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与中国的现代化
【摘要】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国情不同而各具特色，其中起决定性制约作用的是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这三个关键变量。大国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大国关系的主轴则是竞争而非合作或“搭便车”。提高大国的竞争力， 意味着形成一个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且高度自主的地缘战略目标，维持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和财政汲取能力，并且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支撑国家的资源调控能力而打造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社会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经历了根本性变革，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重新界定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的地缘战略，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汲取和政治认同机制，将形塑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大国竞争 地缘战略 财政能力 政治认同 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0.005
大国竞争的支点：地缘、财政、认同
所谓大国，不仅是指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远远超过普通国家的大型或超大型政治体，更主要是指在经济、财政和军事上有强大竞争力，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Great Power）；
它们能够在大国竞争中，形成自己所主导的国家体系、地区秩序乃至世界秩序，并且利用这些体系和秩序来强化本国的竞争优势与战略利益。
关于大国的兴衰及其背后的动因，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的研究影响较大，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他探讨了欧美、中、日、俄等国发展的历史轨迹。[1]此外，历史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聚焦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作了中歐之间的比较研究[2]。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着眼美国以及欧亚大陆各大国的发展历程，在该书修订版的最后一章还专门讨论了中国。[3]这三本著述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历史研究，时间跨度很大，视野开阔，和经济学家从经济角度探讨国家兴衰的诠释架构完全不同。这几本书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大国的竞争靠军事，军事实力靠财政，财政实力靠经济。具体而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在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要看它有多强的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的强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自己的财政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而财政实力的大小，最终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现有的或潜在的经济资源，把经济资源转换为财政实力。总之，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三种资源，即军事资源、财政资源和经济资源。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过程，实际上是这三种资源的培育和转化过程。
就方法论而言，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驱动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战略目标，二是形塑大国竞争能力的财政和军事资源。推而广之，有些研究也关注与上述因素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财政和战争所造就的国家机器形态。[4]相对而言，学者对于政治认同如何影响国家形成和大国竞争的问题，关注不多。人的因素在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往往可有可无。与此相反，中国的写史传统向来以人为中心；
人心向背成为理解朝代兴衰的关键。因此，本文区别于以往的大国政治研究的地方在于，本文的诠释架构除了地缘战略和财政军事资源两个维度之外，还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政治认同。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三者共同影响着大国竞争能力的提升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地缘战略。一个国家在制定地缘战略的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基本的选项。对于大国来说，其终极目标是建立本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或主导地位，形成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使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中小国家而言，最佳选项是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寻找最有利于己的自我定位，依赖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的保护，成为其主导秩序的“搭便车”者。其中少数国家，因为对于大国而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成为受其青睐的附庸或保护对象，不仅可以获得大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而且在经济上依靠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能够完成产业升级和技术转型；
而在政治上为回应来自大国的压力和内部的要求，也能完成民主化转型，从而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是，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来说，多数的中小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战略价值，他们难以得到“搭便车”的机会，反而会沦为大国所主宰的国际秩序的牺牲品，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下源源不断地向大国输血，沦为原料供应国和制成品市场，本土制造业陷入发展困境。还有一些人口和经济总量居于中等规模的国家，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他们既无法搭上大国的便车，也不愿沦为大国的附庸，而是坚持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它们往往自我抱团，形成区域性的经济贸易体系；
同时也通过加入各种全球性的贸易和金融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大多数本土企业无力与主导该国经济各行业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始终难以得到根本提升，人均国民收入在达到中等水平后很难再上一个台阶，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5]
财政构造。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生存和胜出，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而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国家的财政能力。财政能力本身又能进一步转化为国家的军事实力。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决定了其财政规模，而财政规模又进一步决定了该国的军事竞争力。从经济资源到财政资源，再到军事资源，有一个逐层转化的过程。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地缘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或形成有利于己的定位，不仅要看其经济规模的大小，而且要看其经济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财政资源，而财政资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军事能力。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一，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资源。只有总体经济规模中可以被汲取的部分（也就是满足了个人的消费需求或整个人口的自我再生产需求之后的剩余部分），才能构成可转化为财政和军事实力的经济资源。不同经济形态的经济资源转化率或汲取率是不同的。转化率最低的是传统农业，其劳动生产率低，生产产品的大部分用于生产者的自我消费和延续。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快速发展，其劳动生产率比传统的手工劳动提高数倍甚至数十倍，资源转换率也大幅提升。资源转换能力最强的是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其能够有效利用先进生产技术、形成了行业内部的完整产业链、占据了重大产业部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
上游产业链中高新技术垄断所带来的利润，远远高于中低端产业，也构成了政府最丰厚的税源。其二，一个国家财政规模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可供抽取的实体经济资源（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规模，还取决于该国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其重要性在信贷发达的国家并不亚于实体经济本身。信贷可以在政府的财政能力提升中发挥杠杆作用。通过扩大货币流通，发行政府债券，或者直接向银行借贷，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会成倍增长。但是扩张后的信贷能力必须用于与生产相关的经济过程才会产生积极作用；
信贷能力最终还是要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否则将会带来虚拟经济的膨胀和财政能力的泡沫化。
政治认同。所谓政治认同，就是聚合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群体，协调各方的利益和能力，使他们在资源的动员和转换途径以及国家战略目标上，达成共识。从本质上看，认同问题实际就是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之间能够达成妥协、结成联盟，就会成为资源转换和战略实现过程的润滑剂、推进器，否则就会阻碍资源的动员，降低资源转换的效率，削弱国家竞争能力，乃至使地缘政治战略走向失败。在现代社会中，打造政治认同的基本途径有以下几种。第一，通过竞争形成共识，所注重的是竞争程序的公平。通过自由表达和公开竞争，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之间，就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目标展开博弈，最终以全民或其代表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博弈结果。第二，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所体现的是卷入政治过程的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实力。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别之间，透过私人关系或其他非正式渠道，就各自的诉求进行讨价还价，权衡双方的强项和弱项，以及各种选项的利弊得失，最终各有所取，各有所让，达成妥协。第三，借助政治领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吸引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成社会共识。第四，在程序化竞争、非正式协商机制以及领袖个人魅力皆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各群体或各利益集团之间无法以和平手段达成共识，最终只能通过使用暴力等强制手段解决争端。
因此，地缘战略、财政构造、政治认同，三者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6]地缘战略的形成受制于外部环境。是否存在外来威胁或援助，以及这种威胁或援助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该国的对外地缘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国内的发展路径。但是，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归根到底是由本国的财政和军事实力所决定的，而能否顺利实现和巩固其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政治认同，协调各方的利益，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目标的认可度。地缘、财政、認同，三者紧密相关，对塑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形成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皆有重要影响。
大国的竞争能力，同样受制于这三个要素，但有其自身特点。第一，大国不能像中小国家那样，通过搭另一个大国的便车，长期依靠其财政、经济和技术援助，乃至接受其军事霸权的保护。大国之间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暂时的合作或盟国关系。但这种合作或结盟是有条件的，一旦彼此之间失去了共同的利益空间，就会从合作走向对抗竞争。竞争而非合作，是大国地缘环境的重要特征。提高国家竞争能力、建立竞争优势，既是大国实现现代化的保障，也是大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第二，由于大国不能像中小国家那样依附于另一个大国，加之大国之间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那么大国提升国力的最根本途径，只能是形成自主的、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尤其是这一体系的关键部门和核心技术必须扎根本土，从而形成不依赖外部的自我持续能力。换言之，中小国家可以有选择地侧重于发展最能发挥其资源禀赋的优势产业，而大国却不能被所谓“比较优势”的套路所迷惑和束缚，必须自始至终地坚持多层次的工业化战略。相较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部门，对于提升大国的生存能力及竞争力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第三，大国的兴盛之所以异常艰难，不仅缘于竞争是大国关系的主轴及形成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是其增强竞争力的根本路径，而且由于大国必须在政治认同方面形成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和战略目标的话语体系及利益协调体系，而不能照搬或仿效其竞争对手的理念和制度。在其竞争力足以与对手抗衡之前，经济和技术上落后的大国总体上倾向于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把国家的战略利益置于个人或私人利益之上。就意识形态而言，为了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政府的威权通常总是优先于个人或私人的权利，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也优先于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但是，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并且在全球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方面，对于落后国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示范性。源自美国并且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现代化理论，在冷战时期流行于非西方国家，便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如何在话语霸权缺失的条件下，打造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和利益调控机制，是崛起中大国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地缘、财政、认同这三个关键变量不仅决定了大国的竞争能力和兴衰轨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与本国的现代化水平紧密相关，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但两者又存在一定区别。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解释，现代化涵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各项具体指标。[7]对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指标固然是衡量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程度的主要尺度，但它们顶多只能体现现代化的“共性”或“普遍性”，而不能揭示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个性”或“特殊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在其所处的特定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推进和展开的。现代化研究如果不结合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只会沦为理论模式的机械套用或者简单化的推论。因此，探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除了要考察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这些基本过程之外，更要关注对这些过程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它们三足鼎立，共同决定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的转型路径和国家竞争力的强弱。
改革开放前30年：应该用什么尺度来衡量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几个主要文明之一。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的主轴。尤其是到帝制时代的晚期，也就是明清两朝，就其疆域、人口、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大国。维护自身的地缘安全，始终是明清两朝的最高战略目标。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经历了历时一个世纪的艰难转型过程。地缘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原先在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一度沦为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的国度。但是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从同光中兴、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地缘战略、财政军事能力以及政治认同形态，均发生了根本转型，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从而为中国重新回到大国政治的舞台，并且在竞争中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要理解1949年以后的中国如何在大国竞争中形成自己的发展战略，使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实力与自身的大国地位相称，同样必须综合分析地缘、财政、认同这三个制约因素。
折冲于美苏之间的地缘战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形成有利于己的战略定位。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阵营走向长期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首先实行“一边倒”的政策，选择加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获得了苏联在国防安全方面的承诺。此外，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中国还获得了来自苏联以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财政、设备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对于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中国自近代以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决定了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处理新中国与他国或其他政党的关系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朝鲜战争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于任何威胁国家利益和国防安全的外来方案都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中苏之间不可避免地从结盟走向相互猜忌、疏远，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20世纪70年代发生军事冲突和对抗。[8]
上述地緣战略对中国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首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重要一员，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可能倒向另一边，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虽然自20世纪60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通过有限的途径从日本和西欧引进了部分所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中国不可能全面融入、也不被容许融入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更不可能像起步阶段的“四小龙”那样，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事实上，中国不仅不会加入或依附于美国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甚至也不愿加入苏联所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自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启动之初，中国便确立了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目标，并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对支撑这一工业体系起到核心作用的重工业各部门。
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便具有资本密集的特征。个别经济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即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与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不相适应，并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也应该如同“四小龙”那样，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详见后文）。这样的论断是孤立和片面的，脱离了1949年以后中国地缘政治的历史实际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追求的战略目标。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不可能走“四小龙”的道路，这不仅由于美国所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会接受中国，中国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地缘战略也不允许其将自身的发展寄托于其他大国所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仿效“四小龙”的增长战略，推进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全面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中国而言一开始便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可能片面地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而必须着眼长远，建立一个完整的、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大国博弈中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零和转移的财政构造。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地缘战略目标，需要有充足的财力作为支撑。在缺少外来投资，同时本国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自身积累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两个途径来满足工业化的资金需求。第一，转移农业经济剩余，即尽最大可能抽取和转移超出维持农业人口基本生计需求的农产品，用以满足工业化所需的原料以及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所需的物质资料，并且主要靠农产品和原料的出口换取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第二，压缩城市人口的消费，使其工资收入主要用以满足基本生计需求，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奢侈性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经济的外向型扩张并且以金融杠杆为辅助，实现快于经济增长的财政增收。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财政构造的最大特征，是通过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资源的零和转移，实现与国民经济增长大体同步的财政能力的提升。虽然财政收入的增加最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国家财政的最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地缘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非国民经济规模的简单扩张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个部门和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仅是满足不同用途的产品，而非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这些产品虽然也有价格，也需要通过计价的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但价格并不是由市场按照供需关系来决定的，不具备充分的商品属性。工农业各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主要用以推动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和满足民众的生计所需，而不是为生产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服务。虽然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所有企业都会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核算，但是企业所产生的净值或者利润必须全部上缴中央。换言之，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不存在、也不容许企业层面或私人层面的“理性抉择”或利润最大化行为，甚至也不允许部门层面或地区层面的理性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汲取可以用于工业化建设的各种经济资源，国家用行政命令和调拨计划等手段，进行产品的生产和再分配。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如果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核算或理性抉择的话，那么，它仅存在于国家层面。这种核算通常是通过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来体现的，但无论是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还是人均总产值，都不是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或衡量手段。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的宏观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自我持续能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增强整个国家的生存机会和竞争能力。国家理性优先于企业理性和个人理性，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和财政的重要特征。
国家理性优先条件下的政治认同。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基本不存在真正的市场机制和国家之外的理性抉择，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和劳动管理变得十分微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允许企业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并且要求每个企业将自己获得的利润全部上缴的条件下，如何维持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与此同时，在企业职工缺乏自主择业和跳槽的机会、且其工资水平长期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保持必要的劳动效率？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如何协调各部门、各企业以及每个职工的利益，并处理好各个层级的认同问题，形成一个能动员各方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就具体的生产计划、原料调拨和产品分配问题，政府计划部门一直在进行不同方案的试验、调整，总体思路是在中央放权与收权之间进行尝试。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调整的总趋势是向各级地方和企业放权，方向是在确保完成中央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精神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因而同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差甚远。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管理的主要特征是，在充分保障其生计安全的前提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和精神奖励激发职工生产积极性；
把培养工人对单位和集体的认同放在第一位。普通劳动者的“理性抉择”是精神奖励与物质报酬的结合，是单位内部个人利益与集体认同的结合。这与苏联的劳动管理方式，即在劳动力短缺和工人可以自由跳槽的条件下，主要靠物质刺激和严格的等级制度来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方式显著不同。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中央计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职工精神激励与生计保障相结合的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这一时期的劳动管理模式，不能用皮埃尔·布迪厄所批评的“经济主义”思路（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纯粹的物质利益的得失算计）来解读和评断。[9]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的宏观发展战略和微观管理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有两大学派流行于国内经济学界，一派自称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中国的传人，只相信市场、法治和私有产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企业家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
[10]另一派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推崇所谓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本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出发，发挥其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产业政策；
总体上都应该从发展劳动密集的低端产业入手，再逐步从低端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高端产业。[11]不难想象，这两大主流学派对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都持否定态度。奥地利学派自不必说，他们认为实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意味着剥夺“个人自由”，等同于所谓“通往奴役之路”。新结构经济学者也认为，中国从20世紀50年代开始所追求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
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其主要论据是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不到200美元左右，故而认为当时的中国处在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甚至不如非洲最贫穷的国家。[12]
诚然，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相对于工业化已经得到较大发展的“四小龙”，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处于较低的水平。原因在于前文提及的转移农业经济剩余和压缩城市人口消费两大财政汲取主渠道，在确保最大程度地汲取经济资源用于工业化的基础建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生活水准的提升。就宏观经济战略而言，仅仅在收权与放权之间寻求最优方案，有时并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放权之后一些地方企业的盲目上马、无序生产和画地为牢的市场限制，导致资源的浪费；
而一些管理体制的过度集权和各种经济计划本身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同样会削弱基层的经济活力。但是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发展，也要看到被奥地利学派和新结构经济学派刻意忽略的几个最基本事实。首先，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工业门类基本齐全、可自我持续、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其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农田改造和水利建设，耕种方式也朝着使用良种、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所谓“绿色革命”的方向稳步迈进。[13]再者，小学和初中教育在所有城市与大部分农村地区得到普及，国民教育水平稳步提高。最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乡村医生队伍的扩大，农村基层的合作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反映国民生活质量的最重要指数，即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40岁左右，上升到1980年的64岁，超过所有低收入国家，甚至也超过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14]上述成就，使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种只关注后来经过调整的官方汇率所体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忽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对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性进步视而不见的研究，恐怕不仅仅是因其方法论有缺失或者视角有偏差的问题。
总之，对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观察和研究，须以一种历史的、全面的视角加以评估，不宜简单地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内部）用来识别各经济体发展路径和经济增长水平的两个简单尺度（即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以及人均GDP水平高低）来加以衡量。
中国奇迹何以可能：改革开放的动因与轨迹
地缘格局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契机。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发展战略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外部环境的改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充分利用美苏之间的对抗，加速本国发展。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走向缓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结成合作关系，进而形成了中、美、日、西欧“一条线”的外交布局，为改革开放并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铺平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缓和了两国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1991年底，苏联解体，来自北方邻国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进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有利的时期。其次，另一个外部环境改善的表现是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周边的“四小龙”已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亟需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其他地区。而中国内地由于与其地理位置邻近，又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成为“四小龙”低端产业外移的理想之地。
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极大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路径。首先，外来压力的大幅减轻致使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调整，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再是国家的投资重点。大量军工企业实行“军转民”，并且下马了一批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的军事和民用科研项目。最直观的表征是中国的国防支出急剧下降，从1979年的近222.64亿元，下降到1981年的167.97亿元，此后一直到1988年，均没有突破1979年的水平，[15]这在和平年代极为罕见。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投资少、见效快、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低端制造业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内地基本上借鉴了“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也就是以沿海地区的一系列经济特区为先导，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各行各业加快发展步伐，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以及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在此过程中，国内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收入水平快速上升；
中国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商品出口结构，也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的转型。而这一切改变的发生，都是以中国的地缘格局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为前提的。
提高财政能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初动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根本转型，即从原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型背后的驱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源自内部，主要体现为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问题以及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机制问题，而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促发因素。在改革开放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税款；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新项目不断上马，企业上缴的利润和各项工商业税收也逐年增加。1979年以后，尽管国防开支大幅下降，但中央的财政支出总额急剧上升，主要是由于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大幅增加，其中包括用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城市职工的工资收入等。1979年以后财政支出的快速增加改变了原来收支大体平衡、甚至略有盈余的状态，出现了一定的财政亏空。1979年出现亏空达135.41亿元（收入为1146.38亿元，开支达1281.79亿元）。[1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迈开改革的第一步，即扩大企业自主权。具体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利润留成的政策，即上缴利润包干、超额分成，改变原来企业净收入全部上缴的做法。这一改革措施为企业追求更高利润提供了动力，但每家企业的利润分成比例各不相同，这不仅易使企业与国家之间讨价还价，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企业“负盈不负亏”，不同利润率的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因此并不能产生持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效果。中央财政收入在1980年和1981年短暂好转之后，再度出现了亏空，而且亏空逐年扩大。因此，从1983年开始，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行“利改税”，将原来的利润分成改变为征收所得税，并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改革措施同样只带来短暂的收效，不久就凸显出“鞭打快牛”的弊端，即企业的利润率越高，税收负担也越重，导致企业失去盈利的积极性，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连续22个月的利润下降趋势。[17]国家财政亏空也因此加大，从1985年的略有盈余，到1986年亏空82.9亿元，1988年亏空133.97亿元，1989年亏空158.88亿元。[18]为了缓解财政困难，中央于1987年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推广经营承包责任制，以财政大包干的形式，激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但依然无法解决“负盈不负亏”的问题。中央财政收入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水涨船高，在全国各级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到1992年只占28.1%。[19]
正是在既有改革思路难以取得显著成效的状态下，中国的财政和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几步，从而形塑了随后几十年中国的财政能力、经济增长路径乃至每个国民的命运。其一是在1993年推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税制，终结了过去中央与各地为了地方财政大包干而一对一谈判的做法。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归中央，增值税的75%归中央、25%归地方；
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归地方。中央财政自此有了制度保障，收入水平直线上升，从1992年仅仅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39%上升至1994年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26%，此后基本保持超过地方财政的水平。其二是與分税制相配套的、触及国有企业根本问题的产权制度改革。为了彻底改善国有企业在经营承包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负债占比上升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中央对所有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重点扶持1000户大型国有企业，使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而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则容许兼并、拍卖、出售或者破产，从1998年到2001年，整个过程历时三年基本完成。中国工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就企业数量和职工总数而言，民营企业已经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城市经济的主体。其三是在1994年推动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革，以取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住房实物分配。一方面，这一政策与分税制相结合，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继乡镇企业及外资外贸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越来越依靠土地拍卖和出让，形成所谓土地财政；
但与此同时，强大的财政能力使地方政府推动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能，进而极大地改变了各地城市的面貌。
广泛的社会共识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张，促使中国产品席卷全球市场；
政府财政能力的剧增，推动全国各地的城市面貌和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住房的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居民个人资产的快速增长。但中国的奇迹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在经济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中国还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维持总体稳定，关键在于改革措施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能从改革中获益，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拥护改革的广泛共识。最先从中获益的是亿万农民，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产量迅速增加，解决了温饱问题，亿万农民继而涌入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或者加入民工大潮、或者自行创业，拓宽收入渠道，走上了致富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奖金发放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收入的提高，也给城市职工带来实惠。但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在下海经商大潮和国有企业自主经营以及改制过程中涌现出的一大批企业家。国有企业职工虽然在改制中丢失了“铁饭碗”，但随后实施的再就业工程以及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解决了绝大多数下岗工人的生计问题。而住房制度的改革，则使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成为商品房的拥有者，并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个人资产的增长而加入城市中产阶级的行列。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使大规模城市建设成为可能，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总之，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很多亟待改善的问题，诸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环境污染问题的加重，贪污腐败现象频发，等等，均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也构成了近一二十年来政府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但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无疑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最为稳健、国力增长最快、国民生活质量改善最为显著的时期。而地缘格局的改变、财政能力的提高和支持改革的广泛社会共识，则共同构成了中国奇迹的最有力支撑。
历史与启示：大国竞争条件下的现代化道路
大国竞争的战略机遇。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保持疆域完整，并在原有疆域的基础上建立和捍卫一个全新的主权国家，是中国国家地缘战略的最高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自然需要经济、财政和军事实力的支撑。但准确判断地缘政治形势，把握时机、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机遇，对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也至关紧要。在近三百年的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大致经历了五次这样的机遇期。抓住这些机遇，对中国建立和维持大国地位并获取竞争优势，起到关键作用。这五次机遇依次如下。
（1）1740年代中后期，准噶尔汗国相继发生瘟疫和争夺汗位的内斗。汗国内部举足轻重的上层人物阿睦尔撒纳投奔清朝，在阿睦尔撒纳的建议和引导之下，1755～1757年，乾隆派兵大举西征，历时三年，彻底消灭了准噶尔汗国，消除了自康熙以来近70年间清朝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使清朝的疆域实现了对所有边疆地区的全覆盖；
东北的满洲，北部的内外蒙古，西部的新疆，西南部的西藏，连成一片、不留缺口，为京师和内地的安全构建了坚固的屏障，自此形成了清朝对周边所有邻国的强势地位，边患基本消除，在随后近一个世纪基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外来威胁。
（2）19世纪70至80年代，来自英法等欧洲传统大国的直接威胁逐步消退，而来自日本的严峻挑战尚未到来。晚清统治精英，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所谓中兴名臣，抓住这个难得的窗口期，发起“洋务运动”。清朝的财政收入结构由此发生转型，财政资源快速扩张，国防实力大幅提升。正是依靠新形成的财政军事实力，清廷大举西征，成功收复被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势力霸占多年的新疆大部分地区，继而向俄国提出收回伊犁，构成“同光中兴”的最大亮点。晚清时期，中国虽然屡遭外患，但大体上能够维系陆地边疆的基本完整，避免了国土走向四分五裂的局面。
（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构成最严重地缘威胁的，始终是日本和俄国。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大正民主”时代的日本放缓了侵略中国的脚步。与此同时，成立不久并处在孤立状态的苏俄政权，急需改善对华关系。崛起于广州的国民党势力，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以一个对俄友好的政权取代敌视苏维埃的军阀政权，借助苏俄提供的军事财政援助，趁势而起，统一了广东全省，继而挥师北上，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完成北伐，终结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4）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中共中央根据形势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把解放东北放在最优先位置，及时将革命势力的重心，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财政匮乏的西北地区，转移到物力和人力资源充沛的东北三省，从而为打赢内战、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5）20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改善中美关系。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两国联手日本和西欧等国，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加快融入世界經济体系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还抓住“四小龙”产业升级、亟需将低端制造业向外部转移的机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众多、劳动力供给充足且价格低廉的中国内地，成为其产业转移的最理想场所。中国产品借助外贸、外资两大渠道，全面涌入全球市场。中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自2010年起，中国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能否抓住机遇、及时调整战略，决策者的全局思维和决断能力至关重要。在上述五个战略窗口期，起关键作用的决策人物，分别是以“十全武功”自居的乾隆帝，“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审时度势，及时形成重大战略决策，在奠定中国疆域格局和大国地位及走向富强的战略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缺乏宏观战略眼光，只着眼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局部利益和一时的得失，则会使决策者在机遇面前犹豫不决，选择退缩或不作为，甚至逆其道而行之。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利用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整体国力的大幅提升的话，那么，从21世纪20至40年代的30年，中国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西方大国而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改变，从过去全面融入由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从现存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秩序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转变为可能颠覆西方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秩序中支配地位的挑战者。阻扰、遏制中国在科技、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崛起，限制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是今后几十年大国竞争的主轴。中国要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应从过去的被动等待战略机遇期，转变为利用不断增长的竞争实力，主动创造机遇，从关键环节着手，实现地缘战略格局的突破，从而牢固建立在东亚地区的区域性竞争优势。而这一地缘战略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则亟待进一步提高经济、财政和军事实力的整体水平，以及在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阶段形成的全新的社会构成和利益格局基础上，打造范围更广和水平更高的政治认同。
大国转型的财政支撑。大国竞争，拼的是各自的财政军事实力。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若干历史节点上抓住机遇，实现特定时期的战略目标，在国与国之间或国内竞争对手之间，建立战略优势，关键在于他们形成了超过对手或者足以遏制竞争对手的财政军事能力。清朝的实力首先体现在其超大规模的经济和人口。虽然清朝的税率并不高，其田赋占土地产出的比率，在同时代世界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但其纳税田亩较为庞大，足以产生能够满足朝廷各项常规国用的财源，并且由于财政收入长期大于财政支出，经过数年积累形成数额庞大的财政盈余，足以支付非常规开销，这是清朝财政能力较强的关键原因。但清朝的财政构造有其弱点，即大而不强。虽然18世纪清朝的财政规模庞大，但这种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税源，并且税率固定不变的财政构造，缺少可扩张性。从嘉庆开始，清朝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断，先后有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间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常年用兵，开销剧增。原先静态的、固定的财政军事构造，已经不足以应付新的挑战。只有从根本上改造其财政构造，才能避免清朝走向衰亡的命运。
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晚清中国呈现历时约30年的“同光中兴”局面，内忧外患一时得以解除，成功维持清朝疆域的基本格局。“同光中兴”的关键，在于晚清政权的财政构造在这几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通过起征厘金、增加关税等措施，中央财政收入在19世纪60至80年代增加了一倍左右，从原来的以田赋为主、缺乏弹性的财政构造，转型为以商业税为主、充满扩张潜能的全新构造，并辅之以新的近代财政杠杆。军队建制也打破了原有的绿营、八旗的兵种限制，走向多样化；
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开始模仿西方，逐渐与世界同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清朝才有能力收复新疆，并在中越边境与法国打成平手甚至占据上风。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又呈现出了一个东方大国蒸蒸日上的气象，并且在引进西方科技、推进国防和教育现代化道路上，走在东亚各国的前列。[20]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颠覆了几十年的“同光中兴”局面。而战败的根本原因，除了军事体制自身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晚清政权在“中兴”的表象中，失去了对潜在外来威胁应有的警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清朝的国防建设趋于停滞，武器装备水平日益落后。总结来看，晚清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战略误判导致国防建设领域财政投入力度的严重不足。
相较之下，孙中山和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之所以能够在广东省异军突起，一路斩关夺隘，不仅因为其获得苏俄的大力援助；
关键在于国民党政权在广东打造了一个高度集中化、制度化的财政体系，使其拥有了远远超出其他竞争对手的庞大财力，为其军事建制的扩大和扫除军阀的北伐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国民革命军在占领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上海之后，又通过联手江浙财阀发行公债等措施，使其财力更上一个台阶。
但是，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治后，虽然挺过了抗战，却在随后的国共内战中走向全面溃败。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军事战略失误、指挥失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财力严重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和非军事开销。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财政上不仅要支撑一个庞大的全国范围的行政体系和文职人员队伍，而且要负担所有嫡系和非嫡系军队的一切开销。作为中央主要财源的关税、盐税、统税，已经无法满足日渐膨胀的开销。国民党的财政政策最终只剩下一个选项，即无限制地印制、发行货币，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军饷不足和物质匮乏，反过来导致军纪涣散、士气低落，战场上连连失利，最终走向失败。
与此呈现鲜明對比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党的七大，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重心从华北、西北战场转移到东北战场，在最终解放整个东北后，控制了当时全国工农业资源最为丰富、军事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三省，不仅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还依托东北三省，在全国各根据地之间逐步形成高度集中、彼此有效协调的财政体系。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性政党已经深深扎根于全国广大乡村，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丰富的制度探索，通过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强大动员力和凝聚力，为战场上的后勤支援提供了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头30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具有自我持续能力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腾飞打下牢固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脱胎换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投入使得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
国防建设和军事能力也随着预算的逐年增加而迈上新台阶。但是到21世纪一二十年代，传统的经济增长思路也将逐渐走到尽头；
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已经逐渐成为过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面临巨大压力。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政府的财政增收也面临瓶颈。财政增收速度的放缓甚至停滞、下降，必然影响国家能力的继续提升。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为提高中国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竞争能力，首先需要突破财政瓶颈。而突破财政瓶颈的主要途径，不应该是像改革开放早期那样通过提高税率或开征新税来增强对现有经济资源的汲取力度，更不应该如同改革开放之前那样通过压缩民众的消费水平将更多资源转移到生产领域。增加政府财力的根本途径，应是把经济做大、做强。应该利用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和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优势，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建立覆盖从下游到中、上游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一个在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高度整合的国内大市场；
虽然其从整体而言是一个国内市场，但因其内部产业链完备、市场规模庞大、生产总值较高，将构成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三足鼎立的世界级市场体系。在这个庞大的、自成体系的市场内部，发展重点应该是技术最复杂、利润率最高、税收贡献最大的上游产品。各部门、各产业的完整产业链以及上游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降低国内高端产品的制造业对外国技术的结构性依赖，减少跨国公司对国内各行业上游产品的设计制造乃至全产业链的控制，避免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流向境外。只有通过健全自主的产业链，完善税收和再分配机制，将流向境外的利润最大程度地转变为政府财源和劳动者收入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才能真正造福全国人民。唯有如此，中国才能避免陷入困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打造高度自主可控的国内产业体系和形成完整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海外市场断链、甚至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只有在具备高端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并牢固占据各产业链上游环节之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市场份额和利润份额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才会从低利润产品的生产国，变成高利润产品的研发制造中心，才能在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和制订过程中拥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并且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国崛起的政治基础。政治认同，也就是人心向背，涉及行动主体对国家战略目标和大政方针的认可，攸关各方利益的满足和协调程度，对形成一个政权的对内治理能力和对外竞争能力，也至关重要。如果说，清朝前期地缘战略的根本调整和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使“康乾盛世”的出现成为可能的话，那么，清朝在处理认同问题上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半期的命运。清代的认同问题，始终是以满汉关系为主轴的。清廷对内地的治理，主要依靠儒家的仁政理念和文化笼络政策，藉此赢得汉人士子的认可和忠诚，总体上妥善处理了满汉关系。然而，反满的潜流始终存在于社会底层，一旦经济上出现问题，影响到民生，官民关系趋于紧张，反满势力就会从潜流变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太平天国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民间反满情绪爆发的结果。而清朝平息太平天国运动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抓住太平天国借用洋教起势的弱点，凝聚坚守本土儒家思想的汉人士绅的向心力，成功依靠汉人士绅自下而上的动员，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并且在新崛起的汉人精英的主持下，迎来历时三十年的“同光中兴”。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兴名臣”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地方资源；
他们对朝廷的态度，也由过去在满族统治者“家天下”理念下的无条件忠诚，变成有条件忠诚。他们可以凭借手中的行政、财政乃至军事资源，与中央讨价还价。最终，当满清贵族以“新政”为借口，试图垄断中央的财权、军权和政权，而因此侵害了汉人精英集团的核心利益时，清朝便也失去了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处理政治认同问题的失败，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反观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投降后的战略格局和各方军事部署，从一开始便不利于国民党政权的发展。从日本投降到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过渡期仅有10个月左右，这使得国民党政权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集中化和制度化的财政体系建设并整合与部署整个军事体系。因此，在匆忙接受日本投降、接管全国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无法支撑全国范围内庞大的军公教体系。而薄弱的财政能力，必将导致军官拖欠军饷、贪腐成风，进而影响到官兵的士气和战斗力。此外，伴随财政破产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使得依靠工薪维持生计的城市平民和精英阶层对国民党政权普遍失去信心。
强大的财政军事能力与政治认同，是维持国家能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两大支柱，二者密不可分。在财政军事能力吃紧时，如果能够妥善处理认同问题，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则可以弥补财政军事能力的不足。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精英阶层只忙于分肥，无视民生问题，忽视加强财政军事能力的制度化建设。随之而来的财政破产，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能力，也使得普通士兵和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任和认同，财政军事与政治认同的双重失败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溃亡。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争取东北”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使其在地缘战略上先胜一筹，从而具备了与国民党政权展开全面对抗的物质基础和财政军事能力，还因为其有效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高度的政治认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提升财政军事能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认同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重要优势。在财政军事能力有待建设和提高的背景下，这种认同优势，对于新中国的财政军事能力建设起到了有效的补充、保障作用。为了增强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政府首先在农村实现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进而组织千百万户农户加入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中国农民在高度认同新政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此外，由于中国人民对国家发展目标的高度认可，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得以顺利开展。总之，20世纪50年代，依托于全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中国成功地建立了具有高度渗透和汲取能力的行政和财政体系。其集中化、制度化程度，不僅超过了清朝和民国的任何时期，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国家建设水平相比也表现出较大优势。高度的政治认同和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这一发展局面。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较高的财政集中度和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在保障国家能力提升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生计所需的获得感。这是绝大多数乡村和城市居民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而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各种运动，在致力于打造政治认同的同时，也使得现实同民众的期盼之间产生了一定差距。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背景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通过试错摸索规律、寻找路径的改革，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转型。除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之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城乡各阶层均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然而，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深入，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共识的凝聚。不过，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推动所有制结构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兴利益集团，并未强大到足以支配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形成过程，各项改革措施仍将稳步推进。近一二十年来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的次第出台，有助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整体收入水平并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展望未来，要维持和增进民众对国家战略目标的信心及方针政策的认同，关键在于推动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突破，增加就业机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努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杜绝“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依然是保持经济增长、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注释
[1]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2]Charles Till，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0.
[3]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4]参见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Routledge， 1989;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Thompson， War and State Making：
The Shaping of the Global Power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Brian Downin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Thomas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 Glete，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Christopher Storrs， ed.，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Essays in Honor of P. G. M. Dickson， Burlington：
Ashgate， 2009。
[5]Richard Doner and Ben Schneider， “The Middle-Income Trap：
Mor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World Politics， 2016， 68（4）; Pierre-Richard Agenor，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 Economics of Middle-Income Trap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7， 31（3）.
[6]对上述三个因素的初步论述，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20页。
[7]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曾经盛极一时，并且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也影响了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周边的东亚地区）的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甚至支配了这些地方的政府决策过程。所谓现代化理论，如果用一种高度概括、简单的方式加以表述的话，那就是认为，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也无论先进与落后，都会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前近代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化，亦即经济从起飞到成熟的整个阶段；
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也就是城市化过程；
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公民意识的形成、个人权利的保障、及其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诉求，也就是民主化过程。
在精神文化领域表现为从相信来世救赎的宗教生活，向世俗的、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的转换，以及从基于个人出身和血缘关系、缺少流动的封闭型社会，向基于个人能力和成就的、高度流动的开放型社会的转变。有关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参见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M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Marion J. Levy J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 v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Gabriel Almond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Alex Inkeles and David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8]参见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9]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12-113， 120-121.
[10]参见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张维迎：《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学术界》，2017年第2期；
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2022年。
[11]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林毅夫、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12]部分学者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参见蔡昉、林毅夫、张晓山、朱玲、吕政：《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或认为，在1978 年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没有达到（参见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经验与挑战》，《企业观察家》，2018年第8期）。实际上，据世界银行统计， 1976年中国人均GNP为410美元，高于当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50美元（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78， p. 77）；
1977年为390美元，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70美元（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7）；
1978年为230美元，高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200美元（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0， p. 111）；
1979年为260美元，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30美元（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1， p. 134）；
1980年为290美元，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60美元（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10）。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历年有所调整，每年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没有疑问的。
[13]参见Joshua Eisenman， Red China"s Green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mmu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14]参见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0；
张震：《19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寿命不均等的变化历程》，《人口研究》，2016年第1期。
[15][16][1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0、104、104～105页。
[17][19]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781、868页。
[20]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第136～140页。
责 编∕包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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