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照贤造像记》看北碑书法的审美

童强

关键词：北朝碑记书法 异体同势 古今杂形 尚古趋新

西魏《杜照贤等十三人造像记》亦称《杜照贤造像记》，发现于河南省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寺村的杜康寺，西魏大统十三年（五四七）十一月刻立。原石四面刻，碑阴、碑侧题名，并有浅浮雕佛造像三副。该碑书体以隶书为主，篆、楷、行、草并置，古今杂形，异体同势，兼行草意，汲古空灵，妙造自然。

《杜照贤造像记》字体考述

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余论中提出：

自真书通行以后，篆隶都已成为古体，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了几种变态的字体：……第二种是杂搀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这自汉《夏承碑》在隶书中杂搀篆体，已开其端。后世像《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唐邕写经记、北周《华岳庙碑》、隋《曹植庙碑》等等，不但其中大部分字是那种技巧不纯的汉隶或真与隶的化合体，并且一些整字或偏旁随便杂搀篆隶形体。最特别的是西魏《杜照贤造像记》，在篆、隶、真之外，还有又似草又似行的字，真可谓集杂搀之大成了。

《杜照贤造像记》就是『杂搀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异体同势、异体同构、异体并置是最重要的特点，与北魏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吊比干文》相类

异体同势

《杜照贤等十三人造像记》以隶书为主，并对篆书、楷书等字体做了『隶势化』的处理。（1）

篆法隶势。碑拓中，『造』『像』『为』『须』『遗』『龟』等字，使用了篆书字体，『造』『像』二字有鸟虫篆之意，但部分点画采用了方势及笔画连接关系，打破了篆书『婉而通』的形质，表现出隶书的体势。（2）

隶法隶势。碑拓中，完全的隶书字法和隶书体势是使用最多的字体。如『圣』『觉』『康』等字，承接汉代碑刻遗风，一波三折，蚕头燕尾，隶书特征尽显。

（3）楷法隶势。在正文及碑侧佛造像功德姓名落款中，楷书是最多用的字体。如『自』『国』『刊』『杜』『等』等字。书丹者为使整体和谐统一，也采用了同势化处理，部分笔画波磔及『燕尾』依然保留，体现了由隶到楷过渡过程中的书写元素。

异体同构

碑拓中『维』『缘』『属』『遵』等字使用篆书部件和隶书部件的结合，形成了篆隶同构的字形。而『竭』『流』『师』等，则为『篆楷同构』;另外碑拓正文中还有『隶楷同构』的造型，比如『法』『慧』『荡』等字。

异体并置

碑拓中，除了异体同势、异体同构的单字构形以外，同时兼有草书字法的应用，出现了多种字体的并置现象。如碑侧『多』『沙』『延』『为』等字，皆为草书。

北朝书法字体变迁

北魏建立前，拓跋部落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文化处于长期的落后状态，公元三一五年拓跋猗卢被封为代公，开始了对汉文化的接受。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珪复国建立北魏。北魏经历了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平城时期完成了由游牧状态向『分土定居』生活的转变，孝文帝迁都洛阳，进行一系列的『改制』，一场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汉化历程从文字的使用开启。

《魏书·世祖纪》载：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2]

太武帝颁诏之前『初造新字千余』，书写篆隶草楷并行于世，明元帝曾亲往洛阳『观石经』，以作参照，对『传习多失其真』予以校正以便通行。这一非自觉的、对汉文化的学习举措也确立北朝以《急就篇》为总纲的文字书写规范。

《魏书·崔浩传》记载：

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所书盖以百数……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楷模。[3]

这是北魏前期的情况，南朝依然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北朝人在循礼求法的同时对南朝文化及书法也有自觉的效习。

平城时期的书法遗迹品类较多，既有碑刻、墓志、造像记、买地券，也有墨迹题记、瓦文、瓦当、墓砖文字。郑重的庙堂之制和鲜活的书家手迹中，工稳潦草兼而有之，篆隶楷草书皆具有之。篆书多用于碑志碑额的书写，或者是比较庄重的、特定的场合，成为社会等级的象征。隶书在碑记中使用最为广泛，出现了笔体欹侧、方厚平直、简直草率、装饰意味等各种类型。楷书的概念也已形成，多为『体兼隶楷』或『隶真的化合体』。

洛阳时期，『汉化改制』全面推行，慕尚南朝衣冠的风尚盛行，古体篆书限于墓志的题额，隶书的使用不多，楷书初为大宗。以往碑志的题额惯用篆书、隶书逐渐被逐渐楷化的隶楷合化字体所替代，出现了秀颖峻拔的新样式，姿态近似南朝楷书。种种迹象表明，北魏书法在洛阳时期迅速走上了向南朝书法看齐的道路，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法风尚。

北朝后期，弃古趋新的书法风尚进一步深化，简朴的旧法进一步式微，篆隸楷形的同势化现象在碑记的正文中开始使用。『王褒入关』[4]以后，一批南朝书家投向北朝，将『草隶』新法带入了北方，出现了南朝杂体和北朝碑记古体的共存共荣。至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学习南朝书法的热潮才逐渐散去，随之而起的是复古的书写观念，『尚古趋新』的新理念促使了隶书的再一次被创变，更加多样的隶楷体势在铭刻书迹中被广泛使用。

北朝碑记书法『异体同势』的审美略探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儒家的『伦常』被打破，佛教的『无常』为社会带来了精神慰藉，并与本土文化产生了融合。作为文字书写技艺的『书法』随着民族融合和『儒』『佛』文化元素的交错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字体形态出现了继战国之后的另一个异化高峰。魏晋新风已然形成，今草、今楷、行书已被全面接受，并广泛使用;汉朝『八体六书』[5]式微，楷、行逐渐进入正统;『铭石书』[6]完成了自汉代由篆而隶到东晋由隶而楷的转变。『异体同势』的现象愈演愈烈，虽然仍坚持篆隶书写的主导地位，但对于隶书写法和形态的改造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类化』。『分化』主要包括方势隶法、草隶和具有装饰意味的美术化隶法三个方面。『类化』则主要表现在多种书体的『同势化』处理上。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中说：

晋代装书，真、草浑杂，背纸皱起。范晔装治，微为小胜。

这段话主要是记述晋代书法书籍装帧排式观念的内容。毫无疑问这种范式激发了书写者在同一载体上表现真草并置的创变冲动，并形成了相应的结果。南朝书札和北朝碑记均贯彻了这一理念，《杜照贤造像记》便是这一创变理念的结果。

《宋书·礼志二》记载：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做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从曹魏到西晋，一直实行严厉的禁碑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厚葬习俗和私家立碑的风气，所以这段时期碑铭书法锐减，这也是南朝书札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梁时期立碑风气又开始盛行，但依然要得到朝廷的『诏许』，庙碑、功德碑、墓碑都开始有所复苏，尤其是随着佛教的兴盛，为僧侣立碑和民间侍佛人立碑创造的说辞，这一现象在北朝后期尤为凸显，在佛即君主、禅观苦修的思想影响下，开窟造像的风气大盛，造像记也大量出现。

西魏承袭北魏侍佛风气，多以造像记居多，见于著录者四十余品，多『以隶作楷』，《杜照贤造像记》在西魏造像记中将隶书范式保持最为明显，且杂有篆书、楷书，『异体同势』体现得最为集中，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的北朝书法审美仍然延续了洛阳时期『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观念。

清代的姚孟起在《字学臆参》[9]中说过佛法与书法是相通的，佛教文化让人不执着于外相，书法也不要停留在文字具体的构架结构及字形字态上。弘一法师《虞愚居士问书法妙义为说二偈》中如是说：

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心分别心，云何测度！若风画室，无有能所。如是了知，斯为智者。[10]

中国书法和佛教相融相通，北朝碑记书法中字法的混用和『异体同势』的审美趋尚与佛教文化也有一定的关联。

南北朝时期，以政治文化为根本指向的北朝在书法方面缺少了南方的精致和蕴藉，既无宗派之别，也没有既定的规范约束。北朝碑刻书法不拘一格，浑朴自然，天真烂漫，奇趣无穷，人力天工各臻其妙。随着北朝汉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对南朝文化的向往，促生了北朝书法由『南朝杂体』到北朝碑记『异体同势、古今杂体』的审美重构心理，并实践于碑记、墓志、造像题记等书法活动当中。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谈到碑刻书法的『十美』：

一曰魄力雄健，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11]

《杜照贤造像记》五体皆具，结构天成，正蕴含、暗合了所谓的『不期工而自工』高度朴素天然之美。书法重视『中和之美』，强调多元审美因素的和谐统一、共生共荣，浓缩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髓及人文精神。汉魏以前的书法由于文字的不统一性，书法的体式也始终处在发生、探索过程之中，虽然书体繁多，却未成体系，且各种技法也在广泛的孕育之中。汉魏以后，汉字基本定型，书体流变也大体趋于稳定，书法的演变自然就由体式、技法的创造转变为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

《杜照贤造像记》中篆隶楷多种字体的完美共生，体现了顺应历史变化的共生式渐变，充满着创新、意象化的人文精神，二者相辅相成、融合互济，构成了北朝碑记中『异体同势』的审美。

结语

西魏《杜照贤等十三人造像记》是北朝后期碑记书法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北魏『汉化』与文字书写的关系，及北朝碑记书法中的字体使用特征。该碑字体篆、隶、真并置，间有草行，异体同势、异体同构、异体并置的表现手段，体现了北朝后期碑记书法尚古趋新、效仿南朝杂体的审美及其结果，突破了汉晋碑帖的审美范疇，反映出汉字隶楷演变的过程中特殊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精神，为探讨北朝书法技术源流及书法创作风格铸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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