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其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粮食安全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粮食生产；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0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8-0056-06
粮食是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的，粮食安全也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粮食生产，不仅包含在农业生产之中，而且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因而粮食安全有赖于农业生产的安全。所以，探究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论基础，就必须到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中去寻求答案。
一、马克思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概述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重农学派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农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在农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科学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集中在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中。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实现公式就已经包含了农业居于社会再生产基础地位的思想。恩格斯整理的于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中指出：“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1]他还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这些论述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虽然不是马克思首创，但他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是肯定的，并且对这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马克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重要内容，才使之成为一个著名论点。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魁奈、亚当·斯密，虽然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关系有过或多或少的论述，但他们的论述和结论都不够明确。例如，魁奈在《谷物论》中提出：“问题在于这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1/10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本源，维持着王国其他一切阶级，给所有其他职业以活动力，发展商业，增殖人口，活跃工业，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3]。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4]进一步地，“都市的增设，决不能超过农村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5]对于魁奈、斯密等人的这些论述，马克思把它们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他一切劳动或社会得以独立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马克思这个概括，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中的这一重要内容，就很难成为一个著名论点。倘若我们仅仅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贡献局限于此，那就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无知，而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贡献的肆意抹杀。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高度概括为两大发现。第一个发现，就是“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6]如果马克思对农业经济理论的贡献，仅仅局限于在《资本论》中把重农学派的观点概括为一句名言，那么，恩格斯就不会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规律的发现称为两大发现之第一发现了。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费尔巴哈》一文，在论证食物生产与农业的关系时就曾这样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7]1853年马克思在《政治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8]如果说前面的论述旨在阐明农业，尤其是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成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从产业分工的历史顺序意义上讲的，那么，这后面的一段论述则是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层面上讲的。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告诉世人，无论社会文明程度如何，食物之于人们的自下而上需要和食物生产之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第一个历史前提”，都是第一位的需要，食物的提供都是那个社会的基础之所在。无论最文明的民族还是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都无一例外。这是因为，“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9]。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部巨著中再一次强调，“如果撇开对外贸易(重农学派为了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正确地这样做了，而且应当这样做），那末很明显，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10]。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肯定地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1882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11]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不是仅仅对重农学派的农业是基础的观点做了肯定和概括，而是把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真正发展成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原理；从而使马克思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基础和形成史的开端。
二、继承与捍卫：列宁、斯大林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一）列宁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1906年，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在《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中明确提出了“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论断，[12]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基础上，最先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由于领导俄国革命的需要，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等方面，对农业问题涉及不多。十月革命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列宁在1913～1923年间，把主要精力转入对农业经济特别是粮食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1919年，列宁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俄国，“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13]。“真正的经济基础是粮食储备”[14]。列宁认为，第一，粮食的收集、储备、运输、分配、生产，是社会主义俄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的基础；第二，粮食储备是社会主义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什么说粮食问题是社会主义俄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呢？列宁指出：“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15]。列宁为此做了一个更加形象的比喻说：“这座大厦我们过去不止一次地从屋顶开始来兴建，因而每次都倒塌了。”[16]在《论粮食税》中讲的更清楚，指出：“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去认真思考问题而陷于空谈。”[17]又说，我们有了粮食储备，就能着手恢复国民经济，“没有这种储备，国家政权便会化为乌有”[18]。这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俄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紧接着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破坏以及天灾，使粮食歉收很多，加上俄国富农囤积粮食和战争造成的运输不畅，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及四周的广大地区普遍缺粮，工人、农民挨饿。所以工业、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
1921年，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把发展农业提高到社会主义俄国国际国内政策中首要政策的地位。他说：“目前整个形势提出的基本问题，我们共和国国内外政策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全部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的问题”。“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无论如何要认真地、切实地立刻改进和发展农业”[19]。列宁把发展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放在发展国民经济和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他的“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即他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俄国的具体体现。
列宁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既是列宁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经济思想的产物，更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的实践产物。当时的俄国，经历了4年国际战争和3年的国内战争，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俄国面临着如何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来的问题。所以当时列宁所考虑的农业经济问题，主要是狭义的农业——粮食。对于粮食问题，也主要是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的粮食问题，而对粮食问题的根本——生产问题的论述则明显不足。
列宁的“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它开启了社会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先河。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工作中，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处理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这是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虽然列宁对粮食基础地位的论述是从巩固新生政权的角度讲的，也没有使用“粮食安全”这样的字眼，但主旨所在却是直指粮食安全的本质。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就是社会主义粮食安全理论的雏形。
（二）斯大林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由于列宁领导俄国的经济发展时间很有限，更加之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未能更深入地回答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斯大林独立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28年，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的粮食安全理论和实践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斯大林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1928年，他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左倾》一文中，论述苏联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指出：“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20]。从这里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中的农业，比列宁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中的农业，实际含义要宽。如果说在列宁那里，农业还主要是指粮食生产的话，那么，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农业，虽然首先是指粮食生产，但它的实际含义是包括整个农业生产在内的。毫无疑问，斯大林把列宁的社会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斯大林第一次较为明确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为何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他认为，在苏联，农业之所以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须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21]如果不使农业跟上工业，工业就不能向前推进。因为“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础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22]斯大林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这种论证，是对列宁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丰富和充实。因为斯大林不仅说明了不解决粮食生产的发展问题，就不能使工业发展，而且还从工业的原料供应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出口贸易的物资后备来源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不能发展工业。而列宁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论证，只局限于粮食问题的解决与否对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影响等。
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粮食生产是农业基础的理论。1930年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谷物问题是农业系统中的基本环节，是解决农业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可见解决谷物问题是解决农业的其他许多问题的首要任务”[23]。斯大林的这段论述，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的食物生产是农业基础的理论：第一，马克思只是说食物生产是农业中生产工业原料的那部分农业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谷物生产不仅是农业中生产工业原料的那部分农业的钥匙或基础，而且是畜牧业等其他一切农业的钥匙或基础；第二，把谷物或粮食的生产提到了农业中各种生产的首要地位。在这里，虽然斯大林同志没有直言粮食安全，但是，他已经认识到，谷物的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首要地位。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对在列宁时代已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粮食安全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三、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早在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开篇就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24]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25]其实，这里的“发展经济”主要就是指粮食生产。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曾更明确地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并且强调，“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26]。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吃饭问题是最大的经济问题，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必须始终摆在第一位的问题。
1．毛泽东比斯大林更为系统地论证了农业为何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问题。1957年1月27日，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27]这是因为：第一，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5亿人口就稳定了。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第四，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第五，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28]农业是国民经济积累的重要来源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发明。同年9月19日，他在《关于整风、两类矛盾等问题的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要改变一下，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29]。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明确地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56年10月26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朱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词》中指出:“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度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30]。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把列宁关于粮食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和斯大林关于农业是工业的基础的理论发展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论。这也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走向成熟和基本形成的一个标志。
3．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鲜明地体现农业基础地位理论要求的方针政策：第一，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它是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提出的。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高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一方针的宗旨是，把农业放在首位，一方面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的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另一方面能够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从远离农业的地方回到农业这个基础上来，并且不要再脱离这个基础而片面发展。第二，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这一方针，最早是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我看来，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以农、轻、重为序是对过去的以重、轻、农为序的颠倒，其目的和意义在于，把过去那种脱离农业基础而片面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发展重工业。可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就是要在计划工作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计划的首位。第三，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这一方针之基础在于粮食生产是根本，因而是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具体体现。因为只有实行这一方针，才能较好地发挥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基础作用。这是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要求在农业生产结构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粮食基础论在农业生产结构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粮食安全思想的中国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又借鉴了苏联东欧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理论继承者的误读与不足：进一步的思考
虽然由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因此他没有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作更多的展开论述。但马克思的论述,正确地反映了农业内部及其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之基础"的社会经济本质。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粮食安全”的字眼，但我们仍不能否认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就是指导我们今天的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尽管列宁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这一理论，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从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更是粮食安全理论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斯大林在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斯大林的政策主张和推行手段则是值得商榷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足取的。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内围绕着“工业化模式”再次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当时居于主流的看法认为，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并非暂时的权宜之计，必须长期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而新经济政策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1928年斯大林全面掌握苏联政权后，迅速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以强制性的暴力手段推行他的农业集体化和粮食义务交售制。斯大林所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核心思想——农业只是工业的基础。因为在斯大林那里，“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31]，而农业只是对工业才是基础，粮食生产则只限于为工业生产提供生活资料和原材料。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32]。他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业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33]毛泽东同志讥讽道：“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34]为此，毛泽东同志告戒全党：“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35]“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36]正确看待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后做好中国的粮食安全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我们也不能回避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与实践上的徘徊和背离的事实。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以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总结了我国“一五”时期的得失。首先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这是个有新意的指导方针。如果坚持下去，中国经济会健康发展的。然而，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抛弃了他自己提出并在全党达成共识的正确方针而走了一条相反的路。这几乎是我国党的文献和学术理论界一致认同的观点。
然而，在我看来，《论十大关系》应是毛泽东同志农业经济思想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确实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尊重农民利益而重视农业，并将其摆于第一位的位置。而在此之后，毛泽东同志也是言行一致的。只要我们认真体悟，就会感受到《论十大关系》字里行间和前后逻辑中所暗含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37]发展农业，就是为了保证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那么，如何保证这样一个既定方针的实现呢？
第一，决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38]
第二，虽然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但是，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39]。因为，适当加重对农业的投资比例，“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40]。
第三，从长远观点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第四，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我们采取的也是剪刀差的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挫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1954年就征了过头粮，多达70亿斤，闹得“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41]。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42]。
概而言之，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农业是把农业当作重工业的基础来重视的，把发展农业当作发展重工业的手段了。所以，才有理论上讲的，是以农—轻—重为序；而实际上做的，则是以重—轻—农为序。这一点，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毛泽东同志在农业指导上的失误，还在于他过分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提出要“以粮为纲”，片面地把农业生产视为粮食生产，从而使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民收入偏低。实践已经证明，“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增收，农业内部结构一定要合理，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孤立地抓粮食生产，会损伤粮农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经济作物的发展，对粮食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是不容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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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