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大同”理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 琦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相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全世界的文化瑰宝，我们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实现对儒家“大同”理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阐释。
儒家的大同情怀寄托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儒家思想认为大同社会的构建，首先依赖于社会个体道德的普遍养成；
其次，具有普遍道德的社会群体构成和谐的家国；
最终，具有一致道德理念的“善治之国”摒弃差异与偏见，组建为理想的大同社会。
（一）仁礼并用：“大同社会”的思想蕴涵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人并非局限于狭隘的邦国观念，他们“关心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2]48。“大同社会”蕴含的政治理想，首先是以孔子在道德层面对人性的思考为伦理基础的。大同思想将个人与家族共同体的人道观念扩大到全体人类的共同活动层面，这种建立在普遍人文关怀上的理想共同体，也必然包含着对人的价值追求的朴素理解。
儒家文化以对人的感性本质的体认为特征，而“大同”理想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其将理想状态的共同体生活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形式表达了出来[3]。在孔子看来，“仁”是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礼”是理想社会的基本规则。“仁者爱人”是道德的重要特征，孔子追求美好的“虞夏之质，殷周之文”，向往团结质朴的原始体制，在血缘宗法的基础上建立温情脉脉的博爱，为大同社会注入人性的光辉；
“克己复礼”是道德的另一特征，在礼崩乐坏的动荡社会，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将“礼”视作维护仁爱之情的制度规范，而“礼”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就在于其能够将氏族群体约束起来，使他们按照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模式进行生产生活，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运转。
将道德理念上升到政治层面时，同样能够发现，儒家所主张的是“王道”而非“霸道”，即统治者必须将仁爱作为执政的根本，在天下普施“仁爱”以得到人民的敬重与顺从；
“礼”则是对社会价值观念的规范与引导，统治者必须以“礼”的形式确立社会的等级秩序，为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奠定制度基础。在“仁”“礼”统一的道德理念统治下的国家，人与人之间仁爱和睦，推己及人，从而能够共同将人类社会提高到更加文明的新阶段。
（二）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的价值引领
从生产资料来看，《礼记》中描述道：“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127。孔子所追求的氏族社会，是以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普遍共同所有为特点的。在这种原始氏族式的高度团结下，所有人能够和谐地共同参与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与社会财富，蕴含着鲜明的公有制色彩。
在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会中，国家的政治权力也并非一家一人所有，而是“讲信修睦，选贤任能”，即以贤能之人治理国家，由全社会的民众掌握选举贤能的权力。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人们以道德为准则，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5]2就是家族、社会层面的德性文明上升到邦族和谐的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究“公天下之利”，“天下”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利”。此外，天下为公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完整统一。千年历史中的统一观念牢牢印在了人民的历史意识之中，也印证着中华民族必将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分裂、分割民族与领土的行为。
近代以来，诸多西方学者试图从资本逻辑出发，论证个人主义对于创造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但这种私有制前提下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注定无法真正将人民组织团结起来。为了维护政权，统治者通过宗教将人民置于精神钳制之中，使其结成被苦难所压迫的共同体；
而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倡导的是“集体主义”，并在“天下为家”的小康理念上进一步拓展了思想向度，开创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思想情怀，也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自强不息、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与力量源泉。
（三）和衷共济：“大同”理想的行世之道
“和衷共济”的前提首先是“和而不同”。在孔子的理念中，“不同”是在各民族、各国家的交往方式、思维模式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虽然“不同”难以改变，但人们能够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受之；
而“和”意味着的协调、和合，是这一理念的价值旨归，是建立在“不同”基础上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中庸之道”是连接“和”与“不同”的桥梁，它不仅是为人处世之道，更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治世智慧，能够规范民族和国家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在国家层面，主要体现为“执其两端，取其中与民”[6]296，即在对立斗争的统一中寻找合适恰当的平衡点，以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
同时，也体现为“过犹不及”，即不同国家的交流融合中，必须遵从理想信念与自身操守，不向“无道”与“霸道”妥协。
在国家文明的视域下，孔子曾提出“华夷之辨”，在他看来，“华夷之分”在于文明差异，而非血缘与地缘差异。但是，文明落后的夷狄在周礼的感化下，也能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对于统治者而言，依靠暴力无法真正征服一个民族，必须以文明教化实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6]198。而中华文明之所以始终保持着稳定与安宁，就在于能始终对不同文明怀有宽容心态，在尊重理解中交流融合，择善而从。到了儒家大同社会的最高阶段，国与国之间将形成真正的包容与和解，以文化融合取代文化冲突，最终构建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共同体。
儒家“大同”理想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理念产生共鸣，就在于二者同样强调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时代活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能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一）情感共鸣：“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内在相通
古代儒家思想是建立在血亲与等级的政治传统之上的，它在中国的千年历史中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后世思想家也从封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出发，重新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建构儒家思想，导致儒家思想走向僵化。同时，佛教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传入中国，其“众生平等”“人无贵贱”的观念进一步对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发出了挑战。近代，在经历了“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后，儒家思想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深刻地回答了“儒家思想往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代表着人类社会扬弃了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进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类社会内部的战争冲突、革命斗争的矛盾走向消亡，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复存在；
从所有制来看，私有制已经被消灭，维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都已被摧毁，整个社会不存在任何个人特殊利益，形成了普遍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可以看出，在所有制理念上，儒家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存在着共通之处。此外，马克思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类实现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人本质的回归”，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摆脱一切奴役剥削形式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种积极的政治理念同样与儒家所倡导的公平正义有着内在关联。
（二）同频共振：以“真正的共同体”推动“大同”理想的当代复兴
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儒家思想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原始氏族统治体系和原始共同体社会土崩瓦解，因此他才奔走维护“仁”和“礼”，试图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感叹的那样：“历史向来就是在这种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7]1在孔子看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32“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6]96，只有恢复周礼才是匡扶乱世的唯一正道。而在旧经济政治体制逐渐解体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朴素愿望缺乏科学的实践路径，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只能成为一种无奈的追思与缅怀。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理念能够推动儒家“大同”理想的科学化、时代化。在儒家的大同理想中，众多国家、民族相互融合，展现出一幅悠然和谐之景，但其思想内核是原始的血缘与等级制度，因而这样的“大同”注定带有无法克服的矛盾。马克思超越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式构想的局限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中，对共产主义作出了更为深刻的阐释：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以物质资料的极度丰富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特点的，而其中的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并且，只有在阶级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完全被消灭时，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
从实践途径来看，马克思主义为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批判与超越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进一步从人类历史的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指明了科学的实现路径。不同于依靠主观的“仁爱”，“真正的共同体”必须依靠高度发展生产力，深刻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
并且，社会进步可以依靠的决定性力量也必将是无产阶级的有力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支持。
（三）同向聚合：以“大同”理想推进“真正的共同体”深入人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就在于如何让人民群众对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理解与认同，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革命实践中获得思想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后，虽然能够凭借政治手段，自上而下地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灌输于人民，但缺乏感情基础的强制性权威，难以有效凝聚成统一的思想共识。因此，必须要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阐释与情感渲染，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理念中国化、时代化。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大同思想具有一致性，因而可以借助儒家大同理想的话语表达深入人们生活世界，增进人民群众的感情共鸣。在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初期，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便能够更加容易接受马克思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共产主义图景。在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后，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就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结合起来，并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模式加以表述，号召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8]23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与文化自觉中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发扬“两个结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交融，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认同与价值认同，投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事业。
（一）思想底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思想精华，每个民族也都有每个民族的精神信仰。儒家大同思想所倡导的平等、和谐、仁爱的理想社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作为中国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思考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须继续从儒家大同思想中寻找哲学智慧与文化蕴涵，实现以文载道，以文化人。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休戚与共、血脉相连，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强大的精神纽带。我们必须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思想史中坚定道德追求，从思想精华中汲取能够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能量。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9]257在继承、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必须抓住一切机遇，积极推进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同时，还要让中华文明“以和为贵”“自强不息”“天下大同”的优秀理念传播出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让世界各国深入了解中国这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同时，必须处理好不同国家与民族间文明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尊重每个国家与民族独特的文化色彩和文化传统。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其中的包容性与互通性更加不可忽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建构中，我们要以文明交流代替文明冲突，以文明宽容代替文明威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思想基础、奠定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科学引领：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信仰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0]“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为当代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构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向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消灭了一切差异的共同体，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共处的共同体。在中西古今思想交融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反思与纠偏。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之一，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继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必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中外先进的思想资源与文明成就相结合，在实践中继续彰显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科学真理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避免陷入西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迷失前进方向。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必须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还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任重道远。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向着“真正的共同体”的奋斗目标继续砥砺前进。
（三）面向现实：积极回应时代变局诉求，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经济维度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遭遇保守主义逆流，世界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但是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历史大势是不可逆转的。要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丰富的物质人力资源、强大的科技实力与产业体系深入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展现中国科技的向善理念，以“中国之治”增进民生福祉，塑造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政治制度上，要积极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以命运与共超越自私自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11]104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基本保障，发展是维护和平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将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下，携手各国政党推进国家间协调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践行多边主义，在全球治理模式的完善中推动人类文明秩序的新发展。
文化理念上，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文明互鉴超越意识形态划线。当代国际秩序的演变深刻而复杂，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任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自私自利的行为只会让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深受其害。儒家的“大同”理想包含着“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在当今世界，建立起消灭一切差距的乌托邦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怀着文明对话的主张，摒弃“文明冲突论”的错误观念，积极与各国加强沟通、包容理解，在文化的多元互补、兼容共生中探寻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全新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猜你喜欢儒家命运共同体《觉醒》与《大地》中的共同体观照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2年1期)2022-10-26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4期)2022-06-15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命运的更迭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4期)2019-09-10命运秀海峡姐妹(2018年12期)2018-12-23郭店楚墓主及其儒家化老子学江淮论坛(2017年2期)2017-03-30命运诗选刊(2015年6期)2015-10-26命运是否掌控在你手中Coco薇(2015年1期)2015-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