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春秋

2007年初春，重庆。站在南山之巅放眼望去，重庆城辉煌的夜景尽收眼底，然而与万家灯火极不协调的是，几处新建的楼盘却黑灯瞎火，毫无人烟。这在人满为患的重庆极其罕见，这几幢楼都是来自山西、贵州等地的煤老板们前不久刚刚购置的……

此前，煤老板们疯狂“烧钱”的事例已屡见于报端：2005年北京一次车展上，山西煤老板们一次性集体购买了20辆悍马越野车，有位太原煤老板一人就拥有3辆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豪华轿车；2005年9月到11月不足两个月时间内，北京建外SOHO销售额接近10亿元，其中一半是山西人买单，他们当中最多的一位一次性买房12套，花费6600万元；2006年10月，之前在北京大肆扫楼的山西购房客转战上海，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们“悄然”卷走宝山一幢商铺楼盘约30套房源，大部分客户选择一次性付清数百万元房款。

有人宣称：“你不要希望从煤老板嘴里问出他有多少钱，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时候，他们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一时之间，煤老板们成为中国最神秘，而又最“飞扬跋扈”的财富群体。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那样的跌宕起伏、曲折坎坷，以至于其人生在一夜暴富、一掷千金的同时，也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1992：煤老板来了

“那个时候，家里穷，不去挖煤就穷，去有可能富，你去不去？反正一无所有，想得简单。”说这话的樊斌，是山西大同一个小煤矿的老板——年产6万吨的规模，手下一百多号矿工。解放前，樊斌的父亲就和煤矿打交道。改革开放后，他那50多岁的父亲又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带着4个兄弟、3个儿子承包了小煤矿的巷道。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没考上大学的樊斌也来到了煤矿，借钱买了辆二手货车，拉煤跑起了运输。

跑了几年二手车之后，樊斌换了一辆新车。这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是不够，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因为买一辆新车所需要的三四万块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大同不是个小数目。

1992年，当邓小平在深圳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樊斌也不再甘于每天和雇佣的司机一起颠簸于煤尘飞扬的道路上。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和父亲、弟弟们分开，独自承包了一座小煤矿。当然，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他不懂，也没有懂的必要，在一个小山沟里，有什么能比挖更多的煤、挣更多的钱更重要呢？

樊斌说他不关心这些大政治，整天呆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山沟里，整天忙，重复简单又刺激的生活。他没有心思，也没有信息来源去操心外面的世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紧不慢。他说，那些年，煤矿也不算太景气，也没赚到什么钱，“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别人花钱宽裕一点”，“想吃什么、家里缺什么都能买。”

樊斌所知道的事情是，在90年代初，做煤炭生意可以挣到钱；但他不知道，随着南巡讲话的发表，市场经济的大潮正扑面而来。银行大量放贷，固定资产投资剧增，燃料、化工原料需求放大，刺激着整个煤炭行业的兴盛。

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当时开办一个煤矿，只需要找两三个合伙人，凑齐10来万块钱，非常容易就可以拿到一纸矿权批文，基本上是“想搞就搞”。“只用了两三年时间，就赚了一辆桑塔纳，这个车在九十年代是很牛的”。

于是，像樊斌一样祖祖辈辈靠煤吃煤、开门见煤，在自家不足一米高的煤窑爬进爬出的矿工们，终于稀里糊涂地一跃成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煤老板”。

1997-1999：我的煤炭“金融风暴”

1997年，陈志同进入煤炭行业，和其他许多煤老板一样，他进入这个行业也是从跑煤炭销售做起。在陈志同的印象中，1997年总共发生了三件大事，香港回归、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经济软着陆。不过，他深有体会的只有一件事——软着陆，这三个字在他眼中无异于另一场“金融风暴”。

1997年，中国经济无疑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过热”阶段，银行开始紧缩银根，限制投资，随之出现的电力过剩、煤炭需求不足，让煤炭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那是个完全的买方市场，矿主们所能做的就是，让工人们把煤挖出来堆在井口，四处托人去卖，然后就给工人放假，等卖完了再雇人来挖。”陈志同说，“每吨煤能赚到10块钱就相当不错了。”

当时陈志同在山西一家煤炭公司做销售经理，是煤老板眼里“财神爷”，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煤老板找上门来，请他吃饭、送红包，“一口一个陈哥，哭着喊着求我帮忙卖煤”；然而在买方客户的眼里他就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了，“先把煤运过来，货款的事以后再说”，根本没什么条件可谈。陈志同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去广东，上门讨要货款，跟对方公司软磨硬泡了一个多星期，结果还是一分钱也没拿到。在陈志同做煤炭销售的几年时间中，总共有六、七十万拖欠的货款没能收回，“跟其他同行比起来，这还算少的了。”

郭老板是陈志同曾经的一位煤炭供应商，多年之后在谈起这个人的种种经历之时，陈志同仍是不胜唏嘘。郭老板来自湖南，1998年，他倾其所有在山西投资200万元建起了一个年产6万吨的煤矿。200万元、6万吨，这在当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足以使他的煤矿办得非常规模化和规范化，“但他选错了时机”。郭老板进入煤炭行业的时候，适逢最惨淡的几年。因此，他把销售委托给了广西某燃料公司，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对方拿走了大部分利润，这让郭老板本就勉强维持的煤矿，变得愈发举步维艰。

1999年，郭老板决定终止与燃料公司的合作，自己来做经销。没想到此举立即让他陷入了绝境，要么是生产出来的煤炭卖不掉，要么是货款不能回笼，银行方面又不断催收贷款。最后，郭老板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愤怒的工人们抬走了矿上的机器设备，他只好宣布破产，四处流浪躲债。

“那几年煤老板们的生活过得很凄惨，像郭老板这样的，上吊自杀的也不少。”陈志同感叹道，“要是他能多坚持一两年，熬过那段时期就好了。”

2001～2005：该来的一切终究会来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再次进入异常活跃的时期，钢铁需求量增大带来的焦炭需求，电力短缺所造成的火电站猛增，为煤炭行业的复苏迎来了转机。2002年，一位河南老板带着100万元来到贵州开煤矿，等到2006年他离开贵州的时候，也同时带走了5000万元的现金。短短四年时间财富增值50倍。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成就了诸多煤老板们一夜暴富的神话。

2001年，周光明带着在外地赚到的“第一桶金”，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家乡——贵州，准备大展拳脚。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周光明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了自己起先并不看好的项目——两座煤矿的经营权。

一年之后，周光明就为自己当初“英明正确”的决定感到沾沾自喜。无数买煤的人开着车子抱着票子，直接蹲守在煤矿井口要煤，煤炭开始供不应求。周光明的煤矿24小时运转，仍不能满足蜂拥而至的人群。他由此平步青云，俨然成为各种煤炭公司眼中的“太上皇”。

火热的市场行情，让来自广东、福建、陕西等全国各地的老板们云集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跑马圈“矿”就此展开。2002年，周光明看准时机以200万的价格，一下子拿下了3个探矿权；2003年，周光明以168万的价格转让了其中一个；2004年，他再次以200万的价格转让了另外一个；到2005年，周光明转让第三个探矿权的时候，其价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00万元！在此期间，周光明还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让了自己另外一个煤矿30%的股份。炒卖权证，成为他除了生产煤炭之外的又一条生财之道。

随着财富的暴增，周光明原来那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迅速换成了“陆地巡洋舰”，他开始频繁出入各种高级酒店、娱乐场所。一天消费七八千块钱，就好像家常便饭，眉头也不会皱一皱。“以前我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像喝矿泉水一样喝茅台酒。”周光明说。

2003、2004、2005三年，是煤炭行业的黄金时代。2003年，煤炭价格一路飞涨，从原来的三四十块钱一吨，一举涨到粉煤井口价80块、焦煤100块左右，2004年这两个数字则分别变成100块和150块，2005年更创150块和300块新高，而每吨煤的开采成本不过30块钱左右。每月上百万元的收入，让周光明每天所要做的事仅仅是，躺在家里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连他矿上的工人，每月也有3000来块钱的收入。

2001～2005：福兮祸之所伏

“官煤勾结？废话！我不勾结，我这煤矿能生产吗？有了钱，不合格的也能合格，没有钱，合格的也不合格。我是赚钱，但我就是孙子。谁都惹不起。我赚一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全山西每个煤矿，只要挑毛病，都能挑出来。”一位煤老板向记者细数了各种隐性开支，可能扼住其咽喉的部门竟有十几个之多，“煤炭局、环保局、安检局、税务局……甚至是公安局、交警队、水土保持办公室等，都需要一一打点。”

做煤矿一定得有“政治靠山”，这在行业内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让煤老板们头疼的是，所谓“靠山”多是用钱买来的，一旦这些官员出问题，立即就会牵涉一大批矿主进去。一位贵州的煤老板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上面’的领导‘出事’了，连累他刚投资了1000多万办的矿也被勒令停产，上千万的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现在处境非常尴尬。”

不仅如此，安全问题也是煤老板们最担心的话题。“现在我特别害怕晚上电话铃响，前年去西安谈生意，突然接到电话说矿里出事了，那一年赔了300多万。现在听到放鞭炮都打哆嗦，那种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有煤老板表示，在许多地方，死一名矿工赔20万，已是公开的条例。

“赶快组织人抢救，立即送往医院，我现在就赶来矿上。”2006年7月的一个下午，一个急促的电话中断了赵老板手中的事情，矿长打来电话，一名工人在井下被一根安全木砸在头上，晕了过去。接完电话，赵老板一边急匆匆地发动车子一边说，“像这种涉及安全的事我必须赶到矿上处理，出了人命不得了。”赶到矿上后，工人已无大碍，但赵老板还是亲自将工人送往市人民医院检查。

“煤矿最怕的就是安全事故，一出事将对我们产生致命打击，让生活又回到开矿前。”赵老板说：“发生责任事故，老板就要被追究责任，因此大家在生产时都小心翼翼，不敢懈怠。”赵老板举了一个例子：2005年11月份，云南一家煤矿发生瓦斯爆炸，8人遇难﹑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公安局立即组成专门的工作组，配合煤炭、安监等部门全面开展调查，并确定该事故为重大责任事故，矿主王老板负有重大事故责任，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煤矿发生事故后，老板变得一贫如洗，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在一派歌舞升平当中，煤老板们其实都有着深深的惶恐。于是，大肆挥霍、醉生梦死理所当然地成为许多人唯一的发泄途径。

2006～2007：拐点

2007年1月24日，贵州永泽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永志坐在他的新办公室里，饶有兴致地向记者展示着他正在招商的新项目——“中南海”白酒，“现在我手上的两个煤矿都是和别人合伙在办，现在我已经很少过问那边的事情了。”

“现在煤矿生意已经有点‘找不着北’，利润还有，但风险很大，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身负法学硕士学历的胡永志，在煤炭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一直对市场有着敏锐的洞察，“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2006、2007两年将是煤炭行业的一个分水岭，也可以说是整个行业发展态势的一个拐点。”

的确如此，2006年，频繁发生的矿难事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政府对煤炭行业的治理，也越来越严厉。“2006年，全行业都开始要求在矿井里上液压支柱、瓦斯监控系统，把原来的送煤轨道改为皮带输送机，光是这一套设备就需要上百万元。”胡永志告诉记者，“各种环保以及资源补偿费用也大幅提高，造成了煤炭成本的上升。”不过，尽管成本在上升，煤炭的价格却一降再降，煤老板们的利润正越来越稀薄。同时，政府不再批准开办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并要求所有已经存在或在建的此类煤矿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整合到30万吨以上。

可怕的是，在暴利的幻象彻底破灭之前，狂热的资金仍旧如有惯性般地，继续不断地涌入这个行业。有资料表明，作为山西省的支柱产业，其每年煤炭在建的生产能力都已经达到3亿吨，而今后五年内全国煤炭需求新增量却不足5亿吨。“山西在2006年只用了70%的产量，剩下的30%根本没有使用。”胡永志说，煤炭产业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苗头已经显现，“煤老板们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不好过了。”

所以，胡永志在最近这一两年把主要精力和资金，都放在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上，“除了这款正卖得红红火火的白酒，我还做了一些水泥厂、房地产项目。”不过对于那些更多的文化层次不高，对别的行业也不熟悉的煤老板们来说，“转行”谈何容易？许多煤老板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多“扫荡”一些楼盘，多添置几辆豪华轿车。除此之外，他们似乎找不到更多的投资方法，来保住现有的财富。“对于这些跟煤炭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人来说，离开了煤矿，他们的内心是恐惧的。”胡永志坦言，“大多数煤老板，都是一群被命运推着走的人，作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们把握住了煤炭行业的机遇，却难以自拔。”

从一个煤老板的命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历史。然而，当经济的周期循环至此，当市场逐步趋于买卖双方的平衡，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是忍受不断上升的市场压力，继续坚持？还是等待被大型企业吞并的命运？抑或果断放弃本行，另谋出路？煤老板们日思夜虑的产业“拐点”，此刻仿佛真的到了。

编辑陆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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