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学派与民国图书馆事业

摘要 南高学派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史学流派，不仅在史学领域卓有成就，对于图书馆事业也颇有贡献，尤其是柳诒徵、陈训慈、向达和王庸等人，在图书馆的制度创新、馆史编纂和书目编写等方面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贡献。

关键词 南高学派 民国时期 图书馆事业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 1002-1027.2015.06.016

南高学派是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一个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的部分校友为核心的新史学流派，以柳诒徵为领袖，主要代表人物有陈训慈、缪凤林、向达、郑鹤声、张其昀、王庸和范希曾等，萌芽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1919-1923），形成于1928年，消解于1949年。他们以稳固的师生关系为纽带，以柳诒徵的学问和人格魅力为感召，是一个相当紧密的学术流派。他们坚信民族文化的血脉是不可割断的，力主为学以经世致用为鹄的，在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民族史等领域卓然成家。于史学之外，南高学派中人大多有主持图书馆或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尤其是柳诒徵和陈训慈师徒二人更曾执掌江浙两省省立图书馆，对两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以往的图书馆事业研究多关注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沈祖荣、王重民和梁启超等的贡献，对南高学派中的柳诒徵、陈训慈、向达和王庸等人着墨甚少。事实上，南高学派在图书馆事业方面也有很多创举。本文即在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论述南高学派于民国图书馆事业之贡献，敬请方家指正。

1 独创性的制度

柳诒徵和陈训慈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图书馆事业“经营服务拓展家”，他们在图书馆服务项目上多有创举，其大者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住馆读书制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通年日夜开放制度”。

1.1 住馆读书制度

住馆读书在当下“实尚无所闻”，在民国时期也是极其罕见。据柳诒徵撰的《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国学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中有“住馆读书规程”，凡“有志研究国学之士，经学术家之介绍，视本馆空屋容额，由馆长、主任认可者，得住馆读书”，住馆读书者须缴纳保证金20元、每月住宿费10元、伙食费6元、茶水灯火费1元、仆役费1元。后来收费标准有所更改，住馆读书不再收房租。如此一来，“远方好学之士，可以长期下榻，兼备饮膳，取费与馆友相同，不事盈利，斯诚我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此项“创举”惠及众多清贫学子，同时也方便了诸多学者，郑鹤声、谢国桢、赵万里、张叔亮、蔡尚思、柳慈明、刘掞藜、吴天石、徐方域等皆曾住馆读书。住馆读书不仅使得众多学人免于路途上之来回奔波，有更充裕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也使得他们有机会可以向柳诒徵请益，而博学的柳诒徵也非常乐于与青年学子互动，指示治学门径。关于此点，谢国桢和蔡尚思都有相关回忆。如身受其惠的蔡尚思说：“柳先生学识既富，品格又高，学者住馆读书，几如受业于门，遇有疑难，可以质叩。盖此公和蔼可亲，且喜奖进贤士”。“此图书馆之‘住馆读书’一办法实最便于学者，惜其他大图书馆尚未知注意及此。”

1.2 通年日夜开放制度

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图书馆因为条件所限，除周一闭馆外，平时晚上开放时间也不长，这对一些需要去图书馆阅览和研读的人来说颇为不便。有鉴于此，以导扬学风，促进阅览，发扬民族精神为己任的陈训慈在与各部门主任商议后，决定逐步延长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从1933年8月15日起，大学路总馆将阅览时间延长至晚上9时；1934年5月29日起，总馆上午8时至晚上9时，连续开放；1934年9月1日后实行通年日夜连续开放（特种纪念日停借），其办法如下：（1）大学路总馆阅览借书，全年每日除纪念日外概不停止。（2）总馆开放时间为上午九时至下午九时，日夜借阅。全年除暑期短期间或有特例，余概不因时令而更改。（3）原应付阅览出纳之职员六人，于星期一休息，是日调阅览组内部办公及他组织职员六人应付出纳，此六人则于星期日休息。（4）-月一日至三日新年假，九月十五日本馆总馆成立纪念日，及其他特定之纪念日，全馆休假，先期布告停阅。（5）应付出纳职员每人服务八小时，每日分为三班，每人各任二班。（6）阅览人有欲在馆午晚膳者，得预告而代办，在会客室用膳。这种“通年日夜开放”制度，为读者来馆借书阅览提供了更多的时间选择与便利。当时的《福建教育周刊》曾对此加以报道，认为：“国内各公立图书馆，除北平图书馆全年每日开放以外，大抵每星期有一日例假停阅，其日期多在星期一，今该馆打破例假，似足为国内图书馆开其先声”。

2 馆史撰写

馆史的撰写无疑有助于传承本馆的历史和精神，有助于社会民众对该馆有一大体认识，有助于提升图书馆的社会知名度。历史学科背景的柳诒徵和陈训慈无疑在这一方面有独特优势，他们在出任图书馆馆长后先后撰写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和《浙江省立图书馆小史》。

2.1 《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

柳诒徵在1928年执掌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之初，就以一个史学家的卓识，编撰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以下简称“《小史》”），内分缘起、沿革、环境、图书、目录、人物、经用、规制等章节，虽名为“小史”，去掉勘误表和插图等亦有86页之多，保存了很多史料。如第九章规制，先列举了江南图书馆时期的馆藏编目归架章程等，又详列了当时现行的各项规章，计有：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保管部规程、第三章编辑部规程、第四章阅览部规程、第五章传钞部规程、第六章访购部规程、第七章印行部规程、第八章参观规程、第九章住馆读书规程、第十章附则。该《小史》出版于1928年，早于金陵大学图书馆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1929）和洪范五的《廿年来之清华图书馆》（1931），这充分体现了柳诒徵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自觉，也开创了我国高校图书馆馆史编撰之先河。1929年10月，民国大学区制取消，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柳诒徵的《小史>实又开创了省立图书馆编撰馆史之范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柳诒徵“所采用的史志笔法，不但使资料无逸，尤彰显出文化中心地带图书馆事业兴起的缘由与过程，堪称中国式图书馆史著作的典范。”

2.2 《浙江省立图书馆小史》

1932年，陈训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后，也仿照老师柳诒徵之例，撰写了《浙江省立图书馆小史》，“举本馆渊源变革之大事，略述为篇，以彰往绩，而谂当世”。内分藏书之渊源、浙江藏书楼之创设、浙江图书馆之成立与官书局之归并、孤山馆舍之建筑与图书馆文澜阁之合一、浙江公立图书馆之演进、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抄补完成、改称省立图书馆与扩充组织、馆舍之增辟与现制之确定等节，并附录“浙江藏书楼碑记”、“浙江巡抚增韫请建浙省图书馆疏”、“浙江省立图书馆大事年表”和“本馆历任馆长一览表”。于较有系统的馆史之外，陈训慈也曾专文介绍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藏有极深渊源的丁氏兄弟，如《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和《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等，以为馆史之补充。

柳、陈师徒二人关于图书馆“小史”之撰写，实开今南京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两馆馆史编撰之先河，即使在民国时期亦为少见之开创性举措。两馆之“小史”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里程碑之作，“它们保留了丰富的图书馆学史料，且出自名家之手，研究水平、写作方法都昭人以法式。”

3 创办馆刊

馆刊的创办，除了绍介本馆情况外，实有助于与其他馆和社会互通声气，增进了解，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学术地位。

3.1 《国学图书馆年刊》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创刊于1928年12月，停刊于1937年10月，共出版10期，时间跨度长达10年，这在近现代图书馆期刊史上也是颇为不易之事。所设栏目一般为插图、专著、题跋、表格、簿录、纪事、案牍等，专著是最能体现该刊特色的栏目。通观十年的“专著”栏目，所刊发文章透发着较浓的传统气息，如柳诒徵的《卢抱经先生年谱》、向达的《唐代刊书考》、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等。关于此点，亲炙柳诒徵的陈训慈已然发现，并有独到的见解。“各期之内容，大抵以史学考订、校勘目录之专著为多，与《山东省立图书馆馆刊》之富于考古色彩者不同，而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之专以考订著者又微殊。盖庋藏图籍性质之影响，与主持人为学互有不同，所表见者自各有其独至矣。”

3.2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等

陈训慈掌馆时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刊物较多，有《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文澜学报》、《图书展望》等，这在省立图书馆中极为罕见。《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创刊于1932年3月，初为月刊，年出8期合为第1卷；1933年2月改称《馆刊》，发行周期由月刊变为双月刊，终刊于1935年12月，出版了2-4卷18期。其宗旨有五：一为记载馆务以自省职责而求社会之教督也；二为传达消息、互通声气以促事业之进展也；三为辅助阅览以增加本馆之效率也；四为研究讨论以实施辅导县市之职责也；五为提倡读书以期成学术救国之大愿也。《文澜学报》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创刊于1935年1月，1937年6月停刊，共出3卷7期6册，其中第2卷第3、4期合刊为“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号”。有通论、专著、译述、书评、序跋、杂著、馆藏善本书志、特载、文苑、书林等栏目，章太炎、黄侃、柳诒徵和陈训慈等人都有文登载。《图书展望》于1935年10月创刊，1937年6月终刊，共出2卷20期。该刊不同于《馆刊》和《文澜学报》，针对的是普通民众，希望社会大众形成读书的风气，所以所设栏目多为学术短评、读书问题讨论、学者介绍、参考资料、图书介绍、新书月报、文化简讯、本馆情报、读书通讯、杂俎。以一馆之力，创办了兼顾普及与提高的三份刊物，陈训慈及其浙江省立图书馆同仁所付出之艰辛可以想见。图书馆史专家谢灼华就认为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的众多刊物是当时图书馆刊物中的重要刊物，是当时的核心期刊。而且，因为陈训慈认识到了江苏省立图书馆馆刊传统色彩浓厚，没有介绍和传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所以在自办刊物中对图书馆学相关内容多有涉及，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含《月刊》）共刊载关于国外图书馆事业的译文17篇，研究各类型图书馆的论文有10篇。

另外，向达等人也参与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的编辑和出版，且多有鸿篇巨制刊登于该刊。1934年，“以向国内外人士传达中外学术界之消息，藉谋万国人士在知识上之谅解，以为人类和平辟未来之新路”的《图书季刊》创刊，向达与谢礼士、翟孟生、曾觉之、顾子刚等任编辑，内容有专论、新书之批评与介绍、学术界消息、西书华译目录诸项，陈垣、钱穆、胡适、孟森、王重民、顾廷龙、王庸、贺昌群、谢国桢、刘节、罗尔纲、闻一多、孙楷第、白寿彝等都有论著刊载于此。关于此刊的学术价值，期待民国图书馆史研究者能加以重视和探究。

4 书目编写

书目的编写既有利于统计馆藏，又便于读者寻书，所以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多编有图书书目。南高学派在编写馆藏书目之外，对传统目录学也有阐发和弘扬。

4.1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

编写馆藏书目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寻书.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原来也编有书目，但已经不能真实体现该馆馆藏现状，所以柳诒徵上任后就启动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编纂工作。该总目主要是由柳诒徵高足范希曾和王焕镳二人合力完成，先由范希曾发凡起例，成经史别集目若干册；范希曾病逝后由王焕镳继之，最终编成由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组成的煌煌巨制。该目录“上法班刘，下规‘四库’，旁参西士时贤之论，范围群言而不过，通乎古今之道而知善善从长，因时制宜，未敢媛媛姝姝奉一家之言，终古不肯变也。”“因时制宜”是该目录的最大特色，也体现了南高学人在目录学领域既不一味趋新，也不一味守旧的特点，是所谓“基本上守四部之旧垒，而在分类上同时作出了新的突破”。当时国学图书馆馆藏的最大特色就是传统古籍较多，所以有论者以为该目录“是结合馆藏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并且为此后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特色馆藏方志典藏奠定了基础。

4.2 《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

陈训慈执掌浙江省立图书馆后也启动了馆藏图书目录的编纂工作，在王勤堉、金天游、张友梅、罗家鹤等人的努力下，于1935年初编成《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中日文书第一辑），分上、下两册，分别于同年4月、次年3月出版。该目汇编了当时馆藏图书，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善本图书，本有旧目尚待重编者，一律合并分类编目，“每书著录书名、著者、出版年、出版者等，并一一注明每种书分类号、册数、复本数及收藏处（总馆或分馆），具有馆藏目录和读者目录双重功能。”同时，“为了检索便利计，更依书名与著者之笔画次序混合编成索引二册。”犹如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馆刊内容上的差异一样，浙江省立图书馆所编目录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是以新式图书分类法来编排目录。上册包括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五大类图书，下册包括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美术、文学和史地五大类图书，共计十类。

4.3 王庸、向达与目录学

王庸在任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时，曾与茅乃文合作编纂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及其《续编》和《中国地学论文索引》及其《续编》等。关于《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认为，“不独地理学者，允宜人手一编，他如地质水利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诸科，均相关及，受其赐者，不在少数。”

向达1935年12月至1936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编中文书目，所编目录以作者和主题来编排，作者目录“按姓氏笔划”编排，主题目录“按皇家图书馆系统（四部分类法）及社会学与宗教”编排，极大地便利了读者。欧洲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在牛津大学访问时，依托向达所编目录能够非常容易地找到他所想要的书。以致牛津大学汉学家修中诚（R. Hughes）自豪地说：“除了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外，卜德（Derk Bodde）……没有见过像鲍德里这么好的目录。”

4.4 《书目答问补正》与《中国史部目录学》

《书目答问》完成于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缪荃孙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书以经、史、子、集、丛书五大目分类，丛书目跳出了原有的四部分类法，为其创新之处，另有附录：别录目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学子据此可以避免出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的问题。“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正因为学者对其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目答问》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其书断自乙亥，阅五十余年，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概未获载，故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矣。”有鉴于此，范希曾“补”了未见于《书目答问》的“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1200种左右，也“正”了部分内容之误。柳诒徵认为足以补其“漏略”并承“艺风之传”

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以中国为主，而兼采西说，用资参证。”该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略述中国史书渊源，第二、三章叙述史部位置与源流，第四、五、六章叙述史目流别，第七章叙述刘知几、章学诚、章炳麟、梁启超和柳诒徵诸家分类之说，第八章论史料分类法，第九章以张尔田和柳诒徵为例论史体分类法，第十章为结论：借鉴西方史料审查与分类方法提出今后可行的中国史部目录分类法。民国时期的历史书籍目录学很是少见，郑鹤声此书在史学专科目录学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史家姚名达即认为郑鹤声之作“为正史篇目结一总账”。至于书中关于史学专科目录的框架结构和理论建构等方面的时代局限，在上世纪50年代为王重民的《历史书籍目录学》所突破。

5 西方图书馆学译介

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西方图书馆学的传人有很大关系，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专业图书馆期刊登载文章的变化。如创刊于1915年的图书馆期刊《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其实就类似一份“年终总结报道”，有异于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图书馆学期刊。1920年代之所以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期刊，和西方图书馆学学说的译介有很大关系。在此方面，向达与陈训慈领导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也颇有贡献。

5.1 向达的译介

向达毕业于东南大学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先任百科全书委员会编辑，后在史地部审查校对史地类书稿。在那里，向达“博览中外史籍，重点研究从汉唐到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并开始涉及‘敦煌学’，翻译了大量资料和学术著作。”也正是在编译所工作时期，向达开始接触到了卡特（T.F.Carter）的著作《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考》（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Westward）并开始了翻译工作。据赵万里言，向达曾将卡特之书译出，并摘载于《图书馆学季刊》，“因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向君复书，慨然以译稿第二册见假。”由于某种未知原因，也可能是并未译完，坊间并未见向达译作全文面世，流行的是吴泽炎的译本，题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他的西传》（与向达译名稍异），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据笔者所见，向达有下列译文见之于期刊：《纸自中国传人欧洲考略》刊登在《科学》11卷6期；《图书馆学季刊》上有《土鲁番回鹘人之印刷术》（1卷4期）、《日本孝谦天皇及其所印百万卷经咒》（2卷1期）、《高丽之活字印刷术》（2卷2期）、《中国雕版印刷术之全盛时期》（5卷3、4期）、《论印钞币》（6卷4期），另有《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人欧洲考》译文登载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2卷2号）。印刷史大家张秀民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补卡特书之不足，即与他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时得读向达译文不无关系，他同时认为向达“对印刷史之研究亦有筚路蓝缕之功”。于译介之外，向达也曾撰文介绍过海外图书馆。如他在参观了新加坡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后，写了《新加坡的赖佛尔博物馆及图书馆》-文，“目的只在介绍一个大概，使来游新加坡的人不要放过这一处可看的地方”。

5.2 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译介

陈训慈治史兼重中西，在求学期间更致力于西方史学的译介，在主持《史地学报》“史学界消息”栏目时对西方史学界、出版界的重要变动和消息多有介绍，任教中央大学时更曾讲授西洋通史一课。主政浙江省立图书馆后，他在注重中国传统版本目录之学外，也很注重西方图书馆学的译介。李絮非、陈豪楚、张崟等人是这一理念的执行者。如李絮非认为：“西洋图书馆史，国内尚乏专书，顾一般读书界于此，似不可不有相当之了解。”所以他翻译了美国学者L.E费伊和A.T.伊顿合著的《西洋图书馆发达史略》、《美国图书馆发达略史》、美国学者欧罗奇阿的《菲律宾图书馆史略》、《波斯之图书馆事业》等文，张慕骞翻译了日本学者坂田吉彦的《意大利图书馆界概观》，张崟翻译了《静嘉堂文库略史》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谬和补遗》，子越翻译了日本学者坂田野的《英国图书馆概观》。另外，馆刊的常规栏目“图书馆消息”、“出版界消息”、“书报提要”等栏目，对国外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界的动态都有较为详细的绍介，如《馆刊》2卷6期的“图书馆消息”国外部分，就登载有《日本图书馆协会近讯》、《第十次帝国大学图书馆协会讯》、《图书分类法之新倾向》、《日内瓦研究图书馆之组织》、《纽约图书馆举行稿本展览会》等资讯，这些无疑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了解域外学界的现状，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颇有裨益。

6 战时图书之保存

图书馆藏书的增加与保护，除了单纯的购置以外，馆员们的访求与对本馆图书的尽心保护也非常重要。和平时期他们访购、修补图书，战时则是竭力保护藏书。本节将重点叙述他们战时保藏馆藏的努力。

6.1 柳诒徵保护馆藏

抗日战争爆发后，馆内藏书，尤其是125种善本古籍面临被日寇劫夺之危险，所以柳诒徵想方设法将最珍贵的善本古籍110箱，妥藏于南京朝天宫内的故宫博物院密库，又将丛书、方志等3万册，水运至苏北兴化罗汉寺和观音阁收藏。普本15万余册，因藏量太大，只好仍留存于龙蟠里馆内。关于柳诒徵保护藏书之艰辛，具见该馆于1948年出版的《盋山牍存》。如淞沪会战爆发后，柳诒徵“无日无时不在忧皇悚惧之中，迭经赴省请示，亦未能遽定迁移藏庋之法”。无奈之下，他只能请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长马衡帮助，“请其顾念同舟，稍分隙地，保藏珍本，以备兵灾”。马衡同意将江苏国学省立图书馆的珍本藏于故宫博物院地宫，并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柳诒徵等人先将5大箱珍本运藏故宫博物院，后又将其余珍本、善本、写本、刻本等“继续装成一百零五箱，乘敌机来去之隙，赶雇卡车分批运送”，藏于故宫博物院第四库和第二库。日寇投降后，柳诒徵马上致电顾祝同转江苏省主席会商派员接收被劫夺之书籍，“犹恐电文不详，并已详托教部彭君百川，于前项寄存之书及敌伪将全馆所有移贮之书调派旧馆员详切调查，以便归馆。”1945年10月10日，柳诒徵回到南京，“亟向各方调查馆书所在，知寄存故宫博物院地库之一百一十箱及在馆中书楼以及密室所藏悉为敌伪攫取，分存数处。”馆中器具也分别被伪立国师、伪立中央图书馆所占用，也有部分为兵民掠去业已化为灰烬。伪国师占用之器具现暂充临时中学之用，“馆中如即复员，尚须向临时中学商取若干床榻、桌椅、橱架，始可住宿办公。”更令柳诒徵痛恨的是，馆中原藏五大屋清季咸同光宣中江南各机关档案被敌伪“悉数售于民间作然料，现已片纸无存”。为了收回藏书和馆舍，柳诒徵以年迈之躯，四处奔走，其间交涉之艰辛难以想象。此段经历，在其晚年自述中也曾有道及。国学图书馆“书籍、器物荡然无一存，房屋亦为学校所借用。”柳诒徵“各方接洽，努力访求，矢死力争，幸将馆书收回十九万册，房屋器具收回十之七八。”

6.2 陈训慈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避免文澜阁《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人之手，陈训慈和馆内同人于8月4日将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运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坤良家保存。后因局势恶化，阁书辗转播迁，地经浙江、贵州和四川数省，时历八载，其间所需的经费之巨和交通工具的保障可以想见。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陈训慈曾多次至浙江省教育厅筹措运书经费，但多失望而归。无奈之下，陈训慈只能从自己微薄的积蓄和友人中想办法了。1937年12月15日日记云：“又为运书款绌，已向张晓峰借二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罄，无以应挑工工资，乃往访振公，仅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文澜阁《四库全书》在1944年12运到重庆后，在渝浙省人士发起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此举得到了教育部认可。1946年2月，教育部“聘徐青甫、余绍宋、竺可桢、陈叔谅并派蒋复璁、顾树森、贺师俊七人为委员。指定陈叔谅、蒋复璁、顾树森为常务委员。秘书及助理员可由常务委员自行聘派，或签请聘派。”其后，陈训慈与保管委员会决议将阁书陆运回浙。1946年7月5日，离开杭州已届9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运回杭州。亲历其事的毛春翔感慨：“阁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远甚于往昔，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与？日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凡人事安排，经费请领，防潮设备之改善，员工生活之维持，以及其他有关于阁书之安全者，皆赖先生主持维护于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阁书启运回浙之后，因为当时的浙江图书馆“有萎顿不能维持之势”，势难保护好阁书，是故陈训慈又函恳教育部能“指示”浙江省重视文物保护，增加浙江图书馆的复员经费，“树立中央补助地方社教机关与学术事业之佳范”。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修护经费，“请教部岁拨专款予浙江图书馆”，“如蒙设法，似可称为‘文澜阁《四库全书》保藏研究费”’。当时陈训慈假定的经费是每月50-60万元，最终教育部补助的特别经费是1500万。因为物价上涨，最终浙江省立图书馆又向教育部申请追加1500万。这些经费的到位，对修护文澜阁《四库全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7 余论

限于学科背景等限制，南高学派并不长于图书馆学理论，但他们却在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色彩，这无疑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7.1 经世致用的治学特色

南高学派治学追求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致用。正如柳诒徵在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要对国家社会有用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于应用。不但用此以处理一己之事，且可因此以推之各方面。……即所谓一隅反三，并不限定与历史上有同样的事实，而我能藉此以推知未来，或者因此而另组成他种学问。”图书馆学即为他们在此种理念下“重组”而成的“他种学问”，而他们的图书馆事业则是经世致用理念下的具体实践。由于中国当时内忧外患，南高学派于图书馆事业更有着异于他人的紧迫感。因为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专家学者，还要服务普通大众，以期能“推动一切事业，以增厚民族生存的力量”。

7.2 柳诒徵的垂范作用

1927年6月，柳诒徵出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后立即延揽范希曾、向达和缪凤林等人襄助。其后不久，王庸和陈训慈在师友推荐下任教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郑鹤声则任职于国立编译馆，闲暇之余他们都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向老师请益、看书，师生之间交游互动甚为频繁。而柳诒徵此时在诸生协助下开始的创办馆刊、撰写馆史、编写馆藏书目、印行善本书籍等事项，无疑又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柳诒徵“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的言行更是影响了陈训慈、向达等人的图书馆生涯，如陈训慈主持的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很多事项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此外，难能可贵的是，南高学派并不讳言自己在图书馆学理论方面的缺陷，反而主动与图书馆学专家互通声气、取长补短。如柳诒徵邀请李小缘等人为国学图书馆顾问，帮助处理相关馆务，陈训慈邀请刘国钧、杜定友和马宗荣等人去浙江图书馆演讲，刘国钧的《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杜定友的《图书馆馆员应有之素养》、马宗荣的《图书馆组织及管理浅说》都登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等即为显例。也正是此种开放的心态与情怀，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和浙江省立图书馆成为民国时期省立图书馆中之翘楚，犹如顾廷龙所言：“（民国时期）省立图书馆作出较大贡献者，当推先生（柳诒徵）主持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陈叔谅先生主持之浙江省立图书馆，经费不腆，人员聊聊，而成绩可观，为学术界所赞扬。”这也启示我们，当下的图书馆建设在人才建设方面不应囿于图书馆学专业一隅，向达和王庸所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足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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