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历史,这是本来的历史。但是,如何把这一本来的历史叙述出来,形成一部书写的历史?这就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出方法论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已有的书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而言的,是对我国已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的一种反思。

我认为,在中国,书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虽然很多,但却没有一部是写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的,没有一部著作把中国大学校园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作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中。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大学校园内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呢?或者说,中国大学校园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无足轻重呢?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对中国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贡献的评价问题,也涉及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环境的思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在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环境、培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几次大的社会变革中找到证明。20世纪初至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大学的讲坛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先后担任图书馆主任、历史系教授,并在历史系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在此期间,他与胡适进行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写成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在这些文章和讲义中,他不仅系统地讲授了唯物史观,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陈独秀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设在北京,北京大学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返沪,途中两人探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相约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李大钊、陈独秀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曾经对毛泽东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918年,毛泽东为促成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并在其帮助下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1919年,他第二次来到北京,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书籍,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瞿秋白1923年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任职期间,他在课堂上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并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部讲义及系列论文,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范寿康1933—1938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在课堂上系统地讲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源和基本理论,不仅如此,他还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他在武汉大学期间撰写的《哲学通论》和《中国哲学史通论》两部著作就体现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武汉大学哲学系也由此成为巾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单位。李达一生都在大学里教学,也一生都在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从1923年到1925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公立政法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他1926年发表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这一时期任教的讲义。这本书当时是“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作用极大;1927—1932年,他在上海也是在大学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1932—1937年间,他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同时兼任中国大学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和货币学等课程,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等著作,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使当时的大学师生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还对抗日的战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读了《社会学大纲》后,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作了推荐。这些都对20世纪初至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学理上的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普及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体系,培养了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萧前教授参加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材编写工作,武汉大学在李达老校长的主持下,编写了《唯物辩证法大纲》。这两部教材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创立了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体系,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序,第3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思想解放运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学校园的哲学家们相继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沦、文化问题等的讨论和研究,这些讨论和研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入了第四个时期。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学校园的哲学家们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开放了中国人对全球化、现代性等问题的思考,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了它的学术危机,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一切都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几个阶段上的发展表明,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建设基地,也是推动中国思想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场所。如果没有这个场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就失去了必要的环境。既然如此,那么,它就不能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能忽视这一个部分。

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因为忽视了这一个组成部分,结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中,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没有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没有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和发展。由于缺失了这一个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不仅在理论上十分单调,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叙述上也缺乏深刻的学理分析,使人读起来,更像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而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相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撰写因为纳入了职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纳入了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变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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