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新取向
摘要：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将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学术新动态，看到较之主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更强的综合潜质和理论创新前途，它们之间某种科学整合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创新灵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多元论；均衡范式；演化范式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2—0017—05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界各个流派最新发展的全面了解，致使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化趋势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日益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并实现自身创新的问题再一次严肃地摆在中国学者面前。
西方经济学界的多元论思潮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的东西方两大主流经济学提供新的视角，从中我们既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也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空间。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存在极强的综合潜质。为此，本文分三部分：首先介绍西方经济学界方法论反思的最新动态，阐述多元论思潮带给我们的理论启示；然后把马克思经济学置于两大范式的发展演变中加以考察；最后说明演化经济学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提供思想灵感。
一、西方经济学界多元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西方经济思想史表明，从重商主义时代到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思想一直处于不同范式下的“百家争鸣”局面，理论创新不断涌现。“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加剧了东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化，而且使西方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泾渭分明。西方经济学界逐渐丧失了多元主义精神，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不断陷入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路径依赖之中。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主流经济学各自一度被掩盖的理论缺陷都表现出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持久的方法论危机，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亟待创新。
1．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的兴起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处于更大的变革压力之中。2000年6月，法国几所大学经济学系(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矛头直接指向脱离现实的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请愿书，由此掀起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是一场西方经济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反映出青年学者对新思维的渴望、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和不可或缺的历史责任感，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反思推向高潮。事实上，1992年就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呼吁经济学应有一种“新的多元主义精神，从而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能够进行批判的和宽容的对话和交流”。1993年，演化经济学协会、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异端经济学协会和社会经济学协会等30多个经济学团体建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来自西方经济学界的多元论向我们频频传来它的警告，即追求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以及以追赶西方主流前沿为指针的国际接轨是严重的理论误区。
2．经济理论创新亟需演化经济学范式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对21世纪人类亟需解决的三个基本“和谐”问题：社会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问题和国家间的和谐问题。以绿色GDP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涌流，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
然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显得苍白无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必须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不过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来源于李嘉图。对于李嘉图的理论大厦，熊彼特的评论是，“这是一个优秀的理论，永远无法辩驳，但除了没有意义外，它什么也不缺”，并把李嘉图的高度抽象的演绎方法称为“李嘉图恶习”。东西方主流经济学相互攻讦，但谁也没有很好地处理诸如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回避或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这些问题。“李嘉图恶习”在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之路应该是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某种科学整合。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试图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均衡思想或用数学形式化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这种取向只会把已经僵化的传统模式又引向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荒漠之中。
二、两大范式的形成及其现代流派的演进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科学是世界观的改变”，观察事物的全新方式可以把作为建立物理学规律基础的整个理论全部推翻。中外一些经济思想史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运用范式理论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发现始终存在“经济物理学”与“经济生物学”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本体论隐喻，可以把它们追溯到重商主义经济学的诞生，甚至更早些。这两个本体论隐喻经过不断的规范而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均衡分析与演化分析两大范式，成为理解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基本分歧的重要起点。
1．两大范式的本体论隐喻
在方法论上，经典物理学是新古典经济学之父。受经典物理学方法的启发，19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物理学”的研究典范，试图把经济学建成类似于经典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体系。这一取向可以追溯到萨伊对“叙述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划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物理学、天文学一样同属于实验科学。边际主义革命被深深地打上了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烙印，经济物理学隐喻直接构成“边际主义革命”的本体论基础。杰文斯明确指出，经济理论表现形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静态机制，而交易法则类似于力学原理中的均衡法则。价值与财富的性质可以通过考察点滴的快乐与痛苦来加以说明，正如物理学中的静态理论是基于对点滴能量平衡的考察所得出的一样。瓦尔拉斯也指出，“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一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力学范式或机械类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体论特征。经济物理学隐喻使经济学自然而然地接纳了实证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方法论。
然而物理学本身也在20世纪取得了革命性成就，譬如量子力学、相对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理论的提出。但正如杰奥尔杰斯库一罗金所说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与达尔文革命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即它们都包括了有机的和历史的思想，例如普利高津对“时间之箭”、进化和不可逆现象的研究。由于达尔文首先在生物学中引入了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因此今天一些经济学家使用达尔文主义(或演化经济学)总称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现。经济生物学也因此成为与经济物理学对立的本体论隐喻。
2．两大范式的基本纲领及其现代流派
基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隐喻，今天逐渐形成了均衡和演化两大经济学范式。均衡范式是一种在给定资源、禀赋、技术、偏好和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并只受最大化唯一动机驱使的交易经济学体系。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是：把研究对象(个人、家庭、企业或产业等)简化为理性主义“经济人”，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理性的经济人如何按照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研究焦点是在给定的约束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优化。这种经济学范式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在逻辑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和文化制度差异性等因素，不考虑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并以推崇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为其方法特征。在当代经济学流派中，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着这种研究范式。
演化范式则是以知识和生产为分析基础的生产经济学体系，它高度关注资源的创造、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新奇、技术与制度创新、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和协同效应。它强调研究对象(个人、家庭、企业或产业等)的异质性；在人性假设上采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强调人的创造本能和获利本能，认为经济行为者除了受到追求个人效用的目标支配之外，还受到本能、习惯、阶级、文化、认知模式等因素的约束和塑造，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或满意的原则展开行动；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不仅处于变化之中，而且它们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从开放系统观出发，认为结构和能动的交互作用使经济世界本身具有非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演化分析特别关注历史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和制度差异性，更加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等问题。如果把均衡范式概括为既定资源约束下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交易经济学，那么演化范式则是以知识、能力和资源创造为核心的生产经济学或创新发展经济学，它更加关注经济活动的异质性、新知识和新资源的创造、技术与制度创新以及制度、传统和惯例的作用。在方法上更加强调回溯的(retroduction)、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
今天，我们可以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诸多当代经济思想归属于均衡范式或演化范式。属于均衡分析范式的流派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学派。还包括凯恩斯主义非均衡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另一些流派，如美国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等可以归入演化范式。它们构成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五个分支流派。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是演化范式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曾明确指出，其世界观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启示和支持，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做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霍奇逊曾精辟地指出，“所有过去伟大的经济思想的叛逆者，包括马克思、凡勃伦和凯恩斯，都试图扩展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之不再纠缠于均衡推理。”今天，积极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新成就，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整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
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是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四个当代流派。它们的最新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新灵感。
1．探索动态非均衡的历史变迁理论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至今存在两个理论误区：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理解，二是试图从均衡范式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是公认的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先驱，但受历史条件局限，他并未对生产力演化的机制提供一种很清楚的解释，有关意识形态(或文化认知模式)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斯大林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一种有关社会历史的力学模型，使唯物史观呈现出均衡范式的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特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类力学概念无法解释诸如强盛文明的衰败和弱小民族的崛起，18世纪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地位的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社会变迁等问题。
另外，尽管马克思科学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在其政治经济学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他未经批判地采纳了前人的一些理论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例如。马克思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这个假定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当前，一些学者试图阐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或努力使之数学模型化，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古典主流化表现。因为这类研究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马克思一直努力超越新古典方法并将他的唯物史观贯穿于整个经济研究之中。
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阐释问题上，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新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系统的、非决定论的和演化的研究框架。在老制度学派发展中，凡勃伦的“技术制度”和“礼仪制度”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论、霍奇逊的经济系统论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最为重要。这些理论的核心是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代替静态均衡结构。老制度经济学的文化和制度变迁理论遵循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在它那里，“目的”是无法精确预期的。这种分析有助于剔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前达尔文主义的、决定论的和目的论的特征，将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置于更加复杂的演化过程中来分析。
在动态非均衡的历史变迁理论的中观层面，新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取得了重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熊彼特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技术和制度之间创新演化关系，其中关于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过程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2．探讨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
批判实在论和开放系统观奠定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化的动态世界，它在本体论上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整体性(holistic)。开放性是指事件的规则性不是普遍存在的；整体性是指把社会看作是由各种内在因果关系过程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动态性是指在非线性动力机制的控制之下，经济系统会在多重稳定状态或多重演化分叉点之间进行选择性
相变。相变过程绝非从一个稳态迈向另一个预期的稳态。而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时间不可逆性、新奇、突变、间断均衡。其间一个非常小的偶然扰动都有可能通过非线性动力机制和正反馈机制而使经济系统从一个偶然事件走向必然，发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锁定或路径依赖现象。
批判实在论认为所谓的经济规律或历史趋势就是事物存在的复杂的不及物的结构和相应的运动机制。经济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发现社会经济活动中复杂的因果关系机制、结构和过程，并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结构性转变或制度创新来扩大发展机遇。由实证主义所推崇的数学演绎主义没有看到自然科学通过封闭和分离手段从事发现规律的实验只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实证主义把社会经济复杂的多层次的本体简化为自然领域，把规律性等同于事件所呈现的经验规则性，从而对经济科学的发展造成持久的损害。
由后凯恩斯经济学所倡导的开放系统观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分析中的历史时间、非遍历性和演化不确定性等问题。历史时间意味着经济事件以单向顺序发生，以历史时间为基础的经济分析将具有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等基本特征。非遍历性是与遍历性对立的概念，它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性和制度演化性。
基于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演化经济学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强调抽象必须是对现实的抽象和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经济规律的某种解释；强调回溯的、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反对实证主义的数学演绎方法。
3．探索制度变迁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和谐演进机制
制度结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给定的前提条件，如何打开宏观调控的制度“黑箱”，法国调节学派做出许多先驱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试图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并把制度分析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是调节学派的三个基础概念。所谓的积累体系是指长期内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和消费互补的形态，这些形态可以被看作是在某个时期稳定的结构。制度形式用于说明主要社会关系的构成，是社会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规则性。它包括货币信贷关系、资本劳动关系、竞争形式、国家作用和国际体系等五种制度形式。调节模式是资本积累体系的稳定器，是制度形式、习俗、组织形式和社会网络的不断调整和匹配过程。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之间协调一致和相互补充时会产生持续的经济发展力量，形成某种发展模式；反之，会导致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与制度形式之间的不相容，宏观经济衰退，并使已有的发展模式陷入危机之中。
杰索普(B.Jessop)等调节学派经济学家运用上述框架成功地解释了欧美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及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后果。它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实际上是福特制发展模式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构成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过渡时期。调节学派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纳入到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内生地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以及试图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宋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