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确立的“必要”与“可能”

摘要：严重的环境问题出现后，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利益在此时也得到了人类的肯定，同时，人类也意识到环境的生态利益、美学利益等其它利益与资源的经济利益同为环境利益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作为环境利益在法律上的代表的环境权也就应运而生了。

关键词：环境权；必要性；可能性；环境伦理；权利

一、环境权概念的提出

目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环境权的提出和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正式宣告这一权利的是《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指出：“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 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 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 甚至生存权利本身, 都是必不可缺少的” , “ 人类有在过尊严和幸福生活的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①在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环境权，但是已有相关的规定。而环境权之所以被承认，是因为其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环境权存在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从其产生的现实原因看，环境权得到许多法律文件的认可、成为一项法定的权利说到底就是法律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回应。虽然，环境问题自古有之，然而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环境问题并不突出加之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所以这些环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通过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得到解决，并未威胁到人类的利益。但是，这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被彻底破坏，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正当人类陶醉于巨额的工业产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之时，工业生产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长时间的积累之后突然爆发——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包括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在内的“八大公害事件”。这些公害事件造成了无数生命的消失以及巨大的财产损失，可是，这一切只是开始，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显现，更加严重的公害事件频繁爆发，如今环境问题早已跨越国界成为公认的全球性问题。

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出现后，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认识到自然不是天然的垃圾场，自然资源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人类人定胜天的幻想还未实现时大自然就开始了无情的报复。此时，环境利益也逐渐被人类意识到，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原料的提供者，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离开了环境，人类的生存将岌岌可危，而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人类不再将环境利益狭隘的等同于资源的经济利益，而是意识到环境的生态利益、美学利益等其它利益也是环境利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利益的保护比对经济利益的保护具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在环境利益被人类肯定时，作为环境利益在法律上的代表的环境权也就应运而生了，毕竟，在环境问题如此严重的现代，法律作为最具强制力的社会调整规范是保护环境的必然选择。

其次,伴随着环境问题的频繁发生,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关的纠纷也不断增多,当纠纷发生时人们往往寻求法律救济。但是，无权利则无救济，于是，大多情况下便通过民事救济即主要是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来解决此类纠纷。然而，这种救济存在着极大地局限性：第一，要通过人身权、财产权来救济，其前提是有人身或财产的损害。第二，虽然环境污染可被纳入传统民事侵权从而得到救济，但是民事赔偿以造成的实际损害及可以合理预见的损失为限且以直接损害为主，但在环境污染纠纷中，污染产生的损害不仅仅是针对人身或财产的，其更直接侵害的是环境利益，可以说，在这类侵害中环境利益的损失更为重大，因为恢复被污染的环境十分困难，而且新的污染仍在继续。同时，环境污染的后果可能会经过漫长的潜伏期才会出现且因果关系复杂。总之，环境利益的损失一般不在能得到赔偿的损失的范围之内且某些污染后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些都使得这里的对人身、财产利益损失的赔偿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带来的一切损失。第三，民事救济方式以事后的赔偿为主，而环境污染的后果不是简单的赔偿就能得到解决的，简单的赔偿并不足以排除污染，反而使一些排污者在赔偿之后继续排污，因为其要提高经济效益以将赔偿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如此一来，治理污染、恢复被破坏的环境就成了政府的责任而与他人无关，这样，就会出现“治不胜治、防不胜防”的困难局面。因而对环境污染进行的救济必须要明确排污者治理污染的责任，只有让排污者参与到环境治理与保护中来才能使其采取实际行动从污染的源头来消减污染。既然传统的民事权利无法保护环境利益，那么就需要一种新型权利来保护，这种新型权利就是环境权。

三、环境权存在的可能性分析

首先，从权利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现有的权利体系不是生来如此、亘古不变的，也就是说，现有权利体系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从而可以推定：现有的权利体系也并非固定不变，其仍然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

在西方，权利的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第一，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有了一种自发的权利意识，当然，这种意识的形成也并非偶然。那时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求得生存之机就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在一个群体中人们必须相互依存相互帮助，只有这样一个群体才能更持久的存在而个人也才有所依。正如一为学者指出的：“如一个婴孩已近包含了人类的基本特征一样，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的初民社会已经包含了人类社会的许多重要特征和原理。”“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权利义务关系。”②而受认识水平的限制原始社会并未出现权利的概念，但在交往中产生了各种原始习惯。第二，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才有了最初的权利。罗马时期，相较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个人不再需要依靠群体而生存，个人真正成为了独立的主体，也有了私有的财产，可以基于自己的意志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这样一来，以商品的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关系日益发达，而商品经济使得社会经济关系成为一种物质利益关系和等价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在法权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自由、平等的权利关系。③至此，罗马形成了以所有权与契约权威核心的私权体系。第三，到了18、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为旗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而那些天赋的权利就变成现实的宪法权利或文化的自然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这一时期的权利强调个人主义，认为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利观是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第四，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经济的发展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大资本家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底层的贫民还在为温饱问题奔波，此时人们意识到平等的重要性，只有加强国家的干预才能使得实质的平等得到实现，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开始确立了一系列新型权利如劳动受保障权、社会福利权等等。总而言之，从权利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利体系并不是一种封闭的体系，恰恰相反，其是开放性的，这便使得新的权利类型包括环境权融入现有的权利体系成为可能。

其次，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伦理基础——环境伦理。伦理是权利的第一确认和筛选机制，法律是权利的第二确认和筛选机制④。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了伦理筛选的权利才有可能是正当的，环境权也不例外，只有在具备伦理基础的前提下，其才可能是正当的权利。如今，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分为两大派系：第一种，人类中心论。其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关系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自然本身没有道德地位可言。之所以要把道德关怀施与人之外的存在物，是因为把自然当成履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中介或工具纳入了道德视野。⑤根据这种观点，环境保护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之所以要倡导环境保护是因为环境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包括当代人的利益也包括后代人的利益，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福利——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良好的环境下生存，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人类世世代代的繁衍。第二种，自然中心主义。虽都为自然中心主义，但由于道德关怀的不同又可分为个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动物解放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而后者则以生态中心论为典型代表。动物解放权利论认为感知和感觉对拥有道德地位已经足够，所以应该将道德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动物。生物中心论主张将一切有生命之物都纳入道德义务的范畴，其在当代的代表泰勒认为：一种行为是否正确，一中品质在道德上是否善良，将取决于它们是否展现或体现了尊重大自然这一终极性的道德态度⑥。生态中心论与前面的几种观点不同，其强调要将物种和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上述各种伦理思想都反映了人类在深重的环境危机面前所进行的反思，但是环境权应该以哪一种伦理思想为基础来构建呢？笔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是最佳的选择。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忽视了环境内在的价值，将环境保护仅仅当做一种手段，这会导致实践中忽略那些与人类无碍的环境破坏，而且人们已知站在自身的利益的立场去看待环境问题，这也可能使得人类无法深入思考环境问题，从而不利于环境的保护。动物解放权利论只承认动物的道德地位而忽视了植物等其他生物，而且忽视了生态系统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生物中心论也存在人为的割裂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弊端。而只有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环境权只有在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才能真正发挥应有作用，这并不是说环境权应被定义为环境的权利即将自然作为法律上的客体，而是说要将保护环境当成目的而手段，且在进行环境保护的实践时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不要人为的割裂生态系统 ，因为这种割裂对待的方式对于治理环境问题、改善环境有害而无益。

参考文献：

[1]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程燎原 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强昌文：《权利的伦理道德》[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4] 徐祥民 田其云等：《环境权 环境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姬振海：《环境权益论》[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周训芳：《环境权论》[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 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8] 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

注释：

① 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②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③ 程燎原 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④ 强昌文：《权利的伦理道德》[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24页。

⑤ 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8页。

⑥ 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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