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地高考现实困境的反思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为教育改革领域中的重要部分——高考改革这个命题更是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本文主要指出了异地高考存在的门槛设置问题、流入地与流出地利益协调问题、政策执行与落实问题等三大主要现实困境，并且分析了其背后存在的原因，并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现阶段现实困境的几点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高考改革；异地高考；现实困境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6-0163-02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城务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2.6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0.85亿。随迁子女“异地考试”已成为政府必须应对和解决的合理诉求。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被社会称为“异地高考”。全国除西藏外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按照国务院要求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但是，异地高考的问题依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如随迁子女最多、家长呼声最高的北京、上海、广东“重灾区”不仅在最后才提交方案，并且方案的内容也未从实质上解决问题。异地高考“遇冷”风潮席卷全国，进入极大的现实困境。那么我国要如何顺利地走出此种困境？因此，为了更好地进行“破冰之旅”，对异地高考现实困境的思考就显得尤其重要。
一、异地高考的门槛设置问题
异地高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拥有高级中学学籍的学生跨省份、跨户籍所在地，取得高考所在省、区考生资格，且以当地考生身份参加当地高考，并享有与当地考生同等和平等高考权利的一种高考制度。异地高考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合理补充，是促进高考招生公平的重要表现。但是，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后，全国出现了“遇冷”风潮，异地高考改革举步维艰，出现教育公平坚冰。
首先，异地高考的门槛设置就存在问题。从国家政策中的准入条件上看，随迁子女参加高考须满足三项条件，一是家长必有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缴纳各种保险，系常住人口；子女要在迁入所在地就读；城市的发展需这个行业群体。如果有其中一项不满足的话，随迁子女便无法享受参加异地高考的机会，那么受教育机会公平也就无从保障。另外，这三项条件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说？以上设立的准入条件使得异地高考的方向指向了随迁父母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而不是教育公平。这种高要求的有限开放反而将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象——进城务工的社会中下层群体给排除在外，这种大的方向性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异地高考政策实施走向精英化，与“应然目标”相距甚远。
另一方面，通过查阅各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可以总结我国异地高考方案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一类是以北京为代表，出台了过渡方案，设置的开放门槛相当高，且只开放了高职；二是以上海、广东为代表，推出了与居住证政策结合的异地高考；三是以黑龙江、浙江等为代表，推出以随迁子女的学籍为主，只对父母工作、居住场所提出了一定要求；四是以江西为代表，只对学籍提出了要求，不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职业、住所、社保等做出要求。而作为人口流入量大、流动频率快、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在异地高考设置门槛方面被指过高，被网友戏称相当向中央交了一份“白卷”。
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盛行的强烈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国严密的户籍管理整体上有稍许松动，但是就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户籍管理反而不断加强。而我国的高考制度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分省下达招生计划的数量和质量差距较大。加上我国是一个城乡差异比较显著的二元社会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模式，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很长时间内持续面对地域差距扩大的严峻现实，且这种现实进一步直接体现为教育需求和利益的城市中心取向，即公共政策反映体现甚至优先满足城市居民的利益，教育的主流话语权执掌于城市，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因而，异地高考受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阻抗，他们的子女在拥有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基础上，还希望尽可能使其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实现自身教育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二、流入地与流出地利益协调问题
异地高考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范围触动城乡、城际不同利益人群的一个两难命题。实施异地高考，不仅可以突破户籍制度的桎梏，减少更多的留守儿童问题，推行高考同城待遇，将实现更公平、更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有教无类”的理想写照。但是，流入地利益代表者表示担忧，因为异地高考的政策松动，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一方面是给城市治理带来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流入地利益代表面对着本地优质资源总量有限、人数急剧增多，担心本地与外来生源利益失衡、高升学率会遭到破坏，进而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高考移民”风潮等。异地高考改革实际上需要两者间的博弈，这种改革不是所有人都满意的改革，不是增量改革，而是重新切割蛋糕的改革。而如何切蛋糕，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三、政策执行与落实问题
高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异地高考改革只是高考改革里面的一部分，并且异地高考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到国家的各项制度，所以只是单一允许随迁子女有在异地参加高考的资格根本只是改革中的皮毛，丝毫没有解决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实行异地高考，设计操作很复杂，这是对有关户籍制度的破除和招生资源的重新分配的问题。高校的招生指标都要重新洗牌和分配，必须根据每个地方考试的人数进行再分配才合理，否则对流入地的户籍人口又是冲击和不公。值得注意的是，异地高考关键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前几年被严查的“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钻了招生政策的空子。实行异地高考，确实会促进公平，但必须强调可操作性，包括法律层面上有很多问题要做。
而在异地高考实施的过程中，却遇到重重阻碍，其在于教育改革缺乏顶层系统设计。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尤其是教育领域的改革，更是需要具有全局的视野。而国家却没有树立整体、全面的改革理念，没有从其他层面来保证异地高考的稳步前进，配套改革跟不上，丢失了宏观调控的责任，只是放手让各地去制定方案。
四、破除异地高考现实困境的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目前推行异地高考政策的现实困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改革：
第一，倡导公平教育理念，保障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主张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在资源分配方面进行补偿，通过对先天不利者和有利者使用不同的尺度，使得两者最终能获得相同的生活。这就是被后来广泛用于经济、教育等社会领域“补偿原则”。
第二，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不管教育有无力量减少它自己领域内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如果要在这方面取得进步，它就必须事先采取一种坚定的社会政策，纠正教育资源和力量上分配不公平的状况。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是教育财政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异地高考真正矛盾之处就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而破除此困境，最根本的就要加大教育投入。如何进行教育财政支出，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两条思路展开：一方面以国家为主体向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之地倾斜，改变这些地区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高考招生名额少等问题；另一方面实行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财政供给制度，创造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因为大批的进城务工人员为这个城市创造了财富，所以他们的子女应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本着“利益均沾”原则，有权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和服务。通过这两个方向的努力，实现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三，统筹全局整改，设立国家督导机构保证教育公平。异地高考改革是教育综合领域改革的一部分，它依靠于整体改革力量的发挥，因此，它的成效显现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国家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和全局意识，应跳出自定的教育领域圆圈，当务之急就是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做好清晰的时间表，明确改革的责任主体和推进机制，有序地推进改革进程。其中，改革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户籍制度的背后是与之挂钩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等，而目前我国城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较大。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因此，要真正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也需对症施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更多的人在中小城市，甚至在农村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户口的“含金量”相对均等后，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那阻碍异地高考实施的一块“硬骨头”才真正被啃碎。
其次，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我们可以改变过去按照各地高等教育资源划定录取名额的办法，而根据各地的考生人数确定大致相同的录取比例。或者，逐步实现高考和高校招生地方化，即主要由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考试科目和考试水平，实行积极的差别对待原则，继续实行高考录取中倾斜政策，保证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关键。但是，对于违规或非法获取的利益，无论面临多大阻力，都要坚决予以取缔。如严厉打击高考移民、胡乱加分、艺术与体育特招作弊等情况，实行“阳光招生”，接受全社会监督。
最后，加强法制建设，构建促进教育公平的监管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在教育改革中专门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教育公平监管机构，从异地高考的制度和组织体系上保障教育督导部门履行对各级政府的教育督导责任，协调相关部门对异地高考中的不适方案予以尽快调整，定期向社会公布。
参考文献：
[1]孙新，杨淑捷.异地高考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分析[J].教育评论，2013，（1）.
[2]陈晓龙.异地高考推行的困难及对策分析[J].教育与考试，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