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

这些文字献给我生活的小县城，献给记忆，献给生命。

——题记

一

三伏天的中午，我走在街上，像一条狗，热得想把舌头往外吐。夏历的六月，街上行人稀少，我也已经久未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我的耳边响起母亲曾经教训的话：“六月天，打狗不出门。”小县城里的母亲对少女的教养，常常体现为言辞苛刻。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内心比狗还要卑贱。县城里的小家碧玉通常藏在类似于衙头巷那样的深巷大宅的深闺里。即便如此，也只带点儿娇和小性子，不可能有公主的高贵，而我就更加不济。

此刻，人行道上的梧桐树已经被晒得发蔫，我也饿了。果然没有见过一条狗，而我就走在街头。平时还喜欢的东门扁肉店外面堆的小垛木柴隐隐地生了紫烟，散发着木香。还有，松明的气味。我没有办法令自己高贵，因为，我就喜欢这种下里巴人的格调，一碗扁肉或者一碗拌面。扁肉也就是北方的馄饨，但我一直坚持南方人的叫法。有时候，我会更喜欢拌面，特别这家店韧韧的手擀面。店里像火笼一样，锅里热气腾腾，要是冬天，我可能会觉得舒服。

我进去的时候两个姑娘正趴在灶台上打盹，她们很不情愿地“烫”（当地语言，即开水捞煮）了一碗扁肉端给我，嘟囔一声：“调羹在那边。”仿佛我不是食客，根本就是一个添麻烦的主。我没有生气，桌上沾着油渍，显得发腻，我也无可奈何。我想，要是在上午或者晚上，可以随意折腾，她们都不会在意。当然，那个时间里人多，灶头当值的也不会是这两个小丫头。

在我们这座县城里，你根本犯不着为了这样的事生气。恰恰相反，我总在心里微笑着打量这一切，那些人事在我的脑子里晃来晃去，像一出又一出精彩的皮影。

县城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既区别于乡村又不同于都市。你可以捕捉到一些城市时尚的影子，又可以挽留住一点乡村时光，比如灶台和木柴垛这样的事物。我们这座小县城是地（市）行政区划里最小的县城之一，具备所有县城的特点，与所有南方县城大同小异。通常，河流水面开阔的县城是大县城，城关分水南水北、水西水东。呃，前些年网络流行的方言歌——《水西桥》唱的便是这些了。贯穿我们县城的河流小，所以城关是这样的：南门是中心，西门是娱乐场所云集之地，没有北门，北边叫北大路，已经逼仄到熊山脚下了。东门一带偏僻荒凉，近于郊区。当然，城建也曾经青睐过那儿的。现在，东门街道和两边的梧桐就是20世纪80年代城建的产物。当时我正上中学。县一中位于东北方，也就是北大路上。所以，我每天要打东门小街走过，记忆就这样保留下来。现在，我走在街上会想起那年少时光里的一两首歌和有关的事件、场景，还有一两个曾经让我羡慕的漂亮女孩子。她们比我大一两岁，骑着单车，衣裙飘动着从街上“丁零”而过，给三伏天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单车带过一阵风，清凉便停留在心里了。

我特别地关注梧桐是因为它的诗意和浪漫。不要说梧桐夜雨，或者是凤栖梧桐。单单是每个人的记忆就已经足够给县城里的梧桐带来美丽。我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东门街还是一条崭新而干净的街。梧桐刚刚丰满、茂密起来，班上稍通人事的女生开始读言情小说。琼瑶的，亦舒的，岑凯伦的，玄小佛的……学生读，老师也读，大家心照不宣。爱情是少不了梧桐意象的，恰恰我们上学的路上就有一排排梧桐树，那是多么引人遐思的一段路啊。浪漫时代的人们都习惯于在现实中捕捉文学作品的模型。琼瑶的《窗外》流行之后，学校大凡有点味道的男性语文教师就成了康南，语文成绩好的女生就成了江雁容。我们班上语文成绩优秀、不相上下的女生有好几位，环肥燕瘦，怎么配对儿真真让人不省心。据说有一阵子，江雁容的角色很有幸地派给了我，理由是我上课太专注（其实是走神、遐思）。当然，这个配对一般是不告诉本人的，大家会细细地留神，像或者不像。不想，这天大的秘密让我获知了，凡事一笑而过的我，居然会在碰见语文老师的时候禁不住脸红，大有少女怀春之貌。若干年过去，我嫁为人妇。有一回碰到当年的语文老师，就说了这段往事，他笑了，说了一字：“傻。”当年，语文老师也在恋爱之中，他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也喜欢读琼瑶。一位同伊有亲戚关系的同学在班上传话：语文老师的“藕粉”（相对英文中男朋友的音“玻璃粉”来说）看琼瑶看到泪水涟涟。为这，我突然憧憬起伊苗条、单薄的身影和粗长的发辫来。有一回，看到这位“藕粉”倚在东门一棵梧桐树下，我突然想，伊会不会在哭？因为天上飘着小雨，这位长发的姑娘倚在那儿已经很久了……有一天语文老师没有来上课，消失几天后，很快有消息传来：他请婚假了。我听到的时候，仍然像往常一样一笑，可是在心里却有了一层涟漪，淡淡的，一波一波地漾开来。

现在的县城街上也只有东门一带还有梧桐树，原来南门丁字街口高大、树叶宽阔的梧桐早就在县城改造的时候砍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杜英。杜英长得很慢，远没发展到树荫清凉的时候。县城的摄影协会主席拍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县城丁字街：转角的三层楼，电线杆，还有茂密的梧桐。那时候，楼下是国营饮食公司。我从农村到县一中上初中的第一天就在楼下吃的扁肉，一碗2角，几年后直接跨越到5角、1元、2元，現在是3元或4元。这样热的天气，摄协主席每晚都会在自家院子里纳凉。他告诉我：一张椅、一杯茶、数星星。我笑说：“我在小学四年级时读过一篇课文，叫《数星星的孩子》，说张衡小时候数星星，人家后来都成了科学家，你怎么没有当上科学家呀？”我还胡说什么天机不同，造化不同，另外一个数星星的人却成了摄影艺术家。摄协主席说：“错，我小时候只看星星，不数星星。”这当然是笑谈，那么，他会不会想念自己拍的老县城，那些被砍掉的梧桐，每当夏季，阳光炙烤人行道的时候？

一个怀旧的人便是一个衰老的人，我不能怀旧，不能再想念被砍掉的树。我还是盼望着杜英快快地成长罢！杜英在秋冬季节是很美丽的，叶子会慢慢地红。那样，我们县城就会有许许多多美丽而热烈的秋冬。

二

我默默无语地吃扁肉。我解决了饥饿问题，复又走在三伏天的太阳底下。

精品屋内那位守店的少妇，没精打采地蜷在椅子里，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是的，她知道这样的时候，做买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况且走进来的不是一位少女。照常理，我已经过了需要那些小巧精致、晶亮通透的小玩意儿的年纪了。在大学，上创作与鉴赏课的毛老师对我的天真习性下过评语：“假如到了30岁，你还是这样的状态，那就是妖怪了。”我早过30了，他的话让我很担心。

这个打狗都不出门的午后，时光已经倒流到20多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我要给一个在农村生活的名叫红红的女孩子买头饰。

南方的小县城20年多前并没有专门的饰品店或精品屋，甚至也没有专门的服装店。出售服装鞋帽的地方是县城唯一的百货商店，还有供销社门市部，两家都是国营店。小商品少，种类单一，式样也刻板，完全不如私营摊位上的东西。私营摊位设在南门桥边，叫农贸市场。市场摊位成排分列在街道两边，是两个“回”形，在当时无疑还是新鲜事物，卖的商品也格外新鲜花哨和引人注目。除了衣帽，女孩子的头饰摆在一些摊位上卖，跟橡皮牛筋、纽扣、针线、梳子、香粉、胭脂还有孩子们的玩具、女人男人的内衣扎堆。这些摊位聚集的地方后来改称小商品市场。在每个县城，通常在县前街那儿。现在，很多县城的小商品市场已经萧条或者干脆消逝了。只是，每每看到高高的牌楼上“县前街”那几个字，心里还会掠过别样的柔软。我们县城小，并没有县前街，府衙前的直街也太窄小，完全容纳不了一个市场，摆摊只能在南门桥边。不过，和其他县城一样，我们县城南门桥头两边的小商品市场也还是在整个县城的中心地带——城关最为熙熙攘攘的地方。练摊的男人胡子拉碴，女人皮肤又粗又黑，通常是上了年纪，下垂的乳房拖拽着，腹部宽广而凸出。现在的我想到这些女人就会联想起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或者梅舍特洛维奇的雕塑《母亲》。哪怕是年轻、俊俏的练摊手埋在这些杂货堆里也没有丝毫的光彩。其实这群人又是最光彩照人的，好比我成年后对《母亲》的理解。我们县城小商品市场当时还兼卖一些漂亮的画片以及明信片，有花木盆景、美女明星照片、世界名画什么的。良莠不齐、雅俗共赏，全靠挑选的眼光。1985年到1988年间，港星翁美玲画片几乎是最抢手的画片，不相上下的还有日本影星山口百惠画片。前者因为在现实中逝去引起无限追思，后者因为在饰演的影片中死去启发了我们心中伤感的美。我们管翁美玲叫“黄蓉”，管山口百惠叫“幸子”。对于我们来说，两种死亡的界线是模糊的，她们都活着，或者她们都死去了，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最受中学生里的文学青年欢迎的明信片是《世界名画》、《世界雕塑》、《光与影》（摄影作品）和《插花艺术》。应该感谢这几组明信片的发行，它们把高雅艺术以通俗的方式普遍地种植在我们年轻的心窝里。这才使我们这些生长于闭塞的小县城的青年从尘埃中脱俗，热爱世俗的生活却没有沉沦于现实的庸俗。名画组的《蒙娜丽莎》《沉睡的维纳斯》《春》《无名女郎》《西廷圣母》都是我们所热爱的；雕塑组有《吻》《思想者》《巴尔扎克》《母亲》《阿波罗和达芙奈》……一套里大部分是罗丹的作品。罗丹给十六七岁的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吻》。从臂膀肌肉牵动的力度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吻多么奔放！这让我们唯唯诺诺、羞羞答答的现实显得相形见绌。噢！那时的我们多不懂得表达！

“你的目光在告诉我/你爱我/但你为何从不给我颜色/难道我对你发出的爽朗的笑声并没有燃起足够的夏天？”

这样舒展的表达已经教我们叹服！

父母还处在半开化状态，对这些没有穿衣服的画和雕像没有多少把握，对我们的喜好也不置可否。

花花草草与美女明星随处可见，名画和雕塑就夹杂在当中。我想，摊手们并不懂，它们只是随着一批货夹带而来，但却意外地激起了我们的惊喜。《母亲》是那套中最不漂亮的一张，远不如《吻》那样打动人，那么，把这个腹部隆起的女人送给谁呢？《母亲》后来被我当成书签，多年以后，我整理学生时代的诗作，就把她夹在扉页。她美丽而安详，沧桑而克制，在我的心里完全取代了《吻》的位置。

在正午或者傍晚，我们就在县城的小商品市场里挑选和甄别。年华纯美的我们对这些嗓门高亢、粗鲁又琐碎的人群没有一点嫌恶的感觉。随意又轻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仿佛是同自己的亲人在拉家常。有时候真的也會碰上同学的父母或者亲戚在那里做买卖，他们会主动地把商品价格降低到许可的数字。

前面说过，我是读初中的时候进的城。城乡的实际距离远不如心理距离和日常生活的距离来得遥远。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着眼点常常是在头饰上。当时，城关的流行发式是从电影和电视镜头里习得的。头上梳两个“马扎”，两边要梳得匀称，分别点缀上一对塑料红珠，简洁、活泼、漂亮。我仿佛天生就知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一直惦记着买一副红珠捎给还在农村生活的小学时代的同学——红红，她是我在成年之后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唯一的小学同学。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小学女同学们已早早地结婚生子。有一回在乡间小路上，我还碰上一位。蓬头垢面的她背着一箩筐青草，拽着一个刚会走路的男孩。等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才想起，那应该是我四年级时的后桌，叫四莲的女同学，数学读得特别好。我曾经对学生说：“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总会失掉一批人，好像一辆飞速行驶的车甩掉身后的树一样。”由于机缘与精力的关系，进入县城以后，我只和红红保持了联系，并惦记她没有点缀在“马扎”上的红珠。等我终于有了1.2元的时候，我买了两副，换下自己那付旧的，同时把另外一副新的托付给一个进城的人捎到乡下去。

也是盛夏季节，我利用中午的时间买下红珠以后就遥遥地等待着惊喜的消息传来。它将以一封信的形式抵达某所乡镇中学，并欣喜地躺在班级的邮箱里，急不可耐。我预感自己将从她的高兴里获得更大的喜悦。然而，我们接二连三的通信里她并没有提到红珠的事。她抱怨农村中学新招职高班的内容占了几乎所有的篇幅：某些教师持有偏见和狭隘，他们用一种穷途末路的眼光对待这群农村的少男少女。接连有好几位家境本来就贫困的同学辍学了。在辍学的名字中，她提到了女同学四莲。令我着急的是红红也开始动摇，我抛下对红珠的挂念，没命地劝慰她。等到有一天，我们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对于红红来说，根本没有红珠这么回事。“红珠事件”或者“红珠案”最终以一种哭笑不得的结局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位捎红珠的人弄错了，把红珠给了一个名叫秋红的、也在同一所农村中学读书的少女。红珠一定也曾带给秋红姑娘莫名的惊喜，因为，当真正的主人向她索回的时候，她竟然固执而可笑地回绝，并且认为那副红珠理所当然地属于她自己。

当时气愤而无奈。可假以时日，我们将会这样想：因为阴差阳错，我在城关小商品市场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精心挑选了一副漂亮的红珠头饰，它曾经给一位陌生的农村少女带去意外的惊喜，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

我要补充交代一下，16岁的少女秋红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大姐的出嫁，从浙江来到福建农村的。当时从浙江到我们这个闽浙交界的县城谋生的人，或者直接嫁过来的浙江姑娘有很多，有的女子还进入了县城越剧团，扮小生的俊俏，扮花旦的婉转。我们县城越剧团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曾经兴盛一时，越剧《冷月照秦宫》被拍成电视剧，出现在县城很有限的几台机关单位购置的电视机屏幕上。1986年，我们家购进第一台电视机，14寸福日，彩色。十年后，购买第二台。

“红珠事件”是很小的一件事，比牛毛还要细小。但是这个中午，当我走进县城精品屋的时候，它仍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如同鸿雁回眸，引起无限感慨。20多年后的今天，县城职高正式挂牌，秋红姑娘也该早不稀罕红珠了。从她的家乡——浙江进入福建的小商品成批出现在我们县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精品店里，“点石斋”“魔法石”“野丫丫”……

这个酷热的正午，守着精品屋打盹的年轻而时尚的少妇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

三

21世纪初的某个中午，我们县城守店的少妇对于一位怀腹心事的顾客置若罔闻。这种态度恰好让我飘浮的心事得以继续飘浮，弥漫在我目光所触及的每件一物品上：发卡、挂饰、布艺小包……

我想起去年冬天的晚上。在一家新开的精品店内，我意外地碰到了前一年教过的女学生。我想买一双既漂亮又暖和的羊毛手套，她过来招呼我的时候既温和又坦然。初中毕业才几个月，我们的身份却倒过来，我成了学生，而她像一位师长那样谆谆教导我应该怎样挑选手套。我微笑地望着她，舒坦地等着她为我挑好手套，心思完全不在那上面。我问她：“来多久了？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告诉我刚来不久，说好了一个月底薪500元，其他的部分看销售。她变得干练，快人快语。上课被提问时嗫嚅的样子与现在判若两人。我告诉她，完全可以不必着急挣500元，她才17歲，可以进入自己兴趣的职业学校学习一门技术，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程。她点头表示同意，并且郑重地说，她也在联系着学校。等再一次到那家精品店时，她已经不在那儿，我没有问别的店员，心里悄悄地想着她应该继续读书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对不对，是不是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想像商品广告一样推销给学生了。我买东西的时候，店员顺手为我办了一张学生卡，可以积分优惠，我拿着卡感到一种老大不小的尴尬。

当一场瑞雪降临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暖和的御寒手套了。等我看到学生们带来的各类防寒物品时，才真正感觉到眼花缭乱。就连手套也千差万别，不仅表现在材质与颜色的不同上，而且形状与用途各有不同，全指和半指手套、分指和闭合的手套等等。其实，精品店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弄不清来龙去脉，好奇心驱使我常常向学生们请教他们手中的稀奇古怪、变幻莫测的小东西。我的虔诚的态度反倒显示出我是一个落伍于时代的人。

现在，因为酷热，我的脚步如此缓慢。但我思想的飞行完全地胜于脚步的移动。

我们这座县城的历史是这样的：宋真宗咸平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000年由关隶镇升格为关隶县，县城迁移到现在这个位置——背靠熊山，面对七星溪。宋徽宗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改为政和县。这一年春天，我们县给皇帝老儿进贡了上等白毫银针茶，一杯香茗博得龙颜大悦，于是“官家”把他的年号——政和，赐给我们县做了县名。这是浪漫皇帝做的其中一件浪漫的事，县城文人称这件事为“关隶之变”。还有更浪漫的，是有关银针姑娘的民间传说。很久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名字。我们县1993年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政和县分卷》里的表述是“七山八凹”，可以想见，我们曾经生活在怎样的荒山僻壤！

故事里说，一场大旱整整持续了360天，大旱大疫，又偏有黑蛇精作怪，残害生灵，“七山八凹”的人面临灭顶之灾。人们盛传迷魂山有一种仙草可以化春风，化雨水，祛邪气，祛百病。铁山仑（今铁山镇）三兄妹发誓要去采仙草，拯救芸芸众生。善使剑的大哥志钢把一柄鸳鸯剑留在家里，带着斧子上山了，他告诉弟弟和妹妹，一旦剑生锈就表明他已不在人世，结果剑锈了；二哥志雄接着上山，他是个神箭手，他把一支箭镞交给妹妹，告诉她要是箭镞生锈，那么最后一名赴命者就是她了。当然，生锈的事还是发生了。最后轮到名叫志玉的妹妹，毫无疑问，她既是剑客也是箭手，意志力也优于前面那两位男生。她了解到他们一去不复返的原因，都是因为迷魂，在回头时变成了石头。传说是有寓意的，首先，最终拯救众生、让生命得以绵延的是女性；其次，回头是有害的，我们的出路在于面向未来；最后，女性的适应性与意志力都优于男性。她用糍粑塞住耳朵，堵住任何可能影响前进的声音。志玉姑娘用箭射杀了黑蛇精，用剑斩下了蛇头。死去的蛇精化作一团黑气向西天飘去。这位姑娘继续向前，最终，奔到井边，采下仙草。她用井水灌溉仙草树，树立即开花结籽。她把仙草汁滴在石头上，石头重新变成了人。所有变成石头的男子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带回家的仙草被种在山坡上，一夜间长成高大的茶树，病去了，水来了。这则民间故事说的是我们县重生的故事。茶拯救了我们，滋养了我们，带给我们一个和谐的、生生不息的名字——政和——政通人和。像一位母亲那样精心，志玉把茶芽精制为“银针”，她被人称作“银针姑娘”，犹如众生之母。许多年以来，“银针姑娘”的汉白玉雕像袅袅婷婷地立于县城西门塔山山脊。随着岁月流逝、风雨剥蚀，银针姑娘已经不复当年光彩，大多数人不知道她是谁。

在我年近而立之时，县城零零星星地有了茶馆和茶楼，县城的茶声名渐隆。

有一天，晓萱来了。扎着马尾辫的台湾姑娘晓萱，拿着东森卫视的话筒站在星溪河畔讲述《政和茶的前身后世》。我喜欢“前身后世”这个词，茶色是那么的陈旧，茶的时光经历了千年，那还不老得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前身是千年白茶，后世是百年工夫红茶。那依稀可见的百年前，创制工夫红茶的人从县城出发，沿水路、沿陆路到达省城，在那里展示了政和工夫的甜醇与香艳。民国省长萨镇冰书写“玉泉仙掌”和“令德孔昭”匾作为对茶和茶人的赞赏和勉励。

那红茶，英文名BlackTea，竟从我们的县城上了一条“艨冲”，驶到河湾处，换大船，万里远航去了恰克图。又沿盐茶古道挑到最近的赛岐港，漂洋过海，去了英伦。那柔软的、琥珀色的时光在我心里回旋、转动，我仿佛是一个穿越的人，在后世碰到了前身。我触摸过一棵生长了400多年的政和大白茶树的枝条，我的手触及它，仿佛触到了一个釆茶姑娘挺拔而健壮的腰身。

一个正午，光阴如茶。

四

除了正午这段时光，县城同大都市比起来，更有拥堵的理由。地方小，人口相对地集中，游走在有限的空间里，有的人令你刻骨铭心，即便死去多年，也会让人记得他走过县城街头时的步态和身姿。换句话说，县城人的灵魂更容易在别人的记忆中获得永生。

1949年前后，黄、全二书生分别就读于为避战乱迁至相邻县城的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我们县城当正、副校长，一排士兵护送着一位青年书生朝向我们的县城逶迤而来……十多年后，一批批青年学生唱着歌由铁路、水路、公路，又徒步几十里来到我们县城。那些异乡人几年、几十年待在县城，或者干脆在县城里扎下了根。大部分人入了教育行业，其次是进入医疗行业。异乡的人力填补了县城最重要最急需的行业的空缺。县城像一个蹒跚的孩童慢慢地成长起来，当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填补了县城工作岗位的空缺的时候，异乡的音调变成一股稀薄的空气，直至消散。

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个正午，我走过街头时想起一位曾经在这座县城教书的异乡人，这个孤独的人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卷烟。有一些夜晚，他喝得烂醉，倒了学校大门口。千万不要把他当成烟鬼和酒鬼，他是县城唯一的特级教师。走在县城街头，他永远是一件褪色的蓝色中山装，半新旧的菜篮子里总是白菜和豆腐。他死于肺癌，奔丧的故旧和学生本来想在校园的某个角落里給他立一尊半身铜像以供后来的学子瞻仰，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成这事。我想，这又是什么打紧的事呢？人们已在心里为他立了一尊比铜像更昂贵的像了。

我本当记述这个县城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才是这个县城最终的主人。但是一座县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来过那么多异乡人却也是属于县城的不能够抹去的壮丽风景。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中国县城，特别是广袤的农村田野上，来自异乡的风景往往不可或缺，甚至更突兀、鲜明。或者说，有什么区别呢？这里人或者那里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谨记下县城街头这沧桑的影像，算是对所有怀着奋斗精神的人表达一番微不足道的敬意吧。

周作人说，生于斯，长于斯，钓于斯游于斯便是故乡。这个正午，我像浮萍一样从东到西触摸内心，关注到县城真实的呼吸。

我仿佛看到百多年前那条贯穿东门与西门的河从熊山脚摆开，挪移到中央地带。又50年，那条河咆哮着冲毁南门桥畔的县一中。水退后，学校原址建县医院。学校搬到熊山脚原先的河床上，那里已有连片的桃林，那一日，桃花灼灼，红云如梦……沧海桑田，静到无极，河终于在城中流淌，桥总算从北跨到南，一座、两座、三座……人也终于顺顺当当地打桥面过了河去。有河的县城大凡如此，许多人、许多事不过沧海一粟。

有人进入县城，有人去了外面。恍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县城的时空被无限地扩大了。我在无垠里为自己留着一点点温馨，把时光回放到17岁，一个青涩的男孩子在我身后俯下来，他的气息弥漫在我的发梢上。

责任编辑 石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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