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把真实的明朝告诉大家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毛佩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论文80余篇。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十大后妃》、《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最新出版著作：《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一部）、《明朝顶级文臣》。
走上荧屏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明朝
2004年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正说清朝十二帝》。此时的《百家讲坛》栏目受到全国观众极大的关注，为了新的节目主讲人，央视《百家讲坛》工作人员多方探寻，终于找到了毛佩琦。毛佩琦听完央视《百家讲坛》来意后，虽有些意外，却也没有过多惊讶。因为他知道北京大学王天有、北京社科院阎崇年等众多史学研究者，都曾力推自己主讲明史。
不过对于毛佩琦本人来说，倒是挺愿意到电视台去讲明史，因为自己研究明史研究了那么长时间，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应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给观众，使大家对明朝历史和文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实际上，毛佩琦一直都很关注史学研究成果与大众之间的沟通。早在1988年的时候，他就曾经组织班子撰写了一部名叫《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的历史读物。这部书因为编撰者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被称为第一部可供海内外华人共同阅读的中国历史。这部书当年在上海、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至今仍然被奉为典范，受人称赞。因为它图文并茂，文笔优美流畅，所以不仅为史学界喜爱，也深受文学爱好者欢迎。诚如毛佩琦在这部书的后序中所写：“历史本来是很生动多彩的，可是到了后来就变为发黄的书本。我们要恢复历史生动、丰富多彩的面貌。”看来，毛佩琦编这部书的愿望是实现了。《百家讲坛》这个平台，也是面向大众普及知识的重要渠道。对于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来说，电视更是一个施展才华、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全新舞台。
我们在荧屏前看毛佩琦侃侃而谈，似乎话题随手拈来，滔滔不绝。实际上录制这台节目的幕后有许多辛苦不为外人所知。毛佩琦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教书近30年，在课堂上一直很受欢迎。原本以为走上《百家讲坛》，依然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结果，却大出所料。从课堂到讲坛，还真出现了一定的差距。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一档45分钟的节目毛佩琦足足讲了两个小时，因为他把观众当成了自己的学生。栏目的编导说，《百家讲坛》的观众包括从8岁小孩到80岁老人各年龄段的人群都有，知识结构也参差不齐，必须要让他们都听得进去，都喜欢看。于是，毛佩琦开始琢磨，怎样讲才能让观众都能听懂，怎样安排好故事情节以及设置悬念才能更好地吸引观众？毛佩琦坦言，为《百家讲坛》备课要比在学校课堂花的力气还大。况且，电视荧屏上不能停顿，不允许出现任何错误。在此基础上，主讲人要在不脱离学术规范的条件下，寻找一种适合大众理解的语言形式，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他说，我国学术界有个优良传统，就是大家写小文章。比如朱自清写《经典常谈》、叶圣陶写《文章例话》、王力写《诗词格律十讲》，还有一再印行的《十万个为什么》，其中的许多条目也是出自大专家的手笔。当今学者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有责任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的形式传达给大众。“放下架子，走近百姓”，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们的唯一选择。毛佩琦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让百家走进百姓》。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音像制品出版再快，也无法做到像电视一样与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步进行。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全知天下事，就可以获取各种信息，就可以与各种各样的人物见面。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和其他各种教育节目，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观众读书的需要，而且可以使观众见到想见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可以以一种近乎休闲的优雅方式享受读书的乐趣。因此，毛佩琦乐于在《百家讲坛》上耕耘，为全国观众讲解真实的明史。不但如此，他还热情地受地方电视台邀请，以及地方上所举办的论坛、讲座之邀，为大家剖析真实的明王朝。因此，可以说，毛佩琦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明朝那些事儿”有哪些大家还不清楚
自从《百家讲坛》播出“明十七帝疑案”之后，引发了全国观众对于明史的关注，一大批观众纷纷给毛佩琦来信，这其中有许多自诩为“毛线”的毛佩琦的粉丝。他们这样虽然给毛佩琦增添了不少负担，但也为他带来了一些意外的收获。毛佩琦谈到，有一位来自湖南湘潭名叫何歌劲的读者，乃是湘潭市文联副主席，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毛佩琦，并自称自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后代。毛佩琦很快给何歌劲回了信，并向他解释了其中存在的种种疑虑和问题。何歌劲曾经投书给一些学术机构，都石沉大海，可是毛佩琦却给他回了信，此事使何歌劲大受鼓舞。此后何歌劲多次邀请毛佩琦来湘潭考察，毛佩琦就带着他的学生前往湘潭考察相关历史文献和文物。虽然现有材料还不足以确认何歌劲的结论，但他却与这位观众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何歌劲后来将考察先祖之事写成《建文帝之谜》出版发行，毛佩琦亲自为其作序。不久前，毛佩琦还特地邀请何歌劲参加了中国明史第十二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毛佩琦还谈到，由于长期以来关于建文帝的历史聚讼纷纭，而又有许多人关心这一题目，因此他想筹备一个有关建文帝的研讨会，规模不用太大，邀请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日解开建文帝失踪之谜。南京明孝陵博物馆乐于承办此事，记者闻听，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记者也对文史这方面的话题深感兴趣。
面对读者朋友的诸多要求，毛佩琦并不能都予以满足，他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而且，研究历史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据说湖北有一个姓让的老先生，来信说自己也是建文帝的后代，当年建文帝把皇位让了出来，从此就不再姓朱，而改姓了让。他希望毛佩琦在《百家讲坛》上表明让姓就是建文帝的后代，甚至要求将中华世纪坛青铜甬路上的有关记载也进行修改，这显然是不可能满足的，因为那还是未经证实的事。然而对于一些真正热爱明史的非专业人士，毛佩琦却从不吝啬自己的笔墨。当时有一部在网络红极一时的通俗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大量明史爱好者的注意。作者当年明月找到毛佩琦，希望他能为自己的书作序，毛佩琦欣然应允。如今这本书早已成为畅销书，可见毛佩琦眼光之独到。
由于人们对大明王朝的不了解，把以前知道的当成是真实的明朝，因此当大家听到毛佩琦讲述的《明十二帝疑案》时，觉得是不是在给明朝“翻案”？毛佩琦说，过去一提到明朝，大家立刻就会想到宦官专权，想到朱元璋很残暴，想到四处横行的锦衣卫特务，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部份，不能以偏概全，特别是我们不能误读历史。毛佩琦举例说明，在南京的明孝陵前，有一块大石碑，石碑上面刻着“治隆唐宋”四个字。这是谁写的呢？这是清代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意思是赞扬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比唐朝和宋朝还要好。有人说，康熙皇帝写这几个字是作秀，是故意写给别人看的。毛佩琦解释，如果是单纯给别人看，完全不必写这样称颂的题词。况且，康熙五次南巡都要亲自拜谒明孝陵，而每一次拜谒明孝陵时都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请问，有战胜前朝的国君为作秀低下高贵的头颅甘愿为前朝死去的国君行此大礼的必要吗？英雄惜英雄，作为一个有胸襟有气魄的帝王，康熙皇帝称颂朱元璋“治隆唐宋”，这几个字应该是由衷之言。当然，对于朱元璋的称颂不仅见于这座石碑，还见于一些史籍中，也不仅仅只出于康熙皇帝之口，还出于其他清代皇帝之口。至于明朝的繁荣强盛，更是有史可考，有据可查的，因此，毛佩琦坦陈，对于明朝的历史，根本不存在翻案不翻案的问题，我只是把明朝的真实历史如实地告诉大家而已。
对于明朝的历史，毛佩琦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明史所留给人们的是黑暗、压抑、专制和落后衰败的感觉。这是因为一些历史著作对读者造成的误读和偏见。比如，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当时是隐射蒋介石政权的黑暗，因此强化了朱元璋独裁、残暴的一面；还有丁易写的《明代特务政治》，把明朝描述成特务专制的国家，也是为了影射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统治。毛佩琦认为，这些著作只是作者在特殊时期，将明代历史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一种表现，而并非历史的完整面目。至于另外一些看法，比如认为明朝的疆域很狭小，甚至北边不超过长城，等等，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明史》中明确地写着，明朝的疆域“远迈汉唐”。毛佩琦再一次强调，自己讲述的明史并非是在为明朝翻案，只是在将自己了解和看到的历史真相告诉世人，仅此而已。
不仅仅研究明代历史，毛佩琦的研究触角所及对时下盛行的国学也很有研究。毛佩琦还曾应邀为《家藏四库丛书》做过序。记者很欣赏毛佩琦对于国学的通俗定义，即：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乐方式的各种学问。广而言之，国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
毛佩琦认为，数千年来，中国人做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近代以来，西风劲吹，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故”。国学从来没有拒绝外国学问的介入，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学。自明朝末年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就已经融入了西学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它们当然也是国学的一部分。因此，国学又是开放的、随时代而进步的。那么，当今我们研究、振兴国学，不允许也不应该倒退，不允许也不应该僵化。对于毛佩琦之高见，记者深有同感。
毛佩琦不仅仅是坐而论道，和他把一个真实的明朝告诉大家一样，他还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解《中庸》，并写成《中庸七解——我读<中庸>》，把自己对于古代文化的理解用通俗的话语告诉读者。记者读后，深受启发。但愿毛佩琦今后也能出一本讲解《中庸》的书。因为“中庸”者，即和谐也。当今之道，和谐第一，中国和谐了，中国自然就会更加繁荣昌盛！
与南京的不解之缘
中国自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始，到朱棣迁都北京后建立“两京制”，直至现在，中国版图上仍然清晰地标着：北京、南京。这两个“京”在中国版图上绝无仅有，仅此一例。这是朱明王朝留给后人的一个历史见证，也是大明历史留给北京人和南京人的一个纪念。
毛佩琦近年来频频来南京，在“市民学堂”为南京市民讲解大明历史；出席南京多个高层学术交流活动，一起交流明朝历史上的辉煌。当记者询问毛佩琦与南京的不解之缘，询问毛佩琦作为一名北方学者为什么对南京这么感兴趣时，毛佩琦告诉记者，因为朱元璋、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均葬于钟山，因此关注南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再说，搞历史的要关心地理，当年司马迁写《史记》走遍天下，因此不到历史发生地去看一看，就没有真情实感。重视人文地理，是搞历史的人的一个优良传统。
毛佩琦强调，搞明史就更要关注南京。无论明故宫、明城墙、明孝陵都在南京，南京人在它们的身边，南京人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明朝最近，知之最深。因此，研究明文化，离不开南京。虽然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给南京带来新视角，但真正的专家还在南京，真正细致地了解明朝历史面貌还是当地人。
朱元璋建都南京，带来的开国功臣大都是淮西人，所以现在南京人的方言和北方方言很接近，因此即使朱棣迁都北京，南京还是陪都，还设有“六部”，南方人很多生活习惯都是明朝宫廷留下来的。现在我们来南京，来研究明文化，因为明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因为朱元璋建国理念有几个来源，一个是明教，光明战胜黑暗；一个是儒家思想，天下为公。不管他做得如何，但他标榜了就是提倡，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到南京，不能不到明孝陵，明孝陵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开启了中国传统美学里的建筑美学、环境美学，遗址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看了明孝陵，你会更感觉朱元璋是个值得崇敬的人。
南京还是《客座赘语》顾起元的老家，《客座赘语》对研究明代历史很重要，研究明史没有不看《客座赘语》的。关于顾起元的墓地碑刻等遗存文物应当就地保护，他认为他的后代研究自己的先人，有关方面应该支持他们，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研究的成果也可以弥补学者研究的不足。
为什么走上研究明史的道路
有人询问毛佩琦，是否因为喜爱明朝的历史才去研究明史的。毛佩琦淡然一笑，说， “不是”。他说，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中是不应该添加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智，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对历史评判的公正性。其实，无论明史、清史，还是汉史、唐史，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研究的对象。因此，自己所喜欢的只是这份工作，而不是某一段历史本身，或者某个历史人物。
其实毛佩琦喜欢历史，走上明史研究的道路还是有迹可循的。他喜爱历史的启蒙老师是他父亲毛景承和他家中的文史类书籍；而最早培养他对明史兴趣的，则是他的老师韦庆远，还有后来的韩大成。
说起父亲毛景承，毛佩琦十分感谢他在小时候对自己文史方面的熏陶。毛景承在民国期间就是一位文化人，他办过学校，办过报纸。从小，毛景承就为毛佩琦讲历史故事，讲《史记》，讲鸿门宴；说聊斋故事，说唐诗，甚至给孩子们读老舍的小说、剧本。母亲陈素文聪慧慈爱，悉心守护着孩子们。这样的家庭，家中少不了文史方面的书籍。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毛佩琦从小就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家中的那些文史类书籍更是爱不释手。他高中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1962年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历史档案系。毛佩琦说，因为喜欢文史的缘故，当时报考人大就是奔着历史系去的。而真正开始对明史产生兴趣，却是因为受到了韦庆远老师的影响。韦老师专长明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下了《明代黄册制度》一书。这本书在明史研究中影响颇大，故成了毛佩琦学术上的榜样。在韦老师的指导下，他懂得了许多学习研究的方法，并进一步认识了历史，认识了明朝。毛佩琦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韦老师要求他们坐四分钱的公共汽车从张自忠路一号校园到国子监，去那里看朱元璋留下的大石碑，石碑上面刻着朱元璋留给国子监学生的训示。从此，毛佩琦开始关注明史，以致后来把研究明史作为了自己的事业。
音乐系的骨干教师竟成了鲁迅的再传弟子
好梦即将成真，理想就要实现。可是就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据毛佩琦回忆，当时所有的课都停止了，学业无法继续，历史研究更是无法进行。当时的大学生都要求去军垦农场锻炼，两年后，毛佩琦被分配到了军垦农场。去军垦农场本不是自己的目的，但却歪打正着，没想到在那里，毛佩琦却打开了自己的音乐潜能，开始了音乐创作。提起这段往事，毛佩琦禁不住有些伤感。因为当年自己不管是不是歪打正着，却是真的对音乐十分喜爱，虽然只是自学，但却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从大型歌剧、合唱作品、独唱作品、儿童歌曲到器乐作品等等，都得到了业界的认可。记者以前不知道毛佩琦的音乐天分，只是想，他演讲时嗓音十分浑厚，唱歌时嗓音一定不错。哪知熟悉毛佩琦的人都说：“哎呀，毛佩琦唱歌可是专业水平。”他在不少刊物和图书中发表过音乐作品，一些作品在电台、电视台播放过，《青春之歌》、《绿化祖国植树苗》等作品还出过唱片。1974年，毛佩琦奉调到了河北师范学院，教授的是音乐理论作曲。从此，一名没有进过音乐学院自学成才的音乐人成了这所高校音乐系的一名骨干教师。
“四人帮”被粉碎后，毛佩琦心中的历史之梦再次燃起，他作为第一批考生再次考入了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系做研究生。为此，毛佩琦不得不放弃他喜爱了多年的音乐创作和教学。也为此，他这位男子汉曾放声大哭。
人生道路上有失自然会有得。在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系做研究生时，毛佩琦遇到了对他后半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尚钺老师。毛佩琦和他的同学们常常笑言，称自己是鲁迅的再传弟子，金日成则是他们未见面的大师兄。因为尚钺老师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曾跟随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并追随鲁迅从事新文学创作。在《鲁迅全集》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里面就收有鲁迅先生写给尚钺的信。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面也收有尚钺的两篇短篇小说，而且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尚钺是鲁迅的学生，那么毛佩琦作为尚钺老师的学生，当然就是鲁迅先生的再传弟子了。至于金日成是大师兄一说，倒有一些来历，那是在日本占领朝鲜时期，金日成和许多朝鲜青少年流亡到中国东北求学，当时尚钺在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少年金日成成了尚钺的学生，后来两人结下了非常亲密的师生情缘以及忘年之交。金日成成为朝鲜领袖之后，每次访问中国，总要打听尚钺老师的情况。至今，尚钺老师写的回忆他们当年那段交往的手书，还保存在平壤金日成旧居纪念馆中。成为中朝友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尚钺老师是史学界一位铮铮铁骨的硬汉。当年，老师为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势，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激烈批判，为此，毛佩琦曾在1980年给《新观察》写过一篇文章，把自己的老师称为“史学界的一条硬汉”。
1981年毛佩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帮助尚钺老师工作。尚钺老师患了重病，他的最后几篇文章都是毛佩琦替他拟写的。在一篇题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中，毛佩琦深刻领会老师的思想，拟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考验他们的研究。”这段话得到了尚钺老师的认可。尚钺去世后，毛佩琦由历史系委派，整理出版了《尚钺史学论文选集》。如今，上述一段话已经用大字刻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会议室的墙壁上，被大家奉为座右铭。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这段话也自然成为了毛佩琦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