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地名的文化缺失现象透视
摘要： 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城镇建设，那些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老地名渐渐地被应运而生的新地名所代替。地名标志作为城镇建设不可缺少的市政设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从几个方面阐述了现代地名的文化缺失现象，分析了现象产生的原因，强调要保护地名文化的传统性和民族性。
关键词： 城市地名文化缺失原因
地名标志作为城镇建设不可缺少的市政设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人称它是“本地人的脸，外地人的眼”。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城镇建设，那些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老地名渐渐地被应运而生的新地名所代替。自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开始，地名文化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地名便作为一种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地名即一个地区的名称。地名的形成，受该地的地理、历史、民族和语言所影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1］。它经过历史、战争、发展等一系列社会历史更迭之后，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地名文化所包含的范畴很广，为研究语言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地理学、民俗风情及宗教文化提供了依据。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地名作为大众传媒工具，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2］，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进程，一些老地名旧街巷逐渐被掩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上相当一个时期对地名文化缺乏认知，随意更改和废止老地名的现象屡禁不止。这种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现象在“文革”时期尤为突出。当时全国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条“东风路”、“反修路”、“向阳路”，多少老地名在“捣毁旧世界，建设新乾坤”的风潮中被淹没，造成历史信息的中断和古老文化的遗失。我曾从《南都周刊》中看过一篇《地名更改热中的冷思考》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深思：“老地名的具体实物已因世易时移或者缺乏文化保护而雨打风吹去，最后连这个寄托民众追思的地名也被迫退出江湖，最终，全新的地名，连同全新的建设和浅薄的记忆让城市愈来愈无文化，市民愈来愈无根。”作者把那些记录城市变迁的老地名比喻成市民的根，可见地名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我国地名文化的形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以语言、地貌特征、群居、方位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载体。如，济南，因地处济水之南而得名。济南经纬路独具特色，以织布经长纬短命名，一百多年前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体现了济南当时纺织业的繁荣，还说明了商埠区的范围是东西长南北短的状况。由此看来，虽是简单的几个汉字，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感情，渗透着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社会层面。同时，从这些种类繁多的地名文化中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各民族多彩的文化特点，为后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帮助。然而，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开发旅游资源，各地出现了地名更改热的现象。比如，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尽管当地政府认为更名后会给本地经济腾飞带来生机，但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有网友发帖讽刺说：“把西安更名为羊肉泡馍市，长沙更名为臭豆腐市。”尤其是徽州更名黄山市后，更引起了世人的强烈关注和费解。作为徽商发祥地的徽州，明清时期已经称雄中国商界500多年，具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徽文化已成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有资料：“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3］“将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并驻地于远离黄山的屯溪，使遗产的原真性受到了伤害，更伤害了著名的徽州文化。”［4］这种文化遗产的破坏与摒弃数年后将造成古老文化的缺失，带给后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随着各地出现的更名热现象，人们开始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地名信息的文化内涵问题。我认为，当前地名更名和命名中存在文化缺失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以下几个。
一、“文革”改名风的惯性思维影响
“文革”的改名风缘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之后，發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5］全国兴起了一阵改名风。于是，许多街道、商店、农村开始更改地名，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一时间，“文化路”、“建设路”、“人民路”、“反帝路”、“红星路”铺天盖地，相继出现，几乎全国大小城市中都有以这种形式命名的道路。尽管有些像“反帝路”“红旗路”等带有明显“文革”痕迹的地名已经改掉，但“文革”改名风的惯性思维方式还在继续。如改革开放之后的“振兴街”、“腾飞路”、“世纪广场”等。我在历史文化名城，被西方人士誉为“东方耶路撒冷”的古城墙边看到了一条名为“前进”的道路名，与古国的城墙遗址极不协调，让人很是费解。这些地名虽然代表了一个时期特点，却彰显不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个性。这种为了配合某一个时期的政治时局的地名，已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话题。［6］
二、“洋”地名文化模式倾向
近些时期，又兴起了“西化”之风，稀奇古怪的洋地名铺天盖地。这种“地名西化”现象在新建的居民区尤为常见，如“巴黎花园”、“莱茵小镇”、“罗马假日广场”、“欧洲城”、“伦敦城”、“挪威森林”，等等。据报道，这种“洋风”在某些城市甚至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一些传统的、有文化内涵的老地名随着五花八门的“洋”地名而消失，这种漠视民族文化的现象被称之为“居民区名称中的地名殖民化倾向”。这种地名殖民倾向，让许多人联想到了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那些采用外国人名及日本军政要员名字更改的地名，曾经带给中国人没齿难忘的屈辱和苦难。今天文化大繁荣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但对于崇“洋”轻“土”的命名倾向还是不能让有民族自尊心的广大市民所接受。在“洋”地名的背后，丢弃的是民族自尊和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忽略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道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世林在《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一文中说：“文化传承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文化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社会成果，为人的社会群体所共享，所以文化与民族须臾不能分离。”特色鲜明的中国地名文化是民族情感的寄托，亦是心理认知的基础。那些稀奇古怪的“洋名”，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只能昙花一现流行一时，不可能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的任何作用。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名文化是以民族性而被世界认可的。如郡、京、都、道、府、县等名称在今天的日本、朝鲜、韩国一直还在沿用。社会发展到今天，地名不再单单是记录地理实体的符号，俨然已经成为维系人们生活的感情趋向和审美情趣的表现形式。在经济呈现全球化趋势的大潮中，世界文化仍然是多元化的存在，地名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受到“洋”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崇“洋”轻“土”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更有现代化的浮躁与冲动，而恰恰忽略了一座城市的文明传承、文化肌理与人文魅力”（http://theory.jschina.com.cn）。这种“洋”地名文化模式倾向，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断裂与缺失。
三、名牌企业冠名的利益驱动
地名文化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尽管因为历史的变迁、实体、建筑和道路的消失，有些老地名已经完成了应有的“历史使命”，但只要地名在，人们依然可以凭借着地名背后的故事，寻找到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如济南的“七家村街”，原来的“七家村”已经是今天的机关、居民楼和闹市区，但人们仍然可以凭着“七家村街”的名称，追忆当年以教师组成的村居“七家村”的故事，以及发生在这里的一些特有的文化气息和民俗风貌。1977年考古学家又以河南登封县叫王城岗的古地名为线索，挖出了城墙基槽，经C-14测定为夏朝遗址。所以说，地名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缩影和标志，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直接导致文化的断裂和中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入了经济建设时期，在地名更名和命名中又出现了名牌企业冠名之风。某条路、某个桥被名牌企业买断冠上了企业的名称，像“电缆路”、“海尔路”、“白酒厂大道”、“联想桥”之类的地名相继出现。为了提高地方的知名度，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便把一些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好听的、被市民认可的老地名冠上某企业和旅游景点的名称，这种做法违反了《地名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地名的稳定性，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就拿人们关注的黄山来说，你要爬黄山，却把你带到了离黄山风景区几十千米以外的黄山市火车站。还有诸如曲阜机场在嘉祥，兖州矿务局在邹城，等等。地名的形成是千百年老百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约定俗成的文化产物，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实际意义，属于“公益性文化遗产”［7］，从这一定性上不难看出地名的大众文化功能。因此，有人称“地名是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第二语言”。用名牌企业冠名，反映不出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或人文地理特征，使地名的命名受到了某名牌企业的局限，造成地名指位性混乱的现象，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反映人文特征、经营商品的人文景观地名，如米巷、豆腐巷、竹竿巷等。从这些地名中，人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时期这个地区和街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状况，给后人研究此地的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提供历史依据。所以，不要忽略了地名的文化公益性。
四、领导决策的随意性
个别领导在城市更名和新城区命名中的长官意志和随意性，干扰了地名区划的整体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同时也导致地名的文化缺失，因为他们对地名文化这一大众传媒工具的作用不够重视，缺乏对地名信息整体布局的统一规划，忽视了地名文化所蕴含的城市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这种地名命名的盲目性、随意性，削弱了地名的文化内涵，反映不出地名的文化特点，也没有起到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作用。如，不少城市效仿上海市兴起了用城市名称命名，这种命名的方式虽然无可非议，也很容易记忆，但缺少了城市特色和多彩的地名文化特质，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地名现状，这总会让人感到这种现代地名的背后缺少了一些文化的元素。如，某市大学城道路的命名就缺乏文化品位，没有体现出此地的文化特点，“紫薇路”、“丁香路”、“海棠路”没有留给人们审美联想的空间，缺乏大学文化的含金量和高雅的艺术想象，作为大学城的道路地名命名，显然反映不出此地的特征。中国石油大学有个“荟萃园”，此名取于“英才汇聚、精华汇集之意”，“名之相袭，意之相承”。在这里“荟萃园”已经“超越景观而成石大理想与风格，价值与追求的象征”（引自，“荟萃广场铭记”）。“文化的传承绝不是个人的自我行为，而是有着很强的群体性”（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据统计，我国地名中那些用当地地理特征或者原有的村镇名称命名的地名，寿命较长。因此，地名的命名不但要有全局性的规划，而且要有“可持续”的生命力，才能有稳固性。在老地名更名或新地名命名中，还要考虑“地名的形象审美”［8］价值趋向，通过语言与文化的相互融合，诱发人们对地理实体形象思維的审美联想，使地名符号更富有“诗情画意”和生动的形象艺术审美，充分体现城市文化的人文景观价值。如，古时候用“州”表达水中的陆地，正因如此，就有了那首“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民歌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佳句。再如，反映自然景观的“蝴蝶泉”“虎跳峡”，反映植物树木的“梅岭”、“古槐路”，等等，这些形象美、指位准确的地名，不仅仅是地名符号，还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尤其最近一个时期，为了当地的经济利益，而摒弃传承了上千年的地名文化的状况，导致历史文化的中断和消失值得深思。浙江在线新闻网站（.cn）有一篇《唇齿间的低吟：老地名背后醇酒般的城市文化》，道出了地名区划工作者的心声和无奈，他们的呼吁和领导的决策相比不过是“唇齿间的低吟”罢了。所以，在地名命名中要遵循地名信息的多元素文化特性，而不是领导决策的随意而定。
城市的文明焦点是文化，文化是地名的灵魂，而地名文化又体现着城市的个性和内涵。正因为它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所以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强调要把地名作为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虽然并非文化的全部，但遗产作为自然和历史精华的积淀，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基础。没有遗产的文化，或者说与遗产割裂的文化，都没有根底、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力”。［9］遗产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Rhyne，1995），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地名，其文化内涵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5］《维基百科》地名学.
［2］［7］华林浦.中国地名史话.
［3］《徽州文化》百度.
［4］［9］彭顺生编著.世界遗产旅游概论.
［6］城市地名命名四原则.谭汝为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65002657_4_1.html.
［8］郭锦桴.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