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对学术话语的建构

摘要：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西学著作的翻译中，严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西学的引进和翻译，人文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与学术话语的关系。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创造学术话语的现代性，体现学术话语的文化观，促进学术话语的规范性，造就了学术话语的博大与包容，他所创立的翻译标准同样适用于学术话语。总而言之，严复的译文本身就是学术话语的强力体现。

关键词：严复；翻译；学术话语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2—0252—03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诗人和政论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严氏话语系统来对西学进行新的文化释读，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转型［1］。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虽然严复的翻译话语系统所包含的译本总量相对来说不是太大，但却构成了该期翻译总量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推动并大大加速了近代中国文化由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文化转型，严复因此被誉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西学著作的翻译中，严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译本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

严复话语系统的出现以1898年《天演论》的出版为标志，兴盛达20年之久，基本上是近代文化转型期最重要的20年(1900—1919)。在这20年里，古代文化的核心儒学的统治地位丧失，并被西学取代，纲常伦理遭到批判、颠覆，让位于民主科学，纲常伦理在与西方价值观的碰撞竞争中彻底败下阵来。引进西学和西方价值观功劳最大的当推严复。1897年，严复翻译了第一部反映进化论思想的西方哲学著作《天演论》，随后又陆续翻译了10部著作，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逻辑学等多种学科门类。王森然认为：“自1895至1919二十四年中，从事翻译事业者虽多，但最主要而且贡献较大者，第一当推严复。”“严复在翻译史上之地位，为西洋留学生于翻译史上有贡献之第一人；亦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并发明翻译而籍必遵照信达雅三个标准之第一人。其翻译之书籍，于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皆有较大之影响。”［2］

严复话语系统中的进化论思想对传统儒学造成巨大的冲击，使中国哲学在学科内容、体系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严复话语系统也开创了一些新领域、新学科。例如，《原富》（1901—1902）是中国近代引进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群学肆言》（1901）、《社会通诠》（1904）是西方社会学名著；《群己权界论》（1903）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重要著作；《法意》（1904—1909）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经典著作；《穆勒名学》（1905）和《名学浅说》（1909）则是西方逻辑学的重要名著。这些名著的介绍和引入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逻辑学等新学科的建立均具有不同寻常的奠基意义，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与作用着相应学科的学术话语。概括说来，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对学术话语的建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造了学术话语的现代性

严复的译本向汉语输入了大量的新词。西学中的新概念、新观念用古汉语中的字词不可能很好地表达，必然要突破古汉语陈旧的语言躯壳。严复翻译新的名词和术语时，发明了诸如“母财”、“泉币”、“计学”等许多新词。他虽然使用了古汉语中现存的一些字词，但从古汉语中拈来的这些字词大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变成了其“母体”的同音同形异义词。这些词不属于古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异己物，因而也是新词。严译新词自1897年《天演论》在天津《国闻汇编》刊物上连载以来，开始慢慢流传于社会。1897—1914年，严复陆续翻译介绍了10余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随着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不断问世，越来越多的新词走向社会，惭惭为读者所认知、了解和喜爱。

严复的翻译话语系统客观上加快了新词与现代汉语的融合，从而帮助构建了现代汉语。同时，该系统中的一些新词本身在与固有词汇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相对意义上）“永久性”的常用词，这是严复话语系统为现代汉语做出的一个直接贡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观察”、“试验”、“阻力”、“离心力”等一套充满时代气息的话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们顺利地融入现代汉语，一直沿用至今。

2.体现了学术话语的文化观

译者的文化观往往先于翻译观而存在，翻译观是文化观的体现，译者的文化观会蜕变为翻译观来指导译者的翻译。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就有与之相适应的翻译观。

严复认为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哲学世界观的不同。中国文化由于受天道观的束缚，长期赞颂尧舜禹三代，历史的演变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循环，这是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定式。西方文化由于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因循守旧的历史观，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另外，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以及经济运行等多个方面，严复也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深入比较。他确信中西文化在有些方面是相通的，因此，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之后，便有意识地在源语文本中寻觅中西文化的相似性。他运用“格义”和“会通”方法在译著中向读者介绍中西文化的相似之处。比如，他发现，在形质、天赋上，中西方人是相通的；在日用常行方面，中西方是“暗合道妙”；他还找出了中西文字间的相通性，虽然这种相通性在今天看来牵强而不可信。对于严复来说，发现并建构文化相通性至少有两点积极意义：其一，有助于找到贯穿于西学的古今中外的普遍义理，为建立—种以国家富强为导向的新文化作铺垫；其二，有利于消除一部分士大夫视西学为怪物、认为中西不可融合的排斥心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应持的正确态度，即“择其善而从之”，“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3］。这种态度用当代话语来表述，就是要摄取精华，离析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创造出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新文化。他坚决反对社会上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3.促进了学术话语的规范性

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状态下，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自翻译研究开始“文化转向”以来，“规范”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复杂的社会文化行为，受到各种不同规范的制约。尽管“规范”这一概念仍然显得有些模糊，但是它已成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和工具。就翻译而言，在操双语者转变为熟练译者的过程中，翻译规范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的翻译行为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因而，翻译行为具有社会意义。因此，操双语者若要成为称职的译者，先决条件便是要习得一套决定翻译行为适宜性的规范，要妥善处理各种制约翻译行为的因素。

严复的翻译话语系统遵循并促生了两条规范。第一条规范是译本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严复翻译话语从词、词组到句子多层次、多方位模仿先秦书面语言，承继桐城派古文的“雅洁”风格，吸收佛经翻译等文体的优秀成分，将几种话语结构形式和文体成分熔于一炉、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和转化，因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自成一体。严复的译文古雅隽秀，可读性很强。用古汉语翻译西文，严复是做得最好的译者。严复译书有明确的翻译目的，那就是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他的目标读者群是士大夫们，因为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但他们却保守成性，要想彻底改革中国社会，必须首先改变士大夫们的思想观念。至于普通民众，因为识字者不多，学术著作不适合他们阅读，所以他们不是严复心目中预定的读者。但从严复译本后来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其读者范围大大超出了士大夫群体，这也许出乎严复的预料。

第二条规范是“译本不宜有极端冒犯性观点或文字”。目标读者群内的所有读者都已内化了目标语的社会文化规范，如果翻译文本冒犯了某种文化规范，读者群内那些竭力维护目标语社会文化规范的当权者就有可能出面干预，他们不能容忍文本里的意识形态与他们对文本的期待格格不入。从严复使用过的一些翻译策略可以看出，他的翻译严格遵从了这一条规范。

4.创立的翻译标准同样适用于学术话语

严复从佛经译家的翻译经验中总结出翻译的标准并将其简约为“信、达、雅”三字，创立了他的“三难”说。钱钟书先生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来源于《法句经序》中关于翻译原则的一段论述，该书为三国时期佛经译家支谦所著。钱先生指出，“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4］笔者基本上同意钱先生的说法，但同时认为，严复“雅”字的提出还受到桐城派大师所标榜的“雅洁”原则的影响。另外，中华先哲们关于汉语作文原则的论断，如“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给了严复有益的启示，毕竟作文与翻译有许多相通之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催生了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经。严复提出并较好地遵循了这样的标准，因此他的翻译质量才有了可靠保证。

严复的第一条翻译标准是“信”，即译文应与原文在意义上保持一致。在严复翻译话语系统中，贯穿始终的基本翻译策略为意译，而他所包容的理论框架是西方现代性的理论框架，这一点确保了向民众输入的意识形态的质量。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之际，文化转型的方向由较为忠实地遵从原文思想的严复译本所确立。尽管西方现代性在严复译文的传递过程中，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与变形——这种扭曲和变形似乎不可避免——但总体说来，其基本性质始终未曾改变，究其原因，严复对“信”的遵循功不可没。如果严复对拟译文本缺乏起码的尊重，在翻译时对原文的思想妄加歪曲或随意篡改，如果严复的翻译功力不济而无法准确传递原作的思想，那么都会导致原作的思想在译本中大面积失真，严复话语系统的各个文本就会变成非作非译的怪胎，该系统所传达出的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也变得真正地不伦不类，同样也无学术话语之说。

严复的第二条标准是“达”，即译文应通顺流畅，以彰显原文的意义。他的“达”与“信”密切相关，不能割裂“信”与“达”的关系，“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为了使译文符合“达”的标准，严复采用了两种翻译策略：其一是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前后引衬；其二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来书写译文。第一种翻译策略强调翻译应不拘泥于原文的表层结构和语言形式，译文若不受原文表层结构和语言形式的过多牵制，则较易做到通顺流畅。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汉以前汉语的字法、句法特点是：词义具有浑圆性，句法具有意合性。由于汉以前字法、句法的特殊性，第二种翻译策略的运用有利于译者直奔主题，再现原文句段的中心意思或主旨，也即有利于彰显原文的意义。第一种翻译策略即意译法，第二种翻译策略即语言策略，两种翻译策略皆贯穿于严复话语系统生成的始终。

严复的第三条标准是“雅”，即译文应在词法、句法方面雅洁、清新。《天演论》是严复翻译的第一部西学著作，该书翻译的成败直接关乎他以后的翻译事业，因此严复在翻译过程中下了很大工夫，明显表现在遣词造句方面。他极力使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一般的模仿甚至尚嫌不够，就把先秦散文中现存的、能够帮助阐释原文主要意义的句子直接搬到译文中，这也许称得上是模仿的极致。在严复看来，圣贤书里的现成语句只要有助于说明原文的主旨，就可以拿过来放到译文中，作为译文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天演论》借用的经典语句除极少量来源于班固等汉朝作家的作品，绝大多数语句皆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作品。严复的古文修养很深，他不仅通晓先秦两汉散文，而且熟悉唐宋文章。严复对先秦语句情有独钟，以至于让西方哲人赫胥黎在《天演论》中“念诵”中华元典中的语录。他的这种做法正是对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那个信仰的积极实践，那个信仰就是：“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宇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借用经典语句是对汉以前字法、句法的一种特殊运用形式。

5.造就了学术话语的博大与包容

严复认为，对待中西文化，如果只是摄取精华、离析糟粕，那还远远不够，要在此基础上兼容古今、会通中西，“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创造出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新文化。这一文化原则指导着他所自觉从事的翻译事业，同时也造就了严复翻译话语系统的博大与包容。严复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式学者，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岁月里，他不可能像乾嘉学派那样从容不迫地从事考据。他将整理国故的实践创造性地融入到翻译过程之中，其译著荟萃古今中外文化于一炉，在反复的比较会通中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为中国文化贡献了具有创造性的理论。［5］换言之，严复在致力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既不是简单译介西学，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分析重建，而是在兼容古今、会通中西的基础上重建。严复话语系统是他对古今中外文化融合与会通的成果宝库。

严复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融合与会通往往是通过有意识的误读、概念（或术语）的“格义”和“会通”等方式来实现的，主要体现于译文正文和案语中。正文里看似平常的一个译句或译词往往就包含着这种融合与会通，读者若细加体味，则可体会出严复的良苦用心。

严复话语系统实际上集传播西学、整理国故、表达政见于一体，系统内的各个译本(尤其是八大名著)，绝不可被视作西学著作的普通中译本，否则就肢解了严复译本的重要内容，抹杀了其独有的价值。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所评论的那样：

严复往往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发抒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案’字样，可以判明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明，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严复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他的著述，尽管有些原著已经另有现代汉语译本，但是严译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非新译所可取代。［6］

总而言之，在中国学术话语的发展历程中，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对学术话语的建构作用功不可没，严复的译文本身就是学术话语的强力体现。

参考文献

［1］张广翠.严复的翻译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

［2］王森然.严复先生评传［A］.近代二十家评传［M］.上海：上海书店，1934.

［3］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A］.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皮后锋.严复大传［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6］［英］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责任编辑：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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