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摘要：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关键词：清初；康熙中叶；程朱理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5－0044－08

清初程朱理学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其在清代的存在水平，有学者评价较低，章炳麟先生肇其端，萧一山、吕思勉、贾丰臻、杜国庠等先生持其说。也有部分学者对其做出了较高估计，钱穆先生倡其始，梁启超、胡适、吴雁南等先生继其后。高翔先生从清初社会重建、清朝统治的稳定等问题出发论证了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清初的独特历史地位，并提出了“到康熙中叶，理学便呈复兴之势”的命题。我们认为，认真梳理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发展脉络，可以做出其在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复兴”的判断。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等三方面。

一

众所周知，程朱理学自南宋理宗时确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迄于明代前中期一直保持其独尊地位。明代嘉靖、隆庆以后，“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而“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以及在民间的影响遭遇到了阳明学的空前冲击与挑战。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者在经历了入关前政权初步接受儒家文化，到入关后顺治时期的进一步讲求儒学，至康熙中叶前后基本上完成了儒学观的选择，确定了以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独尊的统治理念。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明确政权的发展方向，这是程朱理学确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根本标志。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亲撰《日讲四书讲义序》，提出要以理学为自己的施政指导：

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德王道之全，修已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历寒暑，罔敢间辍。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制序言，弁之简首。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这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序》，是康熙帝第一次正式而明确地提出要以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施政纲领，通过讲明“道统”，实现与“治统”的合膺，确立政权的正统性，最终实现政权正统性的理论论证。一些理学官僚也积极促成其合膺治统与道统的政治实践。康熙十九年闰八月，李光地应康熙帝要求进呈自己平日所作文字，其文有云：“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生之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尽管李光地于此拈出所谓孔子一朱子一圣祖为五百年道统之传恐怕多出迎合之需要，但却揭示出康熙帝努力实践“治统”与“道统”合膺的事实。

康熙帝选择程朱理学，合膺“道统”与“治统”的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康熙中叶前后，清朝的统治逐渐为大多数汉族民众所接受，此前长期存在的抗清斗争趋于沉寂，部分遗民走上与清廷合作的道路。史称：“康熙丁巳、戊午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四明姜宸英诗云：“北阙已成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时人“以之为实录”，真正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局面。不少在清初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海内遗硕”，此时态度也发生松动。孙奇逢在易代后，朝廷官员多次荐举皆不出仕，僻居乡野，“率子若孙躬耕自给，门人日进”。但他与不少官员都过从甚密，如魏裔介、魏象枢、汤斌、耿介等。曾“绝食抗旨”的李颙，在康熙帝西巡时，遵旨进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获康熙帝御书匾额，李颐深为感动，竟以不能起其母于九泉“一睹圣主荣恩”为憾。再如，戮力抗清的钱澄之“讯闽粤遗事，复相持泣涕”，于事败后“髡缁间行，归老江村”，然而他与朝廷重臣徐元文等关系紧密。其所作《正统论》一文，“至少表明他并不赞成将为前明‘复君父仇’的清朝简单地排除在正统之外”。可以说，最高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大大加快了汉族士人逐渐走上与清廷合作道路的进程，而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在清廷提倡程朱理学，赢得士人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由道统到治统的认可。

康熙帝对理学颇感兴趣，“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自觉接受理学基本教义为施政指导，进而又确立了其在皇子培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担任皇帝、皇子老师的多是理学官僚。经筵、日讲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康熙九年十月，朝廷正式宣布举行经筵、日讲。十年，“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公(引者注：即熊赐履)为讲官，知经筵事。……盖公自初应诏上书，即力言圣学为第一要务”，而康熙帝“益尽心于尧、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张、朱五子之书”。康熙帝又因经筵春、秋两次进讲太过疏阔，命讲官每日“进讲弘德殿。”理学名臣熊赐履、陈廷敬、张玉书、汤斌等都曾担任过康熙帝讲官，而他们进讲的内容也主要是正统儒学的基本教义及其关乎治道的内容。康熙帝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基本教义后，又亲自向皇子讲解。他常以闲暇时间向诸皇子讲解经书，所谓“(朕)与文臣讲论书史，即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并告诫皇子当“习熟《五经》、《四书》、《性理》”。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左右，太子允礽即已经学完《四书》、《书经》。而后来继统的乾隆帝幼时的理学素养亦多得益于康熙帝的亲自教诲。诚如和硕果亲王允礼所云：“皇四子幼侍圣祖仁皇帝，特荷慈眷，朝夕训诲，且见我皇上视膳问安，致爱致敬，无事不与往圣同揆，至性熏陶，耳濡目染，由是体诸身心，发于言动者，不待模拟，自成方圆，夫圣经贤传所以勤勤亶亶，诱翼万世，其道无他，父子君臣之大伦而已，皇子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教谕，而又切磋于师友，研极于诗书，早夜孜孜，日新其德，故发为文章，左右逢源，与道大适”。可见，康熙帝对弘历讲授的主要内容多是理学的君臣大伦之义、道德仁义之说。

康熙二十六年，又确定了皇子培养教育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敢稍废”。所谓“文”，就是以理学为核心的正统儒学。康熙帝亲自选定的皇太子讲官汤斌、耿介、达哈塔等，都是“老成谨慎”的理学名臣，其余如熊赐履、张英、李光地等也都是名重一时的理学官僚。以正统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教育皇子的基本内容，在康熙朝被正式确定下来，并为后世严格遵循，实际上“就是从思想传承的角度，保证了理学在清朝政权中长期居于指导地位”。雍正帝也很重视对皇子的培养，精心拣选师傅以教导之。如福敏、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朱轼、蔡世远等，这批人对乾隆帝理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赵翼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

一大批理学官僚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影响政治演变方向，这是衡量程朱理学是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独尊地位的重要标准。明清鼎革，政权中不少有识之士积极推动政权的儒学化进程，接受程朱理学基本教义作为施政指导。历顺治一朝，迄于康熙中叶前后，政权指导思想基本上完成了这一选择，而在康熙朝出任要职的多为理学名臣。如熊赐履、李光地都官至“宰辅”。熊赐履是康熙帝最重要的助手和谋臣之一，时人说他“名甚盛，又得君”。后人称他“锐志图史，讲求军国利弊，敷陈献纳，大鬯厥辞。其颁为令甲者，屡书莫罄，贤士大夫类能诵习而传道之”。李光地则因其独特的个人素质成为圣祖的莫逆之交，所谓“惟朕知卿最悉，亦惟卿知朕最深”。在康熙朝政治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南书房中亦多是理学官僚，如张英和陈廷敬。张英为学“以朱子本义为宗”。康熙帝对他信任有加，史称“在密勿论思之地，昼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谋，同列不闻；伏蒲之语，外庭不知。推贤与能，庆流朝著；横经讲艺，泽及民生；弥历岁年，延登受策”。陈廷敬则“回翔馆阁，遭际昌明，出入禁闼几四十年”，深为圣祖所期许。徐乾学，“方其盛时，权势奔走天下，务以奖拔寒唆，笼络人才，为邀名计，故时誉翕然归之。”数诠选政，“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出身寒素的高士奇，因其才识过人，经明珠推荐，获得康熙帝赏识。史载，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亦在焉”。

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确立，在康熙二十四年以后也得到了体现：二十四年，科举考试确立了“乡、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的基本格局。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康熙帝发出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匾额共八面，皆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定海山匾额一面御书：“定海山”三字，命转交礼部。二十九年，议准乡、会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突出了程朱理学在乡、会试中的地位。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性理》”。则确立了程、朱理学在乡、会试二场试题中的独尊地位。

二

任何一个社会，知识精英的“观念和思想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以知识精英为对象，考察他们对程朱理学前后态度的变化，必将有助于了解康熙中叶前后社会观念对程朱理学的接受情形。以下从“清军入关初期”和“康熙中叶前后”两个时段进行考察。

清军入关初期，知识精英掀起一股总结理学思潮，其中不乏激烈批判的言论。傅山斥责理学家是“奴儒”、“鄙儒”、“教化头骨相”。王源则多处表露自己对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不满，他称：“生平最服姚江，……晋之清言，宋之理学，为奸雄窃笑久矣。盖宋儒之学，能使小人肆行其凶，而无所忌”，又指责程朱信徒是“尊程朱以见己之学问切实，而阴以饰其卑陋不可对人之生平”。知识精英对理学的广泛批判极大冲击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少理学士人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发出“学绝道晦”之叹。汤斌称：“近世圣学不明，谈及学问，便共非笑，不以为立异，即以为好名。”魏裔介惊呼：“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方苞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甚至一些下层知识分子也哀叹“近来儒道式微，理学日晦”，“天下邪教横行，人心颠倒，将千古真儒的派，便淹没无闻”。

康熙中叶前后，知识精英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知识精英中出现了一股广泛接受程朱理学的趋势，以致当时为“圣学”“一线之薪传，毕竟作何交阁”而忧心忡忡的熊赐履，也欢呼“南中士夫多所感发，有跃跃兴起之势，旧时习气为之一变”。集中表现在：

其一，不少知识精英为学宗主程朱，排诋陆王。陆陇其自幼励志圣贤之学，专意洛、闽诸书，“而一折衷于朱子……凡程朱之文集、语录以及有明诸儒之书，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至于嘉、隆以后阳儒阴释改头换面之说，亦皆悉究其微而尽烛其部。于是居敬穷理，履仁蹈义，粹然一出于正矣”。朱泽法则对学者说：“吾愿自今学者取《四书》、《五经》及周、程、张、朱书熟读详玩，躬体心会。如是数年，自见得从古圣贤相传的绪，非他说所能惑也”，“朱子发挥敬字最为圣学存心之要。若阳明之存心，首言无善无恶，当其未发，已翦伐至善根源，既同释氏之断灭；逮其应事，祗欲随缘应付，又类老氏之无为。内外判隔，体用乖违，以视朱子之学，不犹莠之与苗，郑声之与雅乐耶”。福建张鹏翼，“当明季学术庞杂，海内宿老如孙夏峰、李中孚、黄梨洲尚多濡染；先生与当湖陆清献公并时，宗主程、朱，异地同心”。高阳田极当“清初士子承明季余习，尚奇僻，传注多舛错；极独阐发程、朱宗旨，讲贯融彻，听者熙然，如游考亭、鹿洞间”。尚有不少士人因读程、朱之书，遂终身以研习程、朱为职志。邓元昌“年二十五，得宋五子书读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为人之道也。出入禽门，往竟不自知，何哉?’”遂摒弃制举业。蒋元“幼业贾，补邑诸生，读《近思录》有得，悉发濂、洛以来诸儒书，辨析异同，一折衷于朱子，遂弃举子业，奋然以讲明绝学为己任”。张履祥再传弟子陈梓“绝意进取，以闲邪崇正为己任”。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知识界出现了由佛、老返朱的倾向。雍正朝任吏部侍郎的沈近思年轻时曾在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习举子业后，私淑朱学信徒应撝谦先生，“求得其遗书，乃知正学有在发明宗旨。已而于潜斋语间有未安，皆反复以求其通。论者以为应氏功臣”。武韟，“初喜言兵兼涉佛、老，与吴玠同上公车，相与讲求义理之学。……于西江之顿悟，永嘉之事功，新建社会之极分派别，莫不深入而辨析其纤微离合，卒折中于濂、洛，醇如也”。刘原渌最初信奉道家之说，“求长生久视之术，寝食俱废”，后读“宋儒书，乃笃信朱子之学”，乃汇集朱子之书，作《续近思录》。谢文洊，早年习举子业，为诸生，年二十学禅有所得，三十后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为宗”。

程朱理学重镇广布全国，刘原渌、姜国霖，“标帜齐东”；范部鼎、李暗章“授徒汾晋”，咸“尊朱辟陆，以居敬穷理为宗，齐晋之间遂为北学盛行之地矣”。昆山顾亭林、太仓陆道威、石门吕留良、吴中王寅

旭、越中张考夫、湘中王船山、赣中谢秋水，“皆排斥王学，以程朱为指归者”。此后，程朱理学出现了渊源有自，薪传不绝的局面。安丘刘原渌，为学“笃信朱子之学”，后数十年，昌乐有阎循观、周士宏，潍县有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德州有孙于篮、梁鸿翥，胶州有法坤宏，同县有张贞，犹能守原渌之学。再如，“连城理学，始自宋之邱起潜、明之童东皋，而能灵、鹏翼继之。力敦伦纪，严辨朱、陆异同”。

其二，自晚明启动的学术思想领域“返朱”趋势方兴未艾。向濬“服膺王学者且六七年，已读程、朱书忽自疑，偶于肆中得《高忠宪公年谱》读之，遂舍其所学，一以程朱为宗，确守《小学》、《近思录》、章句、集注诸书，与其学者辨析异同，反覆不倦”。门人黄艮辅、程登泰辈，受其影响也发生了“始宗王学，已卒归于程、朱”的变化。张贞生，顺治戊戌进士，为国子司业时，刻邹东廓先生《宗儒语略》，阐明阳明良知之说，其后乃“一宗考亭”。称许王阳明“尤以理学人圣域”的吴肃公，正是在顺治年间对《传习录》产生怀疑，进而从九年始作《正王或问》，又“取其书逐节正之，遂成卷帙”。当时读其书者，赞同者有之，“口呿目瞪，如丧神守”者亦不乏其人。再如，张烈，其学凡三变，始也由朱入王，继也由王返朱。他自叙为学经历有云：“愚成童时，先人教以程朱之学，信之颇笃。弱冠始闻王氏之说，翻然尽弃其学而学，沉浸于宗门者十五、六年。……久久脱洗，乃知王氏之全非，盖与圣门背道而驰也。”

清初学术思想领域出现“返朱”趋向，原因比较复杂。有以学术为得君之目的，最典型的是李光地，他自18岁开始“讲性理之学，纂《性理》一部”，不以朱子《易》注为然，称“朱子注无甚意味”。后又自廿一至廿五，用数年之力“看陆王之书及诸难书”。后虽经熊赐履推荐，担任翰林学士，很长时间内仍在学术上宗尚陆王，乃至康熙二十八年时，被圣祖斥责为“冒名道学”。当年九月，康熙帝又说“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有学者断言：“(李光地)从29岁进入翰林院，到48岁掌院学士职被罢免，前后20年，就学术宗尚而论，李光地一直游移于程朱、陆王间，……向程朱一边倒，已经是他50岁以后的事情。”也有经过长时间的分析比较后发生的，如刁包“初从孙奇逢问良知之学，心向之。既取高攀龙书读之，喜曰：‘吾未见先生书，吾死人也。今见先生书，犹生死人而骨肉之矣。吾师乎!吾师乎!由孔子而来，见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颜、曾、思、孟是也。闻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张、朱是也。以闻知上溯见知，使孔子之道灿然复明于世者，于今又得高子其人。是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梁溪也’”，故而后人在评介其学术宗尚时说：“包之学，以程、朱为宗旨，谨言慎行，一本诸敬。而于陆、王之学，多有微词”。再如，颜李后学王源，他曾多次与程朱学者方苞晤谈，每论必“尽发程、朱之所以失，习斋之所以得”，称“使百世以下聪明杰魁之士沈溺于无用之学而不返，即程、朱之罪也”，通过与方苞的多次辩难后，“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李塨晚年也对先前诋毁程朱的言行颇为自责，“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

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满洲贵族中也涌现了一批理学信奉者和宣传者，这也是理学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有力证明。二十五年，康熙帝曾感叹道：“因有满书，满洲武官翻阅史书，通达义理者其多。汉人武官读书者甚少，竟有一字不识者。”康熙中叶，满洲图尔泰“素尚理学，于戍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朝夕礼拜”。顾八代，沉潜理学多年，以病乞休，“居家十余年，益研经学”。

三

清初理学界，不少理学家强调学术总结，掀起了一股编纂理学学术史的热潮，这是衡量清初程朱理学“复兴”的重要标志。它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以熊赐履、张夏等为首的理学士人站在程朱立场主张严道统之辨；二是以孙奇逢、汤斌、范鄗鼎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折衷程朱、陆王，同尊其为理学正宗。无论从哪方面进行的编纂活动都大大提升了程朱理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以熊赐履、张夏等为首的理学士人主张严道统之辨。他们特别强调理学阵营内部的壁垒分立。通过编纂学术史以实现“卫道”、“续统”的目的，在元代官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区别朱、陆时便已经开始；明儒承袭其绪，也通过编写理学学术史替朱、陆争“道统之正宗”。清初程朱理学对其多有继承，代表作有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洛闽渊源录》、窦克勤《理学正宗》、耿介《中州道学编》，具体来讲，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将程朱、陆王两大阵营皆纳入研究对象，而后给予定位。熊赐履的《学统》，由关注两千年来“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的原因出发，将自孔子以降斯文之“统”分作“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正统”包括周、程、张、朱与颜、曾、思、孟八人，因其“躬行心得，实接真传”；陆王则被归入“杂统”，因其与百家之支、二氏之谬一样，“或明畔吾道，显与为敌；或阴乱吾实，阳窃其名，皆斯道之似是而非也”。张夏著《洛闽源流录》，取有明一代讲学之儒，分别其门户，自一卷至十三卷列洛、闽之学者，正宗十六人、羽翼三十九人、儒林一百九十二人，并合传附传者共二百五十余人；十四卷为新会之学；十五卷为余姚之学，所列羽翼八人、儒林三十九人、而正宗则阙；十八、十九二卷谓之补编，所列仅儒林五十八人，并羽翼之名亦不与之矣。概言之，张夏将明儒按正宗、羽翼、儒林分为“三品”：最上为正宗，其次为羽翼，再次为儒林，重在“溯统程、朱”，程朱及其后学人正宗和羽翼，王学学者入儒林。程、朱为孔门之大宗“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学程、朱之真儒”。

另一种是专门为程朱理学修史立传来表彰程朱。魏裔介《圣学知统录》，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皋陶、伊尹、莱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许衡、薛瑄二十六人，述“见知闻知之统”。又所著《圣学知统翼录》，录伯夷、柳下惠、董仲舒、韩愈、胡瑗、邵雍、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吕祖谦、真德秀、赵复、金履祥、刘因、曹端、胡居仁、罗伦、蔡清、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二十二人。《自序》谓：“以之羽翼圣道，鼓吹六经，亦犹淮、泗之归于江海，龟、凫之侪于岱宗也。”窦克勤著《理学正宗》“止录正宗，其他儒行驳而不纯者”，一概不录。“正宗”仅列濂、洛、关、闽诸理学大师，时人称体例谨严，说“一部《正宗》，于宋元明诸儒品评悉当，斥金溪、姚江之非，使邪说不至害正，一归于廓清”。耿介的《中州道学编》也是通过为中州理学修史来凸显二程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窦克勤序此书说：“先生之编是书也，为中州存道脉也，为中州存道脉则专录中州道学，非中州道学不得旁及，例也。”足见其体例之谨严。

此类著作尚有张伯行《道统录》，上卷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及颜、曾、思、孟；下卷载周、程、张、朱。其《附录》中则载皋陶、稷、契、益、伊尹、莱朱、傅说、太公、召公、散宜生及杨时、罗从彦、李侗、谢良佐、尹焯，人各一条，述其言行，而以总论冠于卷端。张伯行又作《道统录附

录》。其编纂体例是“上自尧、舜、禹、汤、文、武，下及周、程、张、朱，君相师儒为治为教，统而一之，而假与似者不列焉”。陈鹏年著《道学正宗》一书，“上探羲皇，继以尧、舜、禹、汤、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张、邵，终以紫阳朱子。穷源溯流，发凡起例，奉为宗主”。朱搴著《尊道集》，第一卷为圣贤前编，自孔子至孟子事迹及后人论说；第二卷节取《伊洛渊源录》；第三卷节取《伊洛渊源续录》；第四卷为前明五子录，纪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五人行谊，而兼及其言论，大旨“主于攻击陆王”。

以孙奇逢、汤斌、范鄗鼎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折衷程朱、陆王，同尊其为理学正宗。孙奇逢《理学宗传》、汤斌《洛学编》、范部鼎《理学备考》是代表作。《理学宗传》一书将历代诸儒按“主”、“辅”分类立传，以展现他们与道统传承的关系。所谓“主”，是指“直接道统之传”，深得“传宗之旨”的宋明理学家，包括程朱、陆王四大家、两大派。所谓“辅”是指薪传儒学、辅翼道统有功的历代诸儒。其中就特别表彰了程朱陆王的门人。即“以周、程、张、邵、朱、陆、薛、王、罗、顾十一子为正宗，汉董子以下迄明季诸儒中，谨守绳尺者次之，横浦、慈湖诸儒议论，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孙奇逢又有《理学传心纂要》，著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王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他们为“直接道统之传”。汤斌的《洛学编》述中州学派，分为二编。首列汉杜子春、郑虔、郑众，唐韩愈，宋穆修，谓之前编；次列二程子以下十三人、附录二人，元许衡以下三人、附录一人，明薛埴以下二十人、附录七人，谓之正编，各评其学问行谊，盖“虽以宋儒为主，而不废汉唐儒者之所长”。范鄗鼎著《理学备考》，该编剟取辛全《理学名臣录》、孙奇逢《理学宗传》、熊赐履《学统录》、张夏《洛闽渊源录》、黄宗羲《明儒学案》，“其说不出于一家，其文不出于一手”，也是主张折衷朱陆的。

可见，与熊赐履、张夏等人不同的是，孙奇逢、汤斌、范部鼎等人，尽管也重视通过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来确立统系，但他们不兢兢于程朱、陆王孰正、孰杂，孰主、孰次之辨，而多能持朱陆之平。但有一点两者是一致的，他们进行学术总结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应对清初批判、总结理学思想的兴起，以挽救理学在清初的颓势。

综上，衡量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最高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进而确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二是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三是不少理学士人强调学术总结，掀起了一股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的热潮，从维系学术正统的角度保障了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复兴”。

责任编辑：王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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