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历史特点

摘要　清朝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又急转直下而消失，给后人留下清除帝王崇拜文化心态的使命。清朝满洲族统治对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有巨大贡献，她在民族地区的多种体制政策颇有成效。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前近代因素，可以与近代社会相衔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形势下，汉人和清朝之间，出现“外忧”与“内患”“反帝”与“反清”先后论，难得有圆满的解决方案。自清朝开始的反帝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传统的中华中心论纠缠在一起，有着正负两方面作用。

关键词　专制主义皇权，民族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8－0003－07

讲述清代的历史特点，是属于宏观研究范畴的大题目。将近五十年前，郑天挺先生在《清史简述》一书中，概述清代历史的六个特点，他认为清代是封建社会晚期，而不是末期，即封建制度尚未走到尽头；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满洲人关之初，满族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抗拒殖民主义侵略；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之后的朝代。总论一个朝代的历史特点是必要的，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在当前微观研究盛行之时，就有学者倡议加强宏观研究。我的治史基本上是微观研究的，遵循小题大做的原则，今日来做大题目，讲述清代的历史特点，包含着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认识和评价，同时涵盖着对清朝满洲族为主体的执政者的评价，我现在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即清代的皇权发展与衰落，清代民族矛盾与清朝中国的疆域，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文化状态与传统社会的开始转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与中华中心论的纠缠。

一、专制皇权登峰造极

1，军机处设置，相权彻底变成参谋权，专制皇权登峰造极

雍正朝创立军机处，军机大臣每日晋见皇帝，面奉旨意。撰写上谕，发给朝内外有关衙门，尤其是督抚去执行。军机处任务是撰拟并廷寄上谕，内容是告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而其撰拟，是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之后进行的。军机大臣的面见皇帝，是有议事权，然而只是参议性质，故而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在《檐曝杂记·军机处》中说到军机处，“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即毫无决策权。另一位知情人王昶则在《春融堂集·军机处题名记》中谓军机处职司“知制诰之职”。唐代“知制诰”具有朝廷职官和“天子私人”双重性，即秘书性质，所以军机处成为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用亲信，不问出身，亲信不必是大官，不能同天子抗衡。

军机处的设立，与内阁并存，实际是夺了内阁的处理重要事务的权力，让它转归皇帝。军机处的“廷寄上谕”，比内阁的“明发上谕”重要，政治、军机重务脱离内阁，内阁的权力缩小，管理的是日常事务，因此内阁的票拟权根本起不到限制皇帝大权独揽的作用，相权不复存在，军机大臣、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参谋长”“秘书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编修《历代职官表》，乾隆帝比较清代与历代官制，反对将大学士变为宰相，坚持皇帝专权。

2，实行奏折制度

清代自康熙朝开始，正式形成奏折制度。地方大员和朝臣通过奏折向皇帝秘密报告政事，请求指示；奏折时或有奏报同寅、属员表现、民间状况的内容；甚至还有给皇帝请安、报告个人私事的。皇帝会对奏折中讨论的政事发出指示，或令其补充、修正意见，再行奏请。官员根据皇帝的批示，对所行之事，正式题本报请施行。新的政事，就在官员奏折和皇帝批示的往返中决定了。皇帝批复，用朱笔书写，所以奏折被称作“朱批奏折”。朱批奏折成为皇帝直接处理庶务的见证，奏折制度成为皇帝推行政策的工具，控制臣下的手段，是皇帝用一种文书制度强化其专断权力。

3，台省合一与臣下封驳权的丧失

内阁所属的六科给事中，原来转发皇帝上谕政令，在转发前，认为谕旨有不当之处，可以提请皇帝再议，是为封驳权。这是传承明代六科制度，如同《明史·职官志》所说：“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六科直接隶属内阁，可是雍正朝开始，部分地改变其隶属体制，六科给事中归都察院管理。都察院考核给事中，并派遣其担任巡视京师五城、巡盐、巡漕等差，于是给事中与御史无别，不能“稽考庶政”，也就是不能专事封驳，只能“传达纶音”，成为颁发、保存政令(文书)之职场。实际上失去封驳权。这种变更，使监察机构地位更其低落。唐代职司监察事务的门下省，与中书省、尚书省并立为三省之一，清代六科的改属，等于御史台与门下省合一，故称“台省合一”，乃轻重倒置，门下省的意味消失殆尽。

4，引见制度中皇权的加强与体现

清朝的引见制度于顺治年间创立，康雍乾三朝不断完善。这是在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官员，一部分八品以下、未人流官员的任用、提升、调动、处分之际，由皇帝接见，予以勖勉和教导，认可他的任用或根据引见中的印象改变其任职。引见由皇帝亲自进行，可见这一制度的重要。引见地方微员知县，八品以下小京官、盐大使、库大使等微员，未仕荫生、进士、举人、贡生，范围很大，皇帝将这种任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绝不放权。引见县令之类的小官，在前朝偶或发生，则被臣下认为是皇帝勤政的盛事，加以颂扬，而在清朝成为日常制度，固然表现出皇帝的勤政，却更体现皇权对中下级官员任用掌控程度的加大、加重。

5，强化皇权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文字狱频发而残酷，乃皇权神圣不可侵犯、高度集权之反映。乾隆朝御讳案是典型事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致仕布政使彭家屏，因藏明季野史入狱，又加上家谱名日《大彭统纪》，御名直书不避讳、不缺笔，等等罪名，赐死狱中。江苏赣榆县韦玉振为其父刻印行述，讲到乃父免收佃户田租，使用“赦”字来表达，家谱中又有“世表”字样，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以僭用字样治以僭妄罪，杖一百，徒三年。“世表”用于给贵族、高官作史，民间不可用，真是等级森严。这类文字狱影响于民间家谱的写作。同治间常州姚氏修谱，谱例中特意举出韦玉振案，加以警惕，避免使用世表字样。清代文字狱之酷，历史上罕见。《四库全书》编辑过程中，毁禁、篡改图籍乃人所共知之事，不必多说。雍正帝干涉佛教内部教旨之争，禁毁禅宗内部汉月藏派佛书，是佛学领域的一种文字狱。文字狱的思想禁锢，是对明代中后期思想开放之反动，是历史的倒退。

当然，清朝也有节制皇权专断的微弱因素，就是天人感应之说。清朝皇帝以天心、民心自警自励，以“敬天法祖”为立国理政的基本观念，表示勤政爱民。皇帝读祖训、实录，遵守祖宗家法，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恒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实行固定农业税的国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康熙、乾隆更行蠲免之策，以稳定农村社会。

以上从五个方面说明清代皇权的强化，关键

处是相权的消失。制衡皇权的相权。在中国历史上三度变化：秦汉是相权的黄金时代；唐代实行三省制，分散和削弱了相权；明代取消丞相制，实行内阁制，相权名义上已不复存在，但大学士票拟权仍有其遗意，清代军机处出现，再次分散“相权”，使得具有丞相意味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可悲地落到秘书长、参谋长的地位，从而造成皇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故而视为皇权“登峰造极”时代，并且创造出奏折制、引见制，作为皇帝行施其权力的有效新手段。

清代强化皇权，那么如何评价君主专制呢?

在古代有其积极意义，表现在集中财力物力优势兴办大工程，如兴修水利，修运河、开驿道；尚武。拓边，巩固多民族国家。

君主专制的罪恶，明末清初人即给予猛烈批判。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认为古来设立君主，本应为天下行公利，除公害，而君主却把天下变为个人的私产，为此不惜荼毒天下之生灵，遂成为天下之大害，成为独夫，君主之设，已失去原来的意义。他已然看到君主之害，具有制度性的严重性，不是个别君主的为人不肖问题。

君主专制弊病在于：

(1)独裁统治下弊政不能清除。个人独裁，权力不受限制，容易产生弊政而不能自我调整，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如赋役中的滥征耗羡是弊政，进行改革，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但是以后又出现新的耗羡，这是人治社会的职官制度决定的，必然会有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不可能根除。

(2)造成皇帝崇拜。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皇帝，与传统社会的等级制相适应，使之成为第一等级，乃至给人形成超等级的凌驾在等级之上的人、神之间的怪物，制造皇帝崇拜，即使民间造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皇帝、皇权补台，所谓农民政权最终还是皇帝政权。

(3)民人没有权力。没有近代的法制、人权、平等、自由、博爱，实行等级制度，限制社会流动、人身自由，压抑人性和人的创造力。总之，绝对的专制主义，无可救药的专制主义，它可行于古代、中古社会，而应为近现代社会彻底抛弃，彻底否定。

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专制主义皇帝制度，然而清除皇权思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社会上层不必说，民间的帝王崇拜心态，或者说情结，历久不衰，这种顽固性需要从上到下齐心合力去铲除、根除，需要根除人治，实现法治，实现民主政治，人们才能从两三千年皇帝崇拜文化阴影中解脱出来。对这种帝王崇拜心态，我撰文《皇帝崇拜文化心态探究》，刊登在《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五期，有兴趣者可以参考。

二、满汉矛盾与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

清朝是以满洲为主体的王朝，满人为统治民族，满人皇帝的统治对历史的发展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1，民族压迫、歧视政策，涉及范畴相当广泛

清初五大弊政。满洲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及统治初期，实行剃发、易衣冠、圈地、逃入法、迁海等项政策，就中大肆杀戮汉人，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职官制度中实行满汉复职制，满人为主体，为主官；满洲人、蒙古人爵位高，汉人望尘莫及。

防治汉人的特别政策：禁止士子结社，顺治朝的“卧碑”开其端；顺康间在沿海地区实行“迁海”政策；对外的闭关政策，限制民人出洋谋生，动辄以化外之民来惩治，闽粤及东南沿海民人“以海为田”，不许出洋是断绝生路。这样做，是怕汉人与外国人勾结反满。

2，满汉斗争贯穿有清一代

满汉矛盾时隐时显，乃一代之事，是全部社会矛盾的一个基本线索，清朝兴亡系于此。如清朝初期，剃发令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由清朝、南明共同对付李白成及其余部，变为汉人的反满，如江阴各地的抗清、反清，影响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清代初期、中期，民间利用“反清复明”口号，太平天国“奉天讨胡”口号，号召恢复汉人政权，晚期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3，在民族地区实行多种体制，牢固奠定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富有进取精神，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柔远政策颇有可取之处，为汉人政权所不及，所不可想象。

清朝成功地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使历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北患”问题，至此彻底消除，其功至伟。满蒙联盟，突出表现在政治联姻上，形成以满蒙为基干的统治集团，令蒙古始终是满洲的助力，军事方面，从人关时的从征，到镇压太平军、捻军，均起重要作用，故而光宣之际蒙古官员被引见人数大增。清朝皇帝信奉与利用喇嘛教，形成满蒙藏的结合，牢不可破，需知西藏原来属于蒙古人势力范围，准噶尔部噶尔丹时代势力达到新疆、西藏、青海及宁夏一部分；雍正帝、乾隆帝主动向准部本土发动进攻，并于乾隆20年代平定准部之后，北方、西北、西南边疆稳定；在蒙古地区，清朝考虑到蒙古族领主社会具体情况，实行旗盟制度，由中央任命盟长、旗札萨克，使之按照中央法规行政，直属于中央理藩院。战国、秦代到明代的修筑长城，中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蹂躏，社会资源的极大耗损，两千年的危难问题，至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认为：“往代汉族中原王朝经常被困扰的所谓‘北患’问题也至此结束，这种安定的大一统局面，既是治世形成的有利条件，也是它的一种体现。”蒙古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疆域稳定的标志；清史分期的界标，解决阿睦尔萨纳之役，为前期、中期的标志性事件；在对俄国事务中扭转被动局面。原来在同准噶尔人斗争中对俄国人让步，于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中表露出来，又允许东正教士驻京，成为后日英国要求使团驻京的口实。

在西藏，尊重喇嘛教及其领袖，实行中央政府代表与民族地方首领共同治理的原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此种制度在清朝灭亡之后仍有所延续。

西南改土归流，由元代的改土首为土司制，到清代的改土司为流官，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治理得以实现。

在东北实行驻防将军制，设置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实行旗民分治办法，由副都统管理旗人，府州县辖治汉民。

在维族地区，实行领主制的伯克制度，但不得世袭。

在广大汉人地区设立行省，中央政府直接治理。

郡县制、盟旗制、驻藏大臣制、驻防将军制、伯克制、驻防都统制，多种体制，均受中央政府管理，特别是在主权方面，如在西藏驻军，对外事务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商定。

清代形成稳定的疆域。疆域由不够稳定到稳定，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乾隆平定北疆之后，是为清帝国疆域最终完成。是时疆域辽阔，北到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极南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后藏阿里。辽阔版图底定，在农业社会极其不易，乃两千年历史所形成，是漫长历程的产物。清代以后国人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勤劳勇敢”自诩、自豪，“地大”，诚然。

新的版图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传统的版图观、国家观，与孟子的国家观相同，即国家有三要

素，为土地、人民、政事。清代内地、边疆一体化后，大一统观念得到发展及深入人心，“华夷之别”逐渐为“中外之别”所代替。中外之别，是“中国”作为国家的观念加深，“外”，不只是指外藩，还有外国，表明国人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新的版图意识和国家观念，体现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附有“大清一统舆图”；清朝同外国人打交道中懂得国家主权的道理，主权意识因素不断积聚，明白疆域清晰及不可侵犯的道理，在对外关系中强化中国的认同。关于新的版图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可参阅黄兴涛的《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邹逸麟的《清代对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

版图，即国土，是炎黄子孙立足之境，提供生活资源，就此应予清朝以高度的肯定。

一个国家实行多种体制制度，有益于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和疆域的稳定，有益于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落实，前提是承认、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与习惯，这是其历史意义之所在。它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无疑富有现实意义。

4，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加强

清代虽有满汉矛盾，但华夏(中华)国家的认同程度在发展，在加强，以致形成近现代国家的认同。

清承明制，清朝肯定明朝及其基本的政治制度、法规和伦理观念，并予以继承。肯定明朝主要是推崇明太祖及其制度，康熙帝谓洪武为“贤主”，非寻常帝王可比，其朝政“治隆唐宋”。所以，南巡亲祭明孝陵，不走正门走偏门，表示对明太祖的敬重。乾隆帝南巡祭明陵，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用张隆礼胜朝之意”(《清高宗实录》卷1225，五十年二月壬寅条)崇礼明太祖，表示认同华夏传统，也是使自身成为正统，成为法统的继承者，当然是正统了。政治制度的继承，后人总结清朝政治为“清承明制”，是基本制度的承袭，即实行郡县制、职官制、赋役制、教化制、科举制，强化对皇子的教育。常建华在《清史十二讲》第一讲，强调清朝皇帝借鉴汉人的统治思想，总结出“清承明制”的政治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和政治体制，集中体现在‘君权’与‘相权’关系以及宣传教化方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清前期延续了明太祖的政治”。

对汉人既利用又限制，重要的是以华夏文化治理汉人、中国。民族统一，在文化方面，始终是汉族文化为主体，就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她的民族文化有扩大影响的趋势，然而主流文化仍然是汉人的儒家文化，并给予少数民族极大影响，满洲虽力求保持本色，然仍免不了被同化的命运。

中华多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形成。皇帝认同多民族国家，雍正帝讲认同，要点有四，一为有德者为王：“唯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满洲有德才在中国坐天下，这种政治标准，不论何种籍贯、民族都应遵守，这种标准易于得到汉人认同。二是将少数民族与华夏之别视为籍贯的不同，而非“非我族类”的人兽之别，他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籍贯不同，在那里都是一国之人。三是批判“华夷之辨”，是分裂时期互相丑化之事，敝俗之见，应当摒弃，而今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再讲华夷之别，就是“逆天悖理，无父无君”的叛逆言论。四是进一步以清朝版图辽阔说明满洲君临天下是臣民幸事。“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见《大义觉迷录》)这种国家认同观，为后人接受，华夷之辨在舆论界的影响力逐渐减低。及至清朝退位，诏书讲到优待满洲皇族，还要求优待蒙古、西藏，强调建立满汉蒙回藏的国家。孙中山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与之回应。国家同地域、疆域、民人、民族联系在一起，全面地、综合地认同。

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前近代因素及与近代社会相衔接

1，鸦片战每之前职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某种变化，可同近代经济结构相衔接

在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之前，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结构方面有所变化，因之可以同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相衔接。

清朝出现大量的，被当时人说成是“闲民”“游民”的人，其实他们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产物和标志，是具有新生性质产业的劳动力。其实所谓的“闲民”是有职业的，只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他们的服务性职业不被官府和上流社会认可而已。

饮食业、服务业、娱乐业有了较大发展，从传统商业分离出来。茶馆、酒楼、戏楼、娼楼、游船、澡堂业大发展，从业的伙计、艺人、船夫、轿夫、厨师、妓女，有一大批人，如道光中的苏州，商贾云集，戏馆、酒馆数十处，每日演剧，从业小民不下数万人。一个城市的戏馆、酒馆能够养活几万人，可知饮食业、娱乐业的发达盛况。这类行业就是现代的第三产业。

手工业内部较大规模的生产和较为细致的分工，在纺织业、制瓷业中出现。纺织业内部区分为丝绸织业、棉织业；棉织业有家庭纺织，有作坊纺织；织成布匹。由染踹业加工，苏州踹业作坊，雍正间有450家，踹匠两万余人。工匠来自江北、镇江、安徽。棉布业中，还有棉花收购商，有开设棉布字号的棉布商，后者多为包买主，运销各地，或由外地布商转销。景德镇制瓷业分工细腻，工种有：陶泥工、拉坯工、印坯工、旋坯、画坯、青灰、合釉、上釉、挑搓、抬坯、装坯、烧窑、开窑、乳料、舂料、砂土工等。工匠来自各地，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七八，本地人不过二三成。

农业内部，个别地区出现生产专业化倾向，产生专门的产棉区、蚕桑区、柞蚕区、苎麻区、蓝靛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之表现与结果。松江府、太仓州的植棉区，称棉田为“花田”，表示尊贵。太湖区域的蚕桑业发达，江宁府、镇江府蚕桑业亦有发展，山东柞蚕业，江西苎麻业，均很出名。

佣工身份，基本上是平民身份的雇工，明代还有一些身份介于贱民、平民之间的“雇工人”，到清代大体上转变为雇工，生产关系变化了，雇工虽仍受宗法性束缚，然而是平民，而不是从前的雇工人。

消费结构的改变，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共生，在工商业重镇高消费以商人、手工场主为主，外地人为主，乾隆间苏州府长洲令李光祚说：“一切唱楼酒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燕饮之乐，皆行户、商旅迭为宾主，而本地士民罕与焉。”行户、商旅为宾主，他们为发展业务，需要应酬，需要有服务业来适应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生产、消费变化，引起商品交换的发展，长江中游与下游，形成粮食与棉布(还有食盐)的对流，而粮食供不应求，促进粮食业生产的发展。江南与闽粤贸易，是棉布、棉花与蔗糖、材木的交换。

工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发展，社会消费结

构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就中棉布织业、丝绸织业、陶瓷业生产关系中，以及为出卖而生产的农业专门化地区的出现，无不表明经济领域已经有了近代的成分。传统的商品经济、雇工经营及其近代因素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连接点。

2，鸦片战争以后等级制度的变化与皇权的实际削弱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若干迹象：

皇权的衰弱，大不如昔。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开商埠，为亘古未有之巨变，皇帝的奇耻大辱，咸丰帝逃难中死亡，慈禧出逃，不成体统；地方势力实际加大，如湘军、淮军，部分地自筹军费(抽取厘金)，督抚与自主武装相结合；改革政体，预备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制，是皇权的让步，实际产生的是“皇族内阁”，内阁13名成员，皇族占7位，总理是庆亲王奕勖，排斥汉族官僚，又无能，无法驾驭朝政，乃宗室权力的回光返照。

官僚权威降落与官位贬值。战败的武官被人揶揄，不敢耀武扬威，文官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而遭到讥笑，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制台见洋人”的洋相。官位贬值，官多无职位可以赴任，甚或四品衔出任七品职。捐纳盛行，卖官，无可改变，恶性循环。

绅士社会地位进一步上升。表现在资政院议员选举，钦选一百名硕学通儒，条件是不必考试，由各省咨议局互选，于是绅衿充任议员者多；绅衿实际控制社区。

资产阶级产生与地位有所上扬。洋行买办转变为资产阶级，少数官员成为亦官亦商者，田主转化为资产者，他们经营造船、航运、纱布、矿冶、电讯、保险等近代行业；他们具有民族性，郑观应等已提出以商战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他们谋求政治权力，支持君主立宪。纳税多的资产者可以成为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和农工商部议员、顾问官，并有制度保障，即《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农工商部的《奖励公司章程》的规定，凡集股20～100万可为部议员，集资200-2000万授顾问官。

贱民的局部解放。堕民，继雍正朝改籍令之后，再度得到脱籍的机会。在堕民除籍史上表达出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的呼声。为堕民脱籍而奔走的宁波人卢洪昶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丁编·堕民脱籍始末记》)他们通过办堕民子弟学校，令之取得学位而获得脱籍。

总而言之，时至近代，是中央集权的皇权下降，地方权力上升，地方自治的呼声和力量有所抬头，等级制度弱化，以至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等级制度的消失，应当说是近代平等、人道、自由观念的产物。

3，民间群体的近代因素产生与政党出现

在传统社会的极少数合法群体之外，产生大量的社会团体，并与近代因素相伴出现。

古老的、带有宗法性成分的宗族，晚清上海的个别宗族依据地方自治和议会的原则成立“族会”，洗刷自身的宗法性因素；宗族进一步民间化，即成为平民的宗族，民众化和大众化，使之更具民众性和自治性。

政治性团体及政党出现。由清初不许结社到晚清社团林立，政党因应而生。开始出现的是强学会，办报纸，先后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时务报》，鼓吹变法，被视为乱议政治而取缔，但她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结束传统社会无政治团体的状态，意义非凡。保国会，以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为宗旨。开展救亡运动。其他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各种学会、戒缠足会、去毒会、自治公所。兴中会于1894年成立，首倡推翻清朝的革命。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于1904年成立，次年，同盟会产生，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政纲，要求废除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

4，意义

前近代与近代的衔接，有因素传承，有迹可寻、可循。近代社会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并非凭空出现。战国时代郑子产就有承认传统“乡学”，允许学子议论政事的主张。黄宗羲鼓吹学校“议政”，认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意思有二：一为是非公道，不出于天子，而出于学校，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二是提高太学祭酒地位，与宰相对等，所谓“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在郡县，朔望大会，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听讲，政事有失，听批评改正。于是含有“议政”与行政并列的味道。黄宗羲表达出政治改革的愿望，戊戌维新时出版《明夷待访录》，康梁借以鼓吹君主立宪。黄宗羲之论，并非近代的属性，但是近代新学赖以产生的民族文化土壤。

嘉道以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近代产业、君主立宪、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民意高涨，均值得肯定。

四、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汉民族主义与中华中心论的纠缠

1，殖民主义的侵略罪恶

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赔款、割地、领事裁判权，使中国几乎被强盗瓜分，陷于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罪恶的鸦片贸易令中国上上下下陷入灾难深渊，吃鸦片成为社会中上层时尚风气，甚而波及社会下层，极其可悲。

2，清朝中国被迫走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清朝政府在被迫资本主义世界化与反世界化中摇摆、挣扎。魏源首倡“师夷技之长以制夷”，实即主张工业技术近代化。曾国藩倡导自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事洋务运动，希望走富国强兵之路，制造轮船、枪炮，而后修铁路、铺设电报电话线。冯桂芬结合儒家大同思想，宣扬西方社会救济观念，社会上出现教养院、习艺所、育婴堂，收养、教育贫民、乞丐、妓女、弃婴。信教、吃教人群出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对待西方文化的纲领性方针，本位文化不变，只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可是从总体隋形看，中国被迫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的通讯录《北京信札》认识到这种状况。她在1900年12月12日《致侄儿》信中说：“外国人来华后会把他们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让他们的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的嵌齿……外国人已经把他自己、他的国家、他的习惯和他的物产都强加给了中国，而同时也总是遭到强烈的抵抗。”

3，外忧与内患、反帝与反清的孰先孰后论

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形势下，汉人和清朝之间，出现“外忧”与“内患”“反帝”与“反清”先后论，即政府安内、攘外孰先孰后，民间反帝、反清孰先孰后?当外国武装入侵时，清朝、民间捐弃前嫌，一致抗敌，民众乃“扶清灭洋”“保清灭洋”。没有外国武装入侵的平常时期，双方都是先内后外，洪秀全根据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与形式，组织拜上帝会，发动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范围内、一段时间内改变人们的生活；此时，清朝除用自身力量从事镇压，还接受华尔的洋枪队；民间掀起“扫清灭洋”运动，清朝一贯镇压民间反抗运动。内忧与外患、反帝与反清，孰先孰后，这可能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难以处理好的难题，人类智慧难于有圆满的方案。

4，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意识，在清代，同满汉矛盾、中外矛盾(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纠缠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民族主义又同爱国主义密切关联，时而交织在一起，因为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清朝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简单地说，我以为清代以来发生的变化，经历三个阶段：热爱以汉人王朝政权为标志的汉族国家，不满甚至反对以满洲人为主体的清朝；热爱汉人为主体的国家，反满、反西方殖民主义；热爱中华民族的共和政体的国家(“五族共和”的国家、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爱国同国家政体从来联系在一起，同民族也联系在一起。

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社会背景可归结为两大因素，一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激起国人的愤怒；二是传统的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论意识特别强烈。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承认洋枪洋炮、火轮厉害，但是不服气，以为都是渊源于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在多少多少年前就有什么什么，这种观点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主编的《畴人传》中表达出来。这是不智之见，表明信守中华文明中心论。后来国人从中国世界文明中心论心态中逐渐走出，有所清醒，同时开始出现积贫积弱的悲愤心态与自卑心态，于是形成不断“革命”、造反的情结，以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积贫积弱的现实与根深蒂固的中华中心论的反差，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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