的可能性；
男主人公阿齐兹在与英国妇人莫尔太太谈到彼此的家庭时初建融洽的友谊，在与菲尔丁袒露家庭成员后化解了两人之间的矛盾。福斯特在小说中依次铺展的三个不同的地理空间：“昌德拉布尔城”“马拉巴尔石窟”以及“马乌”，分别对应了英印式家园初建、家园支离破碎与理想家园重构三个方面。纵观全文，福斯特通过刻画不同地理空间及人物关系呈现出了不同的家园模式，通过地理空间的隐喻意义探讨了英国人如何在印度生活并重建家园的问题。
(一)昌德拉布尔城的地理空间
文中所呈现的第一种家园模式是一个英印式的城镇空间“昌德拉布尔城”。福斯特对于这一小镇的建构是一种基于地理现实的想象，其整体构造大致来源于福斯特1913年曾旅居过的班吉布尔城[6]。就小镇的整体布局而言，福斯特带领读者，自恒河岸边向城镇深处走去，详细描述了远近高低不同区域的布局安排。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河岸低处，随时会因河水泛滥而遭殃的印度居民居住区，没有清晰的轮廓，从外部看去“就像某种低等却又不可摧毁的生命形态”[6]3，贯穿其中的街道狭窄鄙陋。而与之对比强烈的是内陆地区欧亚混血居民的住宅区，其所在地势高于河岸，“耸立在火车站旁的高地上”[6]4，平直的铁道被建在恒河旁的高地上，同恒河平行。而昌德拉布尔城的英属驻地则在二度升起的高坡上铺展开来，高坡的最高处是建筑合情合理，轮廓清晰规整的红砖的俱乐部，“这里没有任何丑恶的东西，而且风景相当漂亮”[6]5，连接城镇各处的街道也不同于杂乱的河岸低处，横平竖直、垂直交叉。
福斯特借助地势与建筑形状等的特征重构了昌德拉布尔城的布局，使印度居民区与英国居民区形成强烈对比。E.M.福斯特在“昌德拉布尔城”中所建构的英印式家园模式将英国人与印度人隔绝开来，暗示英国人试图在带有“家园优越感”的想象之中了解真正的印度，并仿建英式家园。整个小镇的布局也体现出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英国好似位于神坛之上，以一个监管者的姿态俯视整个小镇。
(二)岌岌可危的家园关系
在“昌德拉布尔城”这一不平等的家园模式下，福斯特刻画了三次英国人与印度人尝试沟通的聚会。首先是男主人公阿齐兹与莫尔太太在清真寺的相遇。福斯特将清真寺置于月光普照之下，而这一片月光在莫尔太太看来，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英国是同一个古老的月亮，也正是在这样平等的空间之中，阿齐兹与莫尔太太互相尊重，阿齐兹更是在双方聊到家庭之后对莫尔太太敞开心扉，述说自己的不平等待遇，并将莫尔太太称为“东方人”。此时的阿齐兹与莫尔太太之间隐约建立了平等的好友关系。在这之后，英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聚会“桥会”在代表英国殖民权利的俱乐部举行。广阔的草坪上，英国人和印度人却分别聚集两端，特顿太太更是认为“在印度只有一两位拉尼跟咱们是平等的，除了她们之外你比所有人都高贵”[6]48，聚会最终在双方的猜忌中以失败告终。阿齐兹、菲尔丁与阿黛拉真正相识是在“桥会”之后菲尔丁举行的聚会上，尽管开始气氛融洽，最终仍以罗尼的到来而不欢而散，阿黛拉一度决定放弃在印度重建家园的想法，阿齐兹与菲尔丁的友谊也濒临破裂。而阿黛拉认为她永远都看不到印度的灵魂，而莫尔太太在清真寺与阿齐兹相遇之时曾隐约瞥见的正是印度的灵魂[7]。
聚会所在的不同地理位置也折射出人物关系的不同状态，体现出福斯特对于英国如何才能在印度建立家园的思考与回答。“印度人喜欢神明，而英国人喜欢摆出神明的架势”[6]58,此时福斯特所建构的人物关系是不平等、不稳定的。大部分英国人，尤其是以阿黛拉的未婚夫罗尼为代表的英国官员，认为印度人都是狂妄自大、有所企图的。印度成为低劣的代名词，“如果说印度人很擅长文学艺术，那么文学艺术就纯属低劣的玩意儿。”[6]46在不平等关系下重构的家园也是不稳定或转瞬即逝的，最终会以失败告终。而在同一片月光普照的清真寺中，相互尊重的阿齐兹与莫尔太太真正建立了友谊，这也为后文福斯特在拉尔夫与阿齐兹互相尊重理解的基础上成功建立理想家园的雏形做了铺垫。
(一)马拉巴尔石窟的地理空间
E.M.福斯特描述的马拉巴尔石窟位于达罗毗荼高地上，代表了一切与自然迥异的事物。马拉巴尔山周围弥漫着黑暗与死亡的气息，“在清晨柔和的空气中，这幅景色也并非全无宜人之处，但其中却绝少色彩，而且完全缺乏生气……天空仍一如既往地君临着大地，但看起来却病态的切近”[6]174-176。福斯特通过对马拉巴尔山周围景色的描写预示了山洞的毁灭性力量，死沉沉、静悄悄的景色也暗示了莫尔太太、阿黛拉、菲尔丁与阿齐兹的石窟之旅的结局以及不平等的英印式家园最终破碎的结果。
福斯特同时赋予了马拉巴尔石窟特殊的力量。石窟比世界上其他事物都要古老，任何游历过石窟的人都无法清楚地描述其所闻所感。它代表着虚无和空洞，即使知识渊博的印度教徒戈德博尔教授也无法为阿黛拉与莫尔太太做导游。山洞里黑暗和幽闭的环境激起了游览者的幻觉，尤其是无法辨认的回声，使莫尔太太和阿黛拉这样的游览者产生了威胁感并心神不宁。莫尔太太把一个孩子误认为是一个“邪恶的裸体”，在游览石窟之后更是动摇了自己的信仰，对自己一直以来坚信的基督教产生了矛盾心理。阿黛拉在游览第一个石窟之后意识到自己和罗尼并不相爱，并在独自进入第二个石窟之后误以为自己被阿齐兹猥亵，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暴乱，以至最后整个昌德拉布尔城布满灾难性的危机。此时的石窟拥有了毁灭一切的力量，第一部分建立起来的脆弱人际关系也在这里开始破裂，热季下的暴动使英印式的家园变得支离破碎。
(二)支离破碎的家园
福斯特并没有揭秘马拉巴尔石窟里所发生的一切，反而把笔触集中在了石窟毁灭性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上—— 一切关系都开始破裂。莫尔太太不满帮助阿黛拉提前离开的德克里小姐，菲尔丁不满阿黛拉与德克里小姐对阿齐兹的不公平待遇，阿齐兹也因阿黛拉的无礼询问而厌烦，阿黛拉则指控阿齐兹在石窟有猥亵行为。阿齐兹被捕更燃起了大范围的关系紧张，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把此事当作一场战争的导火索，当作一次巩固自己阵营的机会以及在紧张的种族关系中决出胜负的一次机会。
石窟里可以混淆一切的回声起到了镜像作用，迫使置身其中的人物直面内心。石窟在消解一切时，对莫尔太太与阿黛拉等英国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英国人内心对自身的拷问，对印度人防备态度的内在呈现。在英国人看来，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英国家园是温暖安全的，而此时的印度则是冷漠危险的。阿黛拉对阿齐兹的指控更像是验证了他们长久以来的猜测——“所有不幸的印度人都具有犯罪的心理”[6]216。印度人分析案件细节的行为更是被看作是一种挑衅，双方快速分为两大阵营，英国人因感到恐惧而团结在一起，而且只把审判阿齐兹当作一种复仇的目的，印度人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尽管最后阿黛拉抵住英国人的压力，认清现实证明阿齐兹无罪，游行也并没有结束，法庭那脆弱的框架也彻底坍塌，昌德拉布尔城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审判阿齐兹的法庭的坍塌与昌德拉布尔城的混乱标志着第一部分所建立的英印式家园彻底崩塌。
(一)马乌的地理空间
福斯特将小说前两部分的基调定为黑暗与混乱，英印式的家园在英国不平等、不尊重的统治下分崩离析。第三部分的内容却笔锋一转，整个小镇被置于丛林之中，到处充满生机。邦主年轻的王妃居住在乡间别墅中，紧靠“纵贯林地的峡谷”；
整个小镇的水源马乌水池位于“高高的山岩与丛林地带”；
皇家陵寝在山岬之内，“山岬遍植参天大树”；
欧洲迎宾馆也位于“水面以上两百英尺一个从密林当中突出的山鼻子上，林木葱茏”。马乌被描述为一个在深山老林中的城镇，不论平民还是王公贵族或是英殖民都隐匿在山林的各个角落，共同接受阳光的普照，“以一种超越一切、不偏不倚的达观笼罩着世间万物，以它的光芒普照着整个大地。”[6]45而且不同于昌德拉布尔城，马乌得益于雨季的到来，暴乱与激情褪去，所有的场景都呈现出新生，“雨季温煦的太阳绽出了笑脸，将灿烂的阳光洒向西方，整个世界顿时光彩夺目……三年以来，最好的一个雨季，水池都已蓄满，庄稼丰收在望。”[6]379-389似乎雨季的到来抚平了第二部分的躁动，洪水冲刷去了所有的狼藉与不堪，所有的冲突在丛林之城马乌也即将和解。福斯特同时引用马乌流传的穆斯林圣徒解救囚犯的故事作为阿齐兹与菲尔丁重遇章节的开头，并让阿齐兹在带领孩子们参观圣堂时，遇见因神祇降生而即将得到解放的囚犯队伍。这预示着在充满新生与希望的马乌，阿齐兹与菲尔丁的误会最终解开，阿齐兹在昌德拉布尔城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创伤会慢慢恢复，对阿黛拉指控他的怨恨心理已经释放出来。福斯特所设想的理想家园在阿齐兹与拉尔夫的相处模式中体现出来。
(二)年轻一代的家园
在小说最后两个章节，福斯特引入两个新的关键人物：拉尔夫·莫尔与史黛拉·莫尔。作为莫尔太太的化身，拉尔夫继承了莫尔太太身上尊重万物的特点，与阿齐兹建立了新的友谊。起初，阿齐兹因昌德拉布尔城的旧事，对拉尔夫充满轻蔑与警惕；
拉尔夫却如同莫尔太太般敏感地感知到阿齐兹的怨恨情绪。这一直觉唤起了阿齐兹对莫尔太太的记忆，促使他用第一章节描述莫尔太太的话语称拉尔夫为“东方人”，并邀请拉尔夫共同泛舟游览马乌。福斯特这一巧妙的设计看似使故事情节又重新陷入昌德拉布尔城的循环，但此时拉尔夫并不是莫尔太太，而是年轻一代的代表，象征着新的开始与希望，因此阿齐兹与拉尔夫的友谊是充满希望的，阿齐兹与拉尔夫走入的是丛林之城中的新循环。此时的阿齐兹与拉尔夫站在同一平台上，摒弃了偏见与偏激的态度，一起扮演观光者的身份，欣赏印度特有宗教仪式的场景，尽管混乱，却处处洋溢着幸福。
阿齐兹一直坚信菲尔丁背叛了两人的友谊，已经娶了曾经无礼指控自己的阿黛拉为妻。在这一视角下，菲尔丁真正的妻子史黛拉·莫尔则成为阿黛拉的化身。福斯特再次描写了拉尔夫、史黛拉、菲尔丁与阿齐兹组成的团体踏上游船共同旅行的场景。在这一次的游船事故中，史黛拉并没有同阿黛拉一样指控阿齐兹，而是伸出援手。史黛拉的援助与拉尔夫的真诚相待帮助阿齐兹与菲尔丁解开了误会，尽管两个人依旧归属于不同的国度与文化，却一起在丛林中策马，阿齐兹也接受了阿黛拉的道歉信。
在小说最后的章节里，印度的景物自己上升了起来，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包容一切，消解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尽管将阿齐兹与菲尔丁分隔开来，但并不令人忧伤。福斯特暗示了尽管最后没有消除两人之间的差异，文化交融的异域家园的建构也受到了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但随着冲突的和解，跨文化的异域家园仍有希望。拉尔夫与史黛拉的出现为阿齐兹、菲尔丁与阿黛拉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也为跨文化异域家园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的雏形，即在平等的基础上，允许矛盾的存在，把人当作个体加以尊重。
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揭示了一个远离家园的群体在印度生活的场景，并通过呈现不同地理空间下的家园模式，探索了跨文化异域家园建构的可能性。如阿黛拉般机械的研究并不能真正了解印度，更无法在印度建立家园；
在相互猜忌与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家园也是转瞬即逝的；
而只有像莫尔太太和拉尔夫·莫尔一样，允许矛盾的存在，相信人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把每个人当作个体尊重，才有可能在神秘的印度建立新家园。尽管已过去一个世纪之久，《印度之行》的创作仍然具有新时代的新意义，即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如何看待并建立跨文化家园提供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