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百年中国游记——副文本视域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研究
徐德荣 程文娟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翻译思想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语言、文学方面的创新意识和包容、开放的世界文化观，并客观地表现着时代精神不断更新的现实意义(1)蓝红军.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性翻译思想的发生[J].外国语,2019(5),第87-95页。，其研究价值日益彰显。“翻译思想”要从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中加以概括和提炼(2)王向远.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J].广东社会科学,2015(2)，第151-158。，诚哉斯言，但从实践的有效性来看，将译者的翻译言论同其翻译实践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探究其翻译思想的内涵与影响。作为翻译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兼具翻译思想与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具有突出的研究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历史梳理和演进研究暂付阙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著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以下简称《爱丽丝》)自1922年赵元任初次翻译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众译本的更新蕴含着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脉络，丰富的文本素材也为研究百年来儿童文学译者的翻译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可能。那么，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百年历程中核心的翻译思想究竟有何演变特征？我们奉之为圭臬的“儿童本位”思想是否贯穿始终？当代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又肩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为探究上述问题，本文拟以儿童文学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幻想小说《爱丽丝》为例，通过分析百年来其代表性译本中集中体现译者翻译思想的副文本，对比揭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历程。
作为译者翻译思想重要载体的副文本，由法国叙事学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率先提出，它包括所有围绕文本存在的边缘性或补充性信息。(3)Gérard Genette.The Proustian Paratext[J].SubStance，1988 (2)，p.63-77.据空间位置的不同，副文本可划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前者是文本内部呈现的信息；
后者是外在于整本书成品的如访谈、评论等涉及译者自评和外部他评(包括读者评价以及翻译名家或学界研究者的评价)两个维度的信息。(4)韩淑芹.副文本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差异研究——基于《鹿鼎记》与《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描写性对比分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6),第133-140+158页。通过研究副文本中译者的翻译观点及主张，可发现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翻译观(5)肖丽.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上海翻译，2011(4)，第17-21页。，本研究将重点关注译作中的前言、后记、献词、注释、作家学者评论等的内外副文本。
若要探究翻译思想的变迁，首先要明确何为思想、何为翻译思想。思想是“与思维相关的”、深层次的意识活动。它是人们理性认识的成果或产物，是对事物、现象之规律的总结和解释。(6)高圣兵,陆孙男,奚洋.翻译思想发生学的理论原则[J].上海翻译,2021(1)，第13-17页。翻译思想(thoughts of translation)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观点主张或理论建构”(7)王向远.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J].广东社会科学，2015(2)，第151-158页。，是“翻译家对翻译之‘道’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知”(8)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第16页。。我们认为，具有研究价值的翻译思想理应是深刻揭示翻译本质与功用等核心问题并能够产生重要社会历史影响的思想与观念。儿童文学翻译思想是翻译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它体现和丰富着翻译思想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儿童这一特定读者群的认知程度和持有的态度(9)徐德荣,江建利.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第98-104页。，即译者的儿童观。译者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顺应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同时呈现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笔者认为通过研究译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翻译观，可揭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亦能发掘儿童文学翻译产生的社会、历史动因。
五四以来，中国翻译思想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亦是如此。据王泉根对中国社会儿童观转变的考证(10)王泉根.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J].娄底师专学报，2003(1)，第68-73页。，笔者将中国儿童文学译者的翻译思想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20世纪30年代至新时期前夕、新时期至今，从译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翻译观三个决定性因素出发，分析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之嬗变。
译者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翻译的原点，是研究译者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基奠，译者是否关照儿童直接影响了译文的呈现。五四时期译者的儿童观以儿童为本位，表现在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尊重、对儿童社会地位的认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发端于五四时期，此时，文学领域亟需一批适于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出版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以下简称《阿丽思》)迎合了这一趋势，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11)王林.“爱丽丝”故事的中国之旅[J].中国图书评论，2003(1)，第56-58页。。赵元任首先给与了儿童为自己读书的权利，他在序中表示《阿丽思》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书(12)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3页。；
他肯定了儿童的纯真无邪，题词中的孟子语录“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暗示成人不应居高临下而应同儿童一样葆有童心。像这样尊重儿童独立性的看法在五四时期颇为常见，周作人推介《阿丽思》时强调，大人对儿童心理需要的尊重应同对儿童物质需求的满足一样重要(13)胡荣.白话的实验与趣味的变异——论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文学史意义[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第101-109+142页。，儿童在想象力发展的阶段有阅读空想作品的需要，大人没有剥夺儿童读这类作品的权利(1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87页。。郑振铎专门提到，《爱丽丝》比金斯莱的水孩更受儿童的欢迎，实际上也真是更好(15)郑振铎.文学大纲(第4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110页。，他认为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适合中国儿童的可尽量采用。译者、学者们借《阿丽思》一书向成人强调满足儿童需求的必要性，成人儿童观的形成受其心性、理论兴趣、知识结构的影响(16)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第215页。，只有形成对儿童的正确认知，才能推动儿童文学翻译、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五四时期的译者们普遍赞成将儿童视为选择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参考因素，使儿童享受前所未有的权利和乐趣、尊重和关注，这是他们“儿童本位”儿童观具有超前意义的表现。
30年代到新时期前夕，中国主流儿童观发生转型，儿童文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危难之时，首先应关注儿童的生存问题，让其了解社会现实，儿童的娱乐、教育等问题应搁置一旁。译者们部分继承五四时期“儿童本位”儿童观(17)刘怡.从“儿童中心”到“国家立场”：20世纪50年代儿童观的重塑[J].史林,2020(04)，第158-169+221页。，但整体发生了较大转变，“现实本位”的儿童观成为主导观念。30年代后的译者在译介《爱丽丝》时大都担任出版社编辑，主张为儿童提供合适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此期间，国内共出现了6个《爱丽丝》译本(包括港澳台地区，但建国后至新时期前夕，笔者未发现《爱丽丝》有新译本出版)，分别是由林汉达、徐应昶、何君莲、杨镇华、范泉、刘之根译介(18)上述6个译本的名称及出版时间分别为《《爱丽斯异乡纪游》》，1933(民国版)；
《阿丽斯的奇梦》，1933；
《爱丽思漫游奇境记》，1936；
《世界文学名著 爱丽思镜中游记》，1939；
《爱丽思梦游奇境记》1948；
《阿丽思漫游记》，1948。。翻译的认知过程无法与译者所处的环境割裂，译者的心智行为与具境事件是相互补充、相互包含的(19)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2，p67.刘艳梅,陶李春.从有声思维法的应用管窥认知翻译研究范式嬗变[J].外语电化教学,2021(5)，第74-79+11页。，因此译者的翻译思想会随个人心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林汉达将毕生献身于中国扫盲教育、民众教育(20)何思颖,何光全.林汉达与中国近现代扫盲教育、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J].当代继续教育，2018,36(1)，第2+97-98页。，他致力于拼音字推广和大众语言研究(21)罗京生.林汉达:从拼音字到京白口语[J].博览群书，2015(5)，第80-84页。，一生编写出版了英语教材、英语翻译等著作达30余种(22)童银舫.林汉达英语著作版本录[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3(4)，第76-79页。，在世界书局工作(23)1928-1933年间，林汉达就职于世界书局。林步雪.回忆父亲林汉达[J].文字改革，1983(3)，第22-23页。期间翻译的《爱丽丝异乡纪游》仅提供了单词注解，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正契合译者一贯的教育宗旨。徐应昶在担任《儿童世界》主编后，译介了《阿丽斯的奇梦》，期望儿童通过学习了解国家内外交困的现实国情。他未在序中表达对儿童的看法，但笔者通过前人研究发现，他两次改进办刊宗旨，从起初的以满足儿童文学趣味、增加儿童知识涵养为目的调整到以补充知识，灌输给儿童更多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1932年后)为主。(24)李林静.《儿童世界》杂志探析(1922-1941年)[D].长春：吉林大学，2014，第20页。范泉主张将儿童拉回现实，他表示中国正处于苦难之中，儿童不能一味沉浸在神仙贵族的世界里(25)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N].大公报.1947-04-06。。主编《文艺春秋》期间，他致力于为儿童提供优秀读物，提出要用“进步的思想”使儿童“认清现实，指示他们未来的路向”(26)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5 中国儿童文学史论[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第279页。。可以发现译者们注重帮助儿童了解现实而非幻想、游戏，理解外部的而非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着眼于将成人认为正确且必要的知识灌输给儿童，由此使“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让位于“现实本位”。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译者重拾“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尊重儿童个性，重新审视其地位，儿童或成为决定儿童文学“存亡”的关键性存在。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27)包括1989 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同年中国政府宣布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促使中国社会向“儿童本位”儿童观回归，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爱丽丝奇遇记》中的序言提到“解放后的新中国承认儿童的地位……儿童是中国未来的主人”(28)Lewis Carroll.爱丽丝奇遇记[M].管绍淳，赵明菲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第3页。；
朱洪国在序中强调，倘若没有孩子、没有幻想、没有浪漫精神，则不一定有童话(29)刘易士·卡罗尔.艾丽丝漫游奇境记[M].朱洪国译.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第6页。。儿童文学作品由成人为儿童所写、为儿童所译，但成人创作若不以儿童为本位，作品就会因无法满足儿童需求而无传播之可能。因此，对儿童地位的肯定是译者们尊重儿童天性的前提，只有真切关照儿童内心世界，从精神上满足儿童需求，才能真正践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中梅子涵提议，儿童要想激发想象力，满足自己的幻想，就应多读些儿童文学作品(30)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奇境历险记[M].吴钧陶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可见新时期的成人注重儿童个性的培养，提升儿童素质，促进其健康成长。(31)王泉根.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J].娄底师专学报，2003(1)，第68-73页。儿童文学译者、推介人也回归“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从儿童自身的原始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32)朱自强.经典这样告诉我们[M].济南：明天出版社，2010，第15页。，诠释“儿童本位”儿童观的本质内涵。
译者的儿童观在五四时期以满足儿童需求为重点，1930年代后主张让儿童认清现实、增长知识，到新时期重新关注儿童的天性和需求，即由“儿童本位”转向“现实本位”继而回归“儿童本位”。
通常，有怎样的儿童观就有怎样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是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成人如何看待儿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创作、译作。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体现在对译文文学性的关注，成人儿童皆能识得其中趣味。赵元任在翻译《阿丽思》时采用通俗晓畅的语体文，他的诗式实验用中式风格再造原文的趣味性，深得成人儿童喜爱，这也是其译本至今仍熠熠生辉的根本之所在。赵元任未泯的童心和对《阿丽思》的热爱体现了其“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因其译作在儿童文学的价值上可圈可点，周作人称其是“给小孩子看的书，又如金圣叹所说是一部“绝世妙文”。(3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86页。陈伯吹一口气读完了《阿丽思》后，也为这个聪明活泼、喜怒无常、机智勇敢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了(34)陈伯吹.陈伯吹童话[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第142页。。赵家璧曾回忆，《阿丽思》训练了他“超脱实际生活的想象力”，是让他对文学产生兴趣的第一部书。(35)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文学一周纪念特辑[M].上海:上海书店，1981，第106-107页。上述评价彰显出《阿丽思》文学性之强、文学地位之高，它不仅为中国儿童带来了域外儿童文学的精神食粮，还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引入了新的素材(36)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文学一周纪念特辑[M].上海:上海书店，1981，第106-107页。。可见五四时期的译者重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趣味性，它是非道德的、非教训的(37)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第286页。，能满足儿童对文学的需求，适于儿童阅读欣赏。
30年代后译者的儿童文学观转向“教化本位”，不注重译作的文学性，儿童文学以辅助儿童成长的工具性特征为主导。30-4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强调反映现实问题、激励儿童关心民族存亡，儿童文学译作成为辅助成人教导、塑造儿童的工具。徐应昶担任主编时儿童文学观转向“教化本位”，期望儿童文学作品将儿童塑造成成人心中的“理想”儿童。(38)杨炜彤.徐应昶主编时期《儿童世界》的儿童文学观历史流变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21，第17页。范泉担任主编时希望儿童文学能满足儿童心理特点、情感需求，获得正确的价值认知。(39)王曼芬.范泉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8，第46页。30年代儿童文学的工具性特征以《爱丽斯异乡纪游》最具代表性。1930-1957年间，林汉达出版的英语教材几乎年年都有新编或重版(40)童银舫.林汉达英语著作版本录[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3(4)，第76-79页。，从译本中仅包含的单词注解及序中阅读方法看来，他有意将其作为学习工具。此外，译作篇幅也可印证该时期译者不注重故事的文学性、完整性。范泉译本内容仅有原著的1/5，是参考赵元任译作所译成的缩写本(41)路易斯·加乐尔.爱丽思梦游奇境记[M].范泉译.上海：永祥印书馆,1948，第84页。；
徐应昶译本仅有7个章节；
何君莲译本虽包括12个章节，但内容仅有70页左右。30年代后的译者注重儿童文学的教化作用，使其成为启发儿童获得正确认知的教育工具，文学性已不再是成人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
新时期后的译者回归“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强调故事中的幻想与游戏，注重儿童文学的文学性；
尝试解放儿童天性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倡导成人从儿童文学中找回童心。新时期以来的幻想文学作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之一(42)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第395页。，引起了儿童文学译者的广泛关注。儿童文学读物中的幻想因素往往是引导一个孩子走向成功的向导(43)刘易士·卡罗尔.艾丽丝漫游奇境记[M].朱洪国译.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第6页。；
《爱丽丝》通篇故事似是而非，亦真亦幻，其中不仅有许多民间故事、歌谣，还将文字游戏用到了极致，让读者感到既熟悉亲切又新鲜好奇(44)路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吴华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第2页。，因此被称为“快乐的文学”(45)刘易士·卡罗尔.艾丽丝漫游奇境记[M].朱洪国译.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第6页。。有译者表示该故事意在娱乐读者，而非说教，因为儿童的世界只是纯真的游戏世界，里面充满了儿童的欢乐。(46)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奇境历险记[M].吴钧陶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第153页。许多成人为找寻曾经少年时的感受反倒会去读儿童文学。因此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不应以教育儿童为首要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是陪伴儿童成长、慰藉儿童心灵的使命(47)陈晖.中国当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J].文艺争鸣，2013(2)，第124-127页。，其中的幻想与游戏在娱乐儿童时，也为其精神生命创造了一个体验完全开放、完全自由、完全尊重的机会(48)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与五代作家[J].长江文艺评论，2016(3)，第72-85页。。新时期的译者认为儿童文学首先应为儿童带来乐趣，促进其健康成长，丰富其精神生活，同时还能引导成人体验年少时的感受。但反观新时期的“儿童本位”文学观可发现，成人的阅读体验也得到了译者的关注，这反映出此时的“儿童本位”已不同于五四时期译者的认知。
上述内容揭示出译者们的儿童文学观由五四时期文学性较强的“儿童本位”到30年代后的“教化本位”，最后演变到突出幻想因素、游戏精神的“儿童本位”。
一般说来，有怎样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就有怎样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儿童文学兼具“儿童的”与“文学的”双重特性，儿童文学翻译亦是如此，凸显了思想和艺术之间的较量(49)吴翔宇.思想资源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建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3)，第127-136+203页。。“儿童性”要求译者从儿童需求出发，为儿童而译；
“文学性”则要求译文能激发儿童阅读兴趣，而非向儿童灌输道德教训。百年来的许多译者都在努力呈现译作的双重特性，但真正能做到两者兼顾的却少之又少。《爱丽丝》作为“一种幽默文学”(50)杨静远.永不消逝的童年的梦——一本老幼共赏的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J].读书，1981(2)，第115-122页。，其文学价值可与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相媲美(51)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10页。，这个不足一百二十页的故事运用词的多义性与杂义性创造“不通”的文字游戏，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效果(52)夏玉玲.“荒唐”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化误读与接受困境——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J].求索，2014(9)，第110-114页。。其中40余处文字游戏大大提高了翻译难度，通过译文呈现的翻译效果，可看出译者持有何种儿童文学翻译观。笔者将在对比《爱丽丝》副文本中译者言论的同时，结合翻译实践探究百年来译者儿童文学翻译观的变化。
以赵元任为代表的五四时期译者主张，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叙事用语体文，译文要自然，有传神达意之效果。《爱丽丝》这部妙在“不通”的“笑话书”(53)陈子善.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部中译本[J].博览群书，1999(10)，第23-24页。，若不用语体文，很难译到“得神”(54)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11页。，照傅雷“神似”之翻译标准来说，就是很难做到形神合一。要实现相似的文学效果，既要追求形式上的相似，又要注意避免以形害意，丧失文学作品的神韵。(55)郑庆珠.文学翻译中“形似”“神似”说的解构与重释[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4(2)，第80-83页。赵元任认为《阿丽思》中的笑话之妙在于让读者自己领会其中的韵味，最忌译者加许多注释在一旁说明(56)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5页。，因此他将注释“融”进正文，译本中通篇不作注释，这也是他对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肯定。此外，《爱丽丝》中的新词独特有趣，但这给译者翻译带来了诸多困扰，以杜撰词最为突出(57)任静生.论英语杜撰词的构成方式、修辞特点及翻译[J].中国翻译，2003(1)，第44-47页。，如原著中的“Antipathies”(58)Lewis Carroll,.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和“seaograpgy”(59)Lewis Carroll,.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6.，赵元任将前者译为“倒猪世界”(60)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7页。，实际应为“倒足世界”，“猪”和“足”的尾韵创造了双关，增加了译文的趣味性；
后者被译为“底里”(61)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141页。，表现出方位上的高低错落之感，实际应为“地理”，可见赵译本为提升表达效果适度牺牲了字面忠实。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反对机械翻译，赵元任译本对语体文的采用以及对译文“形神合一”的强调，使译文产生与原文近乎等同的阅读效果，是五四时期“儿童本位”儿童文学翻译观的典型代表。
30年代后的儿童文学译者仅做到了形式对等，译文变得机械刻板，佶屈聱牙。《爱丽丝》中的谐音发挥了文字的感染力和想象力，使之取得艺术性的表达效果，因此谐音翻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影响着译本的文学性。笔者试选两例来探究这时期儿童文学翻译观的变化。
【例1】“Did you say pig，or fig?”said the Cat.(62)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141页。
[译1]那猫问道，“你刚才说猪还是书？”(63)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92页。
[译2]“你说的是猪呢还是无花果？”猫说。(64)L.凯诺尔.阿丽思漫游记[M].刘之根译.上海：正风出版社,1948，第85页。
观察发现，赵元任再造了原文中的尾韵，将“pig”和“fig”两词译为“猪”和“书”，增添了阅读趣味，提升了译文的文学性；
而刘之根则直译为“猪”和“无花果”，使译文读来索然无味，成了“不通”的不通。
【例2】 “Reeling and Writhing,of course,to begin with,” the Mock Turtle replied:“and then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Arithmetic-- Ambition，Distraction，Uglification,and Derision.”(65)Lewis Carroll,.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6.
[译1]那素甲鱼答道，“‘练浮’和‘泻滞；
’此外就是各门的算数——‘夹术，’‘钳术，’‘沉术，’和‘丑术。’”(66)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140页。
[译2]“我们受了最高等的教育，起头学的自然是‘蹒跚术，’‘扭捩术，’随后便是各门的算数，——‘野心术，’‘骚动术，’‘丑术，’‘愚弄术’等等。”(67)Lewis Carroll.阿丽斯的奇梦[M].徐应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第42页。
[译3]“自然，先要说的是摇曳和扭捩两科，”假龟回答：“下面要说的是各门类的算数——野心，纷扰，丑化和嘲笑。”(68)L.凯诺尔.阿丽思漫游记[M].刘之根译.上海：正风出版社,1948，第121页。
卡罗尔在此添加的数学因素，使“不通”的笑话博人一笑后，还有回味的余地，30年代后的两位译者均未再现韵文韵律，导致译文生硬，也有译本完全应用了英文的技巧翻译(69)卡洛尔.爱丽思漫游奇境记[M].何君莲译.香港：启明书局,1936，第3页。，导致译作文学性大打折扣。赵元任用“夹”“钳”“沉”“丑”重塑了与“加减乘除”相似的阅读效果，传原著之精髓，富有余音绕梁之感。
新时期的译者回归“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他们力求使译作自然传神，但学界对层出不穷的《爱丽丝》复译本褒贬不一。赵景深赞许管绍淳、赵明菲两位的译作，称其中的大部分诗句都押韵，译得自然而不牵强。(70)Lewis Carroll.爱丽丝奇遇记[M].管绍淳，赵明菲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第3页。但无法译出双关语和文字游戏原有韵味(71)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M].俞洪亮,肖英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第2页。的还大有人在。双关语翻译是译者儿童文学翻译观的试金石(72)徐德荣,江建利.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P98-104.，从处理双关语的策略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观(73)张南峰.Delabastita的双关语翻译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J].中国翻译，2003(1)，第30-35页。，下文试选两例双关语探究新时期儿童文学翻译观的变化。
【例1】“Why did you call him Tortoise，if he wasn′t one?” Alice asked.“We called him Tortoise because he taught us,”said the Mock Turtle angrily:“really you are very dull !”(74)Lewis Carroll,.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4
[译1]阿丽思问道，“他是个什么王,你们会叫他老王呢?”
那素甲鱼怒道，“我们管这老甲鱼叫老忘，因为他老忘记了教我们的工课。你怎么这么笨?”(75)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138-139页。
[译2]“要是它不是乌龟，你们干吗叫它乌龟?”阿丽思问道。
“我们叫它乌龟，因为它教我们书，”假海龟馈怒地说道，“你真是太笨了！”(76)刘易斯·卡罗尔.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陈复庵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第150-151页。
[译3]“因为它教我们‘悟规’——悟出规律，所以我们叫它乌龟，”假海龟生气地说。“你真笨！”(77)路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吴华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第107页。
[译4]“要是它不是一只陆龟，你们为什么叫它陆龟呢？”爱丽丝问道。
“因为它教我们校规，所以我们叫它陆龟，”假海龟气呼呼地说，“你真是太不聪明了！”(78)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奇境历险记[M].吴钧陶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第102-103页。
译者们对“Tortoise”和“taught us”的处理各有特点，赵元任译为“老忘”，这一处理自然连贯，灵活生动，妙趣横生，赵新那曾评价赵译本很考究，用的是“地道的白话文”(79)赵新那.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六卷[M].文化教育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67页。。吴华译为“乌龟”和“悟规”，再造了双关，效果等同，但别有一番趣味。吴钧陶译为“陆龟”和“校规”，虽尾韵相同，但前后文读来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直译为“乌龟”和“教课”读来更是令人难解，横生梗塞之感，这样一味对应原文而不顾读者能否接受的翻译行为，显然没有实现译文应有的效果。
【例2】“Of course not,” said the Mock Turtle:“why，if a fish came to me，and told me he was going a journey，I should say ‘With what porpoise?”
“Don′t you mean‘purpose’?”said Alice.(80)Lewis Carroll,.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2
[译1]那素甲鱼道，“自然不会走。你想,假如有个黄蟹来找我，对我说它要旅行上哪儿去，我第一句就要问它，你有什么鲤鱼?’”
阿丽思道,“你要说的不是理由呢?’”(81)Lewis Carrol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第151页。
[译2]“当然,”假海龟说,“比如，无论什么鱼来找我,说它要出去旅行，我就会说:‘哪个海豚一同去?”
艾丽丝问:“你说的莫不是‘目的’吧?”(82)刘易士·卡罗尔.艾丽丝漫游奇境记[M].朱洪国译.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第111页。
[译3]假甲鱼说:“那是当然。你瞧，如果一条鱼来找我，对我说他要去旅行，我就会问你带海兔了吗?”
“你是说‘海图’吧?”艾丽斯说。(83)卡洛尔.艾丽斯漫游奇境[M].张烨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第88页。
该译例中，赵元任译为“鲤鱼”和“海豚”，两者虽有差别，但“鲤鱼”是国人耳熟能详之物，读来平易近人。新时期的译者仅有张烨将英文的文字游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他借鉴了赵元任的翻译思路和方法，主张采用尽量贴切原义的改译方法(84)卡洛尔.艾丽斯漫游奇境[M].张烨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第3页。，改译为“海兔”和“海图”(85)卡洛尔.艾丽斯漫游奇境[M].张烨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第88页。，但海兔头上有两对兔耳一样的触角(86)方念乔.海洋生物王国[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第54页。，同海豚的身形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朱洪国采用直译，若不加注，读者也难以领会。《爱丽丝》中双关语的翻译，有2/3以上的译者选择加注等舍弃双关语的翻译策略(87)徐德荣,江建利.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第98-104页。，严重损害了译作的文学性。可见新时期的译者以“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为最高追求，力求达到“形神”并存的翻译效果，但译文的文学性依然有待提高，翻译效果时常出现“貌合神离”之状。
对比发现，五四时期的译者注重译文的形神合一，将文学性视为评判译文的重要标准，是“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
30年代的译者拘泥于形式，译文的文学性大大降低；
新时期的译者恢复了以往“儿童本位”的翻译思想，但实际上译者理念与现实出现错位，译文出现“貌合神离”的问题。
现今儿童文学翻译面临这样的困境，译者渴求为儿童提供优质译作，但并未对初译有实质性超越。赵元任译本堪称经典，其译文诙谐幽默、好评如潮，胡适曾赞扬“这部书译的真好”(88)沈卫威.胡适日记[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第107页。,其地位至今不可撼动。赵元任忌讳译者加注的做法，可他之后的译者为帮助年轻读者理解故事情节(89)刘易斯·卡罗尔.爱丽斯漫游奇境[M].张晓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4页。，反其道而行之，因时间跨度之大，我们暂且不论初译之后译者普遍加注之现象，但复译本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如误译漏译、不能很好地再现文学性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性的缺失和不足反映出当下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对翻译的定义、理解比较狭窄，只强调字面意义上的忠实，而不重视译文本身的文学性、趣味性，译者翻译实践与其翻译思想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阻碍了译文的有效呈现。因此，实现翻译实践中的“儿童本位”还是未竟之事业，需要译者尊重翻译规范，向赵元任等优秀译者学习，切实提高翻译质量，真正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
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百年演变历经曲折，背后体现的是不同时代思想和理念的变化。五四时期的革命新思潮、30年代后内忧外患的国情以及新时期的开放局面使儿童文学译者之观念不断调整，通过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翻译观三个层面呈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译者在“三观”上均从“儿童本位”出发，尊重儿童特性，满足儿童天性，注重译文的文学性，强调阅读效果上的形神合一；
30年代后译者转向了“现实本位”，部分继承了“儿童本位”的初心，但整体看来儿童主体地位被消减，成人意愿占主导，译者希望通过儿童文学作品“武装”(90)韦苇.支撑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一根柱石——卡洛尔和他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J].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4)，第53-59页。儿童，向他们灌输知识以了解社会现实，从译作质量也可看出翻译思想偏离了“儿童本位”，形式对等成为翻译常态；
新时期后的译者重新认识了“儿童本位”，增加了对儿童文学译作趣味性的关照，力求达到形神兼备。但反观当今翻译实践，儿童文学翻译演变史中的“儿童本位”并非既定事实，它有着复杂的历史动因和曲折的历程，译者们未能完全领会何为真正的“儿童本位”儿童文学翻译观。只有发现问题所在，警惕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之间的反差，才能启迪翻译思想和相应翻译规范的提升，推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儿童文学译者与研究者尚需以史为鉴，戮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