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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视角下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价值逻辑与构建路径

| 来源:网友投稿

倪良新,欧树同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a.乡村振兴教研部;
b.进修一部 安徽 合肥 230022)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理论上同宗同源,在实践中相依相存,正确认识二者辩证关系和逻辑机理,对于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一,在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域”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出场”,隐喻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逻辑关系,为其中一个概念解释另一个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理论移植和思想共享预留了空间并提供了可能。其二,相对于新发展格局来说,共同富裕概念出现较早。1953年12月,毛泽东首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概念。自此以后,尽管共同富裕实现机制表现为由“利益均享”到“利益分享”再到“利益共享”阶段性特征,但共同富裕概念本身始终是党的文献中频繁出现的“热词”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理论从思想萌芽、概念提出、理论发展直至理论体系的日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特征的共同富裕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日益彰显。“正是科学知识体系内部各学科理论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理论之间客观存在着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矛盾,决定了移植理论的必要性”[1]。由于共同富裕和新发展格局概念进入政治文献、理论视野和实践领域存在时间差,导致对于二者的概念认知、本质揭示、规律探索等认识程度存在不平衡性,有必要进行适当的理论移植,以共同富裕作为理论原点和坐标参照,对于新发展格局进行深入理论剖析。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富裕既是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畴[2],这两个范畴对于理解和指导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理论借鉴意义。共同富裕是一个逻辑缜密的理论范畴,是最能诠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最能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具张力的一个概念,是最能检验是否了解社会主义本质、是否掌握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具备评判功能的一个概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共同富裕的理论[3]。新发展格局概念的提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对于坚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升华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促进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更高阶段跃升具有深远重大的理论意义。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和“新发展格局”都是蕴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概念。相对而言,共同富裕位于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最高层次[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更接近于“元概念”的基本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扬弃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成果,使共同富裕理论由空想走向科学,从而成为指引着改造世界的行动理论。因此,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共同富裕”对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新发展格局”显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统摄作用。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源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及我国共同富裕阶段性质变到根本性质变的审视、反思和镜鉴,是在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发展战略的重大修订。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的外部环境催化下,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转变经济全球化范式,进一步调适生产力与生产之间关系,熨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成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1.1 新发展格局是共同富裕道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经过我们党百年探索与实践,共同富裕通过前期量的积累和阶梯式推进,进入到一个由阶段性质变到根本性质变,由局部性质变到整体性质变,由不平衡发展到相对平衡发展跃迁的新阶段。当前,我国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格局作出适应性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等只是外部诱因,其根本动因在于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转变经济全球化范式,进一步调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削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从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2 新发展格局是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的历史必然

1.2.1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经历了由“平均富裕”到“先富带动后富”再到“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步共富”的提升 相应地,我国发展战略经历了由“均衡发展战略”到“非均衡发展战略”再到“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发展格局则经历了由“国内大循环为主”到“国际大循环为主”再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跃升。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发展战略来看,当时主要采取平衡发展战略,支持内地发展,防止区域之间差距的扩大。从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起步的,无法像西方工业化通过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等方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只能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国家意志保持农产品购销的低价格,从而保持全社会的低物价、低工资、低福利,以此提高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水平。

1.2.2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法论,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思想和“两个大局”战略构想 1978年底,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152。邓小平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988年9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5]227-228。在“先富带动后富”思想和“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指引下,我国开启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7年10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构想》。1988年年初,中央要求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开始实行以加工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为特点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客观上来讲,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主要特征和“客场全球化”为表现形式的国际大循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6]。

1.2.3 新发展格局是当前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理性调整从共同富裕视角来看,国际大循环对应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史阶段,主要着眼于“两个大局”中的第一个大局。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深入推进,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其一,从区域发展来看,国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在全国各个地区平均分配。从1985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区域差距总体而言是在波动中不断扩大的,在2006年达到最高水平后呈现轻微下降趋势[7]。区域收入差距固然与不同区域的区位环境、基础条件等历史条件有关,但“先富带动后富”发展阶段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无疑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其二,从居民收入看,国际大循环由于跨国公司生产者驱动和国外消费购买者驱动从而采取低工资策略,片面强调价格竞争和低成本优势限制了劳动者专业化技能的提升,严重抑制了工资增长和内陆地区工资技能溢价,同时存在行业间工资收入不平等现象。1978至1997年间制造业职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不到4.36%,随着中国贸易开放的不断深入,行业间工资收入不平等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廉价劳动力过度依赖不仅导致企业研发投资不足和创新不足,挤压高技术产业发展,使得我国多数行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也遏制了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我国由于工资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刘诚,2009),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攀升,2013-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60.5%,但仍然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80-90%的平均贡献率水平。其三,从城市化来看,国际大循环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一般服务业落后,中西部城市化受到严重抑制,而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又延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导致城乡差距和内需不足。

客观地说,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开放战略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模式总体上促进了富裕程度。但国际大循环同时导致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内需不足影响高品质生活等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邓小平曾经指出,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事实上,上世纪末,我国开始逐步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1999年以来,我国陆续启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我国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增加投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更加坚实。

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源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审视、反思和扬弃以及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其关注的焦点不应局限于摆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阻断了全球供应链,世界经济低迷导致外需不足,“两头在外”遭遇“两端挤压”,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不复存在,以“脱钩”“退群”为表现形式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等困境和危机,还要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基础上重新确立新的合理的价值坐标体系,坚守党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全面矫正过去不合理、不科学、不完善的发展发展模式和发展思维。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主题之一,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共同富裕天然具有公平正义的基因。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恪守公平主义的价值取向。

2.1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发展中实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协调平衡的过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的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趋利避害”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克服世界经济“长期性停滞”,贸易与投资“逆全球化”倾向,我国低成本优势、后发优势等传统开放红利边际收益下降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优势,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并与健全的工业门类体系实现高度匹配,才能发挥我国健全的工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体系、强劲的经济韧性等在恢复经济生产中的优势。具体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系统性变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要回归大国经济本质,打通生产要素在国内自由流通的梗阻,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构建更加健全合理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扩大居民消费,推动国内经济繁荣;
同时通过强大的国内市场培育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新优势,从而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2.2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协调中促进公平正义

新发展格局通过促进发展实现公平主义,但实现公平正义“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从共同富裕发展历程来看,“平均富裕”阶段比较注重起点的公平正义,“先富带动后富”阶段更加关注最终结果的公平正义但在实现过程中会出现贫富差距,而当前阶段的共同富裕全面关注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方向,确保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要着力消除已有的不均衡现象,实现高水平基础上的起点公平,着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从国内来看,要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国际来看,要着力改变资本循环凌驾于实体经济循环的不公平竞争态势,消除国际“双层循环”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

2.3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制度上保障公平正义

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归宿。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不仅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格局的转换过程,更是体制机制变革和治理效能创新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探索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制度安排,推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既有效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现实问题,也设法屏蔽“强者挤压”“累积效应”等潜在不平等难题。一是要改革传统发展格局中影响公平正义的制度存量。以公平正义为标尺合理解决以往制度的存废问题,有效撤除影响发展的不合理制度,解决发展中的制度瓶颈问题。二是防患未然在初始设计中凸显制度的公平正义功能。三是理性对待域外与发展相关的制度的吸收与排斥问题。我国正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从试点到推广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高效能国家治理带来高质量制度供给。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旨在掌握中长期发展主动权,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在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进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带动世界各国走向共同繁荣,这也离不开高效能的内政外交能力,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出中国声音,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同时深刻理解中国实践的专业化国家治理团队。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安全发展的基础,尤其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更需要国家治理能力的高效发挥,凝聚合力推动经济“爬坡过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高效能国家治理保驾护航。

共同富裕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新发展格局来说,共同富裕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同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做法和成效,还是评价新发展格局质量和成色的标准和尺度。

3.1 坚持全民共富,为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循环提供支撑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只有全体人民富裕程度提升,才会克服富裕不足和贫富分化两个维度上影响内需潜力的释放。一方面,富裕不足导致购买力不足,进而会影响内需潜力的释放。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会因为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而“躺平”以及穷人无力消费而“躺平”,从而导致内需潜力释放不足。因此,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看,要在全民共富上下功夫。一是实行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人均收入倍增“两个倍增”计划,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迈上新的大台阶。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首先要通过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收入增加从而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其次是关注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再次是通过城镇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升人力资本等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人均收入倍增计划,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二是持续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重“三个比重”,以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3.2 坚持全面共富,实现国内区域城乡经济循环新突破

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起来,坚决破除要素和市场分割,提升区域连接、城乡融合,建立健全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均等体制机制,推动区域城乡包容性增长、共享增长。在区域协调方面,要树立正确观念,深刻认识区域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差距不可避免,差距需要控制在社会承受范围之内,以及缩小区域差距需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等。同时要深刻认识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发挥比较优势,需要发挥不同功能区的作用等。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此基础上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形态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升级。

3.3 坚持共建共富,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机制,在国民经济循环每个环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生产环节,消除市场中产生分割、扭曲、垄断、歧视的制度性障碍,一方面确保各种生产要素能够高质量、低成本供应从而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确保初次分配中按生产要素分配能够有效实现。同时要激活、整合、共享各种“沉睡的资源”,激活“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在分配环节,改变初次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实现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从向企业倾斜、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到向居民倾斜的历史性改变。在流通环节,通过延长链条走出当地市场,走向多元目标市场;
通过缩短链条,实现乡村由生产主义向消费主义转变,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消费;
通过加密链条实现线上线下结合。在消费环节,要通过人口、需要、购买力等基础变量改变提升消费需求总量,要通过供需平衡等实现有效需求得到满足,同时在消费时间、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方面给予保障。

3.4 坚持逐步共富,不断优化新发展格局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一些领域还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因此,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构建新发展格局也不能一蹴而就,既要遵循规律、积极有为,又不能脱离实际。短期内可以通过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促进量的循环,长期来看要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质的循环,为形成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强劲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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