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刻鑒賞研究現狀的分析與思考*

何亦邨

關鍵詞：古籍版刻鑒賞；
文獻學研究；
古籍版本學；
審美

古籍版刻既是記載和傳播中華文明的媒介，又是歷代文人收藏、審美的研究對象。儘管現今書籍機械化、批量化的生産已十分普及，甚至結合科技手段産生了電子書等新興載體，但在當前傳承和保護優秀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今人對古籍進行有效保護、研究和應用，有助於挖掘古人智慧，利用古籍文獻中的方略、知識爲發展經濟文化作貢獻，從而進一步提升文化自信。

古籍版刻鑒賞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從文物性、藝術性的角度談論雕版印刷古籍的價值，比較不同版本刊印、裝幀的精粗優劣，討論不同時期、地域、刻書系統差異化的版刻風格，以及考察古籍版刻的審美趣味。目前學界關於古籍版刻鑒賞的研究成果已較爲豐碩。尤其是國内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方向集中於古籍版刻的文物性、藝術性方面，關聯古籍版本學、藝術學與美學等交叉學科，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研究趨勢。

截至2021年11月7日，在中國知網中以“版刻”爲主題的文獻數量高達881篇，其中2000年以來的文獻761篇。從歷時角度看，版刻研究從圖録逐步深入到版刻鑒賞領域，之後上升到美學、審美的高度。在對版刻鑒賞領域期刊論文和碩博士論文進行檢索的基礎上，本文對版刻鑒賞問題所包含的11個研究主題論文篇數及發文年限範圍進行了統計(見表1)。

表1 1962—2021年版刻鑒賞領域主題文獻統計表

版刻鑒賞領域的研究主題種類雖然不少，但是反映在發文篇數上，則體現出版刻鑒賞領域研究的整體性不足。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爲兩類：前四種爲綜合性研究，後七種爲具體性研究。從表1可見，版刻版畫、版刻書法、版刻字體、版刻圖録四個方面的研究文章數量最多，這四個方面是研究的熱門主題，説明學者注重針對具體元素的審美研究。從期刊發文篇數和發文年限範圍上看，版刻鑒賞、版刻美學、版刻審美和版刻藝術性這四個研究領域目前關注度較少，這反映出當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缺乏深入、系統研究古籍版刻鑒賞及審美規律的文章。但這四個綜合性主題在近年内不斷被關注，這有助於深化提高古籍版刻與藝術學、美學等交叉學科的跨學科研究。

由於古籍版刻鑒賞概念的特殊性，檢索圖書文獻時需要兼顧“古籍”這一大範疇概念與“版刻”這一小範疇概念，才能獲得完整而全面的統計結果。因此，在通過讀秀中文學術搜索對版刻鑒賞領域著作進行檢索的基礎上，分别輸入以“版刻”和“古籍”爲開頭的關鍵字用“全部字段”進行中文圖書檢索，檢索到：“版刻鑒賞”27種，“古籍鑒賞”480種；
“版刻審美”19種，“古籍審美”381種；
“版刻藝術性”54種，“古籍藝術性”1692種；
“版刻書法”85種，“古籍書法”1380種；
“版刻字體”54種，“古籍字體”302種；
“版刻版畫”85種，“古籍版畫”293種；
“版刻版式”51種，“古籍版式”294種；
“版刻裝幀”36種，“古籍裝幀”390種；
“版刻藏書印”37種，“古籍藏書印”213種；
“版刻圖録”114種，“古籍圖録”542種；
“版刻書影”46種，“古籍書影”296種；
“版刻文物”88種，“古籍文物”1843種(見表2)。考慮到古籍版刻的文物屬性，特增加以“文物”爲主題進行搜索。檢索到的圖書文獻資料能有效補充之前檢索到的知網文獻。爲了説明檢索到的圖書中各主題所占比重，故對表2中的各主題合計數值專門進行統計(見圖1)。

表2 古籍版刻鑒賞類圖書文獻統計表(單位：種)

圖1 古籍版刻鑒賞類圖書各主題占比餅狀圖

在12個研究主題當中，文物性與藝術性所占比重最高，這表明古籍版刻鑒賞類圖書主要的研究對象正是“古籍三性”中的“歷史文物性”與“藝術代表性”。這兩條性質也是古籍版刻鑒賞的要義與精髓。書法、字體兩個主題占比之和與文物主題等同，足見書法、字體對研究版刻鑒賞的重要性。這是由於古籍版刻有力地傳承歐陽詢、顔真卿、趙孟頫等名家書法之美的原因所致。直接談鑒賞與審美這兩個主題的圖書並不多，説明還缺乏針對版刻審美機理及規律的專門研究。書影和圖録是保存古籍樣貌的主要載體。古籍作爲文物，由於天災人禍等多種原因，過去的很多古籍現已不存，一些珍稀善本的圖版依靠書影、圖録才得以保留下來。而且在無法近距離接觸古籍原本的情况下，翻看書影、圖録是進行版刻鑒賞的重要憑據。其餘研究都是關於古籍版刻各組成元素的鑒賞與審美。其中，裝幀主題也是一個研究要點，古籍版刻版式、插圖的樣態變遷與裝幀的演變息息相關，這些改變一同構成了古籍版刻版本發展歷程。

面對内容多元、主題豐富的古籍版刻鑒賞研究成果，相關研究現狀的綜述尚且較爲薄弱，没有系統總結版刻鑒賞的綜述性研究論文，因而也就缺少對於版刻鑒賞及審美理論的宏觀總結。而這一點正是本文需要做到的。綜合論文與著作分析，目前學界研究主要的重點集中於四個方面：古籍版刻藝術性研究，古籍版刻字體演變與藝術價值研究，古籍版畫插圖美術學與圖像學研究，以及古籍版式審美特徵的研究。下面針對這四個方面的研究現狀進行綜述。

古籍版本鑒定是古籍版刻鑒賞的基礎，古籍版刻鑒賞是古籍版本鑒定在藝術性上的延伸。古籍版本學是研究古籍版刻鑒賞必備的一門學科知識，其中，對於版刻藝術性的討論是極爲重要的一點。具體内容主要是從古籍物質性、文物性、藝術性的角度談古籍收藏與辨僞，比較各版本之間的價值優劣，討論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刻書系統差異化的版刻風格，談論古籍保護與重裝，兼論古籍版刻的藝術價值。

明清時期已存在有關古籍版刻藝術性的論述。據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記載：“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1)(明)胡應麟：《甲部經籍會通四》，《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43頁。明代高濂《遵生八箋》第卷一四《燕閑清賞箋》在論及宋元版本差異時，也描述了宋刻本、元刻本的藝術性：“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迹，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綫，紙松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2)(明)高濂：《燕閑清賞箋》，《遵生八箋》下册卷一四，王大淳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50頁。清代于敏中、彭元瑞等撰《天禄琳琅書目》對版刻的藝術多有賞析，如卷五《山海經》篇云：“此本字仿歐體，用筆嚴整，刻手雖未能盡得其妙，而摹印清朗，在元刻中洵爲善本。”(3)(清)于敏中、彭元瑞等：《山海經篇》，《天禄琳琅書目》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0頁。

清代孫從添《藏書紀要》是我國第一本關於古籍鑒藏的專著，開啓了古籍鑒藏美學的先河。孫從添在開篇即提出：“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4)(清)孫從添：《藏書紀要》，《澹生堂藏書約》(外八種)，(明)祁承等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頁。全書共分購書、鑒别，抄録、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綽八則，認爲古籍的學術價值與文物價值並重，但更强調古籍的學術價值。清末葉德輝《書林清話》成稿於1911年，書中用了專門篇幅論述宋元刻書的字體鑒賞，還包括對紙墨、版式等方面的鑒賞觀。有個案分析，也有比較分析。例如對於古籍刻本時代氣象的分析：“明初印本流傳尚多，試取其紙料墨色印工驗之，斷乎不能混入天水。南宋末年刻印之書，轉瞬入元，其氣味便有清濁之異。宋清而元濁，究亦不解其所以然。惟元末明初之書，稍難分别。”(5)(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1頁。王國維發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范景中認爲：“其中列書籍爲美的對象，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6)范景中：《書籍之爲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附庸風雅和藝術欣賞》,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9年，第122頁。

20世紀以來，國内外學界仍然十分看重版刻學術性和文獻價值，但其中不乏對於版刻藝術性的探討。錢基博《版本通義》成書於1930年，“餘記第四”在引述前人版本鑒藏觀時肯定了宋元舊刻的藝術價值。1961年5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趙萬里的文章《中國版刻的發展過程》，這篇文章也作爲《中國版刻圖録》的序，文章把每一階段有代表性的版刻經藏、書籍和插圖做了審美方面的描述。比如評價唐咸通九年(868)王玠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説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7)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録》，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頁。；
評價十二世紀左右的蜀刻本“開版弘朗，字體遒勁，紙張潔白，校勘精審，可和浙本媲美”(8)《中國版刻圖録》，第3頁。；
“清初徽派鮑承勛父子創作的木刻畫，精麗動人，構圖和雕刻技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9)《中國版刻圖録》，第5頁。等。這些論述是對中國版刻藝術階段性、地區性的概括，偏向於個案研究，没有全面系統的版刻美學論述。此外，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一書針對古籍收藏個案，解讀各個時代版刻的特點，從版式、行款、字體、墨色、紙色、牌記、裝幀等方面，探討中國版刻的藝術價值和鑒藏方法。吴楓《中國古典文獻學》認爲：“凡是較古的典籍，校勘精審，錯誤較少，字體清晰，紙地優良，墨色純正，版式大方，裝幀美觀，都可作爲選擇善本的參考條件。”(10)吴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第190頁。其善本觀中提了七條，有五條都是對古籍藝術性的描述。20世紀末國内學者就已明確提出“版刻的藝術性”這一説法。徐雁平、武曉峰《略論版刻的藝術性》提出，要爲版刻藝術鑒賞在版本學領域争得一席之地，應關注版刻的形式美，拓寬版本學研究領域。這篇文章分析了歷代版刻的藝術性：“宋元版刻藝術：如秋葉静美……明清版刻藝術：如春花燦爛。”(11)徐雁平、武曉峰：《略論版刻的藝術性》，《圖書館》，1996年第5期，第64頁。版刻藝術既是雕版印刷工藝發展的見證，又是政治經濟文化的縮影。

美籍瑞典古籍版本目録學家艾思仁(J.S.Edgren)編著,華美協進社1984年出版的ChineseRareBooksinAmericanCollections(《美國收藏中國古籍善本展覽圖録》)一書彙編了有關美國收藏中國古籍善本的相關資料。其内容涉及中國古籍版刻的藝術價值，並且解讀了古籍裝幀和古籍版刻字體、插圖的歷史流變及其時代審美特點。本書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艾思仁介紹美國收藏中國古籍善本的概况，梳理中國古籍版刻的歷史，探討古籍版刻書籍年代確定的問題。第二部分收録了錢存訓、翁萬戈、王方宇三位學者關於中國印刷術歷史和操作方式、中國古籍字體書法、明清古籍版刻插圖演變的三篇學術論文。第三部分是艾思仁編寫的展覽目録，内容是關於中國之家畫廊(China House Gallery)和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1984年10月20日至1985年1月27日之間舉辦的“美國收藏中國古籍善本展覽”的相關古籍圖録和詳細説明，所展覽的書籍來自翁同龢家藏書、美國十幾家博物館和私人收藏機構，其中包括珍貴的宋刻史書、經藏、文集，元明刻本和活字本的戲曲、小説以及清代彩色套印本畫譜、銅活字本類書等，介紹内容更側重於每本古籍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文物價值。(12)Edgren,J.S.Chinese 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NewYork:China House Gallery,1985.

錢存訓的專著《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和兩篇文章《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中國印刷史研究的範圍、問題和發展》專門研究作爲中國傳統書籍的生産方式的中國印刷術，其中涉及不少版刻美學鑒賞的觀點。在《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一書中，“紙的用途和紙製品”一章根據紙的藝術性和用途，把紙分爲六大類。(13)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鄭如斯編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3—119頁。“中國印刷技術和程式”一章專列一節分析了中國墨的製作和鑒賞，墨的形狀與圖形設計取决於墨模的構造與雕刻；
16世紀以來，墨錠圖譜、藏墨圖録是鑒賞考訂墨錠藝術的依據。(14)《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214—230頁。在“中國印刷的圖繪和藝術”一章中，作者提出雕板印刷包含具有藝術意義的多重因素，强調木刻版畫是一種高度精巧的藝術形式。這表現在布局雕刻技巧、色彩與風格上，具有實用和美學的雙重作用。(15)《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234頁。在《中國印刷史研究的範圍、問題和發展》一文中，錢存訓將中國印刷術與西方印刷術和複製品區别開來。文章從工藝美術角度，提出中國版刻印書的四個特點：“書體變化，賞心悦目；
紙墨經久，可以常存；
裝訂輕便，易於修補；
板片存儲，隨需隨印。”(16)錢存訓：《中國印刷史研究的範圍、問題和發展》，《中國印刷》，1994年第2期，第13頁。作者呼籲可將古籍版刻印書作爲一種工藝美術品收藏，仍應繼續刻印，限量發行，發揮其特殊價值。

近年來，古籍成爲一種越來越稀缺的文化資源和商業資源，審美性作爲版刻價值的直觀評價標準，越發受到國内學者關注。韋力《古籍善本》下編“賞鑒篇”，配合大量版刻圖録，把審美思想融入古籍鑒賞中，注重版刻的形式美，突出善本的“文物性”(17)韋力：《古籍善本》，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93—138頁。。他與慶山合著的《古書之美》是訪談録和藏書志的合集，概述了古籍版刻發展歷史及演變歷程，展示了自宋至清版刻圖書的興衰和概貌，從審美角度歸納了歷朝歷代古籍版刻的優勢和不足，對不同時代和地區、對皇家刻書、書坊刻書和家塾刻書的特徵、價值進行學術評價，對古籍版刻的校讎、寫刻、刊印等代表地區和代表人物分别進行了研究。(18)慶山、韋力：《古書之美》，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207—257頁。他的《古書之愛》把古籍作爲藝術品，提出古書的品相和附加價值對收藏有重要影響。(19)韋力：《古書之愛》，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33頁。他從稀見性和審美性角度談古籍收藏與古籍市場中涉及的孤本珍本、特殊紙印本，如紅筋羅紋紙印本、多色套印本等。(20)《古書之愛》，第77—94頁。陳鴻彝《古籍收藏與鑒賞》第四章專列一節“裝幀：工藝美學的運用”，運用審美思想考察古籍裝幀的裝飾性和藝術美感，强調裝幀要美觀而適用；
第五章“古籍版本的識别與欣賞”，强調版面狀態要看書寫、雕刻、紙張、墨色的材質和體現的工藝水準，要看版式設計體現的美學思想。(21)陳洪彝：《古籍收藏與鑒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3—147頁。翁連溪、袁理《古籍春秋：中國古籍善本收藏與鑒賞》從鑒定善本角度對歷代古籍的特點作分析，該書包含1997—2008年古籍善本拍賣書影及介紹，介紹文字内容側重古籍的藝術性。該書最後一章提出了若干條古籍拍品價格影響因素，認爲書品精美與否直接關係到古籍作爲拍品的價格。(22)翁連溪、袁理：《古籍春秋：中國古籍善本收藏與鑒賞》，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148—150頁。陳先行《古籍善本(修訂版)》較原版新增兩篇文章《關於版本學的問答》與《玄笈秘囊芸香馥鬱——古籍善本漫話》。其中，《玄笈秘囊芸香馥鬱——古籍善本漫話》一篇提倡關注古籍的歷史文物性和藝術感染力。(23)陳先行：《古籍善本(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2頁。

從明代至今，經過五個世紀的研究和探討，學界認爲古籍版刻的審美性和文物價值是評判古籍價值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尚未有學者將“中國版刻審美”作爲一個單獨的研究對象進行考察。這部分的考察有待開拓，對於進一步發掘中國版刻的價值、更好地傳承和保護古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研究大致分爲兩類：一類是書法史與古籍版刻的跨學科研究。2012年南京藝術學院劉元堂的博士學位論文《宋代版刻書法研究》是版刻書法和書法史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嘗試。文章以版刻書迹資料爲研究對象，全面論述了唐、五代版刻書法概貌以至宋代版刻書法風格特徵及其影響，兼考刻工刀法差異與刻工交流情况。(24)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8—30頁。尤其是對北宋佛經版刻書法風格和南宋不同地區版刻楷書風格的研究頗爲深入，總結出宋代版刻書法演變的規律，即化曲爲直、易圓爲方、删繁就簡。(25)《宋代版刻書法研究》，第121—124頁。另外，這篇論文對“宋代版刻楷書即是宋體字”的看法進行辨析並指出其錯誤。(26)《宋代版刻書法研究》，第129—132頁。學界一些書法研究論文確實存在這樣的誤區。例如：李亮《宋代版刻楷書對書法創作的啓示》提出了版刻書法對於書法藝術創作的推動作用，並且認爲版刻楷書作爲書法創作的二次乃至三次創作，有其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刻工和印工上。事實上，這篇文章中所舉字體例子爲明代中期“匠體字”，所述“版刻楷書的横畫末端都會有凸起的誇張的‘三角形’”(27)李亮：《宋代版刻楷書對書法創作的啓示》，《美術教育研究》，2017年第23期，第32頁。也是明中期匠體字産生後才有的特徵，不能用來概括宋代版刻書法的特徵。説明該篇文章混淆了“宋代版刻字體”和“宋體字”(“匠體字”)之間的概念。存在同樣問題的還有陸錫興《印刷版刻技術創造的印刷字體》，這篇文章認爲宋體等同於宋版字體，忽略了宋代本身不同刻書中心的不同風格字體及其藝術價值。祁小春的專著《古籍版刻書迹例説》是書法史與古籍版刻跨學科研究的又一次嘗試。此書以書法史和古籍版刻爲切入點，研究古籍版刻中的書迹，討論古籍版刻書迹及其與書寫者之間的關係，並研究版刻書迹反映出來的時代審美風氣與個人書法趣味。(28)祁小春：《古籍版刻書迹例説》，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第1—56頁。祁小春的論文《古籍版刻書迹釋例》也是把古籍版刻書迹當做書法藝術品來欣賞，從年代、内容、書風、著録、排除、比較和注意這七個方面，對古籍版刻書迹做系統的研究。

另一類是從版本學角度研究版刻字體的藝術性與審美特點。黄裳《清代版刻一隅》序言中提道：“《晚唐詩鈔》是寫刻本，確是精美的，可以代表一代精刻的面貌的……一般所謂宋體字刻本，其精粗美惡也大相懸殊，其中佳品，寫樣的嚴整疏秀，雕工的工致不苟，所呈現的自然大雅風格，並不下於寫刻本。應該破除只將寫刻本歸入精刻的習慣看法。”(29)黄裳：《清代版刻一隅》，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第5頁。顧國蘭《晚明版刻書法的“雅化”現象——以〈方氏墨譜〉爲中心的考察》一文則充分結合“墨譜”這一具體版刻實例來考察晚明版刻的書法藝術美，歸納出晚明版刻書法具有古雅隽秀、端莊簡静、婉轉流美、雍容華貴等“雅化”審美特點，並提出墨譜具有裝飾和欣賞的雙重意義。墨譜書體變化豐富、品味雅正、刻印精美，能够和版畫相得益彰，這種審美志趣是晚明文人閑雅清幽態度的折射。

關於版刻書法的審美，做到了書法史和古籍版刻的跨學科研究，其落脚點在於對版刻字體的藝術性及其成因、影響的探討。但專門討論版刻字體審美價值的文章依然較少，討論版刻字體變化影響古籍版刻審美風尚演變的文章亦不多見。

傳統研究方法是按照歷時性的綫索對古籍版畫插圖進行梳理。郭味蕖《中國版畫史略》一書較早地梳理了中國版畫藝術發展史，並且分析、評價了歷代較有代表性的版畫作品價值，包括唐宋雕版佛畫，宋代《梅花喜神譜》《營造法式》中的版畫插圖，金元人物造型版畫等。(30)郭味蕖：《中國版畫史略》，北京：朝花美術出版社，1962年，第1—37頁。明季中葉出現真正藝術性高的雕版插圖，富有裝飾意味，造型生動精細，風格漸趨多樣，題材愈發廣泛，技藝不斷進步。清代版畫，初期極盛，受到西洋銅版畫影響。清代木版年畫則展現了現實主義藝術的積極作用。《中國版畫史略》對於中國版畫的審美以及中國繪畫藝術與版畫藝術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有深入探討。徐小蠻、王福康的《中國古代插圖史》一書分爲上編“插圖的發展歷程”和下編“插圖的門類、形式和功能”。上編以時間爲綫索，按題材分類，通過具體作品分析版畫藝術性，用劃分流派的方式闡述版畫插圖黄金時期的差異化風格。(31)徐小蠻、王福康：《中國古代插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236頁。下編指出版畫内容没有延續傳統繪畫三大門類，而是增加了器物、地圖等種類。(32)《中國古代插圖史》，第308—320頁。

隨着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以美術學、圖像學視角對古籍版畫插圖進行研究，這部分研究大致從藝術史觀、地域研究和藝術風格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1. 結合藝術史觀對歷代版畫插圖藝術價值的研究

版畫插圖位置、編排、圖形、款識和邊欄也隨裝幀形式的演變而更加多元化，這反映出版畫插圖的功能隨圖文關係的轉變而發生拓展。版畫藝術能傳文字所不能傳之情，因而具有獨立的藝術叙事作用。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强調木刻畫不是書籍的附庸或名畫的複製品，而是具有獨立性的造型藝術。版畫藝術反映出的是人民生活和社會面貌，這是其他造型藝術所不能做到的。(33)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6頁。程有慶《從古籍裝幀看版畫插圖形式的變化與發展》一文研究版刻裝幀方式的演變對版畫插圖篇幅和形式變化的影響。該文尤其强調蝴蝶裝與綫裝的相互影響，探討這種影響對於版畫篇幅擴大與技藝革新的推動作用。“先是蝴蝶裝式版畫迎合綫裝，出現半版版畫和雙幅版畫。後來由於綫裝式版畫的缺陷影響畫作的觀賞，重又回歸到蝴蝶式刊印版畫的方式，由此相應産生了大量改良變相的蝴蝶裝書籍。正是這兩者間的相互影響，終將古代版畫藝術推向高峰”(34)程有慶：《從古籍裝幀看版畫插圖形式的變化與發展》，《文津學志》第十二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第100頁。。居瑢《宋代木刻版畫在當代傳統書籍插圖繪製設計中的借鑒與應用》一文探討了不同時期、地域對版畫插圖整體風格的差異性影響。該文具有獨特的文化學術和藝術價值，對現代書籍插圖設計有借鑒意義。

2. 關於版畫插圖流派風格與版畫家技藝的研究

這部分研究結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版畫風格，以及版畫家個人的技術、技藝創新與獨特藝術風格，並進行綜合分析。周蕪的文章《談徽派版畫》及其編著的《徽派版畫史論集》專門研究徽派版畫的發展概况、藝術特色和著名出版家等問題。徐學林《試論徽州地區的古代刻書業》、師晶《徽派版畫代表性傳承人黄肇祖》、楊樹强《論徽州黄氏家族版刻業的興盛》等文章從不同角度分析了徽州版畫的審美藝術價值，研究家族版畫流派和技法對周邊地區版畫風格的影響，進而探究新安畫派興起與發展對徽州版畫的影響。杜丹《明代蘇州版刻插圖設計風格》一文與2016年南京藝術學院宋文文的博士學位論文《明末清初南京套印版畫研究》則偏重於研究蘇州、揚州、南京等地的版畫，探討時代風尚與地域文化氛圍對於版畫創作構思、審美追求和技藝創新的影響。王伯敏《胡正言及其十竹齋的浮水印木刻》、章宏偉《胡正言生平及其“餖版”、“拱花”技術》、方曉陽《拱花印刷術淵源初探》、徐憶農《套印本研究：簡史、類型與影響》和2015年蘇州大學吴震的博士學位論文《古代蘇州套色版畫研究》深入研究了明清時期的套印、餖版和拱花等新的版刻技術。

3. 關於文人雅化審美對版畫創作影響的研究

這部分研究主要關注文人介入版畫創作之後，對版畫審美産生的影響。例如：2006年南京藝術學院陳琦的博士學位論文《刀刻聖手與繪畫巨匠——20世紀前中西版畫形態比較研究》指出古代版畫具有“功能化與媒介化傾向”(35)陳琦：《刀刻聖手與繪畫巨匠——20世紀前中西版畫形態比較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117頁。，這些因素决定了中國版畫特殊的繪畫語言與印刷技術語言。2014年華中師範大學田威的博士學位論文《晚明文本插圖研究》提出晚明大衆文化的活躍使版畫審美趣味趨向於實用性與消遣性。2015年東南大學沈歆的博士學位論文《明末清初版刻與水墨畫的關係研究》認爲版畫觀看方式與技法形式對水墨畫創作産生了潜移默化的影響。沈歆《論版刻書畫在古代書畫範本中的缺位——兼及中國古代書畫複製形式》(36)沈歆：《論版刻書畫在古代書畫範本中的缺位——兼及中國古代書畫複製形式》，《中國書法》，2018年第24期，第177—184頁。一文不同於以往對版畫與傳統繪畫關係的研究，而是將版刻書畫與刻帖、金石拓片等傳統書畫複製品作對比，指出版刻書畫審美與技法上的不同。該文還提出版刻書畫作爲特殊複製技術，却在古代書畫範本中長期缺位，其原因有刊刻品質、畫幅尺寸、範本資源以及文化區隔的模糊性等多個方面。

古籍版式審美特徵的相關研究聚焦於從藝術設計學視角對古籍版式設計進行研究。研究成果涉及領域較爲廣泛，從稀見善本版式研究到古籍版刻具體組成元素的形態研究。下面將逐一論析。

1. 關於稀見漢籍善本版式的詳細描述及版刻精粗變化等規律的探討

日本漢學家澀江全善、森立之等合著的《經籍訪古志》初稿完成於1856年，在中國最早由徐承祖刊印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是較早且較有影響的日藏漢籍書志，廣泛記録了日本十九世紀中期的私家收藏及部分官庫收藏的漢籍善本，其中包括許多稀見宋元刻本。作爲一本版本目録學專著，其中記録了日藏漢籍善本的書名、卷數、刊鈔時代、收藏者、版式、行款、牌記、名家跋語、避諱缺筆、印記等，有關考證以按語附後。這些詳細的記録有助於瞭解當時日藏漢籍的情况，是研究、鑒賞這些藏書及其他版本的基礎，只可惜再版時未附相關圖録，也未就古籍版刻鑒賞及審美方面的問題作出系統性的論述。

日本島田翰所著《古文舊書考》是二十世紀初的一部重要書志。(37)[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 書册裝潢考》，杜澤遜、王曉娟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頁。島田翰對於所經眼的日藏漢籍善本詳細地記録了其版式、行款、尺寸等，並進行校勘和版本考證。《古文舊書考》第一卷《書册裝潢考》、第二卷《宋槧本考序》與《雕版淵源考》、第三卷《舊刊本考序》、第四卷《元明清韓刊本考序》以及《重雕古今書刻跋》等序跋文章針對版刻書籍的裝幀、刻書史、刊刻精粗優劣有專門的討論，觀點切中要害。例如：《宋槧本考序》中提出“刻書之精自宋，舊本之佚亦自宋”(38)[日]島田翰：《宋槧本考》，《古文舊書考》第二卷，杜澤遜、王曉娟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3頁。。《元明清韓刊本考序》中指出“聞之於先君子曰：書以舊鈔本及宋本爲第一，元本、明清覆宋本、小版本韓刻次之。而世所謂明之麗本者不與焉。然則擷其英華，略其渣滓，采佳去否，務録精本，固通儒之事也。嘗考刻書之事，至宋而精，元則衰，明初以至嘉靖是爲盛，明末再衰，至清康熙、乾隆極其精萃，而今則衰極矣。夫宋本之所以精者，其以書必倩名人，刻必用巧手也。元則以理學盛行衰。而成、嘉之際以古學流行，求之於兩宋之舊刻。至清，聖祖、世宗振歷世之餘烈，修汲古之學，於是有殿本、有局本；
其學士則又不難於蹇裳之艱、憂討之勞，力獲精本以校刻焉……若夫明隆、萬以降，清同、咸以下，則刻粗校漏，不一反，隨手而破，見其多脱頁錯簡，而可徵其陋也。但高麗、朝鮮之事，小版則可，大版則概不可。蓋以大版之原於明本以下，又頗有韓人校改妄增，而小版之出於宋元舊刻也。夫刻書之事，固是講學之餘事。然刻之精粗關時之盛衰，則觀其書而可以卜其盛衰矣，亦可少乎哉？”(39)《元明清韓刊本考》，《古文舊書考》第四卷，第280頁。這些觀點總結了歷代古籍版刻精粗變化的原因及規律，反映了島田翰對於古籍版刻的審美思考。

和田維四郎編《訪書餘録》所收録的日本刊刻漢籍包括佛書古刊本及佛書以外的古刊本，其中元弘以前的佛書古刊本收藏來源爲内野五郎三氏、正倉院、久原文庫、藥師寺等處，不少是春日版、高野版的佛教經卷刻本；
元弘以降的佛書古刊本不少是五山版的佛教經卷刻本。佛書以外的古刊本亦有五山版刻書，經籍、史傳書籍較少，詩文、語録刻書較多，包括一些優秀的宋版、明版覆刻本。(40)[日]和田維四郎編：《訪書餘録》，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339—618頁。

2. 關於古籍版刻界行源流的考察

查猛濟、陳彬龢《中國書史》引用島田翰《古文舊書考 書册裝潢考》的觀點，認爲“蓋用界畫格即簡策之遺意，殆肇始於用帛時，而後世仍之，而帛與紙並有烏絲欄之名也。”(41)《書册裝潢考》，《古文舊書考》第一卷，第11頁。王欣夫《文獻學講義》在介紹1957年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時提道：“考金文中的格綫，如克鼎有陽識方格，宗婦鼎有陰識方格，與此八條陰文直格，都爲了鏤錯文字的方便。而這八條陰文直格，已創造了後來版本行格的先例，談版本學的不可不知。”(42)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頁。從而指出行格界欄最早的源頭。王欣夫還引用了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第二卷《吕氏家塾讀詩記》當中的“宋之初，去古未遠，其刊四部之書，以其多出於卷子本，界欄尚是則烏絲界欄之舊，大抵用單邊畫，其非美觀也，則有左右雙邊。宋之南渡，流風既遠，古法幾乎息矣，於是始有四周雙邊”(43)[日]島田翰撰：《吕氏家塾讀詩記》，《古文舊書考》第二卷，第175頁。，從而提出“是版本的直綫，源於唐寫本的烏絲欄”(44)《文獻學講義》，第109—110頁。。

3. 關於魚尾、牌記、封面和扉頁源流及形態演變的研究

這類研究將藝術設計學的研究思路融入到古籍版刻版式的研究當中，主要從三個角度展開：

一是專門研究版刻魚尾的文章。何遠景《魚尾的起源》認爲魚尾最初的設計意圖不是爲了折頁，魚尾起源於編繩契口，在雕版時代演變爲檢索文字的提示符。(45)何遠景：《魚尾的起源》，《文獻》，1999年第4期，第249—250頁。向輝《試論古籍版式中的魚尾及其在版本鑒定中的功能》提出要跳出以往“象形説”和“對折説”的舊有觀點，並贊同何遠景《魚尾的起源》中的看法，認爲明代早期内府刻本的魚尾更具有裝飾效果。(46)向輝：《試論古籍版式中的魚尾及其在版本鑒定中的功能》，《版本目録學研究》第6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83—585、589頁。周浩《從日本東福寺藏宋本〈釋氏六帖〉看魚尾的形成》指出，版心魚尾最早的記載是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另外，非版心魚尾也稱“墨蓋字”與“黑蓋子”，在少數宋本中可以見到。“清代後期，無論位於版心還是非版心基本統稱‘魚尾’”(47)周浩：《從日本東福寺藏宋本〈釋氏六帖〉看魚尾的形成》，《裝飾》，2020年第12期，第82頁。。魚尾具有提示檢索和對折標記的作用，其産生之初至後期在形態上發生了變化。熊先傑《古籍綫裝書的版本術語考》一文指出：“魚尾的作用既是折疊書頁的基準處，又是標注書籍的書名、卷册的地方，有時也把這些標注於書鼻處，這也成了圖書版本的一種標志物。”(48)熊先傑：《古籍綫裝書的版本術語考》，《蘭臺世界》，2009年第19期，第60頁。

二是專門研究版刻象鼻的文章。張妍、田富軍《古籍版式中的“象鼻”辨析》探討了“象鼻”的形制和由來。這篇文章結合版本學資料，給“象鼻”下定義：“版心中的上下魚尾或横綫和上下黑口組合在一起的形制，形似大象的鼻子，稱爲‘象鼻’。”(49)張妍、田富軍：《古籍版式中的“象鼻”辨析》，《寧夏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第119頁。具有折中與對稱的作用，並且體現了宋代的審美品格。這對於研究“象鼻”的準確概念有重要參考價值。種夢卓《古籍版式中“象鼻”的出處及其釋義考辨》提出“古籍版式中並無‘象鼻’一説，‘象鼻’是今人根據‘魚尾’‘書耳’等版式之形所新造的詞”(50)種夢卓：《古籍版式中“象鼻”的出處及其釋義考辨》，《出版廣角》，2021年第3期，第94頁。，並指出目前學界對於“象鼻”的釋義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而且關於“象鼻”的定義與功能往往與“書口”相混淆。

三是專門研究版刻牌記的文章。施勇勤《古書牌記的演變及類型》一文研究古籍牌記的源流及演變，認爲牌記的發展經歷了由簡單到複雜、由單一功能到多種功能的演變過程，並提出各個朝代的牌記都有獨特的風格，種類繁多，樣式各異。(51)施勇勤：《古書牌記的演變及類型》，《出版發行研究》，2000年第12期，第146—149頁。陳艷、王艷雲《牌記的設計與文化》一文認爲古籍牌記的圖案設計是形式與内容完美的體現，古籍牌記之美，乃在於古籍内在的文化精神之美。(52)陳艷、王艷雲：《牌記的設計與文化》，《中國包裝工業》，2014年第22期，第40頁。閆翠萍、王海剛《清代圖書扉頁及其廣告特色》列舉了清代曆書紅色扉頁的例子，説明紅色扉頁版式靈活多樣，圖形生動傳神，與封面、正文的色彩協調一致，寓意吉祥、喜慶，很好地體現了圖書的風格和内涵。(53)閆翠萍、王海剛：《清代圖書扉頁及其廣告特色》，《中國出版》，2014年第7期，第67頁。滕衛文、張艷秋《宋元時期牌記的形式及風格演變》將宋元官刻本、私刻本與坊刻本的牌記作比較，認爲宋元大多數坊刻本的牌記在數量、樣式、内容上都超過官刻本、私刻本的牌記。(54)滕衛文、張艷秋：《宋元時期牌記的形式及風格演變》，《學理論》，2016年第6期，第155頁。許瑾《書坊牌記的發展及演變規律探析》一文專門研究歷代書坊刻書的牌記，提出從唐代開始，提每個時代的書坊牌記在形式上都在不斷創新，牌記形式與文字的關係也一再被突破。(55)許瑾：《書坊牌記的發展及演變規律探析》，《四川圖書館學報》，2019年第5期，第73—78頁。

關於古籍版式設計和裝幀的現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對於某一種裝幀形式的專門探討。有部分研究主要從藝術美學與傳統文化層面談論特定的裝幀形式，論文視野較爲宏觀。然而，現有的研究成果缺乏對古籍版刻裝幀中一些重要特例的研究，例如對古籍版刻特殊裝飾性元素的研究。此外，對一些特定版式的裝幀研究存在研究較爲薄弱的問題，例如未能對歷代坊刻本特有裝飾性元素進行專門、集中的研究。古籍版刻裝幀特例與坊刻本特有裝飾性元素是研究古籍版刻鑒賞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可或缺，且研究尚待深入。

歷代以來，關於古籍版刻鑒賞的研究一直未曾間斷，特别是近二十年，相關研究不斷深化，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拓展，涌現出了一些頗有創新意識、結合現代審美意識的文章和著作。目前關於古籍版刻鑒賞研究的理論成果較爲豐碩，但是研究多集中於對版刻形式美層面的具體分析，没有深入研究古籍版刻之美的自身規律，而且鮮有關於古籍版刻審美鑒賞的系統性研究。隨着今人對於古籍審美、古籍保護關注度的不斷提高，古籍研究不斷趨向於多學科、跨學科研究，以往專門的史論研究和版本學研究尚不能滿足古籍版刻研究新路徑的需求，因而有必要深入推進古籍版刻審美鑒賞領域的系統研究。

爲了作出深入、細緻的研究，需要從提煉古籍版刻的審美品格入手，以總結出較爲系統的古籍版刻鑒賞理論爲目的；
需要展開對中國版刻審美産生原因的深度分析；
更需要對古籍版刻具體構成元素進行美學層面的研究，如借助藝術美學的研究思路來探究版刻字體之美、版式設計之美、版刻封面與裝幀之美、版畫之美、刻工之美與紙墨之美等方面的問題。在研究中應着重突顯古籍版刻“美在何處”，尤其應注重探討古籍版刻版式設計與裝幀的改革對現代出版業的影響，在書香氣韻中探尋中國版刻的審美内核。當今學者還需在歷代版刻審美批評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與完善版刻審美鑒賞理論的研究體系，完善古籍版刻善本的鑒賞品評等機制。這些理論的深入推進將有助於更好地保護古籍善本，更好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新時代的内涵。總體而言，建立版刻審美鑒賞理論完整的研究體系，正成爲古籍版本學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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