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与《物理小识》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方以智的著作《物理小识》，搜集、整理、总结、综合了我国古代已有的科学成就，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由西欧传来的科学知识，并且就其中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积极倡导科学实验方法，开创了“质测”学派的先河。他在《物理小识》中说，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大而至于无穷的宇宙，小而至于每个微小的植物、动物，人们应从实际去加以考察，了解它们固有的特性和各种表现以及变和不变的种种规律，这种通过实际观测来认识物质世界的方法就叫“质测”。方以智所说的“质测”，显然颇类似现今所言的“自然科学”，即是指通过观察和实验，来了解各种事物固有特性和变化规律。在哲学的研究方法上，他特别强调“通几（哲学）寓于质测”，即哲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应以哲学为指导，二者相通相益，互通互济互补，绝不能偏重或偏废，反对将两者割裂、孤立地运用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方以智以唯物主义观点明确提出的“质测之学”和“通几寓于质测”的重要论断，在我国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指出，事物都有它们的所以然，“不可知”实际上是“可知”的，不可知的东西能够从可知的东西里反映出来，只不过“可知”是用“格外致知”来实现的，而“不可知”是通过“可知”来认识的，他把这叫做“以费知隐”，也就是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观点。方以智在认识论方面的见解，就当时而言，是非常深刻、非常具有新意的，这种见解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哲学，对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对于矛盾的普遍性，方以智的论断极其明确且论证也相当翔实。他说：“天地间的事物，诸如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有无、形气、道器、真妄、顺逆、安危、劳逸、剥复、震艮、损益、博约之类，无非两端（意即‘矛盾’）。”“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也。”他认为，天地间一切运动着的事物，不仅“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而且事物运动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矛盾。

方以智的“阳统阴阳”、“两端贵先”、“两端之中，又有两端”、“相侵相逼”的哲学思想，则强调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永远存在的，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具有积极与促进作用。这些新解，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史上堪称凤毛麟角之见。在中国哲学史上，方以智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是宇宙的根本法则的人。

《物理小识》中，集中体现了方以智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他在自己创立的“气光波动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光肥影瘦”的概念。所谓“光肥影瘦”，就是光常溢于几何光学阴影范围内，使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这一现象颇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衍射现象，方以智与西方学者发现衍射现象在时间上大体相当，确是难能可贵的。

他还用“光肥影瘦”的理论，指出了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一些错误。如方以智根据利玛窦等人所提供的资料，算出太阳中心到地球中心的距离，仅是太阳直径的三倍多。据此，方以智不仅指出这和当时西欧已有的资料相矛盾，而且还从太阳的热效应方面来考虑：“则日火所冲，如以寸火离三寸之空，而以掌当其焰何如耶？”意思是说：太阳的火焰照射到离它只有自己直径三倍多的地球上，岂不是要把人烫坏、烤干了吗？方以智“光肥影瘦”的理论及其所指出的利玛窦的错误，后来被清代学者梅珏等编撰的《历象考成》所接受，并用“光分”的名称对太阳半径做了经验性的修正。现在已计算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太阳直径的一百多倍而不是三倍多一些。

他在《物理小识》卷八《阳燧倒影》中说：“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则必有一面五色，如蛾眉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压纸三面也，燃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峡日射飞泉成五色；人于回墙间向日喷水，也成五色。故知虹霓之彩，星月之晕，五色之云，皆同此理。”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色散知识做了一次极其精彩的总结，可见，方以智对光的色散现象的认识和研究是相当深刻的。

在声学方面，他对声音的产生、传播、隔音、共振等都进行了研究。在《隔声》中有这样的叙述：“以瓮为，累而墙之，其口向内，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声为瓮所吸也。”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吸音室的记载。

在天文学方面，《物理小识》中也有些当时西方远未出现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如该书《宿天》载：“二十八宿为恒星天，向以为与老天贴近，今因岁躔，冬至之经星渐差，而乃知其自也。”这里所说的恒星运动，实质是指地球自转轴的进动所造成的恒星整体视运动。这种用恒星自行来解释岁差固然不符合现代天文学知识，但恒星自行的见解，显然比当时传教士带进的水晶天说所认为的恒星不动的观点要高明得多。这种恒星整体视运动的思想，说明我国科学家在当时已产生的恒星视运动概念的萌芽，早于西方二百多年。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记载了焦炭的生产过程和作用。虽然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唐朝时，我国已掌握炼焦技能，但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明确记载，却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炼焦和用焦的最早文字记录，比欧洲要早一个多世纪。

清乾隆年间，纪晓岚为首的四库馆臣在评价《物理小识》时，称其“考证奥博，明代罕与伦比，崛起明末而开清初考据学之先河”。日本学者认为这部书是“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物理小识》的编写时间与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这一西方科学巨著的出版时间（一六三二）差不多同时，那时我国的科学发展水平与西欧相比，是毫不逊色的。我国在这样早的时期就出现了像方以智这样可以与伽利略相媲美的科学家，出版了像《物理小识》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实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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