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对“总统”不礼貌

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大多是通过2004年版的《小说稗类》。实际上张大春在台湾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家，他的作品从《鸡翎图》、《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到结合新闻题材的《大说谎家》、《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等，都受到读者青睐，单是一本《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就销了二十几万册。

最近，他的代表作《聆听父亲》在内地出版，朱天文说，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

前些日子陈可辛的《投名状》在各地大热，二十多年前，张大春也写过小说《刺马》，在报纸上连载。这是一部越写越长的小说，写到38万字的时候，已经连载3年了。老板受不了了，说，哪有一个连载写那么长的?停掉算了。张大春说，腰斩可不行。这样吧，马屁股给你，马腰我就不写了。因此，《刺马》是张大春未完成，也不知道怎么完成的作品。

最近八九年，张大春在写作之外，另有一份正职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电台做广播节目。前一个小时讲社会、文化、艺术、前沿科学，接着又讲自己早上写的两三千字的文章。张大春在说书过程中，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精神与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观念，不仅吸引了七八十岁的老一辈听众，更将二三十岁的后辈也培养成铁杆听众。

“我的报酬是全电台最高的。即使我太太不工作，电台的收入也可以让我们全家过得很好。”

把主人公搞死，免得再写续集

他的写小说的才华显露得很早。“我大学二年级得了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小说奖——时报文学奖，还得了一个幼狮文艺奖。得了几个奖以后就感觉入行了。”

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中国时报》。大部分时间是做编辑，写稿子，“台湾那个时候戒严，没有那么多的记者的位子。”

读研究所，当兵，耗去了接下来的6年。

28岁复员。“自己开始写作，什么也不管了。在乡下买了一所房子，我自己一个人住，混了两三年，接着就被邀请到台北来做晚报，中国时报办的晚报，因为解严了，可以增加报纸了。”

他做副刊主任，“不到一年，我就不干了，因为要给人打分，你是甲等，你是乙等，这个很讨厌。我就辞职。报社不希望我走，就给了我一个很奇怪的名分，叫撰述委员，吃粮不当差。”

他是台湾的顽童作家，对各类文学实验不遗余力，每次都要找出新的玩法，从不考虑会不会失去老读者。

他做副刊，顺带发明了一种新闻小说的文体。“早上六七点起床，冲到报社看30份报纸，挑选当天最新最热的新闻，进行改造。”不到11点，又出来更新的更凶的新闻，他就改，写成小说连载——“大说谎家”。“看起来是虚构的，像卡通片一样，可是又很逼真，当天发生的现实，可以引发大的讨论，当时没有网络，就显得十分独特、好玩，读者看得特别高兴。”

《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畅销了以后，编辑就来跟他说，你出下集吧。他不干。编辑就说，“好，那我就找吴淡如写一个大头妹。”

“你不要糟蹋我。”他瞧不上吴淡如。逼急了，于是写了《我妹妹》。“也卖得很好，16万本。”

过了两年编辑又来找，张大春说“再这样写下去，我就成了类型作家了。”但还是拗不过。这次，他写了12天。

“实际工作日是9天。在最后收尾的地方，我把主人公搞死了，不玩了，这样总可以了吧?就没有续集了。我就是不耐烦做已经做过的事。”

现在，他迷上了旧体诗，每天花在阅读、整理、分析、解释和创作旧诗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写小说的时间。“年纪越大，关心的东西就越偏。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所有的书都是他请着我出版的，他说你写什么我都出。可是后来这几年我写的书，他一看就说，绝对不能出。”

潘越云的《一片海洋》是他写的歌词

张大春还写歌词，和李寿全合作过《超级市民》。那是80年代，台湾文艺最有活力的黄金年代。“台北有那么几个地方，小酒廊，咖啡店，书店。只要去了都会有朋友。一有朋友就有活要做。都是从事文字、音乐、戏剧工作的：罗大佑，杨德昌，侯孝贤，蔡琴，张艾嘉，还有李寿全，统统是在那里出名的。”

歪打误撞，他写红了一首歌，潘越云的《一片海洋》。

“李宗盛约我给他写首歌。”他们常去台北的一家咖啡馆碰头，碰不到就留言。李宗盛约的歌词，张大春忘了。过了一个礼拜，李宗盛催他，他就当场在咖啡馆里写。写到一半，李宗盛有事先走了。

“我就把那两段歌词贴在布告栏上，我还特地跟他讲，没写完。大概一年以后，我在朋友家，朋友忽然说，你是不是写了一首歌叫《一片海洋》。我说不可能，我没写这个。结果放出来一听，哎，前面两段是我写的。后面就没有了，就‘一片海洋，一片海洋……’那是我生平写歌词的耻辱，根本没写完，好像在台湾卖得还挺好的。”

去年．京剧发烧友张大春，还和吴兴国合作了一个现代京剧《水浒108》，他担任编剧，只用了4天。

“这个戏是融合曲艺、说书、摇滚乐的现代京剧，当然唱还是传统的唱，有一小部分昆曲。找了周华健做配乐，做音效，做主题曲。又找了台湾一个年轻的说书人林文彬，把他原来的段子融进剧中。”

我不想当烈士

人物周刊：读完《小说稗类》。觉得你是很

博学的人，对传统文化了解十分深入。

张大春：我不算博学。但是台湾像我这样每天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读书的不多。

读不读书不只是一个个人修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形态，使得我们这些哪怕是文字本行的人，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接触典籍。如果不能用很长时间去从事资料的收集、整理、思考和反省的工作，是不容易出现具有广泛知识背景的作品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小说提供的是“另类知识”。这种知识“多有冒犯之处”。“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正义、政治、法律……”．这种冒犯．有没有给你带来过麻烦?

张大春：哪儿都一样，只是方式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官员把人关起来，大陆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肯定有很多中国以外的国家碰到这种事情，会把你关起来，会把你干掉，都有可能的。

在台湾，你说有没有压力?至少我个人，在任何一个社会恐怕都不是主流。但坦白地讲，我不想当烈士。因为不想表演成一个烈士的样子，所以我没有特别的体会。我有些朋友，经常觉得自己被监听，经常听到咔嚓咔嚓录音的声音。我没觉得自己重要到能够破坏社会。

偶尔，他也会冒犯大人物

李登辉在位的时候，张大春作为小说获奖者，见过他两次。李登辉对他说，小说家能不能替中国人塑造一些新的形象?中国人应该有正面的形象(那时李登辉还在讲“中国人”)。张大春便顶了回去：小说不是漫画，不能说你画的你表哥，就代表着所有的中国人。

第二次是找小说家来当面谈。李登辉说，文学是自由的，是不依赖国家的。张大春又顶回去：不对啊，很多国家的翻译工作，都是把自己作家的作品推到国外。李登辉说：我们有“国立编译馆”。张大春说：“国立编译馆”目前在编教材，没有在做翻译工作。

事后有人对张大春说，你对“总统”太不礼貌了。

陈水扁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张学良引用明代诗人归庄的诗句“人何寥落鬼何多”，被张大春挖苦，“这就是政治人物最没教养的表现，不懂出处，瞎卖弄什么!”他还说，“如果‘总统’要告我，就告吧!”

“我碰到那些当权的人，也不是特别地要冒犯他。事实表明，每次碰到这些大人物，我都多有得罪。这也没办法。在台湾，越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就越笨。碰到笨人，你当然要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他写过一本《沙皇的信徒》，里边提到李登辉。“朱天心跟我说，你这样有点不值得。你写了李登辉，他的影响力在历史上能传多久?让他搭便车，划不来的。”

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讲话。对待农夫，你这样做就是难为人家；但是对‘总统’有不同的标准，刻薄他是活该的。”

“一个好的、合格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一个很清楚的民主法则。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从不信任领导者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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