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器革命与主体重塑的马克思主义释读
江林謄 乔瑞金
［摘 要］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机器为代表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将再一次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引起整个社会发展状况和基本面貌的根本转变。在有望开辟出本质区别于所谓现代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同时，将彻底变革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由此重新塑造出一种全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条件下的全新人类主体。这种社会巨变正在使当代哲学研究所要把握的对象性存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准确把握和解释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内涵及其同主体重塑问题之间的关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创新，不仅关涉整个人类现实的社会生存和社会实践，而且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走向。
［关键词］第二次机器革命；
智能化时代；
主体重塑；
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善本、善念与善为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18JHQ002）。
［作者簡介］江林謄（1993-），男，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乔瑞金（1957-），男，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太原 030006）。
美国学者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其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指出，工业革命引领了人类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技术创新首次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从而开启了人类现代意义上的生产与生活，它堪称是整个世界最为深刻的社会大转折。当前，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引领人类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将再次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彻底转型，并带来目前尚难以估量的机遇和挑战。【布莱恩约弗森、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13页。】历史地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就是人类的第一次机器革命，即肇始于18世纪中叶，由工业革命引领的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以延伸人的四肢及肌肉力量为主要目标的自动机器革命。从人类整体的发展状况来看，在哲学领域重视机器尤其是机器大工业问题，尽管马克思并非第一人，但我们却必须承认其研究工作对于整个人类理解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正是在深入这一现代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够提出以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为基础的哲学新思想，创立出一种“新的科学的世界观”。然而，人类今天正处于新的机器系统乃至整个生产方式彻底变革的新时代，我们面对的已不再是马克思视野中的第一次机器革命，而是第二次机器革命，即发端于20世纪中叶，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以延伸人的大脑和心灵为主要目标的智能机器革命。其显著特征就是在传统自动机器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智能控制机部分，形成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智能控制机四个部分组成并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智能机器体系，在全面扩展人的器官及其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以智能机器生产为主导的智能化生产方式，由此引领人类迈入一个崭新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这将再一次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引发整个社会面貌的根本转变，在有望开辟出全新历史可能性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同时，从根本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由此重新塑造出一种全然不同于机器大工业时代条件下的全新人类主体。因此，准确把握和解释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内涵及其同主体重塑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创新乃至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视角，就这一问题做出简要分析，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第一次机器革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强大动力机，加上不断改进的工具机，再加上迅速发展的工厂制度，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机器大工业，推动人类历史由封建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阶段。“机器代替劳动，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页。】为彻底实现机器代替人类自主劳动的宏伟目标，人类在资本裹挟下不断通过技术创造将自身的各项能力乃至主体性赋予机器系统，日益推动第一次机器革命向第二次机器革命的过渡。概括而言，其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人类需求所致。这是一切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因，人与动物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要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实践来满足生存与发展所需，这就要求人类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造自然，使其愈加呈现为适应人生存的人工自然。这就要求不断通过技术创造驾驭和利用强大的自然力，借由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持续增长，不断改变利用自然力的方式和手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发展上，因此，机器体系的发展创新体现的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不断提高。此种意义上，两次机器革命的产生都根源于人类要求不断满足自身增长的新需求。机器大工业形成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类需求远超生产供给，因而必须使用机器生产以解决供需不平衡，克服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状况。此后，人类便踏上了驾驭机器改造野性自然为人工自然的漫长征程，并在其中不断革新技术与机器系统，不断将劳动能力转移到机器之上，不断利用其满足自身快速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使社会生产力日益迈上新的台阶，推动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与社会文明的不停更迭。正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将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和智力相分离，将本来属于人的劳动技能和心智转移到智能机器之上，由此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展开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其次，资本驱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在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劳动资料向机器体系转变的过程中，资本力量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资本使用机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为实现不断增值的目标，它就必须不断利用先进科技改进或革新机器体系。同时，由技术革新和机器改进所导致的剩余价值提升和资本增殖，反过来又会促使资本加大对于科技和机器研发的投入，促使其不断推陈出新。正是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科技进步推动机器的功能和结构不断调整变化，量变积累导致质变，最终促使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爆发，实现人类生产方式迈向智能化的又一次质变，逐步推动从机器“代替体力劳动”到“代替脑力劳动”的重大转向。在这种意义上，第二次机器革命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一次科技革命，智能化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的最新表现形式。
再者，技术发展的必然。作为必须依赖技术才能生存的存在物，人类必须不断革新技术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当代人类已经全面为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量子技术等组成的现代技术体系所重新架构，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由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智能机器体系调控的智能社会，我们正在彻底沦为必须时刻依赖现代技术和智能机器而存在的技术存在物。19世纪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技术就是机器，机器的特征，表征着技术的时代进步。”【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第158页。】技术同人的本质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具体化的方式会随技术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它在过去具体化为自动机器，如今则是智能机器。技术作为一种体系化的科学知识，不能单独存在而要求相应的物质载体，任何先进技术都必定要落实到机器体系中才能真正发挥威力。在技术进步的历程中，作为其物质承担者的机器必然会不断随之变形与改进，为了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机器体系的革新便在所难免。因此，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爆发可谓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它是第一次机器革命的延续与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方式持续性变革的结果。第一次机器革命的真正力量就在于利用科学技术和机器系统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能源和原料的限制，通过探索和改造整个自然界从而获取巨大的生产能力；
第二次机器革命在此基础上的持续推进，必将引导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并走向新的至高点。
从中可见，第二次机器革命相较于第一次机器革命有着全新的特点：
第一，智能机器体系本身的功能和结构“新”。不同于传统的自动机器，智能机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集生产、交往、认识和娱乐工具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真正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是人类用于表现和实现自我的第二身体。在体积与结构上，智能机器日益智能化、精巧化和数控化，在外观上逐渐摆脱以往机器体系吓人的庞然大物形象，而愈加呈现出精美可爱和轻巧便携的样子，甚至越来越类似“人形”。在功能和特点上，智能机器不再只被用作物质生产，而一跃成为人类生产、生存、生活乃至精神文化活动的必备品，其功能越来越复杂多样；
“智能”是当代机器最为出众的特点，从传统机器只能机械化执行人类指令到如今的智能机器能够与人进行双向自主交互，机器系统已经实现由一般人造物向智能人造物的飞跃式转变。借助它们，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从技术上模拟人的意识和智能，因而，智能机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更为强劲的外化与载体，是人类主体存在的一种更为独特的表现方式。
第二，智能机器体系的应用范围和带来的影响“新”。科学技术和机器的发明应用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还局限于工厂等生产场所，但今天它们已经溢出生产领域，全面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之中。智能机器已经被应用于交往、流通、娱乐、思维等一切领域，已经成为当代人类不可或缺的“无机的身体”，成为21世纪与人类共生的存在。由科技发展和资本力量共同推动的第二次机器革命，逐渐同资本逻辑、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一道融入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尽管其威力才初见端倪，但其带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失业、贫困和人的异化问题，而是数字鸿沟、阶级极化、数字异化、主体性危机等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与挑战，甚至是关乎到整个人类未来何去何从的终极命运问题。
第三，智能机器体系带来的社会历史意义“新”，即具有开创一种崭新的不同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未来的可能性。如果说自动机器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集中的体现，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却具有崭新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确能够为资本主义的自我革新和资本增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手段；
另一方面，智能机器的深化应用将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出一个千载难逢的新契机，即它将有望引领人类活动突破资本的限制，开启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江林謄、乔瑞金：《智能机器革命时代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哲学思考》，《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年第2期。】
二、机器大工业与马克思的主体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是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核心就在于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技术活动是人类实践中核心的一种形式，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其逐渐成为人类活动中最根本的形式，而不是一般的形式。“马克思在英国工业革命许诺改变世界时写下了他的重要著作。科学与技术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地位突然就显现了。”【芬伯格：《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5页。】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技和工业使得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发展，逐渐摆脱传统社会中那种“人的依赖关系”，进入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并非人们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形式，当我们赋予其以制度的内涵，便称它为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制度之下，首先是物质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技能的人是不能被随意取代的，但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依靠机器而不是劳动者，社会生产越加走向标准化、规模化和体系化，劳动被日益简化为简单劳动，工人必须依附和服务于机器并可以被随意替换和调换岗位。这成为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次，资本主义带来巨额财富，但却以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为基础，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由此凸显。物质财富的生产越发不必依靠人类的直接劳动，而依赖于过去的“死劳动”即科技与机器进步。“资本逻辑”将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换为交换价值，致使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而展开，人的主体性受到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外在力量的强力制约，致使人受制于更加深刻的“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主题。第三，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因而必须将大量的农民驱逐出土地并转化为产业工人，使其彻底摆脱传统农业以及人身依附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转变带来社会总体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有着根本的不同，整个社会生活围绕工厂劳动时间和机器运转节奏重新组织，均质、等价的抽象时间开始统治人类的生活作息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必须依赖自身的独立性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首先必须依赖自己的身体，然后逐步依赖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致使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第四，社会管理体系的巨大改变。资本主义生产以企业的组织化为标志，并不断扩大为更大的社会生产组织，从而形成以工厂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化大生产，由此造成社会和国家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制度。在工厂制度下，企业规模急剧膨胀，并给社会组织和国家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资本家不断获取巨额利润，阶级力量不断壮大；
另一方面是工人階级队伍不断壮大，但处境却日益恶化，整个社会因此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冲突和群体对抗。社会存在的彻底变化也导致社会意识的剧烈变革，人的主体意识和思维方式逐步摆脱传统的束缚，各种新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受到资产阶级统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
这些都是第一次机器革命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是马克思当时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学术情景。在一种哲学的反映中，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础，所以我们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是关于阶级斗争从而建立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人类认识外在对象的科学。马克思“关于技术的哲学认识，构成其全部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关节点之一，换句话说，他的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是以他对技术、工业和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活动的深刻认识为前提的。”【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第20页。】正是在这种基于机器大工业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中，马克思充分意识到离开工业和技术就无法理解人及其本质，所以他始终强调对人和社会的正确理解只能深入到整个人类的生产劳动史、生产资料的生产史和交往史中去实现。
可见，技术在马克思的主体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技术既是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也是构建主体本质的重大力量。人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动态建构，技术则是构建这一本质的重要环节。第二，技术是一种能动的革命力量，技术革命在革新生产方式过程中促使社会的整体变革，从而发展出全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最终塑造出不同以往的全新社会主体。其中尤以生产工具的革新最具革命性的意义，“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第三，技术是推动主体发展和自由解放的重要力量，一种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新技术的诞生，必然会引发社会历史的变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就在于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的进步，从而引发社会面貌和文明进程的根本转变，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推进人的发展和解放。由此，马克思将主体问题同劳动实践、技术创新、生产方式、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等各个问题整体关联起来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成为追求人类真正自由解放的科学理论。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展出自己的主体理论，其形成的标志是实践观的成熟。人类实践是造成自然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中介人与自然的对象化的社会活动。主体是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即提出实践目的和操纵工具改造客体从而完成实践过程的人；
主体实践便是通过生产劳动在自然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
社会生产力就是主体改造外部对象的物质力量及其所形成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主客体关系具体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与社会的历史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所以，现实的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历史存在物的有机统一，既是现实主体、社会主体，也是历史主体。简言之，现实的人是“现实历史情境中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主体”【孙乃龙：《现实的主体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概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现实的主体随之改变，因而它是形塑主体的根本力量。生产方式表现了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活动的有序性，物质生产资料的变革会生成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历史进程既是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不断更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历史地确证自身主体地位的过程，更是人无限实现自己、高扬主体能动性的过程。“作为实践真正主体的现实的个人，当然是历史发展最真实的主体，也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
张一兵：《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体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人的真实处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原本是人用于改造外部对象的工具成为奴役人的力量，机器大工业充分展现了人现实的主体性，却也导致人的空前异化。机器生产使人的劳动日益变得片面化和碎片化，人逐渐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所驱使，不断丧失原有的主体地位。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有赖于外在工具的力量，主体及其存在日益变得空洞化和无意义化，人受劳动支配而不是支配劳动，从而丧失自主活动成为不自由的存在。“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人成为过程的对象，而过程本身成为了‘主体。”【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9页。】主客体的地位由此颠倒，人变得非人，现实变成了背离人自主活动的非主体状况，严重压抑了人作为主体发展的积极可能性和历史向度。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客体之间巨大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激烈斗争。换言之，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是体现人类进步的先进力量，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中，尤其是在工厂制度下，它才导致劳动异化和主体异化，才有“机器奴役人”“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的现象。
但马克思相信，这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且短暂的阶段，人类终究要破除外在束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现实被压迫的主体注定要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主体，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它在根本上要依靠人类实践，依靠主体的历史活动，即通过合理的技术安排、制度安排和社会安排促成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因而，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它是由历史的关系、工农商业以及交往状况共同促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理想目标，而是要消灭现存状况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整个理论思想都建立在他独特的主体理论之上，其所追寻的就是如何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促成社会历史由“应然”向“实然”的全面转换。探讨主体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就是要探寻何以改变世界，即如何通过技术进步、生产方式革新和社会文明发展不断重塑人类主体，促使其不断克服社会异化并走向个性自由，实现由现实主体向理想主体的真正转变。
总之，机器大工业对于马克思的主体理论乃至整个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正是在深入考察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意识到技术和机器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各类社会矛盾都根源于人类的社会性实践，由此提出要在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中不断促成人类主体朝向至善目标的转变。传统的启蒙思想虽然也以此为目标，试图高扬人的主体性，但其根本缺陷就在于未能找到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现实力量，而马克思却在研究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找到了物质生产力这一根本力量，以及无产阶级这一现实主体。正是抓住这个核心，马克思才得以克服以往一切主体理论的缺陷，实现对人和历史的深刻把握，进而对19世纪以后的社会发展做出科学的洞见和预言。此种意义上，马克思才是启蒙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其主体理论始终具有历久弥新的重大意义。
三、第二次机器革命和主体重塑问题的关系
人类历史根本来说就是主体的生成发展史，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主体生成的核心要素：劳动从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开始，只有人类学会用生产工具参与到对象生成之中，给自己的生存提供对象世界的生命存在才是主体，才是成年人类的活动方式。【刘锡光：《主体的发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页。】因而，主体的发展历程就是劳动工具的进步和演变过程，主体的进化史和解放史就是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史，就是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进步史。第二次机器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巨变，正在催生出一种根本区别于以机器大工业及其资本主义应用为标志的所谓现代文明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主体。这种重塑并不意味着智能机器的发展应用会像人们通常担忧的那样代替或毁灭人类，更不意味着人的本性或主体本身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是意味着人类作为主体，将在与智能机器客体相互伴生的过程中不断进化和获得新的发展，它在根本上表现为整个人类的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和重新塑造。
首先，智能化生产方式变革形塑“新型”人类主体。第二次机器革命的首要特征和根本意义就在于推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变革，其对于重塑人类主体的重大意义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推动强大的社会大生产力逐步形成，使其成为当今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及决定当代人类世界性全新发展的主导力量。智能机器成为全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主体、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升级改造、生产对象全面扩展至整个自然界，体现的是人类生产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以及未来人类无可估量的生产能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历史和文明进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二是引起新型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生产资料所有权结构的变革、劳动者重新回归生产的中心地位、产品分配以及消费关系的转变，显现的是人类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演进到一个有望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新阶段。这意味着一种有利于人类未来长足发展的全新社会秩序正在被构筑，未来人类有望在社会生产关系彻底调适和社会秩序整体变革的历史过程中获得崭新发展，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束缚和限制。三是引发社会变革，强烈呼唤一种适宜新人类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生产无限扩展日益要求挣脱“资本逻辑”的束缚与“资本文明”的转型，社会权力的不断转移亟待社会秩序重构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变动逐步开辟出社会主义运动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新方向。这预示着，在全球智能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智能化生产方式将显现出更为强劲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将在充分占有现代性和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人類历史、社会文明和人类主体的崭新发展与进步。这种“新型”根本体现在未来人类的各种需要、各项能力、生存条件、存在样态、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思想观念、社会规范等一切方面，都将会因为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深化发展而不断得到重塑，并由此打开人类进步主义的新图景。
其次，智性化生存方式变革引导主体走向本真存在。在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助力下，人类的本质力量和集体智慧正在获得质变性的突破和发展，致使人类生存变得更为“智性”即理性。由智能化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智性化生存方式变革，将从总体上引导人类日益走向更为真实多样的本真存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塑人类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一是极大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伴随智能机器成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全新工具，当代人类获得了改造自然环境甚至重塑地球的巨大力量。通过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未来人类将能够更为清晰准确地预见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克服过往人类在改造自然活动过程中的盲目性，以及不计后果的掠夺性索取方式，从而在不断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建出更加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二是助力人类获得崭新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当代人类在具备改造社会环境尤其是超越物理界限拓展生存时空的强大能力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全新的主体存在场所和存在形式。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革新社会环境、改善人际关系和重塑自我，未来人类将会在不断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实现更为真实全面的发展，以此克服过往社会形式对于人作为完整主体的多样性展现的压抑，从而以更加本真的存在样态和自我表现形式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下去。三是巨大地提升人类的生存意向。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当代人类拥有了同造物主一般操纵自然生命秩序、改造自身生命乃至创造全新生命形式的伟大力量。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技革命，未来人类还将赢得更为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生命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自然生命规律强加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很大程度上把控自己的演化方向和未来命运，即按照自己的主体意愿和理性的生活规划更美好有序地生存繁衍下去，并在其中获得更为优质的生存体验和更加多样的生命可能性。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生存正在快速迈向一个必须依赖先进技术及其不断革新的新阶段，并日益进入到一个全面技术化尤其是数字化和机器化的生存境遇之中。它预示着未来人类与技术和机器的结合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生存状况、生存能力、生存意向、生命体验和生命形式将会变得根本不同。
第三，智慧化生活方式变革无节制放大主体潜能。第二次机器革命作为推动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再一次根本转型的源动力，将日益促使生活方式的智慧化变革，即运用知识和智慧改造生活世界，引领人类走向更为美好的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无节制地放大主体的生命潜能。其对于重塑人类主体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一是助力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全球普及以及智能机器代替人类劳动的深化，正在巨大改善当代人类的生活条件，人类社会日益走向富足，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愈加高效便利和丰富多彩。通过极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不断创造自由时间和无尽地减轻生活负担，未来人类将会有更为充足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光去享受生活、人生以及生命，并由此不断发掘自己的多样潜能，从而不断克服过往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对于自身全面发展的种种限制。二是鼓励人类不断追求多样化的生命意义。社会生活观念正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日益走向多元化。当代人类正在不断卸下曾经束缚自身多样化发展和个性凸显的传统思想包袱，并在日趋宽容的社会氛围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多元表达和行为。通过彻底瓦解传统的社群组织和价值观念，无限提升个体独立生活的能力，积极鼓励新式社会团体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并存，未来人类将更加有条件、有能力和有勇气去追寻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多样化的生命意义。三是赋予人类持续性彰显自我的生命动力。由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双重进步带来的总体生活资料的激增，以及由社会竞争和社会制度双重变革带来的更为公平公正的生活资料的重新配置，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享受到人类整体科技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当代人类越发能够感受到美好生活带来的全新生命意义，从而愈加拥有充足的生命动力去尽情地展示自我个性、追求自我实现和发掘生命潜能，未来人类的生活世界将会变得愈发精彩纷呈。人类解放和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就在于不断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社会生活的一个主导方面就是，人类潜能在技术条件和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过程中多面开花，个人愿望的满足和实现达到历史空前的水平，这预示着未来人类的生活能力、生活样式、生活关系、生活体验、生命追求和生命意义将会变得全然不同。
第四，智识化思维方式变革强化人类的主体意识。第二次机器革命在根本改变当今社会存在的同时，也在引起社会意识尤其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智识化变革，即将知识转化为智慧、转化为人类理性，以此增强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智慧程度。一方面是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机器带来的知识与信息的广泛传递，个体的知识储备、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世人从未像今天这般拥有强大的智识。另一方面是智能机器这一既是客体又是“主体”的全新社会存在的出现，及其所造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混乱，正在不断反向强化人类的主体意识。当今人类的心理结构、认识方式、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等均在日益发生重大的变化，通过实践与认识的相互作用，这些变化又反过来不断促进主体思维乃至主体本身的重新塑造。一是迫使人类反思自身的存在及其意义。人类主体和智能客体之间区别的不断模糊，正在危及到人类千百年来所传承的一切思想理论的立论基础，其造成的社会冲击与时代问题之大，已经远非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所能承受和解决。这意味着未来人类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对于人与机器的定义、对于自我及其意识的认知、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思考，乃至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二是促使人类追问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新的检验标准。人类实践与智能机器行为的日益趋同，正在不断改变人类的实践方式与认识方式，逐步弱化人类感性实践作为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标准，从而在源头上破坏人类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其所造成的认知模式转变与时代思维混乱，亟待我们确立更为明晰的真理标准予以解决。这意味着未来人类对于实践和认识的理解、对于真理的评断，乃至于对整个外在世界的总体认识都将发生重大改变。三是推动人类重估现存的价值体系以及创建出新的主体理论和社会秩序。人作为本源意义上的价值所与者和智能机器作为价值所受者的地位的实质性颠倒，正在从终极意义上威胁到人之为人的本质理念，其造成的价值思维变革和对于人的本质的追问，已经远非任何传统的思想理论所能完全解答。
综上，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在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变当中，一切都有待于我们重新思考和审慎研究。第二次机器革命在将人类带入到更为广阔的主客体关系的同时，也正在把整个人类及其智能人造物纳入到一个全新的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这意味着未来整个社会制度和世界格局都有可能发生深刻变化，未来世界将更加需要全体人类的精诚合作，共同构筑符合“至善”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实现对于自身未来命运的深刻掌握。
四、结语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处理不当将导致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第2版。】作为新科技革命引领的一场以智能机器及其全新应用为标志的新型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引发的社会巨变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将体现为社会形态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彻底转变，并集中反映到人类主体的重新塑造和崭新发展之上。作为现实主体和社会主体，当代人类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然发生重大变革，并有望日益朝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主体迈进。作为历史主体，当代人类在迈入全新历史时代的同时，也面临着愈加错综复杂的历史形势，如何切实解决社会发展进行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何抓住第二次机器革命带来的历史新契机，促成人类历史的质变和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推动“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和完善，正在成为整个人类必须应对的巨大考验。
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全球推进正在驱使整个世界日益迈向一个极度复杂且未来难定的历史新阶段，其全球性的本质意味着它将对所有的国家、经济体、行业和公众产生深刻影响。在不斷要求和推动人类社会做出前所未有的变革的同时，将在更高的意义上将整个人类纳入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既是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提出的伟大理想，也是现实的新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使然。对于世界各国人民而言，我们正在共享第二次机器革命带来的各项便利和机遇，也在共同承受它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与挑战。如何跨越学术、行业和国家的界限开展多方合作，切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和实质性发展，注定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面对的重大主题。唯有通过整个人类的合作互动与共同努力，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未来走向，真正将其引导至有益于全世界所有个体、群体和地区都能良性循环发展的光明大道之上，从而确保人类主体能够和平、安全、和谐地长久存在，并不断借助它来实现自身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6页。】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并没有和整个世界的第一次机器革命齐头并进，因而错过了前几次宝贵的发展机遇，但面对第二次机器革命，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却和西方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各国都意欲抢占科技制高点，以此巩固国家制度和国际地位。在这个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藉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主体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以“中国实践”和“中国智慧”引领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未来发展方向，构建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深化发展，创造全新的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