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在音乐中的早期探索
张伟娜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众所周知，中国于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又称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宗旨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大力宣扬文学革命，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这是文化界的一次重大变革，在社会各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新青年》上所刊登的文章全部都改用了白话文，其中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最为著名。鸦片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势力旧文化不断地抗争，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音乐领域已开始出现“白话文体”，例如军歌中的填词就采用了这种白话形式，而在时间上早于新文化运动半个多世纪。
本文拟从“白话诗文”填词的军歌的表现形态，产生的历史原因，发展路径以及对其他音乐体裁阐释的深远影响进行阐释。艺术表现形式的改变往往预示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军歌在发展的过程中，其社会功能重于审美功能，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其中以军歌为代表的艺术形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最后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场战争使中华民族陷于空前危机。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此时的军队展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内驱力，试图帮助国家度过危机。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军歌的出现。
军歌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国风·秦风·无衣》就出现了我国早期的军歌，汉代的鼓吹乐中也有军歌的记载。杨荫浏曾指出：“到了统治阶级手里，鼓吹曲主要用途之一，是在军队中用作军乐。它一般都有歌词，是可以歌唱的。但从某些鼓吹曲的歌词的内容，则可以见得，它们是出于民歌，有时与鼓励士气的军乐的目的，并不能完全相称。例如，《上邪》曲是描写忠贞的爱情……更可怪的，在作为军乐的鼓吹曲中，还包含着反对战争的思想内容。”[1]111唐朝李世民创作的《秦王破阵乐》，宋朝岳飞的《满江红》，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凯歌》等军事题材的歌曲也是广为传唱，脍炙人口。古代军歌的内容素材主要源于民歌、民间小调，原本反映人民的生活，之后统治阶级沿用原来的音调，填上了歌功颂德的内容以及指挥作战的内容。
中国近代音乐中的白话文体可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并由音乐界逐步蔓延发展到文学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之前的几十年中，白话文已经在音乐领域出现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中国处于中西碰撞、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人们迫切希望打开国门，凝聚精神的力量。在此背景下，军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缘。而“白话文体”成为军歌借以广泛传唱、流传的重要载体。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的军歌歌词中，虽然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和修辞，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文言文为主。而近代的军歌开始采用白话诗体，曲调的来源、歌词的文体风格以及主旨思想较之古代军歌有了很大变化。近代军歌主要是选曲填词的形式，其曲调来自日本的军歌、我国的传统音乐，还有基督教的赞美诗。填词的任务主要是由军队将领来完成的，其中曾国藩、张之洞、袁世凯，冯玉祥等创作的军歌歌词影响较大。阅读这些歌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些军歌“白话诗体”的特征——通俗易懂，朴素真实。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曾创作了四首军歌，其中1856年创作的军歌《陆军得胜歌》，歌词采用七言的形式，讲了扎营的方法，将营盘选址、用料设计等事项均陈述得一清二楚。歌词的表达通俗易懂，文化水平不高乃至许多都是文盲的士兵们更容易理解。部分歌词如下: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
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
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大平洋。
后有退步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
香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
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窄外圈宽……[2]9481
张之洞创作的《军歌》，虽然采用九言的形式，但内容表达接近现代“白话诗文”。这里将强队、炮队、马队等兵种所应注意事项一一道出，简明实用。如歌中第二段部分唱词：
各营之中强队为最要，望牌瞄准莫低亦莫高。
炮队放时须要看炮表，安放药引须按度数标。
轻炮分扛不愁路窄小，重炮车载马拉不觉劳。
马队自己须将马养好，检点蹄铁切勿伤分毫……[2]9484
袁世凯的军歌更加口语化，去掉了规整的诗歌格式，每句句尾较为押韵，歌中用朴实的语言讲了“军规”，“精神”“忠心”富有内涵的深意。如《行军歌》唱道：
上了平川路，儿郎莫念家，家中告了爹娘假。营中支起英雄架，手中提着钢刀把，
说甚艰难苦话，提起精神，挣得个军人声价。上了平川路，
军中有步法，眼观行列无闲暇。身经风雪无冬夏，足踏途路无高下，
说甚艰难苦话，守着军规，挣得个军人声价。
冯玉祥将军创作的军歌影响力较大，内容极其丰富，白话程度较高，流传的范围较为广泛。冯玉祥提倡“以乐治军”，自编曲目传说有200首。据石磊和谭胜功共同收集，包括1922年以后的作品，上百首是有的。[3]其中，冯玉祥于1912年所创作的三首军歌《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利用地物歌》最为有名，其内容包括射击军纪的注意事项、战斗动作的要点等等，内容直白易懂，与今天的白话文几乎没有区别。《射击军纪歌》第一段如下：
射击军纪重要，皆须确实施行。虽在敌火之下，务要坚韧沉着。力求发扬枪火效力，时常注意利用地形，时常注意利用地形。[4]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被打开。由于西方科技和思想的涌入，在多元思想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白话诗文”的歌词促进了军歌的广泛流传，军歌成为音乐界较为活跃的题材，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军歌自身的魅力密不可分。
二
鸦片战争之后，一连串军事的失利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激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爱国之情。在军队里，统一士兵的思想，宣传纪律要求，提高军队的作战士气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残酷压迫剥削制度和愚民政策，广大士兵和低级军官大多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许多人甚至都是文盲，而军歌承担着辅助作战指挥的职能，朗朗上口、易以记诵，是最容易表情达意的方式之一，故歌词的口语化成为特殊历史时期军歌这种特定艺术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除了在形式上近代军歌以白话文体替代了古代的文言文体，在内容上相比于古代也更加务实，其建立在实践作战经验的基础之上，包括对官兵发出指令和口号，宣传爱国精神和革命意识。“白话文体”的军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从部队内部扩大到社会群众中。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军队在国家兴亡中的重要性日益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促进了军歌的勃兴，并希望以“富国强兵”的思想鼓舞官兵的斗志。
在近代，曾国藩以白话诗文撰写的军歌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名臣和一代文宗，曾写下了军事纪要等鼓舞士兵的诗文。这些文字比较口语化，基本接近今天的白话文，“这些通俗诗文不仅表现了曾国藩独特的治军练兵、对敌作战策略，而且形成了具有明显实用性、及时性特点的语言风格和文体形态，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白话化、民间化趋势，对近代书面语言的通俗化、传统文体的自觉变革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5]曾国藩在同太平军作战期间创作的《陆军得胜歌》，即是以七言的白话诗体所创作的军歌，具有易记、易懂、易唱的特征。用最直白的语言让士兵能够理解，容易记住，咬字押韵，便于传唱，这也是歌曲流传广泛的最基本条件。曾国藩通过军歌的形式，传达了他的核心军事思想，在军队内部影响极大，广为流传，对士兵起到了较好的教化作用。
进入20世纪，随着军歌新风向的逐步发展，军歌创作开始趋向理论化，特别是爱国将领冯玉祥更加强化了“以乐治军”的传统。冯玉祥把士兵应该注意的行为规范、作战要领、爱国精神等内容用最朴实的语言写在军歌中，要求每个士兵都要学会，并能背诵，在具体实践中作为指导。这些军歌都是冯玉祥亲自编写的，内容极其丰富，曲目篇幅也比较短小，重要的是口语化，以表示他对军歌作为军事教育的重视。冯玉祥曾说：“我以为改善官兵的思想，歌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中国的士兵，不识字的居多，你每天上讲堂给他讲‘消极的’‘积极的’那一套，……你即或讲得通俗一点，他不能笔记，全凭脑子，总是记不完全。你若能把正常的思想，用通俗的歌词写出来，教他们唱，唱会了，管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3]
1918年在军建练兵期间，冯玉祥把军歌的整理与汇编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常德练兵期间，他编汇了军歌《坐火车歌》《水上轮船民船军歌》《打野外歌》《山地行军歌》《睡觉歌》等等。1922年，冯玉祥进行第二次长期练兵，这次编印专用的练兵教材，其中军歌作为专列的一大项目，包含46首军歌，如《国耻歌》《服从歌》《训兵歌》等等。[3]之后，又创作了军事战术教育的歌。此时的歌词完全口语话。冯玉祥把军歌作为一项专门的部队教育，对士兵的要求极其严格，在《军歌》教材里的歌曲必须要背熟，教官在教授士兵演唱之前，士兵必须充分理解之后再背唱，所以军歌的传唱率极高。白话文在军歌推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绝不能小觑。
中国近代军歌的语言通俗化，近乎口语化，在培养军人的意志、信念、决心等情感价值观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时代的重大转折关头，国人深感改变旧体制的重要性。这种改变也包括在文化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前所未有的迫切。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口号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其实，在晚清时期已经在音乐、文学等领域开始了白话文的应用探索，一方面白话文有其实用价值，另一方面晚清的维新派也意识到了白话文普及的重要性。“裘延梁的白话文体论，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同时，也注意文体的改革。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同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6]491裘延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对白话文应取代文言文进行了论述，他总结道：“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
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
实学不兴，是谓无民。”[7]30裘延梁把崇白话文废文言文的目的提高到了救国的高度，可见观点之鲜明，实施要求之迫切。白话文体在维新派极力倡扬下，体现了中国文学变革的政治诉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堪称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之先声。在“诗界改革”的实践中，军歌较早的使用了白话文体，推动了音乐多元化的发展，促进了晚清文化转型。军歌中白话诗文的普及不仅具有较强的实用功能，其审美价值也是军歌得以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音乐文化中，军歌以通俗的表达方式更容易凝聚出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力量，加深士兵对正向情感价值观的理解。军歌的演唱以合唱或齐唱为主，演唱中会传递出军队气势如虹的力量，有利于统一军人思想，提高战斗力，符合我们对军歌审美的心理期待。在音乐实践的过程中，歌曲通俗化的内容以及传递歌曲的内在精神，可以更好的塑造军人的人格，提高军人的道德情操，固化军人的审美意识以及激发士兵的战斗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代军歌所表现出的崇高与壮美的风格与古代封建制度下的军歌有所不同。其内容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赋予军歌巨大的能量，使他们的情感与认知达成默契与统一，展现出这个时期军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正是近代军歌的广泛传播与流行，对其后学堂乐歌中的“军歌”、革命歌曲、甚至成人歌曲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
鸦片战争之后，军歌担负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也有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军歌以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富国强兵的教育使命，也影响了其他音乐的发展。其表现便是，部队的军歌对学堂乐歌中的“军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与之相互交融与并存。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竟然以蕞尔小国击败了泱泱东方大国，极大震撼了国人。在此背景下，东渡日本求学蔚然成风。以音乐领域而言，以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为代表的热血青年踏上了去日本留学之路，带回了西方的学堂乐歌和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经验。1902年沈心工从日本学成回国，专心于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出版了《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等唱歌集，他还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体操—兵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其全曲唱道：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嫌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宾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8]46
在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学校开设了唱歌课，1907年之后，乐歌课从”随意科”列入了“必修课”。学堂乐歌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学堂乐歌中包含了“军歌”体裁的歌曲，这里“军歌”主要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歌曲，即广义上的“军歌”。
学堂乐歌与部队中创作的军歌有所区别，但也有所继承。学堂乐歌与军歌都出现了七言或五言押韵的“白话诗文”的形式，但近代军歌的发展早于学堂乐歌。学堂乐歌的曲调包括采用国外的曲调、传统曲调、自创曲调三种，而当时军歌中大部分曲调则以日本为主。军歌的主要受众在军队中，之后发展到社会中广为传唱。在甲午战争以后，学堂乐歌开始兴起，其主要受众是中小学生，采用通俗化的校园民谣式的风格为主，之后传遍了大街小巷。学堂乐歌在发展过程中对军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借鉴，增加了音乐发展的通俗化、多样化、时代化的进程。
“白话文体”的歌词通俗直白，朴素易懂，紧扣思想的主题，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文化改革的趋势，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言文的发音与表达形式已经不符合维新派影响下人民所期盼的听觉审美的需要。文言文代表着封建文化的一部分，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出现寻找新思想的意识。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封建社会束缚下的儒教礼乐做主流音乐的时代逐渐远去，白话文作为启蒙思想的工具需要得到大力的推广。
军歌与学堂乐歌中的“军歌”经过短暂的交汇之后，这两种体裁的歌曲都形成了各自的风格。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内容与形式上有一些差别，但是军歌与学堂乐歌都是中国近代“救亡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形式。“学堂乐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救亡音乐思潮与抗战时期的救亡音乐思潮，有着内容与形式以及历史影响上的极大不同，但从美学上看，其中所反映出的对音乐功能的认识，对音乐价值的评判，又都表现出某种相似乃至一致性。那就是，都是把音乐当作救亡的武器或革命斗争的工具，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功利主义音乐思潮得以凸显，音乐的审美价值退而其次。”[9]184军歌在“救亡主义”思潮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抗日救亡歌曲和抗战歌曲的兴起和发展影响较大。
近代的军歌始终担负着强兵救国的社会功能，白话文促进了军歌的广泛传播，与学堂乐歌中“军歌”的交集，共同推动了我国“救亡主义”思潮的发展。在文艺实践中，音乐充分发挥了社会功能，艺术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音乐要为政治服务的理念。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曾指出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0]805“毛泽东是把文艺置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大视野中思考的，其立足点是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革命的作用，这就决定了《讲话》对文艺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对于文艺的外部关系的探讨。”[10]805
鸦片战争以后，清明至民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转型，艺术向多元化、现代化发展，白话文填词的军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音乐实践中，使得音乐功能、审美、表现形式等美学问题得到了理论化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特别是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在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不得不说，“白话诗文”的歌词是文化转型的产物，推动了音乐文化的发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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