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经验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并最终确立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本文着重从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总结我党在这一时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探索与历史经验，为新时期新阶段如何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有益思考。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经验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在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真理性认识。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到“支部建在连上”的具体实践，从古田会议的纲领性文献到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我党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对于今天如何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以发展创新的组织建设奠定制度根基
1.创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经过了实践探索、推广借鉴、初步确立三个阶段。第一。领导制度的实践探索。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在营和团建立党委，由党代表任支部(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收到了很较好的效果。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的党代表更为重要”，“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二，领导制度的推广借鉴。1929年9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中明确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建军建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绩，高度评价了红四军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全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此后，红四军的经验在全军推广借鉴开来。1929年，邓小平同志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时，就在“全军设前委，纵队、营设党委，连设支部；军和纵队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营、团设政治指导员”。第三，领导制度的初步确立。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在红军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至此，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初步确立，实现了党的组织与部队体制建制的紧密结合，便于党在军队中直接动员和组织士兵，真正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到组织末端。
2.创建军内民主制度。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领导部队建设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对于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意义。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在起义部队的团、营、连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创建军内民主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和实行经济公开。”由于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实行革命自愿原则，废除了旧军队军阀主义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实行官兵平等，党内民主制度深入人心。当时，井冈山“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等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就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四军的做法很快普及到各地红军中，红军部队通过实行军内民主制度，实现了起义部队中旧基础的民主改造，赢得了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巩固了党领导军队的群众基础。
3.挫败错误路线巩固发展领导制度。长征时期，毛泽东等人两次挫败党内错误路线，巩固发展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第一，与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党的六大后，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在党内滋生，先是《政工条例》中过分扩大了政治委员的个人权力。而后“赣南会议”又错误地作出了取消红军党委制的决议。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恢复了红军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度。第二，与张国焘分裂路线的斗争。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方针，并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严重威胁党对军队的领导。1935年8月，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明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此举加强了党中央对各部红军的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确保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
二、以扎实有效的思想建设打牢政治基础
1.明确革命目标，统一全体官兵的奋斗方向。1927年“三湾改编”提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明确了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同年12月，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中进一步喊出了“红军宗旨，民权革命”的口号。这一时期，党给军队规定的性质、宗旨、任务，为党领导部队开展斗争统一了思想，指明了党领导军队团结奋斗的目标，有效地教育了部队，团结了工农，鼓舞了士气，激发了全体官兵听党指挥的热情。实践证明，军队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奋斗方向，就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加振奋的为之拼搏努力。
2.开展政治教育，提高部队官兵的政治素养。井冈山时期，红军成分有工人、农民、起义军人、俘虏兵等，在形势动荡、战事紧张、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红四军十分重视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首先是以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召开支部大会、党员干部会议、开办干部培训班等方法。有计划地组织党员教育；其次是利用早晚点名、集中教育、谈心交流等时机，结合形势任务组织士兵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革命的目的和前途教育等等。“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内教育和士兵政治训练的内容及方法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这些规范、具体的政治教育训练措施一经实行，红军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红军官兵“听党指挥”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巩固。
3.纠正错误思想，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稳定。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党的组织基础大多是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加之党缺乏对错误思想的坚决斗争和对党员的正确教育，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滋生并蔓延。毛泽东等深入连队走访调查，倾听群众反映，认真归纳总结，明确指出了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8种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从各种错误思想的表象说起，深挖思想根源，针对每一种错误思想都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纠正方法。比如：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应该“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这一时期，党在领导军队思想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正面教育，提高官兵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想，保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稳定，很好
地将广大官兵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统一到党的思想上来。
三、以务实团结的作风建设凝聚兵心士气
1.坚持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井冈山时期，我党在工作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提倡调查研究、讲求证据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旧式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在他的倡导下，红四军的工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把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群众斗争状况等，很好地推动了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破除本本主义、主观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对军队领导的先进性，有利于部队解决自身实际问题，使党的工作赢得了广大官兵的支持，巩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2.发挥支部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作用。对于支部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作用的发挥，我党有着明确的要求。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明确提出“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要发挥“领导群众的核心作用”，而“领导方式主要是党团员要‘以身作则’，做群众的模范”。鄂豫皖苏区翻印的《党员须知》中更是对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出：“在一切斗争中，要站在群众前面：在一切斗争中，要比群众还要坚决勇敢；一切认识要比群众更为清楚”等八项具体要求。连队党支部通过联系群众、领导连队全面工作，成为连队团结的核心、领导的核心，它的“堡垒”作用是在带领官兵团结奋斗中形成的。长征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军事斗争屡屡受挫，但正是连队党支部这个“堡垒”的坚强领导，危难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的英勇无畏，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凝聚力。
3.巩固发展新型军内关系。官兵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帮互助关系到部队的团结稳定。关系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权利，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领导，纠正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了彻底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新型官兵关系，形成了我军官兵一致的政治基础。长征时期红军部队广泛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广大指战员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克时艰，喊出了“以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扶得抬着走，让每个战友安全越过夹金山”的口号。由于党始终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官兵，特别是普通士兵，身体上感受到党的关怀，心理上接触到集体的温暖，从而在思想上更加坚信党的路线，行动上更加拥护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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