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王蒙与《中国天机》及其他
古人有句名言:四十而不惑。可到如今,我早已年过古稀,临近耄耋之年时,对自己七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对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那段时期的社会状态,及自己的思想历程,尚留存着一些解不开的谜团。在身体日衰精力不济,自觉所剩时光不多的情况下,想做一个清醒明白的老人的愿望,一直缠绕着我,我一直在找寻着等待着解开心中谜团的那一时刻。
一
偶然读到王蒙的《中国天机》。我与王蒙相识已久,十几年前,我与老伴带着孙子在北戴河“创作之家”度假时,曾有缘与王蒙见过一面,并摄影留念。如今,那张四人合影正放在我的书架上。我也不时地便瞥上一眼。
说起与王蒙的北戴河之见,自属偶然之事,但作为编辑和读者甚至文友,我与他的相识相聚,便非偶然了。早在1980年前后,王蒙刚从新疆返京暂住招待所时,我即以《钟山》编辑的身份前去拜访并约稿。随后,他与夫人崔大姐来宁参观雨花台烈士墓时,我曾陪同前往,并摄影留念。上世纪90年代,王蒙来南大中文系讲学,应南大之约,我俩又曾在南大餐厅聚会一次。作为读者和编辑,我与他见面叙谈大约有近十次之多,相互通讯三四次。我曾为此写过《生日拜访》和《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两篇随笔类文字。
此外,王蒙还曾应约为《钟山》写了七八篇中短篇小说和创作谈及散文类作品,其中1981年在《钟山》首发的中篇《风息浪止》曾获第一届“《钟山》优秀中篇奖”,《钟山》又特地开辟“作家之窗”专栏,同时刊发王蒙的新作、创作谈和作家小传,及评论家何西来的长篇评论文章。随后,《钟山》在举办庆贺创刊十年和二十年活动时,王蒙曾热情题词鼓励。即使在他晚年所写的《中国天机》 (以下简称《天机》)中,在提及198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时,也不忘提及《钟山》。
作为一个与新中国一道成长的老编辑,我中学时代经历过除四害、反右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狂潮;大学时代参与过反右倾运动,在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中饿肚皮,曾为一块烧饼一碗阳春面而发愁;1964年大学毕业后,参与过“四清”工作队、“文革”运动,去“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又参与普及大寨县运动;随后又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努力从事文学编辑和评论工作三十年,新世纪退休之后仍从事评论和随笔写作十来年,新时期以来,我虽弄清了不少自己曾热情参与过的事情,但说实话,时至今日,年近耄耋,在头脑深处,仍有一些思想模糊认识不清的困惑与问题。
这大约可算是我辈知识分子的愚笨之处和书生之气。年近八旬了也总想着怎样让自己活得清醒明白一些,不至稀里糊涂地离开人世。借着阅读王蒙80岁写的《天机》,总算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这一愿望。当然,我也愿借阅读《天机》的机会,表达一下一个老读者老编辑对老作家老文人王蒙的尊重与谢意。
二
说起来,在我年近八十,身体日衰,近日双眼又患眼疾的情况下,能够借助生病住院期间,选中并坚持读完王蒙与他的《天机》,应当说并非偶然。我与王蒙及他的《天机》,确实也可说是有着某些缘分在内的。作为他的读者,我早在1957年前后上高中时,就读过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知晓这位颇有才华又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当然,那时还知道另一位被称为神童的作家,就是《青枝绿叶》的作者刘绍棠。
作为王蒙及其作品的读者、编辑与文友,凭着我对他及其作品的感受,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我以为,在中国解放后成长的诸多作家和名家中,怕只有王蒙有资格有能力有条件,并愿意在人生暮年,来写这部揭示、剖析发生在新中国近70年来的诸多社会现象、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的文史专著了。观诸当今尚存的文史大家,有能力有条件书写这部文史大书的老作家,本已很少了,而愿意执笔书写这段历史的,且能写到如此水平的,恐怕就更为罕见了。
仿佛记得,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史书。”我以为,几乎所有作家的心里,大约也都会有一部史书。可如今又有几位作家愿意写又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有关党和国家的文史大书呢?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坛,创作上成就突出的作家队列,成功地从政为官者可谓甚少。即使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如郭沫若先后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等要职,茅盾曾擔任全国作协主席、中央文化部部长等职,叶圣陶曾担任过全国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但其从政为官后所创作的作品,大都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再有创作高峰或有杰出作品了。故而实在难怪新时期涌现的杰出作家冯骥才借故坚辞了文化部副部长之职。
据我所知,王蒙在人生暮年费力地写作《天机》,委实有着其他作家或文人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诸多优势、资格与条件。有人说“王蒙这人很政治”,就连王蒙自己也承认:“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归根到底,在我看来,王蒙毕竟不是热衷于官场的官员,而是有政治头脑的作家,是一位爱国爱民爱党的作家,也是一位有良知有智慧的文人。
首先,在当代文学史上,王蒙或许是创龄最长,创作数量最为丰产,创作体裁最为全面,创作思路最为活跃,获奖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写过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3岁时就发表了给他带来名气和灾难的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随后,他陆续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集、诗歌散文集、纪实自传体作品集、创作谈、宣讲录,评点讲说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和老子、庄子学说的专著,总共大约有四五十卷文集,创作有1700万字。就小说而言,长、中、短篇均曾荣获过全国性大奖。至于其他奖项,就更难计其数了。
其次,在当今尚存的全国诸多作家中,王蒙人生阅历颇为丰富,文史知识颇为广博。他是以作家和学者身份,同时担任党政官员之职最多的文人。早在青少年时期,王蒙就追求理想向往革命,可1957年反右运动后不久,因短篇小说遭灾受难,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地区,二十多年后平反回京再次从事文学创作,并佳作迭出硕果累累;1980年代后期,遂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直至文化部部长。期间,虽遭《坚硬的稀粥》的官司,但为人机敏,执着文学的王蒙最终总算安全着陆,回到文坛,再次以全部精力投入文学,创作了大量作品。直至耄耋之年,完成《天机》创作,堪称是终成正果了。
第三,大凡是熟悉王蒙为人为文者,大约都知晓,王蒙聪慧过人,不仅热衷于自己的创作,且一向爱护文学新人,爱国爱民,颇有政治头脑,平生可以从政为官,却从来不迷恋官位与权力。故而有人说,文人为官者不少,而能在官场上进退自如如王蒙者,则少见矣。就笔者所知,在文坛1990年代前后涌现一批先锋派作家,還有如王朔、郭敬明等文学新人,不见容于当时文坛,但王蒙用一句“躲避崇高”就为王朔解了围,又介绍郭成了作协会员。再后来,王蒙又机敏地以住院“病退”为由,辞去了文化部部长之职,而难得地安全着陆。
总之,在我这个老读者看来,《天机》委实是一本文人议政,激情满怀的范本,是一本文史相融,关注现实,甚至涉及治国方略的大书。而此书,只有王蒙这样的作家肯写,这样的文人能写。说《天机》只能出自王蒙的手笔,大约并非虚妄之言。
三
在我看来,作为一本文史大书,《天机》的主要价值,也许就在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历次政治运动、文化思潮,直至新时期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精神状态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化,所作出的真实的记载,深沉的反思和冷静的评估,从而为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中老年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颇有深度的思想启蒙,甚至也可说,是对今后中国发展方向的建言献策。
在《天机》里,作者以纪实随笔文体,以生动流畅的文字,真实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从土改、镇反、打麻雀、除四害、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直至“文革”风暴漫长时期的巨大变化,并在异常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用泼辣灵动的文字,作了精彩的评议。其记载之清晰,眼光之开阔,观点之公允,均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全书对反右运动的记叙、评议尤为精彩。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活泼,议论收放自如,反思深刻细腻。我以为,在大量同类题材作品中,如与邵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相比,可谓各有特色。其次,便是对1958大跃进运动高度概括和深沉反思,与我所读过的其他纪实作品或我的亲身经历及记忆相比,其概括之高度和反思深度,也尤为成功,颇为精彩。
与记载评议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文化思潮、社会现象相比,王蒙在反映新时期、新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面貌方面,显然更换了笔调与色彩。此时的王蒙,右派已平了反、摘了帽,创作上更处在丰产收获的季节,不久后又担任了党和政府的官员,参观访问了世界各地,眼界大为拓宽,思想更趋成熟。于是,他遂有可能站在更高的立场上,以更为开阔的眼界,更成熟的思想,更为新颖和开放的价值观,来评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新现象,尤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新景观新气象。与此同时,作品的文笔也更为明朗乐观,颇有幽默和调侃的意味。
作为一本纪实体随笔的文史大书,《天机》充分体现了王蒙关于多元化多维度文学的主张。正如王蒙在《文艺报》访谈中所言:“关键在于,文学还是要写生活,它可能是自以为与政治无关,实际上是另一种非常政治化的生活。”《天机》正是这种文学主张的成功实践。
四
不管是作为纪实体的报告文学,还是作为纪实体的随笔集,《天机》在充分记载新中国诞生后尤其是新时期直至新世纪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面对当下十分敏感的重大话题:贪腐现象及其所酿成的不良社会气氛。
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繁荣经济,富民强国,社会安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正如良医不能包治百病一样,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和监督体制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新的贫富不均和较严重的官场贪腐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安定。只消粗略翻阅《天机》便可发现,这部全书近三十万字的作品,曾有多处涉及反贪防腐的话题。查《天机》第264页谈及“欢喜、忧患、未来”这一话题时,王蒙曾明白无误地写道:“贪污受贿……现在也越来越威胁与败坏着我们,弄不好会像洪水一样淹没我们……”
另读《天机》301页,作者谈及政治体制与舆论阵地话题时,文中涉及时下各种名词、各种口号、各种说法、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大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慨。只可惜对反贪防腐这类敏感问题,除了提几条简短建议之外,却鲜有深切评议,并未找到有效策略和关键措施。
如前所说,王蒙的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代作家中,确实是颇为少见的;即使是他退休之后所写作品题材、体裁也很丰厚多产。可惜的是,我退休之后,阅读量甚少,对王蒙后期作品中,是否还有涉及有关反贪防腐题材的作品,我未读到,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有,尚望王蒙先生见谅才好。
五
王蒙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擅长创作多种文体的作家。他写过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和学术著作,尤其擅长中长篇小说。如今,人生暮年之际,他又以《天机》开创了新的创作文体和艺术风范。读罢《天机》,我遂想从新的角度探索一下王蒙这篇新作所呈现出的某些新元素新特色。
与王蒙以前作品的文体不同,《天机》可算是一种纪实政论体随笔。作品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有些时代久远,但皆属真人真事,有本有据,颇有报告文学的真实属性。其中有不少人事,皆能唤起我辈同人的久远记忆。如作品中所写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场景,“文革”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记叙,直至除四害打麻雀的闹剧,都颇能引起我辈同人的深切记忆与反思。
当然,《天机》更让人动情和反思的,乃是王蒙常用跳跃连贯的排比句式,展开机敏多彩的评议,及见多识广的才思与敏捷。《天机》的语言,除保留王蒙一贯的灵动流畅且不乏幽默之外,还增加了尖锐犀利与锋芒睿智的意味。
在繁花似锦的文苑里,王蒙本是一位才思敏捷的才子型作家。在《天机》里,每当作者要热情评议昔日的往事,抒发自己情怀时,他总喜欢运用一串串连贯的排比句式,直抒胸臆。那一个个一串串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辞语,尽显王蒙的语言特色。如《天机》189页写到毛主席逝世时,他连续用了十个“他”来表达作者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又如《天机》320页,作者在评议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时,他又用五个“不是”,六个“是”的连贯排比句,予以高度概括,以至让读者每每读到这里,便有激情满怀、淋漓尽致之感。
王蒙又是一位人生坎坷曲折,又熟读中外古今典籍,访问过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博古通今的学者型作家,当他记叙、评议发生在中国几十年间文史往事时,其丰富的语言,高超的识见,又往往令读者不由得对他的喷涌才思心悦诚服。他每每能调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读书体验,佐以他所了解的民间情绪,他所吸纳的新旧知识,及时地作出清醒明智的判断。机敏、嬗变如此之快,记忆力、判断力如此之强,实在颇为难得。称他的《天机》是才思灵动,文如泉涌之作,大约一点也不过分。
委实,对于王蒙来说,仿佛只有如此,他才能将长期郁结于心的块垒,将贮存于胸的人生体验,和头脑里积攒的丰富的文史知识,尽情地宣泄出来。也唯有如此,方能将王蒙的才情与创作特色充分地释放、展现出来。
总之,王蒙通过《天机》的创作,将灵动的文思,铿锵的语式,与丰富的文史知识,及坎坷的人生体验,成功地融汇在一起,从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晚期创作与行文的某些新特色,甚至让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一个新的王蒙。
古人云:“天机不可泄。”如今王蒙顶着风险,在人生暮年,偏要借助《天机》一书揭开新中成立以来所发生的诸多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的某些真相,也为自己的读者解惑答疑,并给予如此激情满怀的主观评议,真是难为他了。
利用生病住院期间,我匆匆读罢《天机》,出院归家后,遂将阅读札记整理成文。这时儿子又将从平板电脑上播发的王蒙访谈录交于我看,只见正在采访的王蒙,精神矍铄地侃侃而谈,谈风甚健,语速极快,真可谓记忆力惊人,表达力令人叹服。我不由地从心底衷心地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并在余下的日子里,再写一两本类似《天机》的文史大书,多为国为民留下一些文化遗产。
曾记得,巴金临终前写过一本《随想录》,曾在文坛引起一阵喧哗,如今王蒙在垂暮之年,不顾年老体弱,创作了一本文史大书《天机》。我以为,这都是这两位爱国爱民作家的心迹和才情的真实表露,也是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最后奉献。他们的这两部文史大书,都理应载于史册,以作永远的纪念。
作为一名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大半辈子生活工作在新中国的老年知识分子,如今虽已处于人生的垂暮之年,但我仍愿意借此呼吁、盼望着有更多的文人和有丰富阅历的老人,能写出更多求真务实、解谜答惑的文史大书,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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