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给我上的一节人生课

2016年8月13日，从保山第一中学毕业30年之后，当年的同学们齐聚母校，相忆30年青春岁月。这一天，已84岁高龄的原保山一中校长、保山地区行署教育局局长杜少美先生全程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在活动中，老校长与我单独长谈了近一个小时。在毕业离开保山一中30年后，再次聆听老校长的教诲，我甚感荣幸！根据回忆，将老校长的话记录如下：

说到做文化，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假做假文化，一种是真做假文化，我们需要的是真做真文化！我们现在要警惕的是，有的人，特别是学校，在真做假文化。我生长在昌宁的一个小山村，村子里出了三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一个是清代的举人，一个是解放初期的干部，我也算是之一吧！村子里说这就是有文化，其实，如果不了解这些人的人生历程，并不能说这就是文化。

我的母亲早年是地主家的洗衣工，父亲在我11岁时就去逝了，母亲从31岁起守寡，拉扯我长大，一直活到了94岁。母亲对我的教育，就是做人做事要有眼光。解放初期，我只有初中毕业水平，当时上级见我有文化，就安排我去教书，任中心学校的校长。我拒绝了。为什么？我从1947年开始，就接触到了好多先进的书籍，毛主席的《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从学校的一名老师手上借来看的。这位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但凭直觉，我觉得他与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从这些书中，我了解到了外边世界的很多信息。正因为如此，当上级安排我工作的时候，我明白这个社会将如何发展，而我的知识在未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我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请求：让我继续去学习深造。

后来我当领导了，母亲的教育让我坚持一条原则：就是做任何事情，心里一定要有群众。群众在哪里？群众就是公家。不拿群众一分钱，就是不占公家一分便宜。工作以后，我一直坚持不占公家任何便宜这一原则，小到我写给家里的信，都绝不用公文纸，要自己去商店买了来写。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在腾冲工作受冲击时，我依然能理直气壮，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造反派说，只要不是你们在小巷里偷偷把我打死，我什么也不怕！我的底气从哪里来？就因为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問心无愧啊！

所以说，几个名人不是文化，只有了解、理解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用他们的精神来教育后人，这才是文化。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有的人在真做假文化了。

人的精神最直接的表现是人的荣誉观。人的一生能不能走好，如何看待荣誉十分关键。我一直对我的几个子女说，你们要是技术职称晋升了，一定要告诉我，我愿意与你们分享其中的快乐;如果是升官了，你们不要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一辈子，对荣誉看得很淡，当年杨善洲书记工作之余常来保一中和我聊天，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共鸣。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保山进行了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保山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物评选，第一轮是从500人中投票选出50人，第二轮是从50人中投票选出30人。按得票多少排序，我的排名是第九，杨善洲老书记的排名是第十五。这是大家对我的厚爱，并不就代表我比老书记好多少，贡献大多少。关键一点，我曾经是老师，我曾经是校长，这个特殊身份，使得有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家庭知道我罢了。

所以说，当老师，当校长，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啊！当老师，就要把学生教好;当校长，就要把学校办好。你现在当局长，怎么做教育，做什么样的教育，脑子必须清楚，要有远见，要把所有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教才行啊！做工作，精、气、神要在，绝不可以在官场上卑躬屈膝，唯命是从，是知识分子，就要有知识分子的骨气！

当然，我过去也经常说，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这事关你一辈子特别是进入老年后，从岗位上退下来后的幸福。现在我84岁了，很有体会。我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工作着，有的还很有成就，也得到人们的认可。我不是高兴他们当多大的官，而是高兴他们传承了我的思想、我的作风、我的为人。我不担心他们会走歪路，我知道他们有骨气、有正气！所以我能安享晚年。我也看到有的人当官了，但是为了自己的政绩，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管教，最终，孩子的问题成为自己进入老年之后最大的心病！我的母亲为什么能活到94岁？因为她心里放心我！我为什么84岁了，还能与你们一起同乐，因为我放心得下我的孩子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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