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趣味审美追求

摘 要: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通俗性,反映在创作的审美追求上就是强调趣味。趣味审美追求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有“趣”,情节要生动起伏;二是要有“味”,具有很深刻的思想或寓意。趣味追求始终贯穿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过程中。

关键词:中国古典小说;趣味;审美追求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97—04

与以诗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相比,中国古典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通俗性,反映在创作的审美追求上就是强调趣味性。中国古典小说之成为小说,除其情节、人物、语言等要素外,趣味是其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追求与评价标准。趣味作为审美范畴,在小说文体中发展到了极致。

中国古典小说的生命活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在于小说的趣味性。从文学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不仅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而且取决于读者的审美评判。小说首先引起读者关注和喜爱的东西是趣味。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把读者的需求放在首位,所以趣味性不仅成了作家的追求,也为传统评论家所津津乐道。不论是唐前志怪、志人小说,还是唐代爱情传奇小说,也不论是元明以后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还是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这些不同类型的小说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选择普通读者最爱听的、最爱读的、最容易引起他们审美情感共鸣的内容来进行创作。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读者来讲,最直接、最突出的审美标准,那就是:小说能否以奇谲变幻的人物故事带给他们欣赏的愉悦和审美的快感,也就是说小说是否具有吸引读者的趣味。

一、中国古典小说趣味审美追求的内涵

所谓趣味,广义来说,是指一切可以引发作者兴趣的叙述内容;从狭义来说,则是指叙述过程中自然地融进风趣幽默的、能够引发读者的愉悦感受、能够激起更丰富的意义思考和审美联想的内容。趣味追求始终贯穿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汉代桓谭认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经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汉代班固也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②汉人所说的“合丛残小语”、“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其实已经道出这种文体雏形时期的基本特征:以趣味取悦读者。到唐代,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兴致为尚、以趣味为尚的风气。晚唐诗论家司空图对这一文学风尚作了总结。他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③他这里所说的“味”指的是趣味,或者说是情趣韵味。受这种文学风气的影响,传奇在创作中也追求“趣味”。

宋代是小说昌盛的时代,也是趣味作为小说审美追求深入发展的时代。在宋代广阔的文学氛围中,诗歌与小说都在追求着趣味,甚至是以趣味为宗。到明清两代中国古典小说达到高潮的时期,趣味追求成为更强大的文学思潮。最典型的是李贽提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的观点。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一共四次提到有关“趣味”的话题。一曰:“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二曰:“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一可适趣解闷。”三曰:“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缩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四曰:“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市井俗人喜爱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④这开篇大段文字议论所提出的文艺见解,其核心即围绕“趣味”说展开的。显然,他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贯彻“趣味”说的艺术主张,明确提出创作目的就是要“适趣解闷”。

中国古典小说以趣为美,特别讲究情趣韵味。所谓以趣为美,就是把强烈的趣味性作为自觉的审美追求,努力在人生体验与所叙述的故事中寻觅生动、感人,且有着明显的幽默性与智慧性的内容,并把它精彩地叙述出来,从而形成中国古典小说独具的审美感染力。具体说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有“趣”,即小说讲述的故事或情节要新鲜生动、跌宕起伏;二是要有“味”,即小说叙述言语要意味深长,讲究含蓄美。小说只有重视“趣”,才能更接近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当然,小说仅“有趣”是不够的,还应当像诗文一样具有很深刻的思想或寓意,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二、中国古典小说以趣味为美的主要原因

1.市民阶层的兴起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文学扩大了题材,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城市的兴盛和市民人口的激增。封建时代的城市人口,除了皇室贵族、大官僚以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商人和从事其他杂业的市民。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文人,也为谋取官职而经常居住或往来于城市之中,同市民生活接触比较密切,见闻比较丰富。他们不满足于在文学上只利用传统的诗歌、散文去表现自己的思想,希望扩大题材,创造出一种宜于反映更为复杂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于是利用志人、志怪的形式,并加以创造性发展,使之脱离只是记叙鬼神或片段地描写人物言谈举止的狭小范围,而来表现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这样,就出现了唐传奇这种成熟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开始触及市民生活。

宋元两代,我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变化。被称之为“话本”的短篇白话小说取代传奇而主宰了小说领域。从此以后,白话小说就成为了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这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宋元时期,由于商品生产的增长,城市更为繁荣。城市居民的多数是商人、小贩、手工业者,以及从事各种杂业的市民,他们组成了以小私有者为主的市民群。市民同商品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随着生产的发展,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与此同时,在他们中间也产生了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艺术要求,出现了市民阶层自己的文学和文艺,在传统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符合市民审美趣味的人物形象。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为小说“以趣味为美”的创作追求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阅读群体。

2.民间说唱、杂剧等大众文艺对小说趣味性的影响

唐代的民间文学,如“变文”、“说话”等,都是口头讲述或说唱的故事,唐代中期以后在城市中很流行。中唐的元稹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⑤的诗句。元稹是诗人,也是传奇作者。他在这两句诗下的自注中说,他曾“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就是与传奇《李娃传》同一题材的市民小说,可以看出作者是从民间文学吸取了营养的。其实,当时传奇作家与市民的通俗文学接触都是比较多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民文学的影响,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追求“趣味”。

到了宋代,民间的大众文艺更加发达。宋代的城市中,集聚了大批杂剧、戏剧、讲故事为职业的民间艺人。其中的讲“故事”,被称为“说话”。宋代城市中出现了规模很大的供各种技艺演出的公共场所,叫做“瓦舍”或“瓦子”,瓦舍之中又分为若干“勾栏”。北宋汴梁最大的勾栏可容纳近千观众,南宋临安的瓦舍多达二十余处。大量的说话艺人活动于瓦舍之中。说话艺人用的记录故事梗概的说话底本,称为“话本”。最初的话本,内容简单,还不能离开口头文字而独立存在。随着“说话”的发展,艺人不断对底本进行加工、完善。后来有些文人也与艺人合作,组织“书会”,被称为“书会先生”。他们负责编辑、整理和撰写说话底本。这话本便逐渐成为脱离口头创作而独立的文学样式。其中经过整理的小说底本,即短篇白话小说,后世通称话本。话本表现的是居民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表达了市民的爱情与追求。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奴婢、店伙计等市井细民,成了大多数话本的主角。戏剧的平民化,为中国小说文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环境和认知前提。宋代以前,中国小说文体与戏曲文体一样,均处于不完善的状态。然而,戏剧文体的成熟及其平民化思潮,对士人小说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触发并催化了对叙事思维意识的反思和内容的蜕变。有许多小说家直接借鉴杂剧来进行再创作。如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在小说成型过程中,除广集北宋末年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传说外,还充实了南戏、杂剧的情节内容。

民间说唱、杂剧等大众文艺,将以贵族、士人为主体的审美心理判断、价值判断、道德判断转变为以市民为审美主体的文化追求,由此便导致了小说文化的审美转型,使小说“以趣味为美”的特征得到了更大的彰显和发展。

3.哲学思想对小说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获得了肯定。王阳明的心学之走向民间,固然有意普及封建道德教化,使下层民众接受儒家传统价值观,以“大传统”同化“小传统”的一面,同时更为它向平民意识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最激进地伸扬平民意识的,是李贽的思想。

李贽在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直接作用下,抛开“忠君”之道,批判的锋芒直指所谓“圣人”,显现出“童心”。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把孔子之言奉为神圣的教条,统治者以四书五经为行赏作罚的准则。李贽则大胆地指出,不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说:“昔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哉?定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⑥他痛斥盲目地尊孔,鄙视对六经的迷信,认为六经不过是臣子对统治者的溢美之词,而《论语》、《孟子》亦不过是孔门弟子残缺不全的笔记而已,不足为据,更不堪为“万世之基论”。“童心说”是李贽文艺观的核心。“童心说”将自然而不矫饰的个性视为最佳作品,将个性之真与人生之趣作为最高审美追求,这使平民百姓得以进入原来文人雅士垄断的领域:文学。这样,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也可以与五经、《论语》、《孟子》及盛唐诗歌相提并论。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小说的价值予以空前的肯定,认为这是表现“童心”的“天下之至文”。

随着平民意识的确立,这一时期人们的人生价值观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小说则是体现这种新的价值观的载体。从宋代话本到元代戏曲,至明代小说,特别是明代拟话本,实际就是商品经济观念的产物。文学作品开始走出文人圈子,与平民百姓进行情感沟通。它以通俗的艺术形式为主体,以普通人物为作品主人公,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以人民大众为接受对象。这种影响尤其在明清时期创作的几部小说巨著中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因此,与传统的文学样式诗歌、散文相比,宋元话本、元曲、明代拟话本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格调,即语言通俗化、故事情节化、情趣大众化。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爱情观念与审美观念,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更多地显示出来。

三、中国古典小说以趣味为美的主要表现

小说创作注重趣味的具体表现,是故事的传奇性。以“奇”为美的中国传统小说,很讲究出“奇”制胜,以“巧”藏拙。

评论家金圣叹就深谙“奇”与“巧”的艺术魅力。他评点《西厢记》说:“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为百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容其词,斯天下之至乐也。”⑦他主张情节、气势要跌宕变化,叙事节奏要缓急相错,反对那种没有起伏的叙事。他认为“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所以在评点《水浒》中就很注重“奇”、“巧”在故事情节、人物言动方面所表现出的优点与特点。

但是“奇”何以为美?“曲”又何以为美?这便有一个阅读中审美心理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沉浸在平淡的世俗生活之中。世俗生活中的欲望、痛苦、满足,常常压抑着他们对审美的追求。而当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中稍作喘息时,他们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往往浮现出来,甚至膨胀起来。提供给他们观赏和阅读的小说就自然不能是对日常生活的平淡摹写,只有更奇幻、更曲折的故事才能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当然,故事的生动性、曲折性、传奇性并不是小说家审美追求的终点,只是他们所运用的叙事手段。他们运用这些叙事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形成小说趣味,以趣味来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中国古典小说常常创造出一种使读者处于“焦虑的悬念之中”的小说趣味,使读者期待,并引发读者去揣度场景中未经道出的事物,去弥补叙述话语中产生的空隙。因此,小说的作者在编织故事、安排情节时都注重增强情节的趣味性。

1.巧设悬念“使读者心痒无挠处”

悬念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家们在作品中提出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亦即读者期待回答而又尚未得到回答的疑问,是吸引读者对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事件的结果给予牵肠挂肚惦念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小说文本本身而言,悬念就是作者对因果关系的倒置和巧妙的安排;从读者方面而言,悬念指读者强烈的不安、好奇和焦虑,是出自对情节关心和人物同情而产生的对主人公前途的预测和充满激情的期待。中国古典小说作家往往用延宕或中断故事情节的进程来设置悬念,从而使“急事缓出”。中国古典小说分章的办法,是在叙述到情节紧张之时,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打断叙述线索,下一回又不紧承上一回,而是插入议论或补叙。而这种中断,只要出现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就能形成悬念。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末周进面对考场情不能抑,以至昏死过去,作者写道:“只因这一死,有分教: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未知周进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里对周进将会时来运转而最终如愿以偿的情节作了预叙;至于谁帮助了他,怎么帮助,作者则没有说明。又如《三国演义》十八回末:“一阵风过,刮旗角于周瑜脸上,猛然想起一事上心,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吐鲜血。”这种在每回结尾出现的用于设置悬念的预叙方式,几乎成为章回小说沿袭不衰的套式。预叙不但没有消解悬疑,反而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张力。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还运用“闲笔”来设置悬念。《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宋江、戴宗即将问斩,情况万分危急。“此时只须云:只等午时三刻,便要开刀,一句便过耳”⑧,可作者偏偏写了一大段“闲文”,以延宕情节,设置悬念。作者从早晨打扫刑场开始,一板一眼地细写捆绑宋江、戴宗的种种细节,一直到午时三刻,监斩官喝令斩首报来。总之,这段“闲笔”细之又细,不厌其烦,丰富了作品的情节含量,改变了叙事节奏,增强了悬念,达到了“陌生化”效果,调动读者的审美期待心理,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金圣叹对此处悬念的审美心理效应有着充分认识:“正是急杀人事,偏要故意细细写出,以惊吓读者。盖读者惊吓,斯作者快活也。”“多挨一刻,即多吓一刻。吾尝言写急事需用缓笔,正此法也。”他揭示出悬念与读者的审美期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进一步说:“读者曰:‘不然。我亦以惊吓为快活。不惊吓处,亦便不快乐也。”“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⑨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回前评中所谓“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就是从读者心理学角度对金氏上述观点的进一步发挥。《水浒传》第八回写林冲与洪教头比武,作者也极尽情节延宕之能事,“说使棒,反吃酒,极力摇曳,使读者心痒无挠处”。所谓“读者心痒无挠处”,其实是悬念刺激读者所产生的心理效应。悬念中提出的问题通常激发起读者的期待,具体地说,就是对问题的答案的期待。而作品如果在延缓了一定时间之后,最终将答案揭晓,就能满足读者的这种期待,给予读者一种审美愉悦。

2.借助偶然性情节“兴洪波”

利用读者意料之外的情节恰当地转换作品的节奏和色调,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空间感和美感。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反映生活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情节行进中单一的节奏和气氛,不仅缺乏生活真实,而且缺乏审美情趣。不失时机地恰当地转换作品情节的节奏与色调,可以连续激发欣赏欲望,给人以美的享受。利用偶然性情节转换叙事节奏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利用巧合。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中国古典小说常借巧合驭使情节突转,达到出人意料的审美效果。如《错斩崔宁》用一系列巧合的事件构成故事情节。故事写临安刘贵家境窘迫,从丈人家里得了十五贯钱。回家因带酒意怪小娘子陈二姐开门迟,戏言将她以十五贯钱典给了别人,明日将入别家门。陈二姐信以为真,想回娘家告知父母,当晚偷偷出门,路遇青年商人崔宁一路同行。不料刘贵当晚在家被杀,十五贯钱被盗。邻居见陈二姐不在,以为是陈二姐与他人同谋杀人,于是就追赶,恰巧追上陈二姐和崔宁,崔宁身上正好有十五贯钱。陈二姐和崔宁被送入临安府,临安府认为人脏俱获,屈打成招,把他们处以死刑。这篇小说就是有意识地运用巧合,敷衍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官府主观武断、草菅人命的现实。巧妙地运用误会与巧合,不仅对古典小说塑造人物、推进故情节大有裨益,而且可以产生一个十分明显的艺术效果,即“出人意料”。其二是描写突发性事件。巧妙地使用突发性事件可以使高潮来得突然,猝不及防。《红楼梦》中作者利用突发事件促成高潮的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玉”便是突出的一例。这种“借勺水兴洪波”的写法,就是借助于偶然性事件激发大的波澜。只有适时地把握住事变的契机,用出其不意来刺激读者,才能使作品产生较好的审美情趣。优秀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机缘巧合的创造。利用突发性事件转换节奏与气氛,能使作品简洁、凝聚、波澜起伏。时间的流变,空间的拓宽,情感的多变,为作品表现更丰富的内容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形式的和谐与匀称,对比的鲜明与强烈,又给读者以巨大的美的享受。

3.“正文之外,旁作余文”

中国古典理论家、艺术家十分重视作品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景外之旨、象外之象。小说受其影响也强调“言不尽意”、“言外之意”,十分看重读者在文学欣赏过程中想象力的发挥,文本中往往出现一些“空白点”。金圣叹把这些空白点叫做“妙处不传”。他说:“夫所谓‘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然而又必云‘不传’者,盖言费却无数笔墨,止为妙处;乃既至妙处,即笔墨都停;夫笔墨都停处,此正是我得意处;然则后人欲寻我得意处,则必须于我笔墨都停处也。”⑩《三国演义》在第九回中,吕布战败而投靠袁术后,作者没有提及貂蝉的下落,留下了“空白点”。正是这种空白结构,才给读者留下广阔的解读空间,让读者去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完善和补全,使文本产生无穷的韵味。《红楼梦》经典性地运用了“所言非所指”的曲笔描写。故事文本“召唤”读者穿透作者有意设置的表层叙述话语,深刻体味作品的内在涵义,让读者在故事的推进中读出“隐含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扬中之抑,抑中之扬。正是这种立体的叙述结构,创造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含蓄、矛盾、丰富和深刻。

另外,中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往往不直接写某一个人物,而是通过他的四周环境以及他对周围环境人物的影响来写这个人。这是一种“隐而愈显”的写法。《三国演义》写孔明的出场就用了这种方法。作者先是描绘孔明先生的居住环境: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相拥。而刘备两顾草庐所遇之人之事,无论是山畔荷锄田间的农夫及其所唱的山歌,还是“容貌轩昂、丰姿俊爽”、“白面长须”、“清奇古貌”的孔明之友及其言谈,无论是拥炉抱膝而歌的兄弟,还是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骑驴踏雪而来的老岳父,抑或孔明堂前的对联,都使得孔明尚未露面,而意境全出。作者心中之孔明已先于纸上之孔明浮现于读者面前。作者用避实写虚之手法为孔明出场烘托,创造一种浓重的氛围,来渲染、烘托孔明的胸怀大志、满腹经纶的形象。中国古典小说在情与景、意与境的交融与表现上,善于铺设人物周围的环境,渲染其气氛,使人物周围的环境描写交融在故事情节和性格刻画的变化和发展里,使作品具有不尽之意。

总之,中国古典小说把趣味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追求新奇别致、活泼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效果。因此,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写得妙趣横生、引入入胜而又非常有意境,耐人寻味,从而铸就其独特的品格与境界。

注释

①江淹:《李都尉从军》(李善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444页。

②班固:《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0年。

③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司空表圣文集》卷2。

④曹雪芹:《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⑤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吉林出版社,2005年。

⑥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⑦(清)金圣叹著,周锡山编校:《西厢记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卷二,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⑧⑨陈曦钟等编《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735、198页。

⑩金圣叹:《金圣叹全集》(卷1),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

责任编辑:行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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