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困境与超越

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可能的转型路径提出一个构想。本文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低成本”发展；而未来可能的战略目标和路径是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转向增权型发展模式。

“低成本发展”不是一个新名词，它常常被用于企业发展战略，指企业在既定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如何做到生产要素投入的最小化。但本文所用的“低成本发展模式”与此不同，它是一个更为宏观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本文所说的“低成本发展”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资本或企业在没有技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谋取利润，削减企业的义务性必要成本(即法律和规范所规定的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而应该支付的必要成本，包括对劳工、消费者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目标或GDP指标，不但默认企业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而且也削减自身所应承担的、在供给社会福利等公共品上的义务性必要成本(如降低在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公共品供给上的财政投入比例，卸载政府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城市圈地运动中压低征地补偿或拆迁补偿标准，以低成本获取城市各种建设项目所需的土地或空间资源)。

从组织(企业、政府)义务(或责任)的角度看，过去30年来中国所奉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可概括为“低成本发展”。它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这里所说的“低成本”，是就企业或政府来说的，而不是就整个社会来说的。它们是企业或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支付，但事实上被削减了义务性必要成本而形成的低成本。事实上，企业和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在其义务上的“低成本”投入)，导致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代价”(这一点留待后面讨论)。很显然，“低成本发展”不能理解为“高效益发展”。

秦晖曾经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概括为“低人权成本”，或“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发展模式。本文不准备使用“低人权成本”的概念，理由是：“人权”概念具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色彩，使用这样的概念容易把问题引导到价值与道德争议上去，而本文无意于此。

与秦晖不同，也有学者把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低成本、高投入、外向型”。例如，唐晓平把低成本理解为劳动力的低成本，并认为这一模式导致技术更新缓慢、内需不足、人力资本缺乏积累。但唐文所说的“低成本”过于狭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低成本不仅体现在劳动力的低成本，而且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低成本。笔者也曾论述过“低成本发展战略”，论述的集中点在低工资成本方面，其他方面的低成本(低福利、低征地补偿成本等)虽有触及，但着墨不够。黄立志集中分析了中国经济中的低工资发展模式及其成因，包括劳动力稀缺度不如其他生产要素、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外向型的经济定位、劳工群体的弱势等。同样，他没有考虑到除低工资以外其他方面的低成本问题。俞宪忠也对以低劳力成本、资源价格失灵和免费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质疑。他的文章已触及除低劳力成本以外的其他一些内容(如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等)。吴敬琏提出，以往的发展模式靠的是高投入、高资源消耗，技术进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小，效率低下，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来鼓励技术创新，走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的发展模式。吴敬琏所批评的高投入与资源高消耗正是低成本发展模式(劳力、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的低成本)另外一面的体现。魏杰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的是传统成本优势(劳动力、土地等便宜)，但是，自2004年之后，我国显然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土地、能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迅速上涨，人民币也在升值，我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步丧失。今后新的竞争优势的获得主要靠两个转变：第一，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第二，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即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如企业通过节约、规模经济、管理创新等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从而在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

总的来说，以往的文献或多或少触及了低成本发展模式的内容，但并不系统，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升。本文意在提出并论述“低成本发展模式”概念，并以它为主线来概括和勾勒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脉络。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不是有关中国发展(或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模式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很多)，而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组织以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的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来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梳理和解释。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低成本发展模式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这种发展模式遇到什么困境?如何超越这种发展模式?与这些问题相对应，本文将从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困境以及超越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

低成本发展模式的雏形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它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所奠定的发展战略。建国初期，国家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行该战略，面临资金和资源不足的困难，因此，需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工业的发展上去，这就必然挤占轻工业和农业所需的资金和资源，即挤占消费品产业的发展。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抑制消费的不可避免性：

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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