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下译者数字素养研究:内涵、问题与建议*
王华树 刘世界
上海海事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提 要：随着ChatGPT风靡全球,数字技术和人文主义深度融合,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凸显了数字人文的重要时代特征。本文从数字人文视角出发,明确阐释新时代译者数字素养的内涵,深入探讨其主要特征和重要价值,并结合当前翻译教育和语言服务行业中的现实需求,详细分析当前译者数字素养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从政府管理、教育发展、伦理构建和科学研究等多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旨在为译者数字素养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自1950年图灵提出“机器能否思考”的问题已经过去了近73年。目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从单纯的概念变成了切实可用的技术。2022年11月30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 AI发布全新聊天机器人模型ChatGPT,它“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训练数据来模拟人的语言行为,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文本,并根据上下文语境,给出恰当的回答,甚至还能做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帮助用户调试计算机程序,写计算机程序的代码,达到了很强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冯志伟、张灯柯、饶高琦,2023: 23)。这充分体现了深度学习技术在数字人文领域中的应用,掀开了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数字化时代新篇章。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也称人文计算,是“将人文学科知识、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和算法模型等融为一体所形成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胡开宝、黑黟,2020: 5),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数字人文视域下译者利用丰富的语料数据或语言数据,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译者的数字素养是语言行业生产力的基本构成,直接影响到译者个人翻译能力、行业翻译能力和国家翻译能力。然而,译者的数字素养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2021年发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旨在顺应数字人文时代要求,全方位促进教育战略的数字化转型。如果我们对译者数字素养不够重视,数字鸿沟将会继续扩大,翻译工作者将很难适应未来的数字化生存。本文从数字人文视角阐释新时代译者数字素养的内涵,梳理译者数字素养的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1. 概念内涵
在“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概念形成之前,存在诸多如“信息通信技术(ICT)素养”“信息素养”“信息技术素养”“计算机素养”“媒介素养”“媒体素养”“网络素养”等相关概念的表述,这些内容都对数字素养的概念形成与内涵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数字素养是在上述素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当下数字环境下的升华与拓展(王佑镁等,2013: 25),表征着公民在数字社会中“数字化生存”的内在要求。
保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于1997年首次提出“数字素养”的概念,将其界定为能够理解和使用来自多种来源、经由计算机呈现的信息的能力(转引自史安斌、刘长宇,2021: 90)。随着这一概念的出现,国内外研究学者和机构开始深入探索其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关描述有共通之处,也各有侧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Eshet-Alkalai(2004,20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UIS)(2018)、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2021)所提供的定义。Eshet-Alkalai曾于2004年提出一个相对全面、精细化的数字素养概念框架,后于2012年对其进行了修正,提供了一个基于技能(skill-based)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修正后的数字素养应包括图片—视觉数字技能、再生产数字技能、分支数字技能(branching digital skills)、信息数字技能、社会—情感数字技能及实时数字技能等六个方面(Eshet-Alkalai,2012)。这一概念的修正表明了数字素养范畴之广泛,内涵之多元与复杂,是一个不断演进与开放的概念体系。UNESCO UIS(2018)将数字素养界定为通过数字技术安全、合理地获取、管理、理解、整合、交流、 评估和创造信息,以获得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的能力,包括被称为计算机素养、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的各种能力。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21年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 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2021)。这是我国首次在政策文件中对数字素养进行明确、具体的阐述(胡俊平等,2022: 26),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数字素养的多元性和复合性特点,也强调了其过程性、社会性和体现这些复杂特征的能力属性(李正风、王硕,2022: 9-10)。对于数字素养的重视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国际上先后构建出不少公认度较高的数字素养相关框架,如欧盟“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 2.1)”(Carretero, Vourikari &Punie, 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LGF)”(UNESCO UIS, 2018)等,旨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在译者数字素养概念澄清之前,有必要对翻译能力、译者能力、译者素养等紧密相关的概念进行梳理。翻译能力的研究是翻译研究领域中的重点课题之一,学界逐渐形成了翻译能力自然观、要素观、最简观和认知观(李瑞林,2011: 46),目前在学界或业界认可度比较高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能力培养和评估研究小组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PACTE Group, 2003)以及欧洲翻译硕士专家小组提出的欧洲翻译硕士能力框架(EMT Expert Group, 2017,2022)。李瑞林(2011: 48-50)认为以往翻译能力的概念有过度客观化的倾向,忽视了以译者为本的理念和不同译者群体的差异性,应该转向对于译者能力的研究,并明确指出译者素质、译者能力、译者素养三个概念的内涵和支撑条件不尽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层级性和关联性,将译者素养界定为译者素质和译者能力综合发展的结果。这一定义强调了译者素养在译者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成为最高层级的目标。无独有偶,李智、李德凤(2019: 81)在针对口译员的信息技术素养研究中也曾明确区分过素养、能力与技能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素养是在能力之上的更高层面,是个体某些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对于知识、能力与态度的综合与超越。这一点与李瑞林(2011)提出的将译者素养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终极目标指向的观点相吻合。
在前人的研究中,鲜少明确提及译者数字素养这一概念,相关研究多是集中于翻译能力、译者能力或译后编辑能力模型中或独立于此类能力模型之外的工具性、技术性、信息性要素的探讨,如工具能力(PACTE Group, 2003)、技术能力(EMT Expert Group, 2017,2022; Wang &Li, 2022)、译者信息素养或信息行为(Sales, 2008; Pinto &Sales, 2007,2008b; Sales &Pinto, 2011;王少爽,2017; Xiao &Wang, 2019)、译者信息技术素养(李智、李德凤,2019)、译者信息能力(Pinto &Sales, 2008a; Pinto et al, 2014)、译者搜商(王华树、张成智,2018;王华树、刘世界、张成智,2022)等。这类研究内容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交融,存在诸多交叉重合的部分,均属于译者数字素养的范畴。李瑞林(2011: 50)在其提出的译者素养范畴下,将译者数字素养界定为对数字技术与翻译过程的价值关系的内部表征,表现为运用数字技术检索、甄别、归纳、应用、创造和交流信息的自主意识及其实践。然而,随着AI技术的迅速发展,翻译研究和实践经历巨大的变革,翻译对象、翻译主体、翻译模式、翻译环境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王华树、刘世界,2021)。加之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翻译对象的数字化、多元化趋势产生更加复杂的实践关系,翻译数据伦理(王华树、刘世界,2022)、翻译技术伦理(蓝红军,2019;Bowker,2020)等问题不断凸显,译者所需要面临的情况也将更加复杂,这些都推动着译者数字素养内涵的自我革新与完善。
基于此,本文认为译者数字素养是译者个体在数字化环境中借助数字技术高效辅助翻译过程、实现自我价值与追求的能力的集合,这种能力集合包括理解、掌握和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合理处理、分析和判断数据,以及利用多元数字技术持续支撑个人发展的能力。考虑到当前阶段数字技术与译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译者数字素养其他要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提供相关论据时集中探讨译者数字素养中表现较为突出的翻译技术素养,即翻译主体在翻译活动中运用综合性数字技术赋能翻译过程的能力。译者数字素养是数字化时代译者素养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译者在遵循数字技术相关伦理道德的前提下甄别、获取、应用、评估、创新数字技术以进行翻译实践的综合体现,是指导译者在不断变化的翻译实践环境中做出适当决策和行为的能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数字化社会的快速发展,译者数字素养将会动态变化,其内涵将会更加丰富。译者作为翻译实践主体,为了有效参与数字化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具备数字资源的使用和研发能力,既包括对于数字资源的接受能力,也包括对于数字资源的给予能力。
2. 主要特征
互联网、大数据和AI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步构筑出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空间。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译者而言,其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渐趋向数字化。译者数字素养作为译者在数字化生活实践中的重要利器,自身具备诸多特征。根据所处时代背景及译者在数字化环境中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总结出译者数字素养四个典型的特征:
1) 目的性。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体现为合规律性,也体现为目的性(郑士鹏、张静宇,2022: 282)。译者在数字化环境中开展的翻译实践活动,通过与多元主体进行交互,同样具有规律性与目的性。译者借助数字技术手段解决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实现自我价值,或推动语言服务发展,或参与翻译世界改造,在这些过程中都彰显出明确的目的性。
2) 社会性。译者自身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环境,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从个体角度而言,提升数字素养可帮助自我在数字化时代为完成实践活动,为实现自我价值提供脚手架。从译者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公民角度而言,其数字素养与社会的需求和发展密切相关,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根植于社会,而又反哺于社会,提升自我数字素养是在践行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发展目标,是在为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共同奋进。
3) 多元性。译者数字素养是一套涵盖多个层面、多个子系统的素养体系,每个子素养系统又包含译者在数字化时代进行翻译实践的多方面要素,涵盖上述相关能力、技能。数字化环境下,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将会与多元翻译主体和翻译对象进行交互,其范畴也将不断拓展。未来可能会涉及到数字获取、数字交流、数字创建、数字消费、数字安全、数字伦理、数字规范、数字健康等数字素养的多个内涵层面(古天龙,2019)。
4) 动态性。译者数字素养框架具有时代性,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诸多因素影响,其内涵和外延都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从内部层面而言,译者数字素养的提升是一个呈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完善。从外部层面看,国家提出的全民数字素养内涵随时代变迁而动态变化,译者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公民,需要动态更新自身数字素养知识体系,跟上全民数字素养的提升节奏。
3. 重要意义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2021)中明确指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2021)。在此背景下,作为全民数字素养中的组成部分,译者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译者适应数字化生存,对于译者个人、行业,乃至国家层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对于译者而言。数字素养的高低意味着译者能否更好地面对生活和生存方式的数字化,适应数字化生存。重视自身数字素养,不仅可以掌握数字世界的主控权,而且可以高效地跨越数字鸿沟,进一步拓宽翻译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厚度。
2) 对于行业而言。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传统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格局和战略,也在改变语言服务消费者和语言服务企业的社会关系结构。译者作为重要参与主体,其数字素养直接影响数字环境中的翻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水平,对于语言服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3) 对于国家而言。作为全民数字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数字素养是译者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基本能力,是推动国家翻译事业的数字化建设的基石,其素养程度影响着中国路径、中国模式、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等大局。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内容生成(AI Generated Content,AIGC)等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呈现智能性、泛在性和适应性等特征,改变了传统翻译生产模式,带来了翻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新技术的创新性和破坏性也同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译者素养带来巨大挑战。
1. 译者对数字素养的概念认知存在偏误
译者数字素养认知偏误指译者根据当前社会表现的现象或网络信息,依据主观感受对特定事物作出判断,出现判断失误,或者判断本身与判断对象的真实情况不相符的情况。具体表现总结如下:
1) 认知模糊。译者对数字素养相关概念模糊不清,产生技术焦虑、技术恐慌、技术抑郁、技术恐惧、技术替代、技术排斥等负面情绪。以机器翻译为例,由于技术应用主体缺乏有效的技术过程与产品评估能力,对技术产生过度依赖,导致译者的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贬低(胡开宝、王晓莉,2022: 116),这种译者角色的进一步隐身,将影响译者自身乃至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任文,2019: 49);产出的译文同质化严重,译者风格趋于单调化,缺乏创造性和多样性(王华树、刘世界,2022: 15),使得技术应用主体成为机器的附庸。
2) 认知扭曲。译者如长期受到重复、冗余、无用甚至不良信息的影响,会导致其形成错误的技术价值观,难以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最终可能走向唯技术论或形成固化思维。当前一些翻译技术企业为实现某种商业目的,故意夸大事实、以偏概全,进行产品虚假宣传(韩林涛,2019: 54),译者在这种环境下容易趋同于翻译技术开发者所持有的“技术决定论”(张政、王贇,2020: 148),唯技术论的倾向无形中得到强化,开始秉持“技术至上”“技术万能”“技术崇拜”等扭曲的认知,最终导致译者身份异化。此外,数字技术给译者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翻译数据伦理和翻译技术伦理等问题,译者可能难以从辩证的角度看待数字技术的利与弊,造成固化自我认知,最终还可能成为译者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弃儿”。
2. 译者的数字素养水平滞后于技术发展
现阶段译者数字素养水平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译者数字素养的提升缺乏动力,滞后于时代技术发展的水平。以翻译技术应用为例,在针对国内口笔译人员技术应用能力进行的调研中,发现口笔译人员普遍存在技术认知概念模糊、技术使用水平不高、技术使用落后于技术认知等问题(王华树、李智、李德凤,2018;王华树、李智,2019)。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引发诸多阻碍译者自身及行业发展的问题。具体表现总结如下:
1) 数字鸿沟问题越来越大。互联网充斥着海量繁杂的资源,通常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筛选。译者因缺乏必要的数字素养难以快速找到合适可用的信息,数字信息获取成本加大;同时,多数文科背景的译者难以有效利用数字化资源提升综合素养,容易受困于信息茧房。长此以往,译者之间数字鸿沟越拉越大。
2) 数字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数字环境中信息真假难辨,译者如果自身数字素养不足,难以应对在翻译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利用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隐患,不仅会导致自身数据权利受损,引发翻译数据疲劳、数据焦虑、数据滥用、数据异化等问题,还有可能会被碎片化的信息洪流冲击和淹没,迷失了翻译方向,给企业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影响。
3. 数字素养在翻译专业教育中较为缺失
截至到2021年12月31日,全国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的院校达316所,累计招生约9.7万余人,翻译教育发展势头迅猛(中国翻译协会,2022)。然而,纵观国内高校翻译专业中开设的课程情况,发现关注译者数字素养的课程较少,相关教育部门对于译者数字素养的关注程度不够。具体表现总结如下:
1) 主体意识薄弱。传统翻译教育重视口笔译能力培养,强调人文精神,对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趋势缺乏密切关注。此外,翻译专业教师多是文科背景出身,他们通常认为数字教育技术和翻译教学关系不大,智能教学设备操作比较复杂,对于数字教学技术平台通常是低参与度和高放弃率(王华树,2021: 85)。
2) 课程体系缺失。在翻译专业学生培养方案中,缺乏培养译者数字应用意识、数字应用能力、数字应用规范、数字获取能力、数字批判能力、数字评估能力、数字知识管理能力等相关的数字素养课程。翻译技术课程作为译者数字素养培养的基础,开课情况不容乐观,存在课程设置与语言服务行业实践严重脱节(王华树、李莹,2021: 16);技术课程与翻译实践类课程之间关联性不佳,孤岛化现象严重(Zhang &Vieira, 2021);课程难度失衡,违反分层设计原则,“一刀切”现象明显等问题。
3) 教学资源匮乏。首先是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教师数量不多,严重制约相关课程的开设和教学;还存在其他多方面的问题,如译者数字素养培养中的技术、工具、环境等综合性教育技术资源(如数字化教学平台、资源共享平台、数据分析平台等)建设不足;网络课程资源片段化,水平参差不齐;数字化课程资源库、案例库、知识库建设不足。
4. 译者数字素养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数字技术和翻译技术突飞猛进,数字与人文跨界交融,前所未有地影响着翻译实践和翻译教育,学界理应重视译者数字素养的研究。选择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WoS)作为文献检索的主要数据库,Google Scholar、Scopus、ResearchGate等作为辅助数据库,将主题词限定为“译者/译员/笔译/口译”+“数字/信息/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媒介/机器翻译素养”(“translator/interpreter/translation/interpreting”+“digital/information/technology/technology information/computer/media/machine translation literacy”)等关键词,时间跨度不做限制,对学科分类进行限定(中国知网中限定为中国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WoS 中限定为Language &Linguistics/Linguistics/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通过人工筛选得到符合条件的外文文献52篇(含1篇西班牙语论文;时间跨度为2007—2022),中文16篇(时间跨度为2010—2022)。同时利用上述主要中文关键词检索历年来关于译者数字素养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现符合条件的仅有两项:“技术赋能时代译者信息素养的发展机制研究”和“数字人文视域下译者数字素养研究”。梳理发现无论是从文献数量,还是研究主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学界目前对于译者数字素养的关注度整体不足,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不足之处总结如下:
1) 概念体系亟待厘清。前人未能明确区分译者的信息素养、数据素养、数字素养、计算机素养、机器翻译素养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层面以多种方式相互交叉,边界较为模糊,概念的核心内涵以及内在关系有待进一步澄清。
2) 研究内容亟待深入。相关研究关注翻译职业需求调研、翻译技术和工具要求、译者技术能力模型构建、信息素养模型构建、译者信息行为、译者搜商、视听翻译中译者的媒介素养、口译员的计算机素养等话题,没有对译者数字素养的内涵和范畴进行明确界定,关于其基本要素构成、需求现状、素养评估以及培养机制等缺乏专题性的探索,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
3) 研究设计和方法亟待改善。当前研究多以综述、概念描述和定性分析为主,多数未能基于大规模的调研并采用量化质化融合的方法,借助眼动追踪、屏幕录制、键盘日志、民族志、实验心理、神经科学等方法探究数字环境下译者数字素养的多维构成与培养、评价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
AI时代赋能专业能力的培养,相关主体方应积极调整翻译人才培养定位,革新翻译教学模式,充分整合数字化资源,从生态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教育顶层设计,重视译者数字素养研究,加强数字伦理体系建设,促进数字素养培养与翻译教育的融合,推动译者数字素养培养的实践路径创新。
1. 加强数字素养顶层设计
从翻译教育生态视角看,行业发展需要上中下游相关主体合力协作,共同推进全体利益相关者数字素养生态建设。具体建议总结如下:
1) 加强数字素养保障。政府层面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作为国家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数字素养框架设计,正确引导公民转换传统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翻译教育主管部门密切关注数字技术与翻译教育的融合机遇,联动相关企业为人才培养单位提供相关技术和配套政策支持,指导共建数字素养公共服务平台,助力高数字素养的专业人才发展。
2) 制定数字素养标准。在政府提供宏观政策调控下,翻译教育主管部门协同行业协会着眼于翻译人才的技能培养和行为参与,制定符合国情、市场行情和院校实情的数字素养标准,加强翻译师生的数字素养意识,开展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训,共建数字化翻译教育发展生态。
2. 加强数字素养专业教育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着翻译教育业态与模式不断创新,呈现出翻译教育现代化、数字化、交互化和虚拟化发展的趋势,翻译教育应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培养翻译教育数字化思维,加强翻译专业师生数字素养教育。具体建议总结如下:
1) 普及数字素养全员教育。翻译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要分层次、分类别、分阶段地推进全员普及,全面提升师生共同的数字素养。翻译教师应顺应新时代教师发展需求,加强数字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学习,提升教学的信息化水平并促进翻译专业数字化发展。翻译专业学生要加强数字素养培养意识并提升自我发展意识,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从被动接受学习向主动建构知识体系迁移。
2) 重视翻译课程体系建设。突破传统教育观念的局限,重构课程体系,改进教学评估方式,通过泛在网络构建数字素养学习共同体,针对不同素养域构建与翻译职业素养相结合的数字素养课程体系,全面提升学生译者的数字素养。
3) 丰富翻译教学数字资源。翻译专业院校应不断丰富在线语料库、术语库等翻译资源库,引进、优化与集成数字教育资源,创建数字素养网络交流平台和协作机制。同时,高校还应充分整合数字化教育技术资源,通过创设翻译技术实验室打破翻译实践与个体学习的空间壁垒,方便学生快速进入与适应数字化职场生存阶段。
3. 加强数字伦理体系建设
AI要与人类共存,就更需要我们关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正确引导伦理价值,重视翻译实践的工具理性与个体学习的价值理性。为使数字技术能更好地服务个人、高校、行业协会、国家,建设极具约束力的数字伦理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具体建议总结如下:
1) 完善数字伦理治理体制。数字伦理治理应在国家总体科技创新战略与全局性科技治理架构中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政府层面需制定完善数字伦理法律法规,健全数字伦理治理体制,指导翻译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完善相关规范和标准,明确翻译从业者在数字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制定治理措施保障其信息、数据和隐私安全。
2) 注重译者数字伦理培养。高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重镇,应基于学校学院实际将数字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生的必修内容,强化专业课程与数字伦理教育之间的关联与融通,处理好翻译数据、翻译实践、翻译主体、翻译职业和翻译技术之间的关系,促进数字时代技术性与人文性、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3) 提升自身数字伦理素养。译者应紧跟时代发展,准确评估自身数字素养,修正自我认知偏误;提升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的能力,消弭数字鸿沟,辨别翻译信息真假,跳出信息焦虑、信息茧房、算法陷阱的困境;综合考虑经济价值和伦理道德价值,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追求器与道的和谐统一。
4. 深化译者数字素养研究
数字人文的理念和方法全面地影响着翻译研究的全过程,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张威、雷璇,2023: 99-100)。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应对AI技术带来的强烈冲击,翻译学科的研究者应积极探索与应用数字人文相关理念、方法和工具,突破学科藩篱,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译者数字素养,深入探析数字人文环境下译者数字素养的发展路径,推动译者素养研究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具体建议总结如下:
1) 研究内容层面。当前翻译模式、技术实践、译者角色等都在随技术动态变化,应在基础性研究之外深入研究个体译者、群体译者和从业者团体的数字素养构成要素、发展规律、演变路径和提升方法,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数字社会中深化相关研究内容。
2) 研究方法层面。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和优化量化与质化融合的研究方法,注重译者数字素养培养中多变量、多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与反复验证译者数字素养框架,真实反映数字时代译者数字素养的问题实质和底层逻辑等。
3) 研究视角层面。应突破翻译学学科限制,从数据科学、人体工效学、心理学、技术哲学、认知科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洞察翻译主体与周边数字技术环境或数字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挖掘人机协作效率提升的最佳路径。例如,王湘玲、赖思、贾艳芳(2021)借助多元混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结合认知负荷和译文质量评估结果研究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隐喻翻译方面的可用性,考察了译者的认知过程及其与机器翻译产品之间的协作行为。
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应用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价值观念、传播形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泛在网络重构了译者在翻译社会中的联结方式和作用方式;大数据为译者数字素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数据驱动和广阔的数字生存空间;生成性AI为译者在翻译世界的数字孪生提供智力支持和理性自治;译者的数字素养在新型的数据社会形态中对于改变翻译生产关系、促进翻译生产力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技术和新问题,深入探讨译者数字素养的内涵,分析现实问题,提出发展建议,呼吁政府、协会、教育机构和译者群体抢抓新技术带来的重大机遇,积极参与到数字素养生态建设之中,加快翻译教育和研究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数字与人文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与翻译社会更好地协同发展。展望未来,应该抢抓AI发展的战略机遇,释放数据技术的再造性价值,加速构建以政策为指引、产业发展为驱动、校企协同育人的人才生态体系,造就一批能够应对时代挑战的数字化翻译人才队伍,并不断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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